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治国
宗教是不同于政治的一种意识形态，尽管各大主要宗教都标榜远离政治，但总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会为政治服务。因为宗教拥有广大的信众基础，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迅速实现向政治轨道的转向。在今天整个世界都在缺乏一种有效的政治哲学的情形下，宗教成为了最可以动员的力量，或许也会成为未来政治的引爆点。政治国家对宗教的敏感、反感，也即在于此。用官方的语言讲，这涉及到一个争夺群众的问题。但凡事相反相成，异己力量处理得当，也可以为我所用。这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教派而言，应该属于利好消息，至少可以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赢得自身的发展。当然，如何把握宗教与政治的界限，属于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今天，讲宗教列为国教的可能性基本已经不存在，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这并不等于说，宗教不可以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讲，并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宗教组织与群体的角度，同时也有宗教教义、教规以及各种宗教伦理在内的考量。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的发展需要宗教作为软实力的支撑，没有寺庙、教堂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但同时需要克服的则是将寺庙、教堂市场化的极端。宗教可以起到维系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可以对资本的膨胀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资本家的良心会通过宗教得到一定的归位。所以，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温州的商人基督徒与一般的俗商、无良商的分野。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变的，而一些地方教会利用商人基督徒大发其财的做法也确实是在败坏教会的形象。宗教伦理的强劲不仅可以影响商人，如果执政者对某一宗教或所有宗教都持一种比较友好的态度，那么它也可能走向与传统或现代国家伦理的融合。当西方的基督教伦理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吏治文化相结合的话，那应该是很值得关注、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权力需要法律、制度的约束，所以，小三反腐并非治本之策。当然，从宗教的或理想的角度而言，法律制度也非治本之策，治本之策在于人心的自律。人内心真正有所畏惧，才不会恣意妄为。宗教伦理的渗透是一项慢功夫，但只要肯做，也不见得不会有成果。它至少会源源不断地为这个社会提供正能量。从反腐打老虎，到扫黄打非，从接见西里尔大牧首到星云大师。官场和社会风气的一度改观，宗教界的普遍的“平静”，不能不让人做出种种猜测、预测。当然，除去过于理想化的天真幻想，但在此形势之下，宗教界顺利、因应这种时代的“势”，充分挖掘发挥自身在这中间的作用，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西方宗教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西方国家宗教渗透的工具，当然，西方整个基督宗教不可一概而论，每个教派在其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的确很不同，也值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对各个教派到底谁为罪魁祸首做出精准的区分。但不管怎样说，天主教在其中绝非首当其冲。加尔文教派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都可以发现加尔文派深刻的印记。它的精神对西方的国家的执政理念，民主政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很长时期以来，加尔文派在国内也取得长足的发展，也肯定会拥有不菲的信众基础。同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加尔文教派在社会精英阶层中的传播，它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会随时间的推移更加地彰显出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传播，还是与其教义相关。其中最可以迎合社会的有两点，其中之一是“选民论”，一个成功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在于你为上帝所特特拣选的；其二在于节制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考虑更多的可能就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因为你的成功并非都是干净的过程，所以你要通过节制、布施来赎罪。牧师会在讲道中一遍遍地讲，你是“亏欠”上帝的，最后，资本家几百成千的money心甘情愿地放进了奉献箱，牧师笑了……这并非丑化加尔文派，而是说要注意到它的一些极端倾向，最大的极端莫过于它要建立一种神权政治。这种担忧，若显多余。即使现在没有那样一种现实，但却不能怀疑来自它教义本身的那种冲动。国家需要以清教的精神来刷新吏治、改良社会，但却不需要以清教或加尔文教来治国。唯此，才会实现政治、宗教的双赢共和。清教的精神是什么？参五个唯独。其实他就是天主教修道院精神的世俗化，是天主教遗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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