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的中国天主教
本帖最后由 hzs0918 于 2012-6-29 16:10 编辑20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中国教会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 1949年－1955年：没收教产；驱逐外国传教士；三自、爱国爱教。
2、 1955年－1966年：爱国会产生；逮捕本国神职；1958年自选自圣主教。
3、 1966年－1976年：文革时期，自选自圣期间在外的传教士被捕。
4、 1976年－今：1980年中国主教团、中国教务委员会的成立；地下教会的出现；教会各种复兴工作开始：圣主教、归还教产、办修院等；礼仪改革；出版圣经；出版社成立。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主教会
历史背景：
1、自从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后，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教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这个奉行无神论的新政府对教会是一个全新的打击。因为自从1945年国共进入内战时期，国民党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以至于在共产党心目中，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国民党是一伙的，同样是与中国为敌的，并将于斌列为二号战犯。所以共产党统治大陆后，对教会的政策便可想而知了。
政府敌视教会的原罪有四：
A、其本身为无神思想，而教会主张人有共同的人性，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对敌人应冷酷无情。
B、教会的外国色彩。
C、教会与国民党的关系。
D、教会所拥有的大量财富。
2、土地改革。
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城直入汉城，联合国闻讯派美国出兵朝鲜，朝鲜救助于苏联，苏联出兵器，而中国则派人，战争经过三年，如此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中国政府于1951年1月份成立宗教局，宣布中国的所有天主教与基督教徒必须完全断绝同外国的关系，不能接受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尤其来自美国的帮助，必须走上独立自主之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4、统一战线：
中共掌权后，尚未控制整个社会，必须拉拢社会不同的团体。因此他们对各界人士表示宽容（实则是欲擒先纵），甚至容许党外人士在政府任职。他们清楚知道若要巩固其统治，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简单地说，就是实行笼络分化。主要策略有两方面：即联络一大片，打击一小片；以及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因此于1949年－1951年教会享受了暂时的和平，但后来受到一系列的打击和取缔。
一、教产的没收
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必须予以铲除，但不可操之过急。他们同时也知道，致命者的鲜血是教会种子的道理。因此，不主张制造大量的殉教事件。所以要消灭教会，首先要在经济上予以控制，若无经济来源，则教会的一切事业都将关闭，包括学校、医院等。如此，大量财产被没收，并借口土地改革“人人必须劳动”，因而不得在教堂中举行任何宗教仪式而浪费时间。所以，除了城市极少数教堂外，其它农村教堂均被关闭（目的就是用城市教堂遮外国人耳目）。于是，许多神父被迫回家从事生产或被软禁于教堂，不得有任何活动。教会既然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于是便效法圣保禄靠自己双手度日。
二、“三自”运动
物质的损失和外来的打击虽然严重地阻碍了教会的发展，但精神方面却始终屹立不摇，虽然个别脆弱分子经不住考验而离弃教会，但多数信友却在主教神父的领导下同普世教会一起与最高领袖教会保持共融。中共意识到要彻底消灭教会必须从内部下手，他们要使信友自己组织起来去捣毁其精神支柱，瓦解中国教会的圣统制，斩断她与罗马的关联，如此教会便不攻自破了。于是他们给教会加上种种罪名，称教会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声称教会若想在中国长存下去，必须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关系，必须自办（叶小文常称“中国教会属于基督，是中国人的教会”）。
1、基督教方面
1950年5月，以吴耀宗为首的几位基督教领袖在北京与周总理谈判三次，月底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发表了“基督徒宣言”称：基督教内要自传、自养、自治，又称为三自革新。
2、天主教方面的反应
天主教反应较晚（因为黎培理还在）。1950年11月30日，四川王良佐神父发表一份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一个自传、自养、自治的新教会。在四川广元召开会议，共40人与会（其中包括15个小孩）。共产党借以大肆宣扬，并开始督促各地成立三自爱国运动。
同年在此督促下，天津率先成立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
1951年3月，南京代理主教李维光（此时于斌已离开南京）发表宣言：主张天主教在中国应实行“三自”的三大原则，并且反对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与她割断经济政治的联系。此时驻华公使黎培理看出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于是立即致书全国主教，请他们提高警惕不可上当。这样一来，便被政府抓住了把柄，而将之软禁在公使馆内，并暗中在各地鼓动教友攻击教廷驻华公使，让教友们自己高呼要求政府“驱逐帝国主义者黎培理――天主教爱国主义的迫害者”。李维光率先攻击公使，并公开与教宗断绝关系。李维光被教会公开开除教籍。
董世祉神父的信仰宣言：
1951年6月3日重庆天主教会召开大会，打着“驱逐黎培理”的口号，会中共党代表与重庆副主教发表演讲要求驱逐黎培理之后，董世祉神父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上台请圣号、求耶稣、圣母、保禄、伯多禄，并向毛泽东画像及各位首长鞠躬称：“讲一个‘两全其美，自我牺牲’的主题。今天你们要我们攻击教宗代表黎培理主教；明天你们就要我们攻击耶稣的代表教宗；后天为什么你们不可能要我们攻击天主呢？我只有一个灵魂，我只能把它献给天主、献给教会，而我的身体可以献给国家，作为天主教友，我要爱国，但我也要爱教会，一切违犯国法和教规的事我完全拒绝，你们所宣布的三自运动与教会的信仰实不相容。因此政教双方若不能彼此谅解，中国教友早晚是活不成了，为如趁早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促进双方的谅解。”董世祉出其不意的演讲使在场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徒大为震惊，报以热烈的掌声，政府则极其难堪，但那些拥护三自的神长教友们却认清了政府的真面目。7月22日董世祉神父被捕，自此杳无音讯。
3、斗争圣母军
为了更好地打击教会，便将矛头指向圣母军，这次运动的中心是上海，政府动员整个上海，用报纸、电台、会议、展览等一齐圣母军，诬告圣母军是一个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组织，要求他们解散并悔改。但是他们在大无畏的龚品梅主教的领导下否认政府对圣母军的种种诬告，且宣布至死忠于教会的信仰。
4、张伯达神父之死
于牛津获两个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徐汇中学校长，深受爱戴。1951年，政府召集私立学校校长开会，同时传达三自精神。当时张神父发表了一篇教会圣统制和主教们对三自的立场，赢得了全场的欢呼。政府于8月9日将之逮捕。11月11日运回其尸体，声称其死于心脏病（但据说他全身发紫，系为中毒身亡），从而震惊全上海。于是上海所有教堂不顾警察恐吓，纷纷为之举行大礼弥撒。
5、周济世总主教（中国教宗？）
1946年由教宗任命为总主教，从保定调往南昌。1951年政府为了控制教会，意识到若无主教出头领导运动，成立一个与罗马分裂的教会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想利用诱骗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三位总主教中只有周济世在大陆（于斌已移居台湾；田耕莘暂时旅居美国），便欲拥之为“中国教宗”。称“主教德学兼优、聪明能干，何不出来起个带头作用，领导进步教徒，如此，我们愿拥你为中国教宗”。主教则反问之“我有资格吗？假使你们有办法使全球教会承认我是教宗，我倒有意一试。这样为我们中国也有面子，我只做中国教宗实在不过瘾”。受此奚落的政府官员立即将之逮捕，先进行洗脑，要他断绝与梵蒂冈的政治关系。他以“就象未结婚者办离婚一样”而坚决反对三自。之后从未露面。1972年去世。
6、1952年政府针对中国教会颁布六项措施：
A、教堂一律改做机关法庭之用。严禁宗教仪式。
B、国际神职人员应在人民法庭上向群众坦白交待。
C、外籍神职人员限期离境，严禁与人民来往。
D、教会学校一律关闭。
E、司铎或教会负责人所领导的社团必须向本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签字支持。
F、教会学校财产均由地方政府接管。
三、驱逐外国传教士
1951年一1955年，约有6000位遭逐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教会，便将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到教会中来。首先将外国传教士列为主要敌人，打击并驱逐他们；进而打击忠贞的主教神父和出名教友。如此层层打击，慢慢消灭。1951年约有6000位陆续以各种名义遭逐，仍有9位方济会修女因为管理大使子女的学校而未驱逐，到1966年被红卫兵押解出境。1970年，最后一位在华的外籍神职人员华理柱主教被释放回美。至此，在中国再无外籍传教士。
四、爱国爱教――逮捕大量国籍神职人员
1955年，政府看到三自运动对天主教不仅行不通，而且遭到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反对时，他们知道罗马教会是普世性的，必须与教宗保持有形的共融。于是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用宣传、威胁、利诱、开会讨论等手段，使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参加爱国爱教运动，否则便对之加以洗脑，再不行便对他们加以诬蔑，目的只是彻底搞垮教会的组织。虽然他们用尽种种方式但仍不得成功，各地教友，尤其是上海，在龚品梅主教的领导下誓死保持同教宗的关系，坚决拒绝参加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
于是政府原形毕露，在1955年9月8日，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大逮捕，受捕的有：龚品梅主教、金鲁贤神父、陈云堂、朱洪声、蒋卫琳（此三人均为耶稣会著名人物）等30位神父主教；38位修生、5位修女和1000多位教友骨干（震旦大学、光启社等）。加上其它各地共有3000多人被逮捕。
五、教宗的反应
针对中国教会情况发表了两个公函与通谕：
1、《我们切愿声明》公函：
1952年1月18日，比约十二世针对中国教会所面临的迫害而发表。公函内容包括：
A、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文化艺术发达，特别指出天主教对于一切真理和优良的风俗习惯，绝不加以攻击，反而加以提倡和扩充。因此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同样是一个良好的中国人。
B、他鼓励中国教友在困难迫害中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你们的困难、痛苦、忧惧都可做为全燔祭献给天主，我们愿意安慰你们的忧苦，愿以慈父的心肠勉励你们”。
C、强调地方教会的服务精神。公教信友爱国不后于人，教会鼓励信友去传播福音；救济贫苦；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事业；并劝人为善、走伦理之路、按良心职责服从政府；还劝人互爱团结，并且要求信友将这种行为扩展到整个世界。由此可见天主教的普世性。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若与罗马宗座脱离关系就好像与基督脱离了关系，便仿佛葡萄枝由树上被剪下来不能结果（若15：16）。
D、教宗眷爱中华，培植国籍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到你们国内，是为你们庞大的民族，在宗教方面所有的急需能有所贡献，为帮助你们的国籍神职班”，并指出1926年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六位国籍主教。
E、指出驱逐外国传教士对教会不利。“驱逐传教士对中国教会是一大损失。这些人离乡背井，以自己的血汗在你们国内开辟天主的土地，他们所谋求的除你们本国的教会利益外别无所求，他们是以你们的祖国做他们的第二个祖国”；教宗也特别提到在中国的修女们，“她们或在学校、或在医院、或在孤儿院或在养老院中缺一不可，她们真是天上的天使，牺牲一己为安慰一切多苦多难的人，因着对基督的爱，她们把你们的子女，特别是那些贫而无告且为人遗弃的孩子们，作为自己的子女，以天上的爱情，爱护抚养并加以教育他们”。
F、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出中国历代教会都遭受了凶暴打击，中国国土染满了殉道烈士的鲜血，但那是种子，人世间的事物无论悲欢离合，无论强弱，迟早都要成为过去，唯有基督所立的教会因天上神明的引导，直到世界末日继续前进，满全和平利人的天职。传教教会能受人攻击，但不能被人战败。你们因此应坚信天主的许诺，心中坦然无惧，风暴阴暗之后必有晴天之时。
G、恳求殉道圣人和圣母的转祷。最后颁赐宗座瑕福。
2、《致中华人民》通谕
1954年10月7日比约十二世发现从上一公函发表以来，中国的情况更加恶化，于是发表这一通谕，语气更为严厉，谴责政府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勇敢的信友，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文中共表达三点：
A、再次强调“一个良好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的观点。而且主张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有助于中国的伦理的发展和推广，任何教宗都强烈地指责虚伪的爱国主义。
B、他非常同情和赞扬中国公教信友为了信仰而受到迫害和挑战时的勇气。
C、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三自运动”的意义。他用了大量篇幅加以阐述：
首先，关于自治，他指出两点：
a、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中国为传福音，为造就中国本地神职人员而鞠躬尽瘁，他们也真诚希望中国教会，有一天有足够的神职人员来管理服务中国教会。
b、即使到了本地神职人员数目增加的一天，不再需要外籍神职教士的帮助，即使有那么一天，公教也不能如你们今日所说的“自治”而自治。因为就是那一天，你们的教会若愿做普世教会的一分子，也应在一切教义和伦理上完全服从耶稣在世的代表――教宗，并与之密切配合。教宗接着指出这里的教义、伦理包括教会的生存和事业的整体，包括圣统制、行政和纪律。他特别出主教的统治权（管理权）一方面来自神品圣事，但它又间接地来自于罗马教宗（委任主教），因此，主教应绝对服从教宗。
其次，关于自养，他指出，“可敬的神昆和可爱的神子们，我们很希望中国教会早日……自给自足各国为传教所收的捐款，发之于信友的爱德，因着爱慕天主的热情，大家竭力使我们救主的神国广传普世，因此信友的捐款，不是为了政治和现世的利益，而是实践耶稣相爱的诫命，彼此帮助”。
最后，关于自传，他也指出两点：
a、“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讲习宗教教理的方式，因地而异。在中国应力求适合中国人民的民情和性格（指传教方式，而非信仰）、就合中国的传统和风俗。这种宣传方式若运用得法，在你们国内的收效必丰。所以，我们期待中国的本地化”。
b、“宣传和讲习福音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宗徒和罗马教宗以及与其共融的主教们。所以，教会的司牧们并非福音作者和编者，而是保管人，是天主所选的宣传者。因此为保持教会教义的完整，任何地方教会必须与罗马教宗保持完全的共融，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再称为天主教会，而与其它基督教派无异了。
在阐述三自后，教宗指出：在中国推行“三自运动”的人，用尽了各种欺骗手段，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离开正路，就是为破坏教会的四大特色，所以，这样一个拥护“三自运动”的教会已经不是公教会了，因为它推翻了教会的至公性。所以教宗劝勉那些加入此运动的人能够迷途知返，重归正路。最后他说：“你们应记住，若将凯撒的归给凯撒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要将天主的也要归给天主。所以，在有与天主命令相违背的的命令时，就应实行伯多禄所说的‘理应服从天主，而不服从人’，也应记住‘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若耶稣的教训与某些人的命令冲突时，我们便不能在取悦耶稣的同时又取悦于人。因此，即使为了忠于信仰而受迫害，也毅然决然地承当一切（玛5：10）。”所以教宗求圣母及中国的殉道圣人转求天主，并赐瑕福。
六、教廷对中国困难时修院的安排
中共掌权后，时势对教会不利。为能继续培养未来中国教会的接班人，教廷对修院做了三点安排：
1、大修生前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所以大批修生离大陆到香港、澳门、马尼拉、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继续其修道生涯。晋铎后多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一带服务，仅在亚洲便有554位，非洲有35位，美洲有59位，欧洲14位。
2、小修院修生，迁往偏远山村继续学业，否则可暂时解散。
3、神职人员中除少数有危险者可逃亡以外，其他必须留守岗位。
七、教廷对中国教会的权力下放政策
因着大量外籍传教士遭逐和国籍神职人员的被捕，中国许多教区的领导岗位空缺。为了维持中国教会正常生活，教宗对牧民工作的守则作了相当程度的放宽处理。被称为“权力下放”政策。包括三点：
1、命令每个教区主教指明三位代理人，以防主教空缺时来管理教区。
2、扩大神父的牧灵范围，不再限于本堂区服务，甚至可跨教区服务。
3、扩大神父的圣事权力，可施行坚振、可解除修女的暂愿；在紧急关头，弥撒时间可以缩短。
八、委任中国主教
为弥补由于外籍神职人员被逐和国内神职人员的被捕后出现的不足，从1949年－1955年，教宗共委了18位国籍主教，如：四川万县的段荫明、江苏苏州的龚品梅、辽宁的皮漱石、山西洪桐的韩廷弼、广东的邓以明、内蒙古呼市的王学明、河北保定的范学淹等。
※段荫明：
1908年出生于四川达县市，1930年到罗马读神哲学，1937年在罗马晋铎，1949年被委任为万县教区主教。
1966年－1973年间劳改。1973年－1979年假释回家，1980年重返教区主教之职，管理教务。1989年升徐之玄为助理主教，1998年4月18日－5月14日受教宗邀请与徐之玄参加在罗马举行的亚洲主教特别会议，未能成行。
※龚品梅：
1901年出生于上海的浦东，在徐汇修院毕业后于1930年晋铎，1949年被委以苏州教区主教，1950年改任上海教区主教，1951年兼任南京、苏州署理主教。
1955年九•八事件中被捕，1960年判无期徒刑。1979年在狱中被秘密委以枢机主教之重要职务。1985年假释出狱，交由上海爱国会处理。1988年赴美养病。
1991年在罗马接受枢机加冕。1999年逝于美国，享年百岁。
第二节、挑战中的天主教会
历史背景：
1949年以来，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取得了辉煌成果，经济迅速增长，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为了知道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毛泽东便在1956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鼓励党外人士向党谏言，结果回馈的多是批评之语，令毛泽东及其党员大吃一惊，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立足尚需时间和努力，于是在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打击意见相悖者。
1958年又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大量土地荒芜，劳动人民苦不堪言。1959年－1960年各地发生洪涝灾害，农民颗粒无收。1960年中苏断交，且撤走1500位在华工作人员，并要中国还债，导致大批百姓死亡。
一、爱国会的产生
1956年“百花齐放”。
1956年7月36位教会人士，其中有主教四人（辽宁的皮漱石、湖北的易宣化、四川的王文成和陕西的李伯渔）在京与国家宗教局举行了会谈，一星期之后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会议最后阶段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并鼓励他们高举爱国旗帜，带着他们的教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1957年7月15日在京召开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与会代表241位，大会结束时，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皮漱石为第一任主席（其实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一行动取代圣统制），选举李伯渔、李维光、王文成、赵振声、董文隆（山东）、李德培（天津，后改信佛）等为副主席。
会议也发表了中国教会的方向和同罗马之间的关系：中国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与梵蒂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利用宗教干涉我国的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国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由以上声明可以看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神长教友均希望从政治方面服从党的领导，以此来换取宗教上的自由和保持教会信仰的大公性。但是这并未满足政府的要求，不久后，他们就从教会信仰方面下手，企图建立一个与罗马教宗毫无关系的中国天主教会，由此出现自选自圣主教。
爱国会能够成立起来的原因有三：
A、它是政府用来控制教会，取代教宗权力的方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但未能成功。（政府方面）
B、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剥削的历史，深深影响了某些神职人员和教友，致使他们想建立一个不受西方统治的教会，另有些人出于机会主义或贪图个人利益或害怕政府的迫害，而加入爱国会。
C、虽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辛劳400年之久，深得人们的爱戴，但有个别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同其本国的殃民主义保持密切关系，如此使中国某些教会人士将传教士和西方帝国主义强权视为一丘之貉，而对之憎恨。
二、自选自圣主教1951年－1955年间，近7000多位传教士被逐，本地神职人员被捕，到1958年止中国当时137个教区仅有主教或代理主教20余名。一方面，面对教会内部的需要――群羊无牧，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也希望产生一批听话的新主教，于是在1957年12月16日，首先在四川成都教区选出李熙亭神父（未呈报罗马，但也未祝圣，只是报观望态度，造成声势试探反应。后来被祝圣）。
1958年2月，湖北汉口教区和武昌教区选出两位方济会士董光清、袁文华（山东人），分别为汉口和武昌教区主教，为使其合法化，申报教宗，教宗经与传信部枢机协商后否定了这次选举，并重申委任主教的权力由教宗独有，不能以选举取代。同时方济总会长也要求他们要服从教宗的安排，切勿以身试法。
教廷不承认这次选举的原因有四：
A、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中梵关系已彻底绝裂，教庭没有充分的资料来衡量两位侯选人是否合格。
B、外籍主教已全部被逐（华理柱虽未被逐，也已被捕），而国内忠贞的主教也被捕，在这样的情况下批准委任主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依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
C、教庭以为中国的情形很快就有转机，且原教区的主教依然在位，监狱中的主教也可能被释放，总希望他们再次返回自己的教区。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冲突，而不予以批准。直到1981年才命令所有外籍主教辞职。
D、世界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教会也受着同样的迫害，若批准中国自选自圣，其它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庭坚决反对，以至于两次电报均被拒绝。出于侥幸定于4月7日祝圣，盼望罗马在最后一刻予以承认。结果，传信部再次重申教会法典的规定“委任主教是教宗的特权，任何未经教宗的同意，而举行祝圣典礼，祝圣者与被祝圣者均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如此，中国教会的某些领导人称教庭不了解中国的处境，为维持教会的发展乃不顾教庭的反对，于1958年4月13日礼在汉口由蒲圻主教李道南主礼祝圣。
在此事件后，政府也禁止教会领袖再向教宗申报。从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自选自圣，1958年－1960年之间，选圣了40多人。而支持自选自圣的神职人员必须要声明与教廷完全断绝关系，拒绝自选自圣的人则被送入监狱。如此，教会神职人员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参加自选自圣的人大多数对政府言听计从。原先，中国教会还可以与教庭保持纯宗教的关系。但这时却断绝了一切关系，于是与普世教会的关系越来越远。
三、罗马方面的反应
1、“为静默的教会祈祷”
这是教宗比约十二世于1957年7月发表演讲辞，教宗的演讲中虽然未直接提及中国教会，但他的演讲非常贴合当时中国的情况（爱国会刚刚成立）。教宗号召普世信徒们为受迫害者祈祷，同时也为迫害者祈祷。“求主恩赐他们在挣扎之中总不退缩，在信德上坚定不移。愿那些因受到伦理压力、蒙敝而陷于错误的人能迷途知返。同时也求天主缩短他们受试探的时间，在不久的将来能与他们所皈化的迫害者一起自由地侍奉天主”。
2、《罗马观察报》之“对第一批爱国会主教个以开除教籍之罚”1958年4月26日
此声明提醒说：按教会法典的规定，认命主教之权属于罗马教宗，任何一位主教祝圣一位未经宗座提名或未经批准为主教者，祝圣者和被祝圣者均受极端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但是实际上，罗马教廷从未公开开除过他们的教籍。
3、“宗徒之长”通谕
中国教会情况每况愈下，财产被没收、“三自”运动、驱逐外籍传教士、爱国爱教运动、大批国籍神职被捕、爱国会的产生和自选自圣主教。中国教会越来越走向与普世教会分裂之路，教宗看到中国教会的情形，万分痛心，不得不再次对中国教会发表通谕。
1958年6月29日教宗比约十二发表“宗徒之长”通谕，通谕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爱国会、一是关于自选自圣主教。
A、关于爱国会
教宗指出爱国会所标榜的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团结公教人员来提倡爱国的精神、发展国际和平、协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与政府合作，尽力拥护政府的政策以及所谓的宗教自由。”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假借爱国美名来驱使公教人士，渐渐地接受无神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而否认天主与唾弃宗教的原则，他们对政府的命令言听计从，控诉神职人员，攻击主教、圣座，诬陷他们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敌视中华民族。爱国会这样做的目的便是要使教会完全隶属于政府的权下，而置教会的权益于不顾；
教宗在阐述了爱国会的错误和真正目的之后，针对他们所谓的“与教宗只保持宗教信仰的关系，坚决割断一切政治、经济关系”，教宗也详细地说明了教宗权力的问题；教宗又指出，圣教会的权力绝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只限于纯粹的宗教事务之内，而是更伸展到自然律的全部范围之内，凡是自然律的训诲、解释、执行，只要与伦理发生关系，视为伦理基础，便都属于教会权限之内。
B、关于自选自圣
教宗指出“自选自圣主教”是裂教的先兆，是破坏教会纪律和教会统一的大恶，与耶稣所立教会的教理和原则相抵触；他引用了法典331条和329条（旧法典）指出：评判一个神职人员是否有适合主教职位的资格，完全属于圣座，主教应由罗马教宗自由择任。由此可见，凡未经由圣座选任或批准的主教，或违抗圣座命令而选任祝圣的主教，不能有任何治理教会和训导教会的权力，因为，主教权力来源必须经由教宗。
教宗又指出：在中国教会中某些人随意引用古时例子来为他们所举行的自选自圣主教辩护。如：他们提到教会初期，许多主教是选举产生的，而非委任（圣盎博罗削）。但是教宗指出那些例子早已过时，不能在今天继续引用，不然为何需要《法典》？若你认为你们的作法合法，又为何为自己辩护？同时教宗也声明“教会的现行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或新开教的地区，而且也适用于全教会。罗马教宗的统治权力对于全教会有直接性的主教权力。凡是主教、神父、教友不分礼仪派别，不分爵位高低，都有服从教宗的义务，不仅在信仰、伦理方面，而且在纪律和统治方面也应服从教宗。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吾主一牧一栈的愿望。
然后教宗称：所以除教宗外，任何人没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任何非法祝圣人和接受祝圣者均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
对于爱国会的“自选自圣是为了教区和牧灵的需要”之说，教宗提出以下两种看法：
a、为照顾信友的精神利益，不能使用违犯教律的方法。
b、他指出所谓的教区主教出缺并非事实。因为许多教区的合法主教或者被驱逐，或者被逮捕而不能行使其权力。在此情况下，由自选自圣的主教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便是颠覆教会的圣统制，反叛罗马教宗的统治权。
最后，教宗鼓励处在困难迫害中的中国教会要坚持不懈，不要害怕给真理作证：“与你们同忧苦，患难与共，你们身心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痛苦，日夜牢记在我们的心头”。结束时，颁赐瑕福。
第三节、文革时期的教会
背景：
1958年政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百姓苦不堪言。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浮夸风和对“大跃进”运动持反对意见，而受到打击。1960－1964年全国众多知识分子，发表一系列反对毛泽东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文章，同时为彭德怀辩护，并要求政府将权力交给有知识的专业人员，此举深深地激恕了毛泽东。
1966年毛泽东发起“反修正主义”运动，全国约有165位出名作家和画家受到严重打击。
同年，1300万红卫兵聚集到北京，支持毛泽东，然后到全国各地去开展“破四旧”运动（旧观念、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之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次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国固有伦理道德被抛弃，中国文化到了死亡的边缘。
教会在这次运动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主要是人员和物质方面。
一、人员方面
人员方面，分为参加爱国会的神职与未参加爱国会的神职来讲。
1、爱国会神职
文化大革命对神职人员的打击可说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对那些参加爱国会和自选自圣的人来说。他们原以为向政府妥协，就可以保存性命，保存“教会”的实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这次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感到失望，万念俱灰，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以下二条道路。一是自杀，如湖南衡阳的郭则谦主教和山东烟台的宗怀漠主教。一就是结婚，更多的人选择了这放弃神职圣愿的道路，他们多以修女为对象而登记结婚。但这种现象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中有的是自愿建立家庭，以寻求慰藉，有的则是在政府的逼迫之下结婚，有的名义上结婚，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身的生活。
除了上述二种情形外，也有第三种情况存在，那就是部分参加爱国会的神职人员，在文革中一直保持着信仰和司铎的圣愿，他们受到的苦难是最为严重的。一方面，他们受到政府的冲击，另一方面得不到教友和同辈神职的理解。这此人文革之后，开始全心地投入教会的重建工作之中。
2、非爱国会神职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50年代由于不愿与政府合作而坐牢的神职人员，却有幸地躲过了文革的冲击。十年动乱期间，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监狱反而成了避难所，神职人员在里面，条件虽然艰苦一些，但生活还是有规律的，不受红卫兵和批斗的影响，他们多把这段时期称为“修练期”。
50年代也有神职人员被流放，但天主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通过此，福音得以从内地传到偏远的地区。
我们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天主圣神的工作。圣神借着共产党的监狱，为教会将来的发展保存了一批生力军。文革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回教区，为教会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余辉。
文革之后，全国神职人员约有1500位，比文革前减少了3500人。
二、教会财产方面
教会的大量财产被没收、圣堂被拆毁或改为它用、圣物和教会书籍被焚毁、医院和学校被没收，教会变得一贫如洗。
三、教廷方面
1、“呼吁中国维护自由和平”――教宗保录六世1967年1月6日的讲道辞
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教会更是受到严重的摧残，教宗看到这种情形，万心悲痛，于1976月1月6日特别为中国教会献祭，讲道内容有以下五点：
A、今年是中国祝圣六位主教40周年和中国教会成立圣统治20周年，这对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来说，都是历史性大事，令人喜悦不已，可是这喜悦被今天的恐惧和困扰取而代之。
B、中国的宗教自由完全受到控制，教宗和中国教会的沟通完全被切断，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位中国大陆的主教出席“梵二”会议。圣教会的教廷一向尊重中国，丝毫没有颠覆之意。
C、中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辉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教宗希望和中国恢复接触，如同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接触一样。
D、教宗深知中国教会目前处境的困难，这困难不能阻碍教宗对中国的守望，热爱和关心。教宗同时也指出目前他所能做的只有二件事，那就是想念和祈祷。
E、向中国人民祝福，虽然在地理上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的心神却很相近，愿公教信仰的普世性不断传延。
2、教宗对“华里柱主教被释放”的反应
华里柱主教1958年被捕，叛刑20年，1970年被释放，85年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当时许多人以为中国的宗教政策要发生改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华里柱主教的被释放，是为了加入联合国和美国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教宗在1980年7月12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内容如下：
这是一位真正的传教士，为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辞劳苦达50年之久；
教宗赞扬主教为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对他的献身精神表示感谢；
强调“致命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相信主教的苦不会白受，会得多象种子一样，在天主所定的时间，生长、开花并结出果实；
主教向世界的青年人显示了圣如的伟大意义，他的光辉榜样将激励数以万计的青年人为主的福音贡献一生。
第四节、八十年代的中国教会－重新开放和复兴
历史背景：
1976年中国政治发生了几件大事，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拘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出任国家主席。
1978年邓小来重返政坛，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其中也包括许多天主教人士。
1978年5月中共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会议，东北的皮漱石和上海的张家树当选为委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人士开始或多或少的重视。
许多在50年代因为反对政府宗教政策而入狱的神职人员被释放，教会开始进入一个复兴的阶段。
随着“地下教会”的出现，中国教会出现了的分裂现象。
一、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观点：
共产党30年以来对宗教实行严厉的打击，但始终未能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于是它的宗教观点也慢慢发生改变。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
宗教是群众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问题。
今日中国信教与不信教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
我们一定要用自由的方法及有说服力的教育，使宗教慢慢消失。
二、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政策
“八不”禁令：
不得对18任何岁以下的人宣传宗教；
不得对任何政治干部宣传宗教；
宗教活动只可在政府批准的场所进行；
不得在教堂、寺庙等以外，宣传任何宗教；
不得与国外任何宗教团体有所接触；
不得从国外机构接受任何援助；
一切宗教教育资料及宗教讲解，均需经宗教事务局批准；
三、教堂的恢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实行开放政策，全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由于改革潮流的影响，中国欲与外商做生意，引进外资，就必须要满足外商的宗教需要，同时也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从1979年开始，各大城市的政府归还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到80年，有15个城市的部分宗教场所重新恢复。
四、傅铁山的自选自圣
1979年12月21日，北京教区的傅铁山神父在宣武门天主堂，由湖南常德教区的杨高坚主礼，内蒙呼和浩特的王学明和上海的张家树襄礼，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是开放后首次自选自圣主教。
对中国此举，教廷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及绝罚和有关法律问题。这给以后处理中国教会问题保留了空间。
以吴耀宗为首的几位基督教领袖在北京与周总理谈判…… 有请爱国会方面的教友也贴上来一篇署名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天主教》。如此一来，双方面的观点就可以进行对比了。
如果中梵双方面都是出于自己的“立场”来看待问题的话，那么就永远难以解决问题。
很明显：中国政府与梵蒂冈都是出于各自的传统思维（极权大一统的惯性思维，中国政府方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世俗政权高度集权一统思维，梵蒂冈方面是教权主义的高度集权一统思维），而混淆了世俗凯撒逻辑与神圣天主逻辑的区别，使本来应该能够较好解决的问题却人为地陷入了僵局。 :'(:'(:'( hzs0918认为；政府敌视教会的原罪有四：
A、其本身为无神思想，而教会主张人有共同的人性，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对敌人应冷酷无情。
B、教会的外国色彩。
C、教会与国民党的关系。
D、教会所拥有的大量财富。
他这观点是不完整的，政府对天主教的与基督教的态度是来自原国际共产主义，原国际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反美与反基督教会。所以凡是一切GC国家建立后都反美与反基督教会运动。所以中国后来也一样。现在虽然恢复宗教政策，但上世纪50年代的方法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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