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利玛窦：星星照耀400年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7日12:02 新民周刊 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7-11-07/120214255095.shtmlhttp://www.sinaimg.cn/dy/c/2007-11-07/U2008P1T1D14255095F21DT20071107120801.jpg徐光启与利玛窦讲道
http://www.sinaimg.cn/dy/c/2007-11-07/U2008P1T1D14255095F23DT20071107120801.jpg11月9日，距徐家汇数公里的闵行，工人在修整即将亮相的徐光启和利玛窦的铜像。
http://www.sinaimg.cn/dy/c/2007-11-07/U2008P1T1D14255095F1394DT20071107120801.jpg今朝的徐家汇一派繁华
http://www.sinaimg.cn/dy/c/2007-11-07/U2008P1T1D14255095F1395DT20071107120801.jpg夏雨主演的《西洋镜》中，中国人对三棱镜、留声机等十分着迷。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聚：又是一段动人心魄的奇缘：1600年，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传奇般地相识，相知，继而一起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400年后，他们的后人与另一名德国传教士的后裔在上海的徐家汇欢聚，人们将用古钢琴再度奏响利马窦当年为朝廷所谱的《西琴曲意》……
在全球化的时代，回首张望徐光启和利马窦在1600年的初见，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的传教士们没有强权和财富，利马窦只能脱下僧袍，换上儒装，试图利用温和的文化力量来打动遥远的中国，从而带来了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盛景。而徐光启也成为“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李天纲语)，比一些史家所谓“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早了两百多年。
然而，从《几何原本》到三棱镜，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又是否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呢？400年前，徐光启在今日徐家汇这片土地上仰望星空，他能否看到未来400年间的种种屈辱和激越？(钱亦蕉)
《几何原本》的大时代
在巨人辈出的16世纪和17世纪，徐光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毫不逊色于世界史上的同时代人。
撰稿／汪 伟(记者) 钱亦蕉(记者)
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帝国首都北京入夏后，天气并不炎热。意大利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心里盘算着为教会买房的事情迟迟得不到落实，不免着急。
西历8月底，有人告诉利玛窦，一栋位于宣武门的房子准备出售，利玛窦发现价钱低得有些反常，不免有点担心，于是托人打听原因。来人说，屋主愿意低价出手，主要是闹鬼厉害，百般施法均不见效——听到这里，利玛窦放宽了心，不由得笑了，预感到北京教会租房传教的历史可望终结。
他即刻差人请几个朋友到教会的住地来商量买房的事。
翰林院庶吉士、上海人徐光启也在被邀请之列。8月24日，他和几个在北京做官的基督徒一同与利玛窦见面。这个皇家学院博士生原籍上海，是地道的南方人，一年前才来到北京。他参加了1604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试，中二甲第五十二名进士，随后入翰林院学习。他来到教会的时候，穿了一件宽袖皂边、青色圆领的袍服，系着皂绦软巾垂带，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纱罗织成的四角方巾。利玛窦与他含笑致意。一行人落座之后，利玛窦把买房的事情说了，大家议论了一番，都认为是个好机会。徐光启等人以帝国官僚特有的老练沉稳的做派，提示了买卖之中需要注意的事情，随后开始商议筹集房款事宜。徐光启薪俸菲薄，只能略尽心意，但来人中颇有些家境富足的官员。他们凑足了钱款，交给利玛窦，后者很快办妥了买卖事宜。三天后，传教士们搬入了新家。在利玛窦的努力下，这栋曾经闹鬼的房子里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堂。
教堂建成之后，徐光启更频繁地往来于位于今日东长安街的翰林院和宣武门的教堂之间。他与利玛窦相识于5年前，利玛窦还是他的老师。每天下午，翰林院的学习结束之后，徐光启就去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他发下了一个愿心，要把利玛窦教授的数学教材，古希腊人欧几里得所著的《原本》翻译成中文。
《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共13卷，欧几里得在其中创设公理体系，系统整理出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后世又有所增补，共有15卷行世，并于16世纪由利玛窦的数学老师翻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向徐光启提起后，引起了后者极大的兴趣。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说过，“即使我们不能确定，正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最先在1600年将上海学者徐光启带入利玛窦的圈子，但可以肯定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使他们的友谊变得更为牢固了。”
《原本》是西方科技的基础，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门完全陌生的学问。利玛窦曾发动另一个学生、才智超人的常熟人瞿太素翻译此书，结果未能成功。17世纪几乎没有中国人懂得拉丁文，仅凭利玛窦的讲授，能理解《原本》已属不易，遑论翻译；而利玛窦虽然汉语流利，也能书写，但终究不是他的母语，不知哪些字词可以与《原本》中的术语对译。
他一度怀疑，翻译《原本》是否明智。徐光启已经44岁，早已错过了学习数学的最佳年龄。进入翰林院是明代士子梦寐以求的事情，那里的课业关系仕途，如果数学影响他在翰林院的成绩，这是教会不愿意看到的。
利玛窦警告徐光启，若非天分突出，恐怕很难将译事进行到底。坐在他对面那个斯文白皙的中年人却平静地说，我怕困难，困难更大；我不怕它，它自然就怕我。
这种固执最终获得回报。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感动地记道，徐光启用清晰而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了《原本》的6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简练的中文对译，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到“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以至“相似”、“外切”等等，一直沿用到数百年之后。
历史就这样被改变了。利玛窦和徐光启为当年刊刻的译本写了长篇序言。徐光启意味深长地将一个汉语中用于设问的词汇——几何——拿来为这本书名命名。
这是发生在公元1607年的事情，距今整整400年。
几何的用途
400年后，今人已经很难发现《几何原本》的诞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晚清的梁启超却褒扬说，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学问”，这不免让人疑惑，梁启超是否刻意夸大其词呢？
几何学在西方历史悠久，西方大学的雏形、著名的柏拉图学园门口有一块牌子：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特别指出，四个东方的古老文明，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都没有产生几何学。其中巴比伦精于面积计算，中国人算术发达，表现出这些古老东方文明重数量关系而轻空间形式的特点。周教授认为，只有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能够出现几何学，因为公理、定理、假设、求证等等概念，只有借由希腊人的逻辑观念才能产生。
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说，徐光启译介的欧氏几何前六卷——也即平面几何——多是中国历来所没有的知识。一种如此重要并且在西方历史悠久的科学，竟然一直不被中国人所知——可以想象，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也让一些人感到不快，甚至是仇视。但徐光启感到的是羞耻。他向利玛窦请求合作翻译时，利玛窦劝他不要冲动，因为翻译实在太难，徐光启回答说：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不懂的东西又不去学习，被徐光启视作是可耻的事情。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欣赏徐光启的这个回答，称赞了很多次。 当然，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在缺乏系统几何知识的前提下，实现了世界历史上一度罕见的繁荣——至少，对传统社会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何的用处似乎不大。徐光启对此的回答是：无用之用，众用所基。朱维铮教授也很欣赏这个回答，同样称赞了很多次。好些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是那些实用知识的基础——朱先生说，这就是基础学科的原理。 “知识的效用，有一些是很奇妙的”，朱维铮说，“有时候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1980年，朱维铮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康有为一本已经被人遗忘的著作：《实理公法全书》，在与藏于美国胡佛研究所内的藏本参校后，将其发表。以“托古改制”著称的康有为，一生表述政治思想时，都说自己思想的渊源在于《礼记·礼运篇》，但朱维铮的研究却表明，《实理公法全书》的思路是根据《几何原本》。康有为将《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一路推衍至社会政治领域，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发表了自己关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张蓝图又在他名动天下的著作《大同书》里得到了更加体系化的发挥。在朱维铮的考察之前，康有为的思想与他的政治活动，从来没有与近300年前的6卷《几何原本》发生关系。
即使在今天仍然难以想象，对近代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戊戌变法，怎么会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产生关联。或许，只有徐光启的“无用之用，众用所基”能够提供些许解释的线索。中国历史与欧氏几何的隐秘关联，不是几何知识的具体应用，而是与几何学中隐含的关于世界的观念有关。
巨人时代的巨人
一生坎坷的徐光启并非仅仅为中国贡献了一本《几何原本》。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说，《几何原本》之外，徐氏另有三大贡献，值得后人记取。
徐光启父亲去世后，他回到上海老家守孝，其间将南方种植的番薯引入家乡，数次试验后获得成功。1608年江南水灾，水稻、麦子颗粒无收。倒是种植在贫瘠之地的番薯获得丰收。徐光启向皇帝上《甘藷疏》，号召全国推广，以期解决饥荒。明末中国人口不到1亿，到乾隆年间发展到3亿，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保证了口粮的供应。徐光启又撰有《农政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整的农业百科全书。
明朝观象台年久失修，星相失测，导致历法与“天度不合”。礼部动议借重徐光启和耶稣会士的天文历算知识，用欧洲的《儒勒历》，修订明朝的《大统历》。徐光启负责修历四年，大致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定。清朝入关，顺治皇帝把《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历》，颁布全国，施行至今。
在徐光启的有生之年，世界军事正经历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巨变，他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的脉动。1619年，内阁着其练兵防御都城。徐光启从澳门进口了葡萄牙大炮，在北京城墙及
长城各口建立连环炮台，扼守关隘。红夷大炮在1626年发挥奇效，努尔哈赤中炮受伤，随后不治，使这位雄才大略的清朝开国君主，终于没能实现入主中原的夙愿。
徐光启为官廉洁，又以勤奋著称，然而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他一生涉足的科学门类极其广泛，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统计，共有农业、军事、天文、气象、水利、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和会计等12个子目，成就斐然，多有著作惠世。
他生活在富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正走出中世纪，并且形成了巨人辈出的时代。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看来，徐光启，这个16和17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愧于这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也不逊色于他在世界史上的同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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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撰稿／汪 伟(记者)
徐光启其人
徐光启生于公元1562年，距明代大儒王阳明去世32年。他比利玛窦年轻10岁。在38岁那一年(1600年)见到利玛窦之前，徐光启已经中了举人。
乡试高中的经过是传奇性的。1597年，已经多次落第的徐光启到南京参加乡试，文章并没有得到阅卷人的青睐，但当年主考的焦竑翻检落榜生员废卷时看到他的试卷，大为激赏，一举拔为头名。7年后，他又考中进士，在参加翰林院选拔时列第四名，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是明帝国皇家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按规矩，徐光启需要在那里花3年时间，精研宫廷图书档案，为日后管理帝国做知识上的准备。
明代传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入翰林院当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然而，这一刻的到来，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心酸。
徐光启家世平凡，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破产后在上海务农，家境不佳。徐光启在中举前后以教书为生，跟着主人家东奔西跑。用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话说，“在16世纪80年代曾经当过到处游走的私塾先生——在明代的中国这种职业常常是一种穷困潦倒的标志”。总的说来，他的科举成绩不算出色。19岁时中秀才，此后16年才中举人，如非焦竑识人，几乎难有生路，此后又7年才中进士。这还不是坎坷的科举之路的终点。他殿试排名三甲五十二名，名次靠后，照理没有资格申请入翰林院。他的同科进士、也是他年满花甲的老师黄体仁主动让贤，把考翰林院的机会让给了他，徐光启才可能实现科考入仕之路上的这次飞跃。
中进士入翰林院，3年毕业后，徐光启开始做官。去世前，徐光启官至礼部左侍郎、文渊阁学士，称得上职高权重，不过考虑到他成为大学士的时候年事已高，而且一生屡遭弹劾，数次称疾去职，徐光启的仕途很不平坦。
《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33个字讲完他的科举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这一评价可谓有历史眼光。如果没有跟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徐光启只是有明一代数以千万计的官僚中不出奇的一员。但是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从学于利玛窦，他得以成为朱维铮所说的“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
徐光启最早接触传教士是在广东韶关，时间是遇见利玛窦之前的5年。徐光启在教书之余，偶尔游览韶州的基督教堂，遇到当时在韶关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郭居静和徐光启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是，利玛窦才真正是徐光启在精神和学识上的导师。
南京之会
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这番客气让喜欢走上层路线传教的利玛窦喜出望外。陆巡抚有三个儿子，都在寒窗苦读，试图在科举场上一展身手。应陆万垓的要求，利玛窦将自己的记忆方法写成一本小册子，送给了三位小陆。
史景迁认为，到16世纪90年代，利玛窦的传教手段有两种，其一是他与官员和文士苦心经营的良好个人关系，其二则是他所接受的科学方面的训练。与陆万垓的交往很能代表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走上层路线，与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由此推动传教活动。一切的前提则是他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正是这学识和魅力吸引了徐光启。显而易见，1600年遇见利玛窦是徐光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朱维铮教授说，在1600年的谈话中，利玛窦特别提到了中国士大夫的纳妾风气与基督教义的冲突。徐光启本人是家中独子，与夫人吴氏也只育有一子徐骥。与利玛窦见面的时候，他正在考虑纳妾，以广子嗣。但会谈之后，他从南京回到上海，纳妾之议再未提起。
与利玛窦分手之后，徐光启花了两三年时间研究基督教义，思考自己的命运。1603年，徐光启再次启程去找利玛窦，但利玛窦这时已经离开南京到北京去了。徐光启拜见了留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与之长谈数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
信仰与危机
现今的中国历史书上，利玛窦的出现总是和徐光启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两个人共处的时间并不长。
徐光启1604年入京参加会试，随后入翰林院，开始在北京生活。正是从此时开始，他与利玛窦密切往还，并于1605年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年，也就是《几何原本》译成付刻的那一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携家眷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安葬。按例需要在老家服丧3年。1610年，他丁忧期满准备回京复职的时候，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了。两人的密切交往，仅仅只是1604年到1607年3年间的事情。这3年影响了徐光启一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徐光启以及与他同时代入基督教的士大夫们，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谜。即使按照最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其中也不乏堪称模范的人物。唯如此，这些16到17世纪的中国精英分子在信仰上的选择，一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朱维铮相信，徐光启选择基督教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且有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外因。
徐光启与利玛窦初次见面的1600年，明帝国的经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当时中国人口的数据尚无定论，一种说法主张当时人口在六七千万，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有1亿之多，不管怎样，根据位于巴黎的国际工业合作组织的专家所著《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当时中国的GDP总量确定无疑地居于世界第一，占世界GDP总量的39%强。这个数字比西欧十几个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晚明的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六朝，政治普遍黑暗。嘉靖年间出了个著名的大贪官严嵩，权倾一时，已经透露出皇帝或软弱或荒唐而被朝臣或宦官把持权力的迹象。
尽管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直到18世纪仍是欧洲意图效仿的楷模，但明嘉靖一直到天启年间，宦官在明代宫廷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擅权之势日益严重，加上万历一朝，皇帝20多年不见朝臣，庞大的帝国政府只能依照惯性运行，宦官多于朝臣，由于无人替补，不许官员辞职，以至于出现尚书、侍郎这样部长级大员挂印而去的怪事，凡此种种乱象，显示出明帝国的政统已经岌岌可危。
徐光启所在的苏淞地区即苏南和浙北八府，既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也是传统的棉织品产区，区内有织娘2万人，棉布除了满足国内市场所需，还可外销，这也使该地区赋税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之多。赋税如此沉重，让人更易感觉到政治昏暗的社会后果。
社会经济越发达，政治黑暗越是令人触目惊心，而两者的反差越鲜明，越是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一种衰世的气氛。一部分文人在这衰世的气象中陷入颓废，而即使是徐光启这样意图奋进的正直官员，也不禁为之气馁。作为明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朱子学说，正是在这衰乱的时候发生了动摇。从明代中期开始，王阳明学说开始兴起，到徐光启时代，已在江南一带广为流行。王学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一路学说，修身之说略近禅宗，提倡个人觉悟，信仰上较为开放。凡此种种，随着帝国进入它即将灭亡的17世纪，造成了一个既死与方生并在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与政治黑暗并存，危险与机遇并存，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死板而民间学术活泼开放。徐光启在这个时代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不能说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这同样是富有伟大的转折意义的时代。西方正走出中世纪，并且形成了巨人辈出的两个多世纪。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的时代”，在朱维铮教授看来，徐光启，这个16和17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这个巨人的时代，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也不逊色于他在世界史上的同时代人。
可惜的是，群星灿烂和影响深远的西方近代进程没有在中国同时实现。徐光启去世后11年，明帝国覆灭，历史没有转向，而是被更加保守和封闭的清帝国取而代之了。-
续上
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雍正朝更全面禁教，中国的大门自此紧闭一百多年。撰稿／钱亦蕉(记者)
明末清初，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不像清末的传教士那样，可以凭借特权和强权来传教，用金钱和财富收买教徒。他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只能试图利用温和的文化力量，说服代表上流社会的士大夫入教。中西文化的交流是这种传教方式的副产品。
中国古代有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过程，对以儒家为中心的封闭知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第一次是伴随佛教东来的印度思想，第二次是16世纪末随基督教而来的西洋思想。
利玛窦的适应策略
在利玛窦之前，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教士多次试图进入中国传教，但屡屡受挫。大明帝国以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将他们拒之门外。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普遍认为西方天主教文化高于亚洲文化，要求中国信徒彻底拉丁化，他们自己不会说中国话，对中国历史也知之甚少，更不懂中国礼节。不久，耶稣会上层意识到了这种隔阂，开始改变策略，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成为学习汉语的第一人，随后利玛窦也被安排来澳门，与罗明坚一同学习汉语。
为了接近中国人，利玛窦不仅说中文，写汉字，而且生活也力求中国化。利玛窦初到中国时，“剪发髻，披袈裟，以示弃俗之意”，装束“颇类僧人，故时人称神父曰西僧，或番僧”。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中国与印度、日本很不一样，和尚的学问和地位都远远低于士大夫。为了接近士大夫阶层，利玛窦放弃使用“和尚”的称呼，从“西僧”变为“西儒”。在服装上，原来像和尚一样剃发剃须的利玛窦蓄起了须发，正式服装也从袈裟改成了宽衣博带的儒生装束。
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取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必须吸收当地文化，迎合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借重当地受人敬仰的先哲的言论，以证明新的教义与故有的先贤遗训并不冲突，可以融合。利玛窦认为：儒教就是中国的一种教派，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大量文献。于是他埋头研习儒家学说。明朝人宽衣博带，喜欢在大袖口里藏书本文具，利玛窦的袖子里藏的“袖珍本”，既有《圣经》，也有“四书”。据说，利玛窦能将“四书”倒背如流，他还将其译成拉丁文，准备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同时用作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
明朝人喜欢“雅集”、“讲会”，利玛窦就和大家一起坐而论道；士大夫喜欢“天文”、“地理”，利玛窦就给大家画地图，演示仪器。他真诚地尊崇和赞美着儒家学说，本人又博学多才，因此找他来“谈学问”的中国士大夫非常多，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徐光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沈一贯、叶向高、韩爌、郑以伟、刘宇亮等。这些人的官职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之类。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成为其他传教士的榜样，在那个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
长期在中国的利玛窦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重文轻理”，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他决定采取一种“扬长避短”的两面策略：在中国，他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在欧洲则大力推介中国儒家，把孔子当作“哲学王”柏拉图，把“四书”、“五经”当作“人文主义”学说，介绍给渴望“政教分离”的欧洲人。利玛窦的两面策略，客观上造成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欧洲人从中国输入儒家“人文精神”，中国人则从欧洲进口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督教文明。
进口“科学技术”
16-17世纪，欧洲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以上流社会感兴趣的西方自然科学作为“敲门砖”，除了《圣经》，他们还带来很多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如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来自威尼斯的光学玻璃制品，士大夫统称为“西洋镜”，其中有化妆镜、放大镜、望远镜、近视眼镜等。能把阳光分成七色的三棱镜令人称奇，利玛窦把三棱镜作为进贡礼品，万历皇帝称之为“摩尼宝石”。
利玛窦用汉语撰写各方面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引进了西方自古希腊而来的逻辑思维和用“公理”、“定律”确切证明命题的数学方式。后来康熙把《几何原本》收入了朝廷“御撰”的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并在序言中说：“《几何原本》数学，乃度数万物之根本，天文地理之源流也。”“几何”学的地位可谓登峰造极。
在天文、地理领域，利玛窦也有很大贡献，他带来的《万国坤與全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的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在他那份措辞恭谦的奏疏中唯一提到愿意贡献于朝廷的，就是他“深测其秘”的西洋历法。帮助中国人制定新历法的工作，最终是由另一名传教士汤若望完成的，汤若望后来成为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他还帮助清廷制造了望远镜、圆规、天体仪、星高机、日晷等观象仪器，并绘制了总星图。
除了自然科学，多才多艺的传教士们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艺术。利玛窦是中国宫廷的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他带来了古钢琴，献给皇帝《西琴曲意》，教太监们弹奏8首配上中文歌词的钢琴曲。利玛窦等人还直接培养了中国最初的西洋画家。当然，在绘画方面，为中西交流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郎士宁，他一开始就是作为艺术人才引进中国的，根据皇帝的命令学习中国绘画，并首次将中国笔法和西洋写实画风加以结合。他还大力传授西画理论，教授了大批中国学生，编写透视学方面的专著《视学》，使得西洋技法在宫廷中迅速普及。
西方汉学
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把他们理解的汉文化输回欧洲。耶稣会士们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汉学先驱。罗明坚在华期间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也深入讲解了儒家学说，金尼阁是第一个将翻译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刊印的西方人。后来的传教士们继续翻译“四书”、“五经”，并且把孔子和他的思想介绍到西方。
在历史地理方面比较集中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教士是卫匡国，他的《鞑靼战纪》介绍了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的过程，史学价值很高，并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1654年他完成了《中华帝国图》的绘制，1655年他的《中国新图》出版，收录了1张中国全图，15幅分省图，被西方学者称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
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中学西传，使得17-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中国热”，诞生了一批汉学家。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都相当熟悉和热爱，另一方面与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传教士的优容态度也分不开，其中由以康熙皇帝贡献最大。
康熙在位60余年，对传教士采取容留和利用的态度，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时甚至十分亲近，比如南怀仁。康熙出巡时，常常带上传教士，不离左右，对他们也颇为信任。这或许与康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自诩为当朝数学第一有关。康熙精力过人，学习刻苦，不仅数学水平颇高，还跟传教士学过天文和西医，接触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洋文字、音乐、哲学等，相当广泛。他不仅自己学习，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编辑《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的《数理精蕴》对中国数学发展影响重大。康熙还派传教士出使欧洲，带去很多中文书籍。
当初利玛窦适应中国国情，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不反对“敬孔”和“祭祖”，后来康熙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这不仅使得传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处于平等融洽的态势。在利玛窦之后的一些传教士，如金尼阁、汤若望等，也都遵从这种规矩，但是教会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特别是罗马教廷的反对，直接造成了后来的“礼仪之争”。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雍正朝更全面禁教，中国的大门自此紧闭一百多年。-
续上
徐承熙：重构家族记忆徐承熙说，先祖徐光启对家族后人有深远影响，他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但在社会上容易吃亏。
撰稿／陈统奎(记者)
11月1日下午，秋风瑟瑟，在上海浦东世纪公园边的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里，记者如约前来采访徐光启第13代后人徐承熙。这位57岁的企业中层管理者看来温文尔雅，他徐徐道出徐氏家族的今昔。
“有人说我不是徐光启的第13代孙，理由是，同是徐光启后代的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都是第15代了。”徐承熙回忆说，几年前参加徐光启学术研讨会时，有一位专家提醒他，他应该是徐光启的第16代孙才对。为此，徐承熙一度很苦恼，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
为了揭开谜底，不久前徐承熙来到上海市博物馆，在6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打开了8大本徐氏家谱，这是徐承熙第一次看到家谱，他足足查了2个多小时。“我的父亲名字都不在上面，我们三房就查到我祖父的名字，他是第11代孙。”徐承熙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确是徐光启的第13代孙。
徐承熙很想用数码相机把徐氏家谱拍下来，以便把家谱续编下去，不过徐氏家谱太珍贵了，馆方说需要请示。确实，跨越数百年的徐氏家谱蕴涵着太多兴衰荣辱的记忆。
家谱幸免于难
“第一次听说徐光启这个名字时，你有光荣感吗？”记者问。
徐承熙淡淡而答：“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知道了先祖是这样一位名人。”
徐光启共有一子(徐骥)五孙(尔觉、尔爵、尔斗、尔默、尔路)，徐承熙一家是第三房这条线，至于其他各房的后代，因为很少往来，徐承熙所知甚少。如今他是三房的代言人。
徐光启在临终前自称“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尽管身居相位，位极人臣，然而“室庐仅丈，一榻无帷”，院落仅能供一马转身而已，“冬不炉，夏不扇”，生活极为简朴。崇祯帝很是器重他的品行和贡献，卒后赠少保，谥文定，加赠太保，并赠大片土地于其子孙。徐承熙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教他以“阁老太公”或“文定公”称呼先祖，“当时族亲或朋友来家一叙，无不恭称徐光启为‘徐阁老’或‘徐文定公’。”
1962年徐承熙11岁，逢徐光启4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当时的徐家代言人、他的父亲徐海林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世代传承的8大本徐氏家谱捐给了国家。这是具有很高历史及文献价值的文物，当时，此举得到了上海市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徐承熙说，如果没有捐献，“文革”期间家谱很可能遭灭顶之灾。如今，这8大本家谱静静地躺在上海市博物馆里，面貌崭新。捐献时残破的痕迹也已被修复，并全部装裱。
包括这8本厚厚的家谱，徐光启留下的大部分财产都交由三房管理，包括徐光启墓地和现在光启公园的这片土地，以及60多张徐光启及家人的画像，还有不少字画和文房四宝等。“好些祖宗的留存，到父亲这一辈还保存完好。”徐承熙回忆道。
在捐献家谱之前，1955年，徐承熙的父亲就决定把徐光启墓捐献给国家，为此家族开会讨论，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徐光启墓和家谱可都是我们徐家的宝贵财产！”但徐承熙的父亲说，这不仅是家族财富，更是属于国家的珍贵文物。他最终说服了族人。
徐承熙的先祖辈一直住在老城厢小南门的桑园街，那里曾是徐光启做农业实验的地方。祖父徐际云在当地是有名的医生，以治疗白喉、伤寒见长，祖母沈秀莲长于家务，持家有道。当时，徐际云在整个家族中辈分最高，并曾赎回他房子孙卖出的部分先祖遗产，所以，包括徐光启墓地、祠堂等族中公产一直是三房为主管理的。
清末民初战祸不断，社会动荡，维持祖业谈何容易。上世纪30年代，徐际云夫妇筹款在桑园街建造的两条全新的石库门里弄——康瞿东里和康瞿西里在日军袭击中毁于一旦，此后遭遇火灾，财产损失巨大。火海中，徐际云等人尽力抢救，甚至将两岁的孙女忘在屋内，这才保住了徐氏家谱和先祖画像等。徐际云不久病故，徐海林成为一家之主。
尽力保管祖业是徐海林恪守的祖训，曾有人不止一次打过康瞿东里和康瞿西里的主意，尽管此时家道中落，徐海林夫妇依然毫不动心。
1955-1956年间，经过徐海林夫妇和其他亲属的协商，徐光启墓及周围土地、祠堂等祖传公产、文物古迹变为国家财产，另一些土地则作了公私合营。徐海林的考虑是：一来自己保护这些遗产比较困难，因为按照当时人民政府的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祖传的地产必须按章交税，徐海林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家境并不宽裕，只能靠变卖家产来筹集税款。此外，作为教师，徐海林一直希望为国家做贡献，他认为将这些家产交给国家托管，不仅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对后人有个交代，而且可以给大家参观，了解历史。
延续家族记忆
“文革”中，徐氏家族留下的“一大箱子地契”，全都被烧。徐承熙指着身旁一个1米多长，约60厘米宽，近1米高的大箱子说：“有这么大，不得了。”
被毁的还不止这一箱地契。家中63幅由明朝宫廷画家所绘的画像，均被“砸毁”、“付之一炬”、“悉数抄走”。徐氏祠堂作为“四旧”，祖先牌位烧了几天几夜，彻底被毁；徐光启墓地遭到严重破坏，成了露天仓库。
徐承熙至今还记得那个存放着63幅画像的房间，其中有徐光启各个年龄段的画像，身着不同样式的官袍，神采飞扬。
动乱结束后，国家出资修缮徐光启墓地，建造了“南丹公园”。1983年，上海市政府、政协、统战部等隆重举行纪念徐光启逝世350周年活动，将“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当时的市领导汪道涵、李国豪及苏步青、叶淑华等在纪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徐光启的学术思想和科学贡献。
如今，徐承熙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均事业有成。当初的四房、五房由于多人信教，相当一部分后裔去了国外或台湾、香港等地。徐氏后裔当教师和医生的比较多。
教育后代时，徐承熙延续了家族传统。他常常不经意地讲述一些家族历史，教育孩子一定要有志向。今年8月，徐承熙的女儿从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被美国6所高校相中，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她刚越过大洋，开始硕博连读的求学历程。
徐承熙说，先祖徐光启对家族后人有深远影响，他顾全大局，不计得失，但在社会上容易吃亏。徐承熙说，今天我们发现和重视徐光启的价值，最应弘扬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不唯利是图，为官清廉，同时放眼世界，克服狭隘偏见，为国为民不懈求索”。-
续上
重生在四百年后普通意大利人都知道利玛窦到过中国，就像他们都知道马可·波罗一样，因为两个人都上了历史教科书。
撰稿／金 姬(记者)
来自马切拉塔的问候
65岁的利奇(Luigi Ricci)正在整理行装，他踌躇着是否要把一幅肖像画放进自己的皮箱。那是意大利深秋的一个午后，来自亚得里亚海的微风吹进利奇的房间，阳光也撒向亚平宁山脉上这座名叫马切拉塔(Macerata)的中世纪小城，一直照到利奇的心里。他决定再去走走马切拉塔城内那条最著名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以那幅肖像画的主人公而命名——利玛窦(Matteo Ricci)大街。
″所有利玛窦的私人物品都保留在中国。”利奇在启程前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新民周刊》，“在我家里只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画。″作为利玛窦的后裔，利奇将于11月8日和徐光启、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后裔在上海相聚，纪念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400周年。
这是利奇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正如425年前(万历十年)30岁的利玛窦那样。和先祖不同的是，利奇没有传教的使命，而且他从小深受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熏陶。利奇告诉《新民周刊》，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按照教规不能结婚生子，因此没有直系后代。对于利玛窦的纪念活动虽然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但仅限于研究欧洲和中国文化的那些学者中间。
“在我的家乡马切拉塔也是如此。我的家族对于利玛窦事迹的重新觉醒也就在上世纪初。利玛窦所在的天主教学校在19世纪末成了图书馆，里面藏有许多天主教的书籍。家父阿梅代尓·里奇(Amedeo Ricci)出任馆长整整25年，我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泡大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利奇从小耳濡目染了有关利玛窦以及中国古代的各种研究成果，也认识了一些这一领域的泰斗级人物。
利玛窦本身的传奇故事也是利奇从小就感兴趣的。“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会常常问家父有关利玛窦的故事。但刚刚经历二战的意大利并不关注利玛窦和中国，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把兴趣转向了摄影。1969年，我在罗马有个书画刻印作品工作室和一个照相馆，因此有机会时常出入意中协会，并和当时的会长乔治·祖盖蒂Giorgio Zucchetti成了知己，他再次引发了我对利玛窦和中国的强烈兴趣。1976年，我在马切拉塔和皮耶罗·克拉蒂尼Piero Corradini教授一起加入了意中协会，后者后来担任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主任。”
如今，利奇是马切拉塔大学(建于1290年)利玛窦研究中心的教授，这让他能更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先祖。“利玛窦的父亲是开药房的，家里不属于贵族，因此没有确切可查的家谱流传于世。在利玛窦从中国寄回意大利家里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他奶奶有着深厚的爱意。选择在中国生活，使他不得不与亲朋好友天各一方。在中国，他费其一生研究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他不从商，也从不对他人有过谋求经济利益的想法。他过世时恰逢欧洲宗教激烈斗争之际，梵蒂冈并没有给他的工作做出高度评价。直到上世纪初，人们才重新关注利玛窦的功绩。”
现在，利奇教授常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利玛窦的关注和研究报告。
对于11月8日上海的活动，利奇充满了期待：“我从未去过中国。能在这样一个伟大时刻来到中国，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最近，意大利新出版了一本讲述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书，他俩的友谊在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中得以体现。我很兴奋能有机会与徐光启的后代见面，并惊讶于上海会有那么多研究利玛窦的学者。此外，我也是一名摄像师以及数码艺术家，我为上海的纪念活动准备了一份关于利玛窦和马切拉塔文化背景的资料。”
意中文化使者
提到这次上海的纪念活动，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后裔，那就是熊三拔的后人(非直系后代)、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处长倪波路(Paolo Sabbatini)先生。熊三拔1606年到北京协助利玛窦工作，是利玛窦“科技开路，曲线传教”的大力支持者。当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熊三拔也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因此，徐光启在1611年雠订译稿时，就请来熊三拔帮忙。可以说，熊三拔见证了《几何原本》中文版诞生的整个过程。
巧合的是，现年52岁的倪波路和利奇是很好的朋友，正如400年前熊三拔和利玛窦那样。倪波路和利奇的家乡都在意大利马尓凯大区，相距不过半小时车程。利奇教授曾出版过一卷专业人士简历，上面提到倪波路在罗马获得“马尔凯年度人物”的殊荣。“与倪波路教授相识相敬转化成我们之间的友谊。”利奇说，“我们如今虽然天各一方，但距离不会使我们的友谊降温，此次上海相聚能让我们彼此的友谊更加深厚。”
倪波路似乎更接近那个时代传教士的特质：出生于意大利名门望族，家学渊源。400年前的利玛窦、熊三拔等当时的传教士，都经过严格而良好的教育，除了谙习神学还精通古典文学、音乐、美术、建筑、数学、天文、地理、机械制造和园艺等学术和工艺，这也就说明为什么除了传播教义，利玛窦和熊三拔还与中国人一起翻译和撰写大量科技著作。倪波路先生自己除了作为职业外交官精通多国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还是优秀的音乐家、画家、书法家和艺术评论家，并且对于欧洲古代哲学思想及其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曾是罗马大学研究员。
随着历史的世俗化进程，相比利玛窦、熊三拔那个时代，教会对社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对于这两个家族的历史，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但是，普通意大利人都知道利玛窦到过中国，就像他们都知道马可·波罗一样，因为两个人都上了历史教科书。
倪波路先生认为，利玛窦属于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他笃信上帝，又突破中世纪神学的禁锢，认为万能的上帝创造的人是能够在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所谓“文艺复兴人”，就是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伟大文明的学习，在科学、文艺、工艺技术等诸多方面全面发展，从而在文化创造上作出巨大的贡献。当然，利玛窦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但是他的确凭借自己的聪明与博学，为意中文化交流作出伟大贡献。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是中国科技史上一个里程碑，而他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也为当时欧洲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成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倪波路1985年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外交官身份被派驻北京3年，瞻仰过利玛窦和熊三拔在北京的墓地。2006年出任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长是意大利外交部的人事安排，但也不能不说他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
在此次上海的纪念活动中，将展示一架仿制的古钢琴，现场来宾可以欣赏到用这架古钢琴弹奏利玛窦为万历皇帝编曲的《西琴八曲》的片段。当年，利玛窦用所熟悉的“道语数曲”，“译其大意”，用古代汉语写下8首歌词，并集成册，并用进贡给万历皇帝的击弦古钢琴编曲《西琴曲意》八章，成为最早的中文天主教赞美诗。
此外，倪波路还将展示熊三拔曾经读过的意大利古代诗人彼得格拉的诗集。“听着数百年前悠扬的古曲，翻翻泛黄的古诗集，时光仿佛倒流，那会是怎样的愉悦之情！”沉浸在憧憬之中的倪波路还表示，希望三位后裔联合出版一本介绍徐、利和熊三个家族历史的书籍，以此追忆祖先，传承他们的精神。
正如利奇所说，利玛窦、熊三拔和徐光启在这样一次聚会中得以“重生”。(感谢郑榕先生提供翻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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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家汇仰望星空200多年前，徐家汇的文化交汇功能应运而生，并成为上海文化特色的里程碑，如今是上海典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撰稿／王泠一 袁 航
“中华民族是热爱数学的民族，数学也是中华民族擅长运用的学科之一。”学者出身的陈澄泉对纪念《几何原本》出版400周年这个主题很有兴趣。就在这位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局长紧锣密鼓筹备这场东西文明再度交汇的盛会时，英国人也评选出了101款改变世界的小发明。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电池、自行车、圆珠笔、阿司匹林和email，而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发明的算盘则名列榜首。
大约正是在中国先哲研制算盘时，古希腊的欧几里得也在勤奋著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罗马帝国兴起之前，希腊文明一直是欧洲大陆的领导者。古代希腊的行政统治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以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希腊人几乎对所有学科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甚至是人类认知的起源，如他们最早相信人类所居住的家园是一个球体。希腊人特别重视数学在美学上的意义，认为数学是一种和谐、简单、明确以及有秩序的艺术，在数学中可以看到关于宇宙结构和设计的终极真理。
欧几里得是古代希腊数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生平不详。后世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推断，欧几里得早年曾在雅典受教育，熟悉柏拉图的学说。公元前300年左右，他应邀到埃及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城从事“学术交流”和著述工作。他著述的《几何原本》共有13卷，其希腊文原稿已经失传。现在这部西方最早的科学著作得以流传，依据的是4世纪末的一个修订本和18世纪梵蒂冈图书馆里发现的希腊文手抄原本。除《几何原本》外，欧几里得的其他著作都早已消失在时空的黑暗中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消失增加了人类的黑暗。仅留世的《几何原本》，已让我们震撼了2000余年。
欧几里得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的战国时期。
数学，实在是一门可以跨越时空又连接文明的科学。有人说，“数学是科学的女王和仆人”，“女王”指的是结构的严谨和内容的优美，以及它对其他学科所起的权威性作用。“仆人”意味着服务者，它为一切科学服务，成为一切科学的有效工具。这里的一切科学，还应该包括社会科学。是否能够用上数学，是一门科学是否成熟的标志。
400年前，徐光启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科学发展的滞后。他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1607年，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几何原本》，从上海的徐家汇传入中国。200多年后，也是在西方文化势力的渗透下，徐家汇的文化交汇功能应运而生，并成为上海文化特色的里程碑，如今是上海典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光有保护是不够的，传承是更重要的关键词。笔者在中小学调研时发现，对于徐光启这样的先贤及其成就，即使在以光启家乡著称的徐汇区，中小学生也是比较陌生的。对于《几何原本》，“如果没有专业性的科普传承，学子们是很难自发地产生亲和力的”，数学老师朱海燕、宋霞峰这样告诉我们。两人分别是上海享有声誉的高安路第一小学副校长和数学教研组长，从事数学教学十余年。
朱海燕生在徐汇，长在徐汇，工作在徐汇，出嫁还是在徐汇。今年生日之前，有人送给她一本《几何原本》。一旦亲密接触，马上手不释卷。书中的文字和图画都非常优美，如在对“美冠虫的骨架”进行描述时，朱海燕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上帝将最好和最完美的智慧的数学思维赋予人类，同时也分一部分给一些无理智的动物和植物，使它们有维持生命的本能。比如蜂房中的六棱柱形、比如各种植物的叶片和花型。美冠虫的骨架形状类似于由六片平直肥皂膜及其所托起的一个肥皂泡组成，由一个四面体构架悬挂着……她告诉我们，这是小学生能够理解的数学之美，难度则略高于“一只青蛙四条腿”之类的直观表述。她和宋霞峰商量后，决定在学校里开展“数学周”活动。
“数学周”是想以《几何原本》引进中国400周年为契机，组织1800余名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几何实践操作活动，使他们在活动中运用几何知识，感受数学的魅力；同时能够了解徐光启的生平和知晓《几何原本》，由此激发他们崇敬先贤、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宋霞峰说，数学学科客观性很强，以前一直觉得难以进行德育渗透，现在则找到了一个好抓手。
说起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许多人都提到了徐汇中学校门左侧的肯德基快餐店。在人流如织的徐家汇，这家店创造过全球门店日均销售第一的纪录。如今，它很有可能被收回。
徐汇中学位于虹桥路68号，这家肯德基店紧挨着上海历史保护建筑——徐汇中学崇知楼。10年前，国人还没开始思考“故宫里能不能开星巴克”，这家肯德基店成为历史风貌保护区的“飞地”。
徐汇中学是按19世纪西洋办学模式创办的学校，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首开我国西方科学文化教育的先河，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誉为我国西洋办学第一校。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的1849年，由原籍法国撒丁岛的天主教传教士南格禄着手，拨茅屋数间以充教室，此即徐汇中学的胚胎。原震旦学院、复旦大学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就是其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并曾经担任过徐汇公学的首任中国籍校长。后学校依据当时教育部所颁学制，改为高等小学(三年制)、中学(三年制)。1931年，学校组织校董会，正式定名为徐汇中学。
徐汇中学现任校长庄小凤很自豪地让我们瞻仰学校大门左侧墙上铭刻的文字：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徐汇中学(始名徐汇公学)作为西学东渐的前驱，在明相国徐文定公光启故里——上海徐家汇创立，开启了我国近代中西教育交汇的先河……
徐汇中学里，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历史文化遗产。图书馆里，有线装的、石印的中国古籍，一排排西文书籍大概是传教士的遗产。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和上世纪最后20年商业化洗礼，图书馆依然珍藏着1141册西文图书和9400册线装古籍。只是限于人手，还来不及按罗马法进行现代版本学意义上的保养。
谈起邻居“肯德基”，庄小凤说：“如果明年门面店回收，我马上把它改建为艺术培训场地。”她还提到学校附近将新建一个地铁出口，希望建设者们要有古典修养，要避免败笔，要与徐汇中学、藏书楼、教堂、天文台和徐光启墓融为一体……
解答这道立体几何题的智商，看来已超出了《几何原本》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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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玛窦寻找“官话化石”利玛窦开创了用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成功地创制了汉语第一个全国通用语的拼音方案。
撰稿／钱乃荣
400多年前，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很快发现，中国各省老百姓说的话各不相同，口语的差别很大，但是还有一种整个帝国官场里通用的语言，称为“官话”。
官话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很流行。利玛窦在1592年11月从韶州给住在罗马的法比神父写信说：“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同。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他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耶稣会的会友就没有必要在他们所到的各地去学方言了。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他还发现，明朝人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异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而且这种用文言写的文章全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看得懂，不受方言的影响。
1600年利玛窦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时，新到的神父庞迪我是他的助手。他们乘坐由刘步惜太监率领的马船船队，沿运河北上，到了山东省西北的临清，太监因故先行。临别时，为报答神父们的善待，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当作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童，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讲地道的中国话。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改订出版《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时，将这句话中“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
当今许多学者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自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北京)以后，汉语的通用语一直是北京话。然而，为什么在外国的传教士写的书里，“地道的中国话”却是“纯粹的南京话”呢？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鲁国尧据此在1985年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认为明代的官话，其基础方言不是北京话而是南京话。
1934年，天主教耶稣会史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组手稿，题为《宾主问答辞义》，书中“宾”指的是来访的中国文人或官员，“主”代表传教士。这部手稿的第32-165页是一部葡萄牙和汉语对照的《葡汉辞典》，这是第一部外国语vs汉语的翻译词典，编纂年代当是1584-1588年间，全文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写。这部手稿是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共同的作品。手稿中编写的汉语，是利玛窦按照明代官话的语音用他设计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记录下来的。利玛窦的拼音方案，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除此之外，留在世上的还有利玛窦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一卷，这是四篇他用罗马字注音的宗教文章和几幅木刻宗教画。
过去，中国的学者只能用“反切”的方法分析和记录汉语的字音，“反切”的记音法是用两个汉字来拼一个字的音，用读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声调读音“切”出新的字的音来。由于不是用单纯的元音、辅音来拼音，而是用汉字注音，汉字本来的读音历时会变，汉字在各地读出的音又不同，所以“切”出来的字音也就很模糊了。利玛窦开创了用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成功地创制了汉语第一个全国通用语的拼音方案，这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上是一大进步，另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这个拼音方案在汉语语音史上为400年前的明末官话真实发音留下了明确的记载。
美国乔治城大学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杨福绵(20世纪初曾在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上学)在1989年亲赴罗马，查阅了这部手稿，将利玛窦最早的汉语拼音字母转译成国际音标，并将手稿中汉语句子的语法、词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证实了辞典反映的明代官话面貌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写了一篇长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发表在199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上。
《辞典》中的词语如：“后生家、人客、所在、田鸡、水鸡、八脚、四脚蛇、柱头、不曾、如今、这等、欢喜、起房子、不得闲”等词，“做强过他”、“把他进来”、“把他食”、“背得”、“好得紧”、“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的语法，都是当时的南京话。
我把杨福绵教授的译出的音系与1902年K. 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基本上相同。尤其是有许多的入声韵母，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5个声调，完全是北方话在江淮和南京地区的南音特征。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修《洪武正韵》以南京音为标准，到朱棣永乐十九年(长达53年)迁都北京，徐达攻大都，朱棣坐镇北京，都带了大批南京人和江淮方言区的人士到北京。明末利玛窦在北京10年，如果他在北京的交际中用的官话都是入声消失的只有4个声调的北京话的话，他在北京写的四篇罗马字拼音文章的拼音系统就不会与他和罗明坚还在早年南方写的《葡汉辞典》的音系相同了，何况他在回国后写的回忆录中还专门写到了官话用5个声调呢。
清朝前期，仍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音，直到雍正四年(1724年)完成的官修韵书《音韵阐微》还是用的保留古音较多的南音系统。虽然旗人口中说的都是他们从生活在幽燕和辽东地区学得的北方话，但在宫廷中还是使用明代官话，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经优化的辽东、幽燕官话语音才正式取代了南京话基础的明代官话在朝廷朝会中取得了清代宫廷语音的正音地位，这就是普通话的前身。
从1842年海禁开放以后，传教士重新来到中国，英、法、美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和商业文化交往，又在中国完成了大量汉语的拼音方案，包括许多方言的拼音方案，官话和方言的各种课本、语法、词典和圣经，大都用各自设计罗马字母拼音方案注音，为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出台打了前阵。日本政府在明治九年(1876年)确定把以往教学对象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经过争辩1923年中国官方正式确认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
今年7月，我在巴黎，一位热心保护上海方言的年轻网友特地从南方赶到我的旅馆，赠送我一套PDF文件：一部1950年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出版的法国传教士布尔其瓦编著的《法华上海话词典》，那是1869年第一本上海话词典问世80年来最完整的一部上海话词典，也为传教士编写中国语言的著作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续上
雨打风吹风流驻今天的上海，依然还有不少延承历史文脉的街区名。
撰稿／王悦阳(记者)
在上海，以姓氏作地名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农村成为市镇的过程中，姓氏家族集居是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就以姓氏命名居住地。“今天的上海，依然还有不少延承历史文脉的街区名。”著名学者薛理勇先生向《新民周刊》详细介绍了上海现存的历史人名街。
梅家弄：现存最早的姓氏地名
据考证，上海最早的以大族住宅命名之地，是位于黄浦区的梅家街。此地古称“梅家弄”，早在北宋年间就已得名，其来历与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有关。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他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苏梅”。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相传梅尧臣早年即随其叔父定居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其身后有一房子孙迁居至“梅家弄”，并长期定居于此。“梅家弄”自北宋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上海可考的最早以姓氏命名的地方。如今依然有不少姓梅的人家在此居住，但由于战争等因素，人口更迭频繁，此处的梅姓人家是否为梅尧臣的后裔，已很难确切考证了。
黄家弄、艾家弄与徐家汇
古代上海有著名的“一湾三弄”，除“梅家弄”外，最为知名的莫过于“黄家弄”了。“黄家弄”即今黄家路，其名称由来与明代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徐光启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光启的恩师黄体仁便居住于此。黄体仁，字长卿，号谷城，明代上海县城人。他曾在龙华寺督教三年，徐光启曾受其学。万历三十二年，黄、徐两人又同登进士，一时传为佳话。黄体仁生性耿直，曾多次向朝廷上书，为已故抗倭将领戚继光追请谥号并获得批准，从而赢得极高的声望与口碑，并被相国李廷机看中，希望他能留在北京辅佐朝廷，但黄体仁却以年迈体弱坚辞，并极力保举其学生徐光启入阁，为徐光启今后的仕途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徐光启特殊的地位与巨大的影响力，上海的不少地名都与之有关，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徐家汇”。
徐光启曾为官于上海，并在现今的虹桥路、蒲汇塘路、肇嘉浜路、华山路汇集处建有农庄别业，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并在此潜心著书。公元1633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后归葬于上海别业，其子孙便也都在其墓地周围聚居，并逐渐繁衍开来。因这里原是肇嘉浜、蒲汇塘、法华泾三水的汇合处，又是徐家聚居的地方，所以就取名叫“徐家汇”了。徐家汇本是上海市区西南的一个地名，后来逐渐繁华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商业区，遂发展成为市区名。
离徐家汇不远处，另有一条“艾家弄”的路名，也与徐光启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先居住于此的艾宅主人名叫艾可久，字德征，号恒所，明代嘉靖年间人。由于艾可久之孙艾庭槐迎娶了徐光启的孙女，据当时天主教的规定，只有信徒之间可以通婚，于是，几乎上海所有的艾氏都因此而入了天主教，艾氏也成为继徐光启家族之后，最早举族入天主教的家族。
董家渡与曹家渡：独特的渡口文化
有一种说法，认为董家渡与明代著名书画家、学者董其昌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精鉴赏，富收藏。既是画家、书法家，又兼美术评论家，平生对书画理论见解丰富，对后人影响很大。董家渡原名“北仓渡”，因其所处之地在黄浦江畔渡口边，其北面有一粮仓，故而得名。董其昌出生于此，后因为了逃避兵役，远遁松江，中举做官后，将其籍贯改为“华亭”(松江古称)，从此被称为“董华亭”。他的不少子孙与亲戚依旧居住于“北仓渡”，久而久之就将其地名改为“董家渡”。这一来自古籍的材料真实与否，还有待专家学者核实。
曹家渡这一名字也有400余年的历史。从前，吴淞江原有一处曹家渡义渡。明代永乐年间，举人曹守常一族由安徽歙县迁此定居(今长宁区曹家弄北，江苏北路、万航渡路东一带)，并形成境内第一个村落——曹家宅。由于上海与宝山、嘉定等西北地区水陆交通多取道于此，曹家渡逐渐闻名沪上。到了清末，曹家渡地区成了热闹的商市，繁华一直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头号卖国贼”的曹汝霖就是这支曹氏家族的子孙。并且，曹汝霖家族是上海史上绝无仅有的“三代进士”、“四代一品”的高官望族。
陆家嘴：延续百年的辉煌
如今，浦东陆家嘴已经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象征。而其地名的由来，源于明代上海的陆深家族。
陆深，字子渊，其祖父自南宋起移居上海浦东。其人学问精深，但脾气倔强，曾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而被谪放外任，一直到刘瑾伏法才重回翰林院，后担任四川布政史、国子监祭酒等官职。他不仅是上海历史上科考成绩最好的人，也是古代上海人在中央任职最高的官员之一。在告老回乡后，陆深在浦东旧居“后乐园”中用土堆起了一座小山，取名“俨山”，并以此为号，安度晚年。
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古代上海地名用词有一个规定，在以河流弯曲的部分取名时，凹进去的部分称为“湾”，而突出的一侧则称为“嘴”。由于陆深所居住的这块地区有一片突出的冲积滩地，加之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此处便以“陆家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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