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不该被遗忘的“难民之父”
苏智良：饶家驹，不该被遗忘的“难民之父”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2015-07-30 17:41 来自 请讲字号主讲人：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题：二战时期难民救助的典范——论上海犹太难民区与上海犹太难民区时间：2015年7月25日主办：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 上海市历史学会【编者按】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中国人民所知。但是，有一位“上海拉贝”却知者寥寥。法国神父饶家驹是第一位为中国难民建立安全区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为“难民之父”。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近年来一直在推动饶家驹神父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在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与上海市历史学会举行的近代上海外国侨民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学术论坛上，苏智良教授通过讲述饶家驹的故事，介绍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区与南市难民区的情况。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苏智良教授发言内容的摘录：饶家驹其人饶家驹（18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后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到上海不久，就“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初他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是年在协助学生制烟火时不慎引起爆炸，失去右臂。但是，后来的上海人宁可相信他的手臂是一战时被德军炮火炸断的。1914—1934年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各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的指导员；还兼任驻沪法军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军衔中校；还担任大上海建设委员会委员。饶家驹在上海共度过27年的时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jpg饶家驹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因喜好体育锻炼而体格健壮，颇具男子汉气质。同事回忆，他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回忆，他平易近人，是名出色的教师。 饶家驹有很高的语言天赋，除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能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能说上海方言，以及流利的日语。语言天赋使得他能在不同的国家族群中穿梭与交流。饶家驹“从性情方面说，他是一位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悲天悯人的胸怀使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积极投身义捐慈善。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即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次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章。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他曾在上海闸北保护妇女儿童并因此而闻名。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曾在上海组织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时，饶家驹“躬亲赴徐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 他在报纸上刊登启示，“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曾组织妇孺从闸北战区撤离。“十四年以来，成千上万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了卑微者的所有恐惧和所有苦难，而那些卑微者本身与战争毫不相关。” 长期的敏锐观察和亲身体验，饶家驹可能已有建立难民区的最初设想。南市难民区的建立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后，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其中既包括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的民众，也有国际难民如来自德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犹太难民等。百万难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南市战斗的前夕，大批难民拥挤在法租界的大门外8月13日起，租界与华界之间数十处铁栅门由巡捕军警驻守，严控开放的数量与频率。9月，进出租界已需要通行证。难民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以公共租界121万人和法租界47万人来接收70万甚至更多的外来者， 已然超出租界环境的可承受范围。租界人满为患，华界与租界相接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他们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 ，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他认为，该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饶家驹以“上海国际会”的名义，起草了英文协议。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jpg饶家驹在交涉难民保护问题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5日，中方提出4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定。凡不违反上述原则，我当局当予考虑。 难民区从筹备到设立的这一过程中，尚有不少疑问，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协商的主体不清楚。俞鸿钧认为，3日所签文件发生在他个人与上海国际会代表饶家驹之间。在冈本看来，这是中国官方承诺南市非军事化的书面保证。他与饶家驹5日的通信，是日本官方与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之间的正式通函。第二，中日双方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发表声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二是战前、战中的非军事化。中日在该区域权属问题上，意见对立。饶家驹作为不愿当面协商的交战双方的中介，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协议。第三，该区域的性质不明。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盖既非中立、亦非一区域也、且不能称为非军备地，至于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鄙人不知其地是否有教会之产业焉。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因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此举始克吿成。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中方称此区域为“难民区”，日方称“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用了一个模糊的“饶家驹区”。 第四，该区域的权属不明。中日双方都宣称由自己掌控、管理，并都防范法租界将其扩充为掌控区。 饶家驹淡化了某些敏感而无意义的争端，多方交涉，最终促成了难民区建立，这充分体现了饶家驹的智慧、技巧与坚韧。华军退出了该区域，没有启用两个军事设施；日方没有轰炸难民区，日军占领南市后纵火多日，但没有在难民区纵火。南市难民区的运作在南市有几个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中。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尤其是城隍庙（le Temple de laMiséricorde）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望着这些难民，饶家驹说，这个寺庙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城隍庙。难民区内总共有9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60000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后来，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中国警察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站在沙袋上指挥涌入难民区内的人群1937年12月1日起发起募捐运动周，饶家驹亲自到静安寺路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踊跃捐输、共襄善举。 饶家驹有着娴熟的外交技巧，他依托于法租界的庇护，也由于发达的国际媒体的监督，上海南市难民区内并未出现被日军杀戮的情况；饶家驹不但从国府募集到了70万元赈灾款，得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专用于南市难民区的4万元拨款；而且从日本方面还得到了2万日元的支持（11月14、16日）。法租界曾发行慈善奖券，90%的收入拨给了难民区。为给南市难民区募捐，1938年5月，饶家驹忧心忡忡地飞赴美国、加拿大。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圆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将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从美国到中国的免费运输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所提供的。是年底，饶家驹访问重庆，“对难民救济事宜，晋谒我中枢各当局，有所接洽、结果甚为圆满” 。1939年底由于欧战的原因，这些运送的货物不幸被中断。总计，饶家驹在美国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5.jpg上海的难民民以食为天。难民区内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票券由营所所长或家庭户主在中心处天天发放。难民们沿着寺庙蜿蜒的庭院排成长达近百米的队伍。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米从敞开着的袋子里被舀出倒入难民者带来的容器中。当时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城隍庙大殿给居民和难民分发大米，开始时每人一天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上海市兴圣街毛绒业同仁救济会在积善寺发馒头，一周发一次，每人每次能领2只馒头；九曲桥上也有社会团体发馒头，难民们就沿着九曲桥排队；而在老西门关帝庙，每天早上有一个社会团体分发小麦和大米熬成的粥。难民区外的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如“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饶家驹与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难民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24个开水房，为104个收容所提供服务。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难民医院饶家驹还特设残老院。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之无家属孤苦无依之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并委顾利生为院长、王子卿为副院长，共计130余人，均为年龄60岁以上者，其中80余岁者亦有十余人。平素区内难民，每人每日发给食米六两，此残老院中之待遇则为每日晨夕发给稀饭二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生活已较普通难民为优。南市难民区内设有3座难民医院，还专设1座产妇医院 以及1座灾童医院。最初，难民们的脚气病严重，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不仅脚气病人日渐减少，麻疹也得到有效控制。难民区的负责人们还要尽可能地维持公共卫生，察觉任何传染病信号，因为爆发传染病对这个区域来说是最恐怖的灾难，所以，不同慈善组织和监察委员会组织调配力量共同合作。比如，世界红十字会承担医疗健康责任，国家儿童福利协会负责管理被丢弃的孩子。难民区的医疗工作得到了来自国际红十字会和圣方济会修道院的强有力支持。修道院为修女提供通行证。一开始，南市有三家综合性医院。自从当局限制他们的医疗活动后，医院数量减少到一家，除了一些小型的专科医院。总院坐落在一个大型中国式崭新建筑内，里面有它自己的水井，当主人刚入住时，就被迫放弃了。因此，该处是完全干净的，他们都配有雕刻精美的黑木桌，现在则铺有帆布罩和摆放了诊所所需的配件。医院由南市监察委员会提供保护，为妇女和男人提供大约四十张床铺。修女在入夜前离开。三家医院的中国人员会通宵管理。综合医院有一家诊所，设备完善，针对门诊病人。每天大概提供300个门诊；另外，免费并系统地分发鳕鱼肝油。 为了难民区的安全，饶家驹不断地与日方进行交涉。1937年11月12日，日军在难民区周边武装巡行，以表示占据。所幸安全区一直处在监察委员会的控制下。然而，难民们因几个日本士兵的到来而陷入不安。在解释情况之后，日本士兵平静地离开了。到1939年，难民区进入更为艰难的岁月。9月13日起，由于日军对上海的经济封锁，加之物价上涨，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饶家驹等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安全区内，这样能够安定难民们的心。在难民区里，饶神父有很高的威信。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摩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家驹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当然，难民区也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其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难民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但在饶家驹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下，这个孤岛社区拥有了行政机构、警察、医院、学校、手工工场甚至刑事法庭。这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系，是一个创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7.jpg1939年7月3日，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难民区内的教育也在实施之中。难民教育委员会由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博士主持。难民区在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了2000余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得到教育的难童约有3万人。学校除教授难童文化外，还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他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 的精神。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问诊处12处，并在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立了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办起一个刺绣与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执教，收难民妇女为徒。1939年九、十月间，由于日军在上海实行经济封锁，严格管制米、棉、煤等物资，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于是不得不降低供应标准；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南市难民区的结束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饶家驹，时人称“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责任心，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护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光辉典范；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饶家驹热爱中国，曾言：“渠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其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 “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在华最后岁月，“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饶家驹离开上海后，《申报》报道：“难民是世界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艰难困苦中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情和安慰。饶氏这几年来的工作，可称仁至义尽，难胞岂能无动于中？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星期六的上午，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需改饶家桥，以志去思。”投稿未成，只有改成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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