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圣神之琴 于 2013-5-29 09:46 编辑
儒学儒术不过是妇人之见
作者：圣神之琴
1、儒学宗师和后学大儒多是幼年丧父而由寡母所抚养教育成人，决定了儒学的基本气质是妇人之见 2、儒学非常肤浅的现象主义、线性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它并不具有非常理性深刻睿智的男性气质 3、儒学在事实上抛弃、规避了神明上主而强调世俗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也决定了它的阴柔气质 4、儒学极力为世俗君王凯撒辩护、合法化的基本立场，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真正阳刚的男性气质 5、儒学是“术”的范畴，而非“道”的范畴，这既决定了儒学极有可能被异化为小人（其中就包括皇权掌权者）用来标榜自己、欺世盗名的幌子，又往往僭越了“道”的地位，从而为中国人在思辨理性哲学、有神论宗教神学信仰、科学探讨、政治发展等诸多方面设置了无形有影、根深蒂固的严重障碍
在下作为基督徒，作为中国公民，无论是在基督内还是在基督外都认为，儒学儒术只不过是妇人之见。在下如此说，绝对并没有贬低妇人、妇女的意思：因为天主作为造物主、造人主在创造人这个物种的时候，是先造了男人亚当，然后叫亚当沉睡而从其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成了夏娃这个女人；我们从蛇诱惑亚当、夏娃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女人比较感性、肤浅，更喜欢外在表面上的悦目和比较短浅功利的见识，或许中国人的俗语“头发长，见识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女性的这种看法。而相对于女人女性的阴柔之美、肤浅的见识而言，男人男性更具有阳刚之美、深邃的智慧、理性的思考。
1、儒学宗师和后学大儒多是幼年丧父而由寡母所抚养教育成人，决定了儒学的基本气质是妇人之见 正如有的人所总结的那样：孔子三岁丧父，孟子两岁丧父，欧阳修四岁丧父，而范仲淹也是三岁丧父。岳飞、张载等儒家典范人物虽然不是幼年丧父，但也都是在十三岁左右的少年期丧父。他们这些儒学宗师和大儒们在幼年、少年丧父之后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只能够较多地倚靠寡母的扶养熏陶、苦口婆心、殷殷期望，并在尝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他人白眼之后而自觉地奋发努力、成为人上人，以便报答寡母的养育之辛苦。所以，这类由寡母所扶养教育成人的儒学宗师和大儒们的思想主张，也就必然地具有妇人之见、妇人之仁的基本气质。 为什么由单亲家庭中走出来的孩子或成人，尤其是由单亲母亲所扶养教育长大的孩子或成人，在人格、气质、性情、信心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障碍，就是因为过于强调了单亲（尤其是母亲女性）单方面的影响，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尤其是父亲）方面潜移默化的熏陶或影响之结果。现在，中国一些幼儿园、医院都开始注意到使用男性幼儿教师、男性护士来照顾幼儿或病患的客观需要了。
2、儒学非常肤浅的现象主义、线性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它并不具有非常理性深刻睿智的男性气质 儒学所谓的仁义道德，基本上是属于没有多少创制性的、颇为自然主义（基于血缘亲情）的说教，因而是非常肤浅的现象主义、线性主义的思维逻辑，它不可能具有那种如同古希腊哲学和基督圣教那样的极其理性和深刻睿智的男性气质。 例如，基督耶稣就曾经告诫其门徒：凡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祂的人，都不配做祂的门徒。耶稣这样子强调，绝非是要门徒们不去爱父母、妻子、儿女，而是为了使他们爱父母、妻子、儿女真正地落到实处，就必须首先、首要地爱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正义。一个人只有在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之后才能够在真理与正义之中更好地爱父母、妻子、儿女，而中国儒教徒或准儒教徒们欠缺了爱耶稣、爱上主的形而上高度作为前提基础，所以中国为人父母者、为人（外）祖父母者，对于儿女、（外）孙子辈的爱，就必然地沦为溺爱，捧杀（纨绔之弟）和棒杀（感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期望要落空之后的极端化行径）成为中国为人父母者的两大极端。而这就是中国人在儒教所谓仁爱、仁义道德之影响下的必然结局。
3、儒学在事实上抛弃、规避了神明上主而强调世俗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也决定了它的阴柔气质 尽管儒学宗师们都尽力避免对于神明上主做出非常明确、直接的否定和排斥，但他们却是极力地强调世俗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在事实上抛弃、规避乃至否定了神明上主，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引向了不虔不敬的无神论泥淖之中，更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把敬拜神明当成了达到个人今生荣华富贵、多子多孙的工具或手段。尤其是，当中国人在这种儒教世俗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在淡化、消解了中国人的有神论虔诚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就必然地造成了中国人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使诈弄术的阴毒小人之行径。翻开中国政治史，就会看到真正的儒教正人君子之奇少，而真正的儒教小人何其多，尤其是以奸佞之辈、汉奸之流、朝廷权臣为典型代表。 人文主义如果不是建基于神道主义的坚定信仰之前提下，是根本结不出来善果、正果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人文主义运动是在西方人信奉基督圣教一千多年的长久历史之基础上才能够结出来的善果、正果。但即使是西方人曾经有过一千多年的虔诚信仰服膺基督圣教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但西方人也是难免出现许多悖逆基督神道的恶果、邪果的。而中国自从百家争鸣开始，就正式地在否定、排斥神明上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后传来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就更加是难以结出来真正人文主义、真正人道主义的善果、正果了。
4、儒学极力为世俗君王凯撒辩护、合法化的基本立场，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真正阳刚的男性气质 更为恶劣的是，儒学极力地为世俗君王凯撒进行辩护，极力地合法化世俗君权，这一基本立场就决定了儒学不可能具有真正阳刚的男性气质。真正的阳刚气质是如同古希腊哲学家和基督圣教圣徒那样子疏远、贬抑世俗政权及其掌权者。而儒教信徒或准儒教信徒则是极力趋奉、巴结世俗政权及其掌权者，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宁愿效犬马之劳，而不愿成为如同旧约上主先知一类的如同孤家寡人、被边缘化、被迫害的人物。 儒学宗师孟子曾经强调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孟子真正地做到了吗？并没有。孟子与法家商鞅、墨家墨翟相比，恐怕都没有表现出来什么浩然之气吧。孟子曾经强调过造反有理的思想，但也从来没有付诸实践。儒教徒既没有打江山、自做最高世俗权力宝座的英雄气概，也缺乏对于世俗政权的疏远、敬而远之、自成一体的独立人格，而是成为世俗政权的帮凶或御用文人而共同地欺压、奴役绝大多数平民百姓。 即使是所谓铮铮铁骨的冯友兰、梁漱溟等所谓的新儒学大师，在世俗凯撒、世俗强权那里恐怕也只能是卑躬屈节吧。
5、儒学是“术”的范畴，而非“道”的范畴，这既决定了儒学极有可能被异化为小人（其中就包括皇权掌权者、许多儒教徒或准儒教徒）用来标榜自己、欺世盗名的幌子，又往往僭越了“道”的地位，从而为中国人在思辨理性哲学、有神论宗教神学信仰、科学探讨、政治发展等诸多方面设置了无形有影、根深蒂固的严重障碍 西汉初年儒生董仲舒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主张，他并没有把儒学当做“道”，而是把儒学说成是“儒术”，可谓名至实归。因为正如《周易》所强调的那样：“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而儒学属于形而下者，是属于“术”（即具体的方法、手段）的范畴。 董仲舒想把儒术加以神化，强调“唯天为大”，试图将儒术提升到“道”的高度——但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因为将世俗人文主义、非神主义的思想体系提升到形而上、神学的高度，是不可能的。董仲舒的神学化努力最后必然是不了了之。而这也是一些近现代中国基督徒学者和西方来华传教士简单肤浅地将儒教之天与基督圣教之上主加以比较甚至等同的做法之无疾而终、无甚价值的基本缘由所在。 所以，作为“术”的儒学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以儒生占据绝大多数）、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那种成为了“不是神学、但却在事实上代替了神学的世俗神学”，这既决定了儒学极有可能被异化为小人（其中就包括皇权掌权者、许多儒教徒或准儒教徒）用来标榜自己、欺世盗名的幌子，又往往僭越了“道”的地位，从而为中国人在思辨理性哲学、有神论宗教神学信仰、科学探讨、政治发展等诸多方面设置了无形有影、根深蒂固的严重障碍。 由于儒学作为“术”，但在事实上被古代中国人当成了“道”、唯一正统的神学，所以儒学所服膺、推崇的世俗凯撒也就必然在事实上僭越了神明上主的至高无上之地位。尽管中国皇帝君王们也如同儒学宗师们那样在表面上承认神明上主的存在，并假惺惺地搞某种敬拜活动（例如“祭天”）。但封建帝王的属世荣耀之追求，远比他们所谓的“祭天拜祖”更加声势浩大，例如：“泰山封禅”作为历代帝王炫耀显赫业绩的政治大典，曾经令许多皇帝心驰神往，相传历史上有72位帝王来过泰山封禅，不过真正计入史册的只有秦以后的12位皇帝，其中尤其以秦、汉、唐、宋、清五个朝代的封禅故事最有说头——他们在泰山上铭功颂德、扬名显号，在这时候他们内心里根本就把神明抛却到了九霄云外。 近代中国先贤们在“五四运动”时就打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此后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中华民族恐怕至今仍然没有在“民主”与“科学”两大方面取得真正实质性、革命性的伟大进展。其原因主要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总是排斥、拒绝接受基督圣教，而在此过程中儒教成为了最大帮凶，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与非神论的儒教最后达成了合流共济就更是使得中国人在皈依基督的历程中步履维艰。
但基督圣教所信望爱的上主之所以为上主，就是要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绿洲，“神州”最终要名副其实地“归神”（皈依归属唯一的神明上主）。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上主基督福音对于个人、家庭、民族、国家的不可或缺性、无可替代性而皈依了基督圣教。在下相信，并在基督内祈祷上主圣神的启示感动来达成：中国的基督徒群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认识到基本上属于妇人之仁、妇人之见的儒教之敌基督本质、撒殚教本质、三仇教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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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9 09: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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