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映台湾》花莲玉里天主堂~刘一峰神父
《真情映台湾》花莲玉里天主堂~刘一峰神父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ExNzUzNzY0/v.swf:) 圣诞节看望贫寒和弱小弟兄最得马槽里的小耶稣喜悦。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12-23 18:30 编辑
感谢天主，玉里天主堂是沈阳教区原教区署理、营口教区主教费公声远所建。我可敬的同乡郑鸿声蒙席曾在此服务。
二月二十八日，是台湾的一个特殊的纪念日。
在这一天，我和一位营口教友到台东的天主教圣母医院看望了郑鸿声蒙席。躺在病榻上的郑神父看到家乡的教友异常激动，但五年的病痛已使他已无法言语，只能用眼神和轻微地晃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按照郑神父的心愿，我们将他的经本带回家乡，这些经本多年来一直陪伴一位善牧向天主祈祷、献祭。如今，这位好牧人已无法阅读它，它将被传承给下一位神长。
三月二十九日凌晨，郑神父安息主怀，回到天父家乡。台湾一家电视台这样评价他：“ 把自己视为圣经里善牧者的郑鸿声神父，五十五年前在台湾贫困年代，收容东部偏乡的贫穷孩子，住在天主教台东培质院，让他们安心上学完成学业，就像带领羊群一般指引方向。如今他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任务，离开人间，而他最后的心愿却还是挂念着孩子们，希望他们做什么要像什么。”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郑神父出生在营口，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是二十世纪东三省最动荡的时期，先是被日本占据，做亡国奴。日本人被打跑后苏俄又进入东北，如果去访问东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八成会告诉你苏俄红军比倭寇还坏。国民政府收回东北后，国共内战又爆发了。世事难料，圣座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指示交战区的主教们将修生、修女转移到安全区，以防不测。沈阳总主教区代权神父费声远（André-Jean Vérineux）组织沈阳神学院转移40名修生南迁。然而此时，“翻天覆地凯而慷”，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由北到南，席卷全国。所以这些修生最终逃到香港，才完成学业。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郑鸿声修士在香港完成学业并晋升神父。然而此时已无法回到家乡。五年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决定成立营口教区，并任命费声远神父为教区主教。然而此时，新生的政权已不能容忍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也就没有允许费主教到营口赴任。三年前的一九五一年的八月，费声远、德尚朴、安宁、裴舫济（Sylvain Peves）、彭光远（Pierre Peckels）、郗慕宁（Henri Siomonin）等六名法国传教士被沈阳军管会以“组织圣母军，制造谣言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妄图搞宗教戡乱救国，推翻人民政权”为名逮捕，军管会军事法庭判处费主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被驱逐出境。
故国难回，郑神父去了台湾，投奔了自己教区的主教。两年前的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圣座在台湾东部成立花莲监牧区，牧养花莲、台东两县，由费声远主教署理。费主教原沈阳总主教区财政经理彭光远（Pierre Peckels）神父、原沈阳神学院院长包万才（Francios Boschet）神父等铎兄铎弟在东台湾又筚路褴褛地开创了新的事业。
郑神父被主教派到玉里天主堂。玉里，是台东和花莲间的一座大镇，一九五四年圣诞节，费主教为这里祝圣了花莲监牧区的第三座天主堂。而在圣诞节前的十月十五日，郑神父已被派到这里，协助法国籍的隆道行神父。我说一个数字大家不要吃惊，那年玉里天主堂侯洗的慕道者是四千余人，刚建好的圣堂已容不下他们了。费主教到花(莲)（台）东的前十年，被称为“归主奇迹”时期，大量原住民洗礼奉教，致使传教士们应接不暇。
郑神父在玉里工作期间，白天要给逃离大陆的公职人员及部队官兵传教，晚上要给原住民讲道。这是当时花东地区独特的现象，每到晚上，原住民们在山上隆起篝火，载歌载舞，然后听传教士讲道，直到后半夜两、三点才恋恋不舍地散去。郑神父就这样每天晚上由当地的原住民领他走路到山地去传教，非常辛苦。
但郑神父并未在堂区工作太长时间，因为天主拣选他做了更重要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三月，他到台东培质院，协助当时的院长布培信神父。
培质院是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的锡质平神父所创办学生宿舍，收养台东地区贫困孩子前来食宿、学习。瑞士白冷会在廿世纪上半叶在黑龙江省传教，并建立齐齐哈尔教区。一九五三年，费主教在法国得知圣座发表他署理花莲监牧区后，去瑞士求援，请来了三位“中国东北老乡”，锡质平神父就是他们的会长，费主教让他们牧养台东教友。锡神父眼见当时台东人的生活太穷困，没有教育就没有希望，于是不顾当时瑞士教会当局的反对，自行募款创办了这所学生宿舍。
瑞士教会当局的想法是办教育乃政府的事，教会的捐款是传教用的。然而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台湾社会环境，锡神父自有想法，但是因为资金不够，于是找到当时梵帝冈驻华大使黎培理主教协助，补足了款项。台东第一间学生宿舍，便是以创办人锡神父和黎主教的名字命名---培质院。以初中、高中学生为招收对象，由布培信神父担任第一任院长。
郑神父和当时的布院长一起工作了八年，之后接任院长。除了一九六八年至瑞士弗利堡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一九七一年赴美教堂工作外。郑神父的一生几乎都给了学生，给了教育事业。
郑神父认为培质院的使命，不仅是提供学生一个严谨的住宿、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像人样的人。
他认为人是介于灵性和物性之间，两者如何结合是为人困难之处。因此他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为人之道，从自身的生活示范中，潜移默化。
在培质院，他规定学生每天五点半起床，守静默、听道理，在年轻人似懂非懂的年纪，将人生智慧放在他们心中，等到他们年纪成熟了，自然受用。
「天主造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世界像个大拼图，每个人负责自己的一块，不论大小，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才能完成整体。」郑神父常将这类的道理灌输在青年们稚嫩的思想中，等候他们日后在实际人生中自行体验。
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礼貌教育、劳动服务等实际生活教育。培质的学生放暑假了，早上起来会自动自发的将环境整理干净后，才背着行囊离开。
他收容过的孩子们超过一千人，其中包括台湾高铁董事长欧晋德、两位前台东县长陈健年和徐庆元等知名的政商界人士，郑神父对他们的生活照顾就像个父亲，严格要求言行举止像个导师，特别注重身教，让这群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念念不忘。
除了是培质院院长，郑神父还是公东高工的驻校董事，这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创办的原因也是当年白冷会看到台东人民生活困难，于是决定帮助他们的孩子培养一技之长。
除了教育事业外，郑神父还在天主教台东圣母医院担任职务。我在台湾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这样一段对于他的报道：
郑神父觉得自己就像一名加油员，透过生活、社会的题材和体验，不断地给予修女和员工鼓励，帮助她们的灵性生活。
「 我跟她们说，当一个病人对妳发脾气，是因为他们相信妳，如果他们不相信妳，他还要想办法贿赂妳，让妳对他好一点。」郑神父说，当护士，跟当医生、神父都一样，要过较大的牺牲生活。
「妳如果在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不好，妳在家里对父母公婆的态度会好吗？如果妳对家人态度不好，对病人好就是假的。」他强调，真正的爱来自家庭。如果在家里过不好，来到医院也是一样。
因此，郑神父非常重视家庭内的和谐关系，也是他常常提供协助的部分。在我访谈医院员工的经验中，也曾听到员工提及郑神父的讲道，对家庭和谐上的影响，像牧灵组胡云妹的经验就是一例。
其次，在同事的相处上，及对待修女的态度上，都是郑神父经常讲述的目标。他常对修女讲：「人家尊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而是因为身上那套衣服，教人看得很崇高。」
事实上，修女也是人，也有属于人性的弱点，相处久了，就像家人之间，优点缺点一览无遗。「她们有她们的弱点，可是她们却有很大的牺牲，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离乡背井的外国修女，更是不容易。」
他让员工明白，修女的难能可贵不是因为穿上了高贵的白色会服，而是因为她们身为凡人，却有着牺牲奉献的服务精神。
从爱尔兰修女，到仁爱会修女，郑神父带着一颗理解和包容的心，陪伴修女们令人感动的奉献，替她们加油打气，协助她们在人性和神性生活上取得平衡。
「教会医院就是为了救穷人，所以都是设在乡下，那时候穷人都到教会医院，越穷越帮忙。这是教会的使命，别人不管的我们来做。」然而面对时代进步，医疗机构纷纷走上企业化经营，很多教会办的小医院都关门或是改变型态，圣母医院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总之，郑神父将毕生的经历投入到台东的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一九九六年，郑神父担任花莲教区主教代表，监管台东福建路中华殉道圣人堂。我在台期间有幸到该堂拜访，并参拜了殉道圣人的圣髑。该堂的现任本堂神父是八十七岁高龄的吉林籍曹经五蒙席，
那一天，我们和曹神父，台东教友林加进、蓝齐伉俪去看望郑神父。我发现郑神父病房的壁柜上有他在二〇〇四七月一日晋铎五十周年的纪念书签，上面写道：
忝为神职五十载
蒙主宏恩志未衰
夕阳余年知多少
唯愿与主永同在
郑神父一生与主同在，现在，他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克苦，回到了主早已预备好的家里。东台湾也不是六十年前经济落后的情景了，那里的人现在生活富足。培质院终将完成历史使命，关门大吉。也没有那么多看不起病的穷人到天主教医院了，圣母医院也命垂一线。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曾为贫穷的东台湾人民带来福利的教会机构，历史也将永远铭记那些曾为这里服务过的人们。据说郑神父的遗髑原计划运回营口老家安葬，但他的学生舍不得他，他最终埋在太平洋西侧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郑神父晚年非常关心自己家乡的教会，详细情况请阅读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的报道：http://blog.lnjq.org/user/60/9824.html
天堂上的郑鸿声蒙席，为我等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0c8f5c0100rb8x.html 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12-23 18:35 编辑
玉里天主堂是原沈阳总主教区署理、营口教区主教费公声远所建。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安德肋.若望.费声远（André-Jean Vérineux），1897年11月4日出生于法国兰斯，圣名安德肋。1919年10月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 1922年12月23日晋铎。随后赴中国满洲传教，于1923年6月8日在抵达营口港，这天恰逢耶稣圣心瞻礼。
费神父先担任牛庄副本堂（1923,11--1927.1），1927年至1930年调回奉天工作。随后，担任三台子（1930-1935）和黑山（1936-1938）本堂。1938年到奉天修院担任导师至1940年。1940年至1946年任职于西丰天主堂。
1946年5月18日，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卫忠藩（Mgr Michel Blois）病逝，由费声远神父担任教区的代权神父。费神父在代理主教期间，为教区的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如沈阳铁西艳粉街天主堂（1946）、皇姑区的血耻街天主堂（1948），就是他组织建设的（现在早已无影无踪！）。当时教会开办一所光华小学，卫主教去世后，费神父接任学校董事长之职。为了解决学校的办学经费，费神父将教会的产业---天光电影院及影院南街的一栋三层楼房拨付给学校，以房租作为学校的自养收入。
费神父代权期间，也是异常动荡的时刻，因为内战爆发了！1948年，费神父组织沈阳神学院转移40名修生，圣母圣心女修会的修女56人，志愿者35人离开硝烟弥漫的沈阳城。圣母圣心女修会的修女辗转到了台湾，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修会。而修生们大都圣了圣父，服务于世界各地。
1948年11月20日，沈阳被林彪将军的第四野战军攻克。此时，费声远代理主教和其他20几名法国神父仍留在辽宁。
1949年8月2日，费神父收到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主教转来的一份重要文件，是教宗比约十二世的信函。教宗将沈阳总主教区一分为二，划出营口教区，任命费声远神父为营口教区主教，同时任命沈阳神学院院长，中国籍的皮淑石神父为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经基本解放全部中国，新生的政权已不能容忍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也就没有允许费主教到营口赴任。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的10月16日，费神父被祝圣为主教，继续留在沈阳服务。我听老教友讲，由杜世才神父担任营口教区的主教代表。（1981年9月8日至14日，辽宁省天主教爱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暨辽宁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营口教区并入“辽宁教区”，罗马方面默认了此项合并）。
两年后的1951年的8月，费声远、德尚朴、安宁、裴舫济（Sylvain Peves）、彭光远（Pierre Peckels）、贾浩然①等六名法国传教士被沈阳军管会以“组织圣母军，制造谣言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妄图搞宗教戡乱救国，推翻人民政权”为名逮捕，军管会军事法庭判处费主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被驱逐出境。他的几位“同案犯”弟兄也被驱逐出境，离开了他们深深热爱的中国东北。
1951年12月，费主教离开大陆。在返回欧洲以前，他去了一趟台湾，看望在台的圣母圣心女修会的修女和原沈阳神学院院长包万才（Francios Boschet）神父。因为有4位圣母圣心会的修女在花莲的田埔，费主教又去了花莲看望她们。
费主教看到花莲经济落后，但原住民淳朴善良，而这里从“没有一座教堂、见不到十字架的影子”（费主教的《回忆录》里语），边想在这里成立传教区。回到欧洲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圣座传信部反映，也向刚恒毅枢机说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回应，1952年8月7日，圣座在台湾东部成立花莲监牧区，牧养花莲、台东两县，由费主教署理。费主教和他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铎兄铎弟们在台湾东部又筚路褴褛地开创了新的事业。1953年，他和彭光远神父一同抵达花莲，在美仑兴建了主教公署，并在田埔建了教堂。
费主教发扬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精神，深入到东台湾的山区，为原住民传教，有一本书中记载：花莲教区的大家长费声远主教虽年岁颇大，但常以牧者之心关心教友，不及山路艰险，跋山涉水前往丰滨乡视察。……到丰滨后，依次由北向南，在各部落祈祷、举行弥撒。教友们都来参加，共融在天主的祝福下。……费主教对于教友们的虔诚、居民们的热心服务，心中认为此行十分值得。因此，在丰滨前后一周时间内，食宿均在教友家中。（我在网上下的PDF格式，只有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六章，不知书名，本节选自第六章《传统与变迁及冲突与适应之探讨》，原书74页）。
费主教及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白冷外方传教会在东台湾地区成绩斐然，大批原住民领洗成为教友。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歌星张惠妹。与张惠妹同一部族的曾建次神父在1998年被任命为教区辅理主教。
由于庄稼多、工人少。费主教又邀请曾在齐齐哈尔教区服务的白冷外方传教会到台湾东部服务。
牧养花莲教区期间费主教先后规划了大小圣堂、祈祷所共二百七十二处，每一处圣堂会所均由他设计绘图、筹募经费、购买建材，甚至还需亲自督工兴建。
除了在花东地区传扬天主教，贡献重大，费主教也非常重视教育：1959年，他邀请以教育见长的吴苏乐修会的修女，到花莲创办花莲县第一所私立学校----海星中学，第二年创办圣马尔大修会，1969年创办若瑟小学（1998年更名海星国小）。数十年间对花莲地区的教育奉献不遗余力。
1962年至1965年间，费主教参加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会议期间的1963年7月15日，花莲监牧区升格为花莲教区（Dioecesis Hvalienensis），仍由费声远主教署理，10年后费主教荣休。又过10年，1983年1月10日，费主教病逝于台湾花莲。
费主教在花莲的三十年，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时常想，在台湾的费主教遥望中国东北，也会象于右任老先生那样发出感慨：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他于1923年来到奉天，在这里度过了近30年。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一定会常想起他曾经的羊群！
愿天堂上的费声远主教为我们祈祷！
注①:费主教的“同案犯”：彭光远神父，沈阳教区财经司铎；德尚朴神父，沈阳南关天主堂副本堂司铎；安宁神父，1946年来沈，沈阳三经路天主堂副本堂司铎（这座教堂被拆迁七年，回迁仍无音信，我就是这座教堂教友）；裴舫济神父，沈阳十间房天主堂本堂司铎（这座教堂也不见了踪影）；贾浩然神父，沈阳铁西路官天主堂本堂神父（这座教堂也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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