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内的圣经诠释
导 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二）「天主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启示24）引用教宗良十叁的话，指出圣经研究实为神学的灵魂。这种研究是永无止息的；每个世代都应按其方式，再接再励去明了圣经中的各书卷。在圣经诠释史上，历史批判法之应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藉着这方法，一些对经文原意之新知应运而生。但正如一切人间事物，这方法也是利弊参半的。致力于钻研经文原意之际，极易把圣经只规 于过去，以致其今日意义无法被人觉察。这种研究结果，也可能使人误认只有圣经的人性层面才算是确实的；由于采用一种专为洞悉人间事物的方法，以致无法找到圣经的真作者天主。应用「俗学」的治学方法于圣经上，此举实有商榷之必要。
一切有助加深认识真理和统驭思维的方法，对神学都有具体的贡献。在这意义下，采用历史批判法来研究神学是合理的。不过，我们应该摒除一切局限和阻碍我们的视听，去超越纯人间事物的成份，好能保持开放。故此，这历史批判法出现之初，立即引起了有关其用途和正确地位之争辩，至今仍未有所结论。
除此争辩，天主教会之训导当局也曾多次发表重要文件，以表达其立场。首先，教宗良十叁在1893年11月18日的「上智的天主」（Providentissimus Deus）通谕中，曾订下一些诱导诠释圣经的指引。在那极自信和武断的自由主义盛行之际，良十叁尤其表达了他对这些新方法的种种批评，但他并没有抹煞有关方法的正面价值。五十年后， 于一些伟大的天主教释经学者的丰硕成果，教宗庇护十二终能在1943年9月30日的「圣神默感」（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中，加以鼓励，并邀请众人利用现代的方法去领悟圣经。1965年11月18日的梵二「启示宪章」，也重申了这一切，更结合了一些教父神学的卓见，和现代方法的新知，给与我们一个权威性的综合。
不久，释经方法的领域，已扩展至叁十年前无法预料的境界。新方法和新取向层出不穷，诸如结构论（structuralisme），唯物释经法（materialiste exegesis），精神分析释经法（psychanalytique exegesis），解放神学释经法（liberationiste exegesis）等。另一方面，许多新尝试正在进行中，以期再次由教父的释经中得到裨益，去提供一种崭新的属灵圣经阐释（interpretation spirituelle）。「上智的天主」通谕后一百年，亦即「圣神默感」通谕后五十年，宗座圣经委员会担负起界定现况中天主教释经学的立场。按梵二后的新制定，宗座圣经委员会并非教会正式的训导机构。这只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深明其科学性和教会性的责任，以天主教释经学者的身份，在圣经诠释的基本问题上表明态度，并在这方面深获教会训导当局的支持。这份文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本文件据实地报导了一个现用诸法的全面观，并对向文件查询的人，提供有关各方法的用途和 围之指引。因此，本文件将研究有关经文意义的问题：怎样才能辨认出这个意义呢？这是一个溶汇了天主和人的话语，结合了那一去不复回的历史事件，和那放诸各时代皆准的永恒话语。圣经的话源于过去的事实，但并不局限于过去，也源于天主的永恒。圣经带领我们穿过时限，跨越过去、现在和将来，到达天主的永恒中。我深信这文件确能提供宝贵的辅助，以找到领悟圣经的正路，并开启新的观点。本文件秉承1893年及1943年的两道通谕，并迈向丰盛的未来。
我谨向圣经委员会各成员深表谢忱，感谢他们坚忍和艰钜的努力，逐步完成了这文件。希望这文件能广传，作出有效的贡献，使人能更深入领悟圣经中天主的话。
1993年圣史玛窦庆日于罗马若瑟．赖辛格枢机
导 言
圣经经文的阐释，至今仍不断引起蓬勃的兴致和讨论，尤其在最近数年中，更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 于圣经对基督信仰有莫大的重要性，为了教会的生命，并为了基督信友与其它宗教信徒之间的关系，宗座圣经委员会受请在这问题上表明态度。
甲. 目前的问题
有关圣经阐释的问题，并非如同某些人所想象的，是个现代的产物。其实圣经本身也证实其阐释不乏困难之处。圣经除了清晰易明的经文外，也包含了一些隐晦难明者。读者在阅读一些耶肋米亚或达尼尔的经句时，不免要揣测其意义（达9:2）。宗徒大事录也记载了一位一世纪的厄提约丕雅人，在阅读依撒意亚书中一段时（依53:7~8），也面临同样的困惑，感到需要一位解释者（宗8:30~35）。伯多禄后书也声明说：「经上的一切预言，决不应随私人的解释」（伯后1:20）。这书又注意到保禄宗徒的书信中「有些难懂的地方，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便加以曲解，一如曲解其它经典一样，而自趋丧亡」（伯后3:16）。
因此，这问题早就存在，只是越来越严重：读者与圣经记载的事件和说话，相隔二十至叁十个世纪，就这一点已带来不少困难。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科学的进步，现代的阐释问题变得越发复杂。科学的方法被应用在研究古籍上。这些方法究竟到甚么程度，可被认为适用于圣经阐释上呢？面对这问题，教会一向本着牧灵上的慎重，作出了极保留之回应，因为这些方法虽有其正面的因素，往往却和反对基督信仰的见解扯上关系。但这僵局终于获得了一个正面的转机，一系列的宗座文件随着而来；由良十叁的「上智的天主」通谕（Providentissimus Deus， 1893年11月18日），至庇护十二的「圣神默感」通谕（Divino afflante Spiritu 1943年9月30日），而宗座圣经委员会的「慈母圣教会」宣言（Sancta Mater Ecclesia， 1964年4月21日）也同出一辙，尤其以梵二的「天主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 ，1965年11月18日）为然。
这富建设性的态度产生了无可否认的丰硕成果。天主教教会内的圣经研究突飞猛进，其科学价值也不断被学者和信友所认同，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教会的合一对话。圣经对神学的影响越发加深，促成了神学的革新。天主教信友对圣经的兴趣增加了，无形中也丰富了基督信徒的生活。在这门学术上曾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士也一致承认，如今是无法退回到一个「前批判」（precritique）的释经阶段，况且从前的释经是绝对不适用的。
但正当这盛行的科学方法─历史批判法（methode historico-critique）─贯彻地应用于释经上之际（也包括天主教释经），这方法却同时受到了质疑：一方面由于在同一的科学世界中，出现了其它的方法和取向；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基督信徒认为，从信仰的立场看，这方法是不足的，因而加诸批评。历史批判法，诚如其名，特别注意经文或传统在不同时代，即所谓「跨年代」（diachronie），的历史演变，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便与另一些方法竞争起来，这些方法主张经文无论在语言、写作过程、叙述布局或修辞等方面，都与经文编写的「同年代」（synchronique）的思潮风格有关。此外，为了取代这些注重重构过去的跨年代方法，许多人选择了另一条路线，把经文置于现时，从哲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来研究。这众多的方法和取向，对一些人而言，确是蓬勃的现象，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引起了混乱的感觉。
姑勿论是事实还是表面，这混乱现象使那些反对科学化释经的人，获得了新的论据。按他们看来，不同的阐释之间的冲突，正表示根据科学的要求来研究圣经实一无是处，只会带来重大的损失。他们强调，科学化释经只会对无数已获共识的问题引起困惑和疑虑，并导致一些释经学者在极重要的问题上，采取相反教会信仰的立场，如耶稣经童贞成孕、他所行的奇迹、甚至他的复活和天主性等问题。
按他们看，科学化释经虽或未导致否认这些道理，但由于这方法不能促进基督徒的生活，不但未能助人更容易和稳妥地接触天主圣言的生活泉源，还使圣经成为一本封闭的书，解释时往往变得困难重重，只有求助专业人士，使释经成了少数学者的专利。有人甚至引用福音的话来指控他们说：「你们拿走了智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那愿意进去的，你们也加以阻止。」（路11:52; 参阅玛23:13）
结果，人们摒弃科学化释经的努力，认为必须代之以轻易的取向，即一些他们认为适合的「同年代」的研经法。更有人索性放弃各种研究，而推荐一种所谓「属灵」（spirituelle）读经法，其实这只是一种纯粹随从个人主观灵感的读经法，只为满足一己之灵感。也有些人旨在圣经中找寻个人概念中的基督，和满足贸然自发的宗教感。更有些人以为在圣经中，找到了一切个人或集体问题的直接答案。还有不少教派，只接纳自认由特殊启示得来的阐释为唯一正确者。
乙. 本文件的目的
因此之故，宜认真斟酌一下，圣经释经学现况的各方面，关注有关的批评、建议和期望，衡量新方法和取向的可行性。最后更设法指出最符合天主教会释经使命的方向。
这正是本文件的目的。宗座圣经委员会愿意指出各种为到达圣经释义应走的途径，同时又是最符合圣经的人和天主特性者。在此，无意对一切有关圣经的问题表达立场，如圣经默感的神学等。本文件旨在探索那些有助善用圣经宝库的方法，使天主的话不断成为天主子民的精神滋养、他们信望爱生命的泉源，并成为全人类的光明（DV 21）。
为达到这目的，本文件将包括下列各项：
一. 简介各种不同的方法（methodes）和取向（approches） (1)；指出每种用途和 围；
二. 检讨一些诠释学（hermeneutique）的问题；
叁. 界定天主教释经学的本质和探讨这与其它神学学科的关系；
四. 评估圣经的阐释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
第一章 阐释的方法与取向
甲. 历史批判法
历史批判法（ historicao-critique methode）是以科学方法，探究古老文献的意义不可或缺的工具。「圣经」既然是「藉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天主的话」，那么圣经每一部份和所取材的既定资料，都可说是人的着作。因此，若要正确了解这部书，必须依靠历史批判法。
(一) 历史批判法的演变
若要明白现时所采用的历史批判法，应先回顾这方法的历史演变。其实这阐释方法的一些步骤由来已久，在远古希腊的古典文学家，和较后教父时期的奥力振、热罗尼莫、奥思定等神学家均有使用。当时这方法只具雏形，经过历代的演变，尤其文艺复兴时期主张寻根归源（recursus ad fontes）的人文学者的精炼，才发展至现时的规模。新约版本批判（critique textuelle），是在十九世纪初脱离了与所谓「公认本」的关联后，始发展成一门科学化的学科。但是文学批判（critique litteraire）在十七世纪已开始萌芽。当时息孟（Richard Simon）已指出，梅瑟五书中有不少重复的叙述（doublets）、内容的不吻合、和文笔风格不同等现象─这些发现与传统指称「梅瑟五书」整卷乃由梅瑟一人所着的说法，可说背道而驰。及至十八世纪时，阿斯杜客（Jean Astruc）仍主张创世纪是梅瑟个人的作品，只是他采用了不同源流（主要的有两个），以致整体上予人一个拼合的感觉。但渐渐地，圣经学者越来越有理由反驳梅瑟为该五书的作者这见解。一直以来，文学批判被视为一个分析经文之不同源流的方法，因此在十九世纪出现所谓「文件的假设」（hypothese des documents），试图解释梅瑟五书是经过编辑工夫而得出的成果。根据这假设，梅瑟五书是由四份某程度上彼此平行的文件编织而成。这些文件分别是雅威典（J）、厄罗因典（E）、申命纪学派典（D）和司祭典（P）；梅瑟五书最后的编者，是以司祭典作骨干编辑这些资料。相同地，为了解释叁部对观福音的异同，学者应用了「二源说」（hypothese des deux sources）。根据此说，玛窦及路加两部福音，均是依照两份主要资料编辑而成，其一是马尔谷福音，其二是一份耶稣的语录（称为" Q" 典，取自德文" Quelle" ，意即「源头」）。虽然部份学者质疑这两学说，但在今日科学化的释经研究中，这两学说的纲领仍占相当重要的位置。
为确定圣经经文的年代，这类文学批判往往只顾解剖和拆散经文，以辨别经文的各个源流，而忽视该段经文的整体性，和经文在目前的形式所要传达的讯息（编者的贡献并未受推崇）。换言之，历史批判的释经好象把经文溶解了、破坏了。有些释经学者因受到比较宗教历史（histoire comparee des religions）的影响，或基于某些哲学思想，而极端贬抑圣经的价值时，历史批判学得到的评价就更差了。
龚刻耳（Herman Gunkel）可说是把历史批判法从这样受歧视的文学批判樊笼内解放出来的人。虽然他同样把梅瑟五书视作一组合物，他仔细研究了经文内不同部份的特质。他尝试界定每一个单元的文体（例如传记或赞美歌），和该单元原本所在的社会背景，即生活实况（Sitz im Leben）（如法律背景，礼仪背景等）。除了研究经文的文体外，提庇留（Martin Dibelius）和布特曼（Rudolf Bultmann）在阐释对观福音时更引入了「类型批判」（Formgeschichte）。布特曼把类型批判研究，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ar）所启导的圣经诠释结合起来，因而导致类型批判广受抨击。不过，这释经方法的贡献之一，是能清楚地显示新约所保存的传统，从耶稣自己的宣讲，至（宗徒）宣认耶稣为基督，皆可溯源自基督徒团体，即初期教会。这些传统也在那时有了雏形。最后，类型批判还需「编辑批判」的配合。「编辑批判」（critique de la redaction）是对编辑的过程作批判性的研究，就是指出每一位圣史编辑他的福音时，作出的独特贡献和神学倾向。引入最后这步骤后，便完成整个历史批判法：从版本批判开始，至文学批判以辨别经文不同的源流资料；再进一步剖析经文的类型，最后分析圣史的编辑工作，那是专注于现在所见的经文。透过这方法，读者才可准确地了解作者或圣经编者的原意，和他们希望传达给当时的读者的讯息。历史批判法也因这些成就，而获得学者一致推崇。
(二) 原 则
历史批判法基本原则的古典形式是：
这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方法，这不单指此方法被用作研究一些古老典籍─应用于释经学时，那便指圣经的经文─并以历史角度探究这些典籍的深意，更重要的是，这批判法揭示了现有圣经经文形成的历史过程，这往往涉及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跨年代进程，因为在整个制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圣经的经文是为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听众或读者而作的。
这是个批判的方法，因为当中的每一步骤（由版本批判至编辑批判）都借助科学化的原则，力求客观，目的是让现代读者明白经文，特别是那些难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分析方法，历史批判法研究圣经经文和其它任何古典籍，并无不同，也从经文表达人的思维和言论这方面加以评价。不过，特别在编辑批判的 围内，此法能使释经学者更清楚地掌握天主启示的内容。
(三) 方法介绍
发展至现阶段，历史批判法包括以下各步骤：
一直以来，连串的学术研究均由版本批判开始。版本批判是按一些最古老和最好的手抄卷和纸草纸抄本，古老的版本或教父的版本等作佐证，依据某些原则，尝试找出一个最接近原文的版本。
接着是借历史语文学的知识分析经文的字义和语意。文学批判的作用，是界定经文单元大大小小的 围，从而得知经文的内聚力。
一些重复的情况或不协调的地方，往往是经文修葺的痕迹。之后，把经文分拆成较小的单元，将之纳入不同的源流。类型批判辨别经文的文学体裁，经文产生的社会背景、特色和发展的历史。传统批判找出经文所属的传统，并尝试指出该传统历来的演变。最后，编辑批判研究圣经编者在确立经文现有的面貌前，曾作出的修订；编辑批判同时分析这最后面貌：就是尽量找出属于这最后的编辑过程的一些倾向的特色。前面各步骤从一个跨年代的角度，透过追寻经文的始源和发展来解释经文；最后一个步骤，则以一个同年代的探讨结束：这样，基于经文的相互关系和不同的元素，及其特性，经文可视作传达给当时读者的讯息。这 可了解到在行动与实际生活的观点上（fonction pragmatique），经文对人的要求。
当所研究的经文属于历史文体，或者与历史事件有关，历史批判法可补充文学批判法，以确认经文的历史（现代人所指的历史）意义。
这样，我们可解释圣经的启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经历的各个阶段。
(四) 评 价
对于历史批判法，尤其发展至现阶段，我们应予以怎样的评价呢？
这个方法，当客观地使用时，都不会存有预设（a priori）的。若使用这方法时附加了一些预设原则，这些原则与方法本身无关，却是学者的一些诠释选择，这便变成一些支配经文的阐释，却极可能是偏差的诠释立场了。
历史批判法最初是朝着源流批判，和宗教历史探索的方向进发，为圣经的了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方法揭示了圣经为一本文集，大多情况下，尤其旧约，所收集的文献皆不是某一作者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些与以色列或初期教会的历史甚有渊源的文献。以往，犹太人或基督徒阐释圣经时，并不注重那个天主圣言植根于人间的实际、且复杂的历史状况，对该历史背景只有概略的认识。科学化的释经方法，最初是有意识地脱离信仰的 畴，甚至偶尔与之抗衡，因而科学化释经与传统的释经，肯定地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但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敌对的局面是有益的：只要能放开外在的成见，科学化的方法可导致对圣经真理有一个更精确的了解（参考DV 12）。按「圣神默感」通谕，释经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找出经文字面的意思；要达到这目标，必须先断定经文的文学类型（参阅本文献560）。这方面，历史批判法大有用武之地。
无可否认，过去应用历史批判法的方式显示了其有限性。这方法规限于探讨圣经经文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所表达的意思，而漠视后期的圣经启示，和教会历史可能含有的意思。尽管如此，这方法促成了不少极具份量的释经和圣经神学的着作。
所谓「方法」是指解释经文的一套科学化步骤，所谓「取向」是指按某特定观点而作的研究。参阅：教会内的圣经诠释。
「新修辞学」重视语言的游说和说服能力，此点是无可置疑的。圣经不单只陈述一些真理，更是一个讯息的自我传递，在特定的背景下发挥沟通的作用，并带有某种说服力和演说者的策略。
不过，修辞分析亦有其限制。若然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修辞分析的结论往往只触及文体及风格的问题。修辞分析基本上是同年代性质的，因此不足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方法；应用在圣经经文时，应该问这几个问题：圣经的众作者是否属于社会上较有学识之士？写作时，他们遵守了修辞学的规则到那一程度？对于分析某一段经文时，那种修辞学才算适用？希腊罗马式？还是闪族式？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圣经经文被随便地认为有一个太精密的修辞结构呢？这些和其它未列出的问题，不应使这种分析的功用受到怀疑，不过对这些问题作某程度的分辨是不可或缺的。
学者已有一段长时期，不再把这方法与某一个哲学系统联系起来。这阵子，释经学者运用这方法时，均趋向强调经文的类型，而较少注意经文的内容。幸而，透过使用一个更多元化的语意学（词语，短句和文章的语义学），和透过研究具体生活实况（aspect pragmatique）对经文的要求，上述的趋势也得到纠正。
历史批判法，从它对经文所作的同年代分析，能顾及经文的前後呼应看来，我们得承认这方法是合理的：因为天主圣言实在是由经文最後形成的阶段，即现有的经文，而非早期未定形的版本所表达的。但仍有必要保留跨年代的研究，以阐明那股使圣经生气勃勃的历史动力，并说明其复杂性；例如约书（出21~23章）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的政冶、群体和宗教的景况，与保存於申命纪中（12~26章）及其他法律书所反映的截然不同（肋17~26章）。我们要当心，不要因为过去历史批判法被批判过分重视历史，而以另一个极端─释经时完全忽视历史─取代追溯历史的取向，唯独专注於从经文编写的年代，只以「同年代」分析法释经。
总括而言，这方法在这方面，仍是非常不充足。因此在经文的研究上，无可避免仍留下许多方面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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