一箭多雕：评议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举措
一箭多雕：评议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举措一箭多雕：评议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官方举措
神的学生 LJD2012-2-2傍晚
关于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官方举措，中国儒教粉丝蒋庆急公好义、急火攻心地联合九位学者公布了《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签名。蒋庆精心炮制的《蒋庆先生就曲阜耶教堂事件与儒教重建问题答北京诸道友问》，有好事网友将其发表于本论坛，“神的学生”读后不以为然。在中国基督教方面的看法中，“以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单渭祥牧师在全国政协民宗委举办的‘和谐宗教’专题座谈会上，谈了有关山东曲阜建造教堂遭到十位儒家学者联名反对的事件，强调宗教和谐必须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以交流和对话为途径，切不能强调自身特点产生狭隘和排他”。在此“神的学生”不想与他们这些直接性利益相关者进行争论，而是着重就中国政府为何要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战略举措，进行一番评议。有的网友说我喜欢当“天主的秘书”，今天权充一次“凯撒的秘书”好了。
“神的学生”以个人的文化见识、宗教信仰、政治直觉和公民责任观念，对中国政府为何要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战略举措，主要是基于如下基点进行评议的：基点一——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战略举措，不是曲阜这个县级市地方政府当局的决策，不是济宁市这个地级市地方政府当局的举措，甚至也不是山东省这个最高地方政府当局的举措，而是出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的首肯、默许甚至精心筹划；基点二——中国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中国人权宗教受非议所交织的国际大背景，一方面中国政府高举和平崛起的旗帜来缓和国际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却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许多“孔子学院”，这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双重性举措。但同时，西方各国政府也在虎视眈眈地关注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有此所有可能产生的威胁，所以国际社会一直在唱“中国威胁论”。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指责更是由来已久，似乎不把中国唱衰是不肯罢休的——从美国的这一派头（包括其对于伊拉克、利比亚的武装干涉）来看，美国等叫嚣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强国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似乎不难揣摩。所以，涉及到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战略举措问题上，中国政府当局一定会是非常精心地、慎重地考虑筹划的，而绝对不可能是头脑发热或想当然的一时冲动，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化解矛盾、获取最大国家利益和政府利益的战略举措。
具体而言，在“神的学生”看来，中国政府当局不外乎以下诸种利益考虑或战略布局，才在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以便实现一箭双雕甚至一箭多雕的战略意图。
第一，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中国政府为了回避或缓和世界舆论对于其在世界各国大建孔子学院之行为的指责、猜测，所以作为一点辟谣或自我证明，最后就决定在孔子故乡建立一个大教堂。看来颇有点心不甘并且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回避或缓和世界舆论对于其在世界各国大建孔子学院之行为的指责、猜测，主要是考虑到西方各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普世主义价值观来打压中国，而中国政府历来是强调主旋律、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政府不惜血本地在世界各国建立以弘扬中国文化、中国儒学为宗旨的孔子学院，无疑会被西方各个强国认为是中国政府对抗普世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国际政治行为。同时，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也是彰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举措，甚至会被西方认为是威胁性地扩张的一个具体明证。所以，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这一战略举措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或消极反响。而在孔子学院的精神故乡即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甚至是距离“三孔”非常近的位置建立非常高耸的哥特式大教堂），无疑是缓解西方舆论（尤其是新教美国官方舆论）的最好回避、避嫌之举。
第二，鉴于2000年与梵蒂冈建交的失败及其所引发的国际亲梵蒂冈方面的指责，以及美国政府总是指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政府需要向整个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是尊重基督宗教信仰的。所以，在儒教圣地曲阜建哥特式耶教大教堂的这一举措，一方面能够彰显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宗教、对于西方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宽容大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新教来对抗天主教梵蒂冈，甚至可以借此而把中梵建交失败的责任分担问题摘清，至少能够提供给国际舆论的一个交代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应该承担的梵建交失败的责任的确是非常小的。从中也可以猜测到的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建交的预期时间会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第三，彰显中国政府当局作为“三个代表”的宽容大度和先进形象，并在弘扬共产主义主旋律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外准备了一个备用性的治理资源，从而为化解中国国内的道德败坏难题、精神空虚难题，提供某种思路或借鉴——当然这只是出于策略意义上的考虑，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战略意义的长治久安。因为非常明显的是，天主教比较保守、消极且受制于梵蒂冈的精神权威之遥控，而新教则比较具有灵活性、与时俱进性且不受制于梵蒂冈教廷；同时，也应对了国内这些年来基督新教迅猛发展的势头所引起的新教徒的直接或间接的反应。
第四，为了回应以蒋庆为首的十位学者所公布的《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及其向社会各界的公开征集签名，以及考虑并照顾到那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看重的普通老百姓的文化承受心理，中国政府当局勉为其难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一尊孔子塑像以示回应，并彰显中国政府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一举措附带着的同时性好处是，回应了毛太阳一派：中国不可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毛太阳是极力反对尊孔复古的。
所以，儒教粉丝蒋庆的如下愤慨和意气用事就是毫无政治敏感、且是难以使中国政府收回成命的（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的塑像一举已经回应了他这一类人，更何况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还在世界各国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
【蒋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曲阜这一儒教圣地靠“三孔”这么近的地方建一个41.7米高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极不恰当。我并不反对耶教建教堂，我也尊重耶教徒信仰的权利，中国的基督教有修教堂的自由，其实基督教在中国修的教堂已经很多很多了，比如深圳市目前就有26座基督教教堂，自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一年多修一座教堂！但是，在曲阜这个特殊的儒教圣地，在先师孔子的陵墓所在，并且距离“孔庙”这么近又如此高调修建这样大规模与超高度的具有西方文明特色与宗教象征意义的哥特式大教堂，给人的感觉就是对儒教圣地与儒家先圣的极大冒犯，是对中国文化与儒教文明的极不尊重，有文化上喧宾夺主的企图与信仰上盛气凌人的傲慢，同时，我对有关当局与地方政府高调策划参与这一事件而缺乏最基本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物保护意识也感到极度失望。因此，我觉得如果这一耶教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曲阜将失去儒教文明圣地的性质，将不再具有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曲阜又要遭到文化大革命后的再一次巨大破坏，因为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缅怀先圣时举头即见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我想凡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有我这样的感受。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给北京的道友写信说：“如果这个教堂在曲阜建成，我这一辈子就不去曲阜了。”】
以上都纯系个人一点猜测，大家不要当真。
大唐盛世时的中国政府当局（李唐皇室朝廷）积极地吸收接受了佛教。但不知道今天中国政府当局是否属于同样地以盛世心胸气魄来考虑在儒教圣地曲阜建新教大教堂，抑或还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似的的无计划。 无论世俗政权如何机智聪敏，天主自有其囊括一切并善加利用以成就其美善旨意的超级计划。 因为人难以强过神。 基督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君之君，这不是虚妄唬人的说法，并早已为西方基督教世界所证实，也为其他非基督教世界的其他文化文明之失败败坏教训所反证。既然如此，中华民族迟早是要皈依到基督的帐下，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至今还是小打小闹的，大体上属于非常浅层次地取法基督真光光照后的表面成果。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建设应该着重于对于基督真理与正义之神道的皈依，恐怕惟有如此这才是最为根本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民族复兴之法。 如果中华民族的总体趋势是朝向基督真理与正义之神道的话，那么如何保证中国的平稳过渡和国际秩序的平衡状态呢？
为此恐怕需要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会（三大基督教派基督徒）的有效性领导，所以独立自主的民族的民主的中华圣公教一类的教会体制恐怕应该是必要的。
而中国天主教徒受制于、受遥控于梵蒂冈教廷的现状，恐怕是难以不为政府当局所恐惧的。从中国天主教徒网友中部分梵蒂冈信徒的言论来看，其中不无假东洋鬼子和假西洋鬼子似的信徒。
所以，单纯的爱国会一类的“教中之政”似的体制恐怕是难以胜任的，如同英国圣公会一类的教会体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这可以作为一种过渡，然后再考虑与梵蒂冈天主教体制共融，或者获得后者的承认。
而目前的两架马车南辕北辙似的状况，根本就不利于中国天主教徒的灵魂益处和中国政府朝向天主的总体性皈依。 难道中华民族皈依基督之后，就是对于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弃吗？！蒋庆一类人的看法恐怕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片面化了。
耶稣基督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为人处世之道，以及中国无神论当局的主旋律，恐怕都需要继续坚持，但更需要经由基督真道的提升、升华、圣化，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和历史性。所以，归主后的中华民族才会实现真正的崛起和复兴。否则，是谈不上的。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在皈依基督后都提升了其先前历史上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完全地毁灭了先前的传统文化。当然，传统文化中的垃圾成分和有害因素是必然、必须要予以抛弃的，这类部分或因素被抛弃是一种起死回生的效果。而要实现这种效果，就必须假借外援，即皈依基督真理与正义之神道。
事实上，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传教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宗教信仰进行结合方面，做出了大胆有益的探索。
今天中国基督徒要有创造性的积极大胆的探索，既不应惟梵蒂冈教廷教宗马首是瞻，亦不唯中国文化的既定思维和中国当局爱国会的既有惯性，在天主上帝的光照启示下走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信仰之路、敬拜之旅。
有些天主教徒可能认为我的说法过于偏离了梵蒂冈圣统制的教规教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梵蒂冈宗教圣统制是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但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地要否定其他教会模式的探索之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
事实上，单纯的梵蒂冈圣统制公教体制，难以真正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世界历史时代的挑战。更何况，正教、新教独立于梵蒂冈体制的公教，其直接责任恐怕梵蒂冈教宗是难脱干系的。众所周知，马丁 路德的改教（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起因于当时教廷所搞的赎罪券闹剧。 有些天主教徒可能认为我的说法过于偏离了梵蒂冈圣统制的教规教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梵蒂冈宗教圣统制是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但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地要否定其他教会模式的探索之必要性和合理性、合法性。
事实上，单纯的梵蒂冈圣统制公教体制，难以真正有效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化世界历史时代的挑战。更何况，正教、新教独立于梵蒂冈体制的公教，其直接责任恐怕梵蒂冈教宗是难脱干系的。众所周知，马丁 路德的改教（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起因于当时教廷所搞的赎罪券闹剧。 儒教并没有多少如同蒋庆所谓的神圣超越性，儒教与基督宗教比起来，基本上就是天壤之别。
儒教的天下逻辑充其量是世俗君王凯撒的大一统家长制逻辑。
儒教虽然也讲究敬天，但充其量是不过是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传统和皇权用来证明自身合法性并用来唬人的闹剧。
儒教并非普遍主义的公理逻辑，充斥着严重的特殊主义。
儒教的三纲五常，并不能够真正地深入个体的内心。
儒教的内圣外王逻辑，是一种非常自大、自以为是、主观性较强的逻辑。
儒教自身难以使儒教徒自足，所以急于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儒教徒在遭受挫折失意之后就只能逃遁到佛教、道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天主教的官方（无论是梵蒂冈教廷还是中国天主教领导人）和神长教友们似乎都应该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新教在中国发展的势头非常好，而自誉为正统嫡系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势头相对而言却不容乐观呢？
这恐怕并非一些天主教友所谓的新教徒以欺骗手法来传教拉人信主一类这么简单吧？单纯的欺骗能够长久吗？
也许天主教网友们（尤其是所谓“忠贞教会”的天主教徒网友们）从这方面来反思我的在你们看来属于“异类”、“异端”一类的一系列思考见识和主张的话，恐怕才能够有另外的看见吧。
当然，我的见解并非绝对正确，但动机应该是不坏的。
无可否认的，基督新教在中国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增长。就算中梵建交也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建交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天主教中国教会的许多问题。 当然，随着新教人数的增长，中国的基督新教自身内部也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因为，宗教在中国大陆还是属于计划体系下的组织，这种特性并不会因为某种外交手段可以改变的。 天主教对人的行为约束更强一些.而新教对人行为的约束要弱一些.
教会不是用来约束人行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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