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转贴］

银色地平线

16-17世纪处于日本的中世，即战国时代。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战火纷飞、诸大名争相做着统一天下的美梦的黄金时代；而对世界而言，16-17世纪则是 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达到鼎盛的黄金时期，即所谓的大航海时代。随着16世纪中叶日本列岛为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之后，东西方文化在日本也毫无例外地产生了交流 和碰撞。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如社会思想、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本文仅仅从宗教信仰方面，即描述天主教从传入日本并开始迅速繁荣直至江户时代天主教的蛰伏这一段近90年的历史过程，来探讨一下西方文化给日本中世带来的影响。
一、日本列岛的发现和天主教的传入——新时代的到来
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大西洋沿岸的各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冒险和殖民远征。同时也拉开了世界历史巨大转折的序幕。在西欧各国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是 两个主要的代表性国家。他们为了向外寻求土地和财富，先后诞生了葡萄牙的迪亚士（B.Diaz,1450-1500），瓦斯科?6?1;达?6?1;伽马 (Vasco da Gama,1469-1524)、西班牙的哥伦布（C.Columbus,1446?-1506），麦哲伦 （F.Magellan,1480?-1521）等著名的航海家。由于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之上，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两国于1494年缔结了《托尔德西雅斯 条约》，誓言要在新领地上传播天主教，后又于1529年在萨拉戈萨签定条约，规定以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为分界线，西班牙向西活动，葡萄牙则向东活动。正 是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得葡萄牙在发现日本列岛的过程中抢占了先机。
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葡萄牙以1510年占领的印度的果阿作为东方活动的中心，先后占领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香料群岛，并于1553年侵占了澳门。
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日本岛是东洋的一个海岛，位于大陆或蛮子（Manji）海岸相距约2400公 里的海上。这个岛面积很大，居民的面目清秀、体格健康、态度文明……根据曾经到过这里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王宫富丽堂皇，蔚为奇观。王宫的整个屋顶用 金色的铁皮覆盖着……宫殿的天花板也是同样的贵重金属做成的；许多房间内，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种宫殿富丽的程度，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 达。”
由于马可波罗的描述，日本列岛在葡萄牙冒险家的心中，成为了黄金岛的代名词，发现日本列岛，就可以发现无数的财富。由于葡萄牙人的东进，并到达中国的宁 波，同时在马六甲和暹罗，葡萄牙人开始和南航的琉球人接触，听到有关日本人的事情，日本列岛的发现，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根据摩鹿加群岛的司令官，殖民史家安东尼奥?6?1;加尔瓦诺（Antonio Galvano,1503-1557）的《世界探险史》的记载，1542年（天文十一年）欧洲人发现了日本。而根据自称四次来日，与种子岛主会面的平托 （Fernao Mendes Pinto,1509-1583）的《周游故事》，发现者是平托和其他两名伙伴，时间为1543-1544年。其他如若奥?6?1;罗德里格兹（Joao Rodriguez,1558-1633）的《日本教会史》和迭戈?6?1;德?6?1;科托（Diego de Couto,1542-1616）的《亚洲志》里发现日本的年代为1542年。只有萨摩僧人南浦文之的《铁炮记》中记明为1543年8月25日。因为欧洲 人的记载大多依据十多年后的传闻，并不是发现者本人。而《铁炮记》是63年后的1606年（庆长十一年）的种子岛主种子岛久时撰写的，连葡萄牙船开来的时 间都很清楚，且所记的葡萄牙人的姓名和加尔瓦诺、平托等人的相同，因此，据后人考证，日本列岛的发现年代应为《铁炮记》中所述的1543年。
说到天主教的传入，首先应当提到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6?1;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按现代人的翻译方法，他的名字应该译为弗朗西斯科?6?1;德?6?1;沙维尔。由于牵涉到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人物的 习惯译法，本文仍称其为沙勿略。
方济各?6?1;沙勿略出身于西班牙北部拿瓦拉王国的一个封建领主家庭。根据记载，沙勿略（Xavier）并不是他家族的正确名称，应当为埃切贝里亚 （Etxeberria），即“新家”的意思。由于1524年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中，拿瓦拉王国站在法国一边，而被西班牙灭亡。1534年，沙勿略与 西班牙贵族伊格纳蒂乌斯?6?1;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一起创立了耶稣会。因为他们是被征服的异族，故耶稣会没有成为西班牙殖民势力的先遣队，而从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那里接 受了印度传教的任务。
在视察印度结束之后，沙勿略从马六甲到香料群岛传教。在1547年回到马六甲时，遇到了因杀人罪逃到马六甲的萨摩武士弥次郎。在了解到去日本传教极有希望后，便将弥次郎送到印度的果阿接受宗教教育。弥次郎后来受洗，教名为保罗，是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
当时已经有葡萄牙船往来于日本，但沙勿略等人并没有乘坐葡萄牙船，而是乘坐一名从中国来到马六甲的王姓中国人的容克式帆船前往日本。同行的还有两名西班牙 传教士托雷斯（Cosme de Torres,1497-1570），费尔南德斯（Joao Fernandes,1526-1567）、弥次郎及其弟弟约翰、和仆人安东尼奥一共六人。六人于1549年（天文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节）抵达 萨摩的鹿儿岛，住在弥次郎的家中。不久沙勿略会见了岛津贵久，获得了传教的许可。贵久是为了贸易而利用传教，而沙勿略是为了传教而利用了贸易。因此，从天 主教传入那天起就埋下了锁国的祸根。
在沙勿略到达鹿儿岛之后，先后与当地的日本人和外国人接触，并曾对日本人的印象向欧洲做详细的报告。其中一部分如下：
“到现在为止，我所接触的各国人中，日本国民是最杰出的。原先以为日本人不信上帝，没有优秀的人民。事实上，日本人总体来说拥有良好的素质，没有恶意，与 他们交往颇能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的名誉心特别地强烈，把名誉看作头等大事。日本人的大部分还是比较贫困的。但是，我询问过许多武士和平民，因为贫困而感到 耻辱者，一个也没有……武士无论多么贫困、平民无论如何富裕，贫困的武士在富裕的平民面前，仍然会受到与富豪一样的尊敬。贫困的武士，无论什么条件，任凭 再多的财宝堆积在眼前，也决不与平民结婚。如果这样，他的名誉就会消失。与金钱相比，名誉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日本人身份相同的人见面，都保持着相当隆重的 礼仪。他们尊重武器、信赖武术……他们对侮辱和嘲笑决不默默忍耐。与平民必须对武士持最高的敬意一样，武士侍奉领主也必须保持敬意，平头低身地面对领 主。”（《圣方济各?6?1;沙勿略书翰抄》下，岩波文库）　　
当时在日本的传教士，被成为ハテレン，而修道士被称为ィルマン，日本人根据音译，将他们称为“伴天连”和“伊留满”。  
沙勿略在岛津家的菩提寺福昌寺召集群众开始传道。起初人们以为是佛教派的一种，静心听讲，获得百余名信徒。后来明白是天主教且排斥佛教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使得岛津贵久终于禁止传教。沙勿略在鹿儿岛传教前后不满一年。
1550年（天文十九年）葡萄牙船进入平户，船长为了船员的信仰招请沙勿略，沙勿略带领托雷斯和费尔南德斯来到平户。为了会见日本统治者以在日本传教，沙 勿略让托雷斯留在平户，自己先后到了山口、堺、目标是京都。但由于应仁之乱后京都屡遭战祸，且天皇毫无势力，传教无望。沙勿略又于1551年（天文二十 年）回到了山口。
山口是掌握中国勘合贸易的大内义隆的居城，人口有四万，相当地繁荣。沙勿略第二次谒见大内义隆，递交了果阿的印度总督和主教的信，并献上了钟表、铁炮、绸 缎、眼镜、玻璃器皿等礼物，得到了传教许可（现在山口建有传教纪念碑）。两个月内受洗的信徒有500人，后沙勿略又到了丰后的府内，得到了大友义镇（宗 麟）的保护，着手传教，不久府内成为日本天主教传播的一大中心。
沙勿略在日本一共只有两年三个月，于1551年1月乘葡萄牙船返回印度果阿，为到中国传教作准备。1552年他从果阿到广东上川岛，但始终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同年病死于岛上。
二、受洗的大名与弗洛伊斯的功劳——天主教的迅速繁荣
继沙勿略之后，许多传教士来日传教，1552年（天文二十一年）伽戈（B.Gago,1515-1583）、阿尔加赛瓦 （P.Alcaceva,1523-1585）等来日，1556年（弘治二年）努涅斯（B.Nunes）、维列拉（G.Vilela）、弗洛伊斯 （Luis Frois,1512-1597）等来日。他们先在九州传教，受到大内义隆、大友义镇的保护，传教相当成功。
当时的大名加入天主教大致有四种动机：一是企图以传教士为中介，让外国船只开进领地港口，开展贸易，从中获益，以便发展经济，引进精良武器，在激烈地生存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希望得到异国之神——上帝的保护，保佑领地五谷丰登，并在战斗中战胜信仰传统的神和佛的敌人；三是为了消除对可能的失败的不安， 增强信心，听从传教士的说教，以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四是认为使领地内农民加入教会，同领主信仰一致，可以抑制百姓的不满，有利于领地管理。
传教士一般随葡萄牙船来到日本，但那些日本的大名，虽然争相欢迎满载着生丝、绢织物等商品，为他们带来富国强兵的机会的葡萄牙船，但对随船来到领地的传教士所要求的传教许可，却大多持反对态度。
就例如最初的岛津家，岛津家虽然欢迎葡萄牙船的到来，但对于天主教的传播，就由于领内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而最终作罢。葡萄牙船来到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对葡萄 牙船的到来也是表示欢迎，但不支持传教士的布教活动。葡萄牙人只得探求新得同时欢迎布教和贸易的领地。作为其中的一个候补，西彼杵半岛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半岛的前端，是一个延伸到海中的名为横濑浦的港湾。经过测量，当地水非常深，波浪也很小，是非常合适的良港。
当时的西彼杵半岛与大村湾沿岸的大部分，都是战国大名大村氏的领地。葡萄牙人与当时的大村氏当主大村纯忠交涉，希望将横濑浦港对葡萄牙人开放，并允许传播 天主教。大村纯忠对葡萄牙船和天主教都表示了欢迎，使葡萄牙人和传教士都欣喜过望。1562年（永禄五年），葡萄牙船开始进入横濑浦。
之前的葡萄牙船大多停泊于平户，由于平户不欢迎天主教的传播，传教士就将葡萄牙船引导前往横濑浦。
由于葡萄牙人舍弃了平户而来到横濑浦，使得横濑浦由不知名的小港口变得引人注目起来。1563年（永禄六年），大村纯忠与二十五名家来一起接受了洗礼，正 式成为了天主教徒。大村纯忠的教名为堂?6?1;贝鲁特罗密欧，其子大村喜前的教名为堂?6?1;桑乔。当时的葡萄牙船的司令官也向其表示了祝贺，并施放 了礼炮，赠送了黄金打制的寝台、绸缎、绢、胖头鱼产的美酒、宠物犬、宝石首饰、贝鲁特产的帽子等作为贺礼。至此，葡萄牙人传播天主教的愿望，完全地实现 了。
按照常理，横濑浦应当变得非常繁荣，实际上却相反，由于葡萄牙船都被引导至相邻的大村，惹恼了平户的松浦家，导致了松浦氏带领配下的豪族袭击横濑浦并将其烧毁的事件的发生。
葡萄牙人感到安全无法保证，将船只停泊到福田（今长崎市）。但不久平户的松浦氏又带领大小数十只船袭击了福田，最终葡萄牙人经过探测，将停泊地选在了福田南侧的长崎。
1570年（元龟元年），大村纯忠把领内的长崎献给教会，作为葡萄牙人的贸易港开放。1580年（天正八年）又将长崎附近的茂木献给教会，成为教会的领地，后来有马晴信也将浦上献给教会。
当时的长崎是一个天然的良港，领主长崎甚又卫门是大村纯忠的女婿。由于当地的地形为大陆突出的半岛，三面环海，形成天然的要塞，使得长崎成为了葡萄牙人的 首选地。1570年葡萄牙人开始进入长期，1571年起，每年都有葡萄牙船入港，被葡萄牙人称为“世界第一的港口”。事实上，长崎直到后来的宽永锁国时 期，即使没有葡萄牙船进入，也不断有荷兰船、中国船来往，成为了日本唯一的海外贸易港口。
耶稣会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先使当地大名受洗，然后通过大名的权利一举把领内的人民收为信徒。继大村纯忠之后，先后有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有马义 贞、有马晴信父子和筑前的黑田孝高。这些天主教大名为了取得铁炮、火药、皮制品和铁，欢迎耶稣会来传教，所以传教事业发展得很快，十年内遍及北九州一带， 府内成为传教中心。当时的天主教被称为“切支丹宗”、“天竺宗”或“南蛮宗”。
1559年（永禄二年）维列拉到京畿地区传教，得到将军足利义辉的保护，并在京都妙觉寺会见了将军。虽然如此，由于京都佛教势力广大，传教士受到冷遇，难以传教。维列拉利用堺的豪商日比屋了珪招请的机会，前往堺寻找机会。
1563年（永禄六年）奈良的一个天主教徒与结城山城守（忠正）、清原枝贤辩论宗教问题。结城山城守与清原枝贤对天主教大感兴趣，邀请堺的维列拉详细介绍天主教。  
维列拉应邀到达奈良与两人会面，同时在座的还有高山飞騨守（厨书，大和泽城城主）。经过一番谈论，结城、清原、高山三人都成为了天主教徒。由于三人都是在畿内极有名望的人，五畿内地方天主教也开始兴旺发展起来。
结城一族是河内的有力大名，迅速地在河内（冈山、砂等地）形成了天主教徒集团，甚至连饭盛山的三好长庆的家臣团中也出现了改信天主教者。如饭盛山麓深野池 岛的三氏一族、八尾豪族池田丹后守和其家臣团，均改宗成为河内知名的天主教徒。另一方面，高山飞騨守将维列拉招入城中，向家族说教，一同受洗改宗。飞騨守 之子高山右近（友照）后来成为了日本教会史最有名的热心信徒。
1565年（永禄八年），弗洛伊斯到达日本，传教事业更加兴盛。:
弗洛伊斯是日本天主教传播的重要人物，他长期定居日本，与织丰时代的两大统治者都保有很好的关系，也见证了日本时代的变迁，其著作《日本史》 （《Historia de Japan》）是重要的研究史料。弗洛伊斯于1532年生于葡萄牙的里斯本，十六岁时加入耶稣会，被派往印度学习，成为传教士。1563年到达西彼杵半岛 的横濑浦，时年三十一岁。1565年进京。
1569年，弗洛伊斯会见了上洛成功的织田信长，获得了信长的信任。在信长的保护下，京都教会大为兴隆，建立了教堂，后来在安土城也建立了教堂。到1580年，京都地区信徒数字超过九州地区。
根据弗洛伊斯的报告信长对天主教颇感兴趣，会见传教士的次数，不少于三十一次。其中在京都十五次、安土十二次、岐阜四次。会见次数最多的传教士就是弗洛伊 斯，有十八次，另外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奥坎蒂诺（Orkandino）十七次。其余还会见过其他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传教士。
信长于弗洛伊斯的初次见面，是经家臣和田惟政介绍的，和田惟政是高山飞騨守的好友。1569年四月十九日（永禄十二年四月三日），弗洛伊斯与和田惟政在二 条城的掘桥上见到了信长。弗洛伊斯献上了欧洲产的大镜子、美丽的孔雀尾、黑色的贝鲁特产的帽子和印度孟加拉产的藤杖作为礼物。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信长仅仅 接受了帽子，并没有和弗洛伊斯会谈，仅招待了弗洛伊斯饮食后便离去了。
之后不久，信长在二条城的工事场正式会见了弗洛伊斯，并详细询问了许多有关天主教的问题。在后来弗洛伊斯的信中，也有有关信长的描述：
“信长是尾张国三分之二主君殿（信秀）的第二个儿子，统治天下时三十七岁。他中等身材，身体魁梧结实，胡须很少，说话调子很快。极度好战，军事经验丰富， 极富名誉心，正义而严格。他对敢于侮辱他的人一定会施以惩罚，但也多次显示人情味与慈爱。他的睡眠时间很短，起床很早，没有贪欲，非常果断。战术方面也很 老练，但非常性急，平常也会表现得情绪激昂。他能够听从家臣的忠言，但使其保持敬畏。喝酒但很节食，对日本的王侯非常轻蔑，但要求人人绝对服从于他，在战 场局面对自己不利时仍然能够保持心气广阔，忍耐力强。他的理性思维很好，判断力强。对神佛礼拜、尊敬，轻视占卜迷信等异教。（他）起初属于法华宗，位居显 位后听从禅宗的见解，相信灵魂不灭，来世的赏罚……他喜欢的东西有著名的茶器、良马、刀剑、鹰狩，与不分身份的人裸体相扑……”
1579年（天正七年）耶稣会派遣巡察师范礼安（亚历山德罗?6?1;瓦利格纳诺，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来日本领导传教事业，1581年谒见织田信长得到厚遇。范礼安确立了传教的制度，把日本分为京都、丰后、下（长 崎）三个教区，包括京都、东山、东海、山阴、山阳、北陆、南海六个道。还设立了教育机关，培养日本传教士。在安土、有马设立神学校，在府内设立神学院，在 臼杵设立修道院，宗教教育机关完备了。
至1583年，日本群国各地有教堂近200所，分驻所20多个，信徒也逐年增加，570年为二、三万人，1582年15万人。1590年20至24万 人，1600年达30万人，1610年减少至22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三、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交流——天正谴欧使节团
正当日本天主教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按照耶稣会的巡察师范利安的建议，九州的天主教三大名大友、有马、大村第一次派遣使节去欧洲。根据弗洛伊斯的《日本使节罗马行记》和圣德的《日本使节对话录》，遣使的原因有三：  
1。代表日本天主教向罗马教皇和葡萄牙国王表示敬意，并进一步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援，使日本的传教事业更加兴盛。  
2。向教会和其他欧洲人汇报和证实日本耶稣会出色的传教成绩。  
3。让将来可能成为日本教会领导人的日本少年亲眼观看辉煌的欧洲天主教文化，亲身体验教会的威严。  
使节团有正副使节各二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正使是日向伊东修理亮佑青之子，13岁的伊东满所（マンショ，Mangio?，1569-1612）和大村 纯忠之弟千千石左卫门佐直员之子千千石?6?1;米开罗（ミケル，Miguel?，13岁），副使是14岁的中浦?6?1;裘立安（ベリャ ン，Perian?）和13岁的原?6?1;马罗奇诺（マロキノ，Marocino？）。除四名使节外还携带二名日本仆人，传教士美斯基泰和日本修道士乔 治?6?1;罗耀拉随从。  

1582年（天正10年）2月20日，在范利安率领下乘葡萄牙定期船离开长崎。由于搭船和等候风的关系，在澳门、科钦、果阿等地长期停留。在长期的航海 中，少年学习了拉丁语、葡萄牙语及日本文学、音乐等，还有各地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人情等，以扩大知识。并进一步学习天体观测法及观辰仪、 平面球型图、海图和指南针的使用法和制造法。  
抵达果阿之后，按照耶稣会总长的指示，留下范利安，其他人继续西行，绕过非洲好望角，1584年（天正十二年）8月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当时西班牙国王 兼任葡萄牙国王，因此又由陆路转道马德里，谒见腓力二世，递呈日本三大名的书信。其后从马德里到阿利坎特，再横渡北地中海到北意大利的利窝那港 （Livorno），经比萨、佛罗伦萨，1585年3月21日终于到达目的地罗马，全程费时三年一个月。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听说遥远的日本皈依天主教并派来使节，感到十分高兴，一个月前就宣布将日本传教的特权给予耶稣会，并在20年内每年赐予4000银币。  
3月23日教皇接见使节团，四名少年使节在卫队和军乐队的护卫下骑白马进宫谒见教皇，进行“吻足之礼”的仪式。仪式完毕后参观罗马，沿途人山人海，欢迎从遥远国度来的使者，日欧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友好接触。  
4月11日格列高利十三世逝世，24日西克斯图斯五世即位，使节团参加了葬礼和即位两大盛典。新教皇后来又接见了使节，每年赐给2000银币作为日本传教 经费。罗马市民还授予伊东满所等公民权，列入贵族。使节一行在罗马逗留三个多月，受到欧洲诸侯的礼遇，参拜了各地的教堂，参观了学校、工厂和兵营，接触西 欧的文物，对先进的西方文化赞叹不已，深受感铭。  
使节团于6月初离开罗马，历访北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其后乘船到巴塞罗那，前往里斯本。1586年（天正十四年）离开里斯本，瓦利格纳诺在果阿迎接，带领同回日本。1588（天正十六年）年6月抵达澳门。  
此时的日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坠入悲惨的命运。天正十年本能寺之变，保护天主教的织田信长自杀；1587年（天正十 五年）5月，派遣使节的大村纯忠、大友宗麟先后去世，接着丰臣秀吉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后来使节一行得到了秀吉的许可返回了长崎，那时已经是1590年（天 正十八年）6月20日了，在国外历时8年5个月。  
1591年（天正十九年）3月，由瓦利格纳诺带领使节团在聚乐第谒见丰臣秀吉，呈递印度总督的信件。但是印度总督所提出的要求——方便传教和缓和禁教一点 也没有达到，从而使节团所带来的见闻也无机会发挥作用。不过，这次遣欧使节团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同时也加深了欧洲人对日本的理解，其意义重大。再者，使 节携回的印刷机、地图、绘画、乐器、器具等欧洲文物，给日本文化和社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四、秀吉时代与第一次禁教——冲突出现
随着本能寺之变的爆发和信长的死亡，羽柴秀吉顺利地继承了信长的家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早在信长时代，秀吉就会见过外国人。在织田信长于二条城会见弗洛伊斯的十六天后，秀吉就曾于京都妙觉寺会见过弗洛伊斯。当时的弗洛伊斯正与日乘上人进行宗 教方面的辩论。在辩论中，日乘上人非常兴奋，甚至拔出刀来要砍向弗洛伊斯。秀吉分身上前将两人分开，并夺下日乘上人的刀。这就是秀吉在南蛮人的记录中最早 出现的场面。
1585年（天正十三年）夏，大坂城建成。由于大坂城所处地方是天主教发达地区，使得秀吉的侧近众中天主教徒为数众多。如秀吉的右笔安威五左卫门（了 佐）、掌管财务的小西力佐（其子就是著名的小西行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名担任北政所秘书的，教名为马达莉娜（Mardarina）的女子，其日 本名为“きゃくじん”。A>)
众所周知，秀吉好女色是出了名的，这一点与天主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是相抵触的，因此，秀吉从本质上并不喜欢天主教的传播。但是由于秀吉需要与南蛮人进行交易，且当时的天主教传播并没有威胁到其统治，秀吉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容许天主教的传播，但也因此为禁教埋下了伏笔。
1586年（天正十四年）五月四日，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科埃略（Coerio）从九州访问大坂城的秀吉，翻译是弗洛伊斯。由于当时萨摩的岛津氏开始攻击丰 后的大友氏，并多次进入大村、有马氏的领地。为了保护沙勿略以来苦心经营的天主教领地，科埃略特地前来请求秀吉征服萨摩的岛津氏。在会谈中，秀吉透露了其 出兵朝鲜半岛的野心。秀吉称准备将日本交给美浓殿（羽柴秀长），自己则专心于朝鲜和中国的征服工作。秀吉准备建造船只二千只，并希望传教士协助在每艘船上 安装两门大炮，提供航海士和熟练的水手。秀吉的要求令科埃略惊愕不已。
1587年七月二十四日，秀吉突然发布了传教士必须在二十日之内离开日本的，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当时是日本历的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事情的发生极为的突然，就在当天的白天，葡萄牙船的总司令官多明戈斯?6?1;蒙特罗（Domingos Montero）还邀请了秀吉登上葡萄牙船，并献上了不少礼物。当天的白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十九日晚上，弗洛伊斯和科埃略在船上就寝。突然秀吉的右笔安威五左卫门（教名Simon）和小西行长的家来来到船上，将两人叫醒进行问讯。主要的指责包 括：1.天主教是日本的邪教，受到广大日本僧侣的反对。2.天主教提倡将对日本人有益的牛、马等动物实用。3.南蛮人经常将日本人当作奴隶，卖往海外。
问讯结束之后，二人向弗洛伊斯和科埃略宣布了秀吉的命令所有传教士在二十天内离开日本本土的命令。
同日晚间，秀吉在箱崎的本营里传令，要求天主教徒高山右近放弃信仰。如果高山右近不放弃信仰，就将把他在明石的领地没收，并剥夺其大名的地位。结果右近不肯放弃天主教的信仰，秀吉没收了他的领地。
在发出伴天连追放令的翌日，秀吉就命令将耶稣会的领地长崎、浦上统统没收，成为秀吉的直辖地。并禁止竖立十字架，对长崎的町民课以重税。
说起秀吉禁教的原因，从根本上将还是西方殖民地性质对日本统治者的直接威胁太大。1587年（天正九年）秀吉九州征伐时，看到外国传教士在九州的势力，又 得知长崎成为教会的领地，感到特别的惊慌，特别是害怕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后会引起一向宗起义的那样后果。当时的秀吉已经统治日本，需要想传统的帝王那样把 自己神化，作为宗教上的最高权威。这正好与天主教的教义是相抵触的。
此外，关于秀吉禁教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中不可避免也相当可信的一条，是秀吉的好色。天主教提倡一夫一妻制，这使得好色的秀吉相当的难以接受。据传，秀吉在 九州征伐时，曾经通过施药院全宗命令有马晴信献上领地里的美女。结果接到消息的许多天主教女子纷纷躲藏起来，而有马晴信也百般推托，此事也使得秀吉极为的 恼火。
秀吉虽然禁止天主教，但并没有将事情做绝。他允许人民信教，允许葡萄牙人通商。但是禁教毕竟大大打击了耶稣会的发展，使得当时正极力希望进入日本的西班牙 殖民势力有机可乘。当时正值西班牙殖民势力侵入东方，与葡萄牙争霸。西班牙的天主教派方济各会传教士趁机来到日本，在京都、大阪传教。秀吉由于要和西班牙 贸易，对方济各会传教采取默许的态度。一时间方济各教会大为盛行，大有取代耶稣会的势头。
但是，方济各会也没有发展几年。庆长元年（1596年）发生了“庆长大殉教事件”。当时一艘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在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墨西哥的途中遇 难，漂流到土佐的浦户海岸。土佐国主长宗我部元亲派人把船拖到浦户湾，但由于船触礁，导致船身破裂，使货物四散流出，发生抢捞货物事件。日本当局派出五奉 行之一的增田长盛到现场处理，没收了全部货物，并关押了船员。在审讯时，船长给增田长盛看世界地图，说西班牙如何强大，先派传教士传教，然后派军队，信徒 做内应，合力征服日本。增田长盛向秀吉报告后，秀吉大怒，再加上葡萄牙人的挑拨，立刻下令逮捕天主教中的危险分子，接着下令逮捕京都、大阪的方济各会士和 日本信徒24人，将他们送到长崎处死。。在途中，有两名信徒自动加入到殉教队伍中，所以殉教者共26名。

1597年2月5日，26名殉教者被押到长崎西坂的山冈上，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所谓的庆长大殉教。现在长崎车站附近的西坂山上有26圣人殉教纪念碑，同地26圣人纪念馆中有三木保罗等人的遗骨。

五、 庆长谴欧使节团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完成了统一日本的事业，开创了江户幕府。由于家康奉行的是友好外交政策，西班牙的各戒律修道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会士又从马尼拉来到日本传教，掀起了又一次的信教高潮。

天主教的再次传播，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第二次交流，即庆长遣欧使节团。

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次遣欧的主人公——伊达政宗的家臣支仓常长。

支仓常长，仙台藩士，生于元龟元年（1571年），卒于元和八年（1622年）7月1日，享年52岁，通称与市、五郎右卫门、六右卫门。支仓一族是平家的 后代，祖先是常陆介平长隆的次子伊藤常久。文治年间伊藤家从属于陆奥伊达家之祖伊达朝宗，一直延续到14代稙宗和15代晴宗时代，和伊达家的渊源很长（也 有一种说法认为伊达与伊藤是同一起源）。伊藤家的治所是柴田郡2000石之地，住在柴田郡的支仓邑（现在的川崎町），因此就改以地名为姓了。支仓常长是支 仓氏分支山口飞弹守常成之子，由于大伯支仓时正（千二百石）没有儿子，因此常长就成为时正的养子。年轻的时候，他受伊达政宗之命，从事大崎、葛西农民起义 的镇压工作。另外，也参加了对朝鲜出兵的战争，并立下功劳。后来，时正的儿子出生，常长就分得了家中的一半——6百石。

由于曾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足轻与铁炮的组头，拥有远洋航行、适应异国环境和统率等能力，庆长十八年（1613年），支仓常长受藩主伊达政宗派遣，乘“圣约翰 洗礼者号”海船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前往出使欧洲。常长的航行经过墨西哥、哈瓦那、古巴、西班牙，于元和元年（1615年）到达了意大利的罗马，并拜见了 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常长本人更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位列罗马贵族之中。

元和四年常长启程回国，但由于当时日本幕府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船只进入，常长最后于元和六年（1620年）8月孤身一人回到仙台。

回国后，由于幕府对天主教的迫害，常长一直郁郁不乐，两年后就去逝了。相传他死后葬于仙台北山光明寺，但是坟墓具体所在地一直不详。常长死后，德川幕府对 天主教的打击和迫害一直未停止。宽永十七年（1640年）3月，常长的儿子支仓常赖、权四郎常道兄弟由于信仰天主教之罪与家臣与右卫门、太郎右卫门一起被 处死。支仓一族从此就没有消息了，是否还有后人也就不得而知了。

纷乱的日本战国历史发展到1611年时，天下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川家的掌握之中，显赫一时的关白丰臣家已只剩下大坂周围地区的有限之地。雄据仙台一方的强大 名伊达政宗是著名的权术家，早已随着大势而倒向德川一方。当年6月24日，西班牙人维兹凯诺（Vizcaino）在江户会见了伊达政宗。这次会见是思想开 放的伊达政宗产生派人出使欧洲这一想法的契机。维兹凯诺非常赞成政宗的想法，并于日后参与了船只的建造以及出使活动。由于6月24日是天主教中洗礼者圣约 翰的纪念日，因此船就被命名为“圣约翰洗礼者号”，来纪念两人的这次会见。1617年3月13日，在西班牙驻墨西哥总督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件中，船名“圣约 翰洗礼者号”首次被人正式提起。

在西班牙人维兹凯诺和德川幕府船手奉行的指导和协助下，伊达政宗开始派人建造这艘远洋船。造船所用的木材全部出自仙台藩，主要是用来做船的外板和甲板。舢 板的木材用的是气仙、东山（岩手县东磐井地区）的木材；曲木用的是片浜通（气仙沼地区）、磐井、江刺等地方的木材，利用北上川将木材运到工地。

庆长十八年（1613年）9月15日，此船建造完成。它被用来进行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赴欧洲的外交航行。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与国际进行交流的一次重大实 践，迈出了一大步。根据《伊达治家记录》一书，为了建造这艘大船，伊达政宗动用了大工800人、锻造冶炼工600人和杂役3000人，花了45日才建造完 成。建成后的“圣约翰洗礼者号” 全长55.35米，主桅杆长32.43长，船体长（外壳）47.10米，前桅杆长28.05米，船长（内部） 34.28米，后桅杆长18.19米，龙骨长26.06米，船整体宽 11.09米，模宽10.91米，船体深4.55米，吃水深3.80米，龙骨底部到主桅杆高48.80米。

船分为船舱、主甲板、上甲板和船尾楼甲板四部分。船舱用来放置预备用的帆布、缆绳、木桶装的食品与水、以及各种压仓物。上甲板的船头部分，是船员吃饭的地 方；船尾两边是用来放航海用具的地方，和船长路易斯?6?1;索提洛（Luis sotelo，西班牙传教士）住的房子，船只的航行就是在这里做决定的。船尾楼甲板是支仓常长与司令官维兹凯诺的住所。虽然这并不是一艘战舰，但在主甲板 上仍装有8门火炮用以自卫，还有桅杆、锚的起重机等物件，航行时的一般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圣约翰洗礼者号”非常坚固，完全可以在载员180人的情况下在太平洋上做两次来回穿越。它证明在当时仙台藩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等世 界上著名的造船地。同时，它也是现在唯一能复原的15-16世纪时期日本远洋船只，所以非常珍贵。也许，它是日本历史上最后、同时也是最大的一艘木船了。

1993年10月是“圣约翰洗礼者号”首航38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宫城县将该船重新复原，并建造了博物馆。现在，这艘船作为当年它的乘客所执行的外交任务的象征，已经成为了宫城县乃至日本全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

1613年10月28日，支仓常长一行乘坐庆长遣欧使节船“圣约翰洗礼号”，从牡鹿郡月浦湾（现石卷市）出发，向罗马开船了。“圣约翰洗礼者号”共有船员 180人，具体情况如下：使者团支仓常长等仙台藩士12人；幕府家臣向井将监及其家属10人；船长路易斯?6?1;索提洛；司令官维兹凯诺；南蛮水手40 人；以及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

经过90多天的航海，船队成功横渡太平洋，到达当时西班牙的领地、墨西哥亚加布尔科港。随后，他们又经过古巴、哈瓦那、到达了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并谒见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然后前往罗马，希望能拜见罗马教皇保罗5世。

1615年11月3日，支仓常长到达罗马，并在梵蒂冈谒见了教皇保罗5世，并呈交了伊达政宗的手书，表示希望以同意天主教在仙台领内的传播来换取与西班牙 领地的通商。教皇非常高兴，向常长授予罗马荣誉市民的称号，位列罗马贵族之中。并同意了派遣传教士到日本去，在仙台建立“奥州传教区”。同时，他也同意将 通商的请求转交西班牙国王。

带 着教皇的好意，支仓常长又起程前往从西班牙。长期的海上航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而一路上旅费的缺乏也让他非常苦恼。在随后的3年里，常长为了得到 通商许可而在西班牙和罗马之间不断往来奔波，努力实现自己的使命。但直到最后，他发现怎么也得不到确实的答复，只得不甘心地回国了。他先从西班牙经墨西哥 于1618年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但这时德川幕府已经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因此“圣约翰洗礼者号”无法入境。常长只得在马尼拉 设法先到长崎，在长崎孤身一人转坐其它船只回到仙台。那时已是1620年9月22日了。但是，等待着回国的支仓常长的，是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禁教令。这对 常长的打击非常大，他的表演舞台也消失了。回国2年后，他于1622年7月1日郁郁而终。

事 件的经过介绍完了。但关于这次出使的目的，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一般的说法是：伊达政宗希望通过允许在领地内允许天主教的传播，拉近与天主教国家的距离， 促进仙台地区的对外贸易，增强实力。但有历史学家认为，伊达政宗只是表面上的执行者，实际上这次出使是由德川幕府所指示的，目的除了希望促进贸易以外，还 希望侦察到各“南蛮国”（即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以南亚洲各国）的情报，为将来攻打这些国家做准备；同时，这样又可以为日本开辟新的外交渠道。也有人认为， 这次出使，是不愿意屈居幕府之下的伊达政宗的计谋，希望能通过与西班牙同盟的方式，借助外力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达到倒幕的目的。总之是众说纷纭，没有一 个确切的结果。但不管怎样，这次出使，在日本的外交、航海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六、冈本大八事件——第二次禁教的导火索

自 从关原合战之后，由于德川家康的外交政策，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得以在日本发展殖民地，也使得天主教再次发展起来。各国为了争夺更多的权 力，明争暗斗，生出许多事端。而当时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的统治也开始出现不利的作用，使得第二次禁教越来越显得必要 了。

第二次禁教的导火索，就是冈本大八事件和平山常陈事件。

冈本大八事件的中心人物，是九州的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事情还要从有马晴信的葡船烧讨事件说起。

1608年（庆长十三年），一艘有马晴信派遣的朱印船，与中国贸易后，从占城返回。途中因为风向原因而停靠在当时葡萄牙的领地澳门。同时，另一组以掠夺中国船为目标的日本人，因为从东京（不是日本的地方）返回的途中避难，也停留在澳门。

两 组日本人，不顾葡萄牙官方明令的禁止，携带武器在市中心横行，并且引起了因为日葡商人之间由于货物买卖发生纠纷，将前来仲裁的葡萄牙判事官打伤的事件。以 此为导火索，发生了日本人骚动，最终暴动被葡萄牙官方彻底镇压，当时的指挥官是安东尼?6?1;佩萨（Anthonny Pesha？）。而有马晴信派遣的朱印船中的日本人，在逃跑中被葡萄牙军方开枪打死。其中一名还被认为是首谋者而被逮捕。虽然之后日本政府派人解释，葡萄 牙当局最终没有理会而将当事的日本人处以绞刑。

1609 年六月，佩萨的船耶稣号（Jesus）进入长崎港贸易。当时，长崎对澳门的贸易，通常由葡萄牙人把握主导权。由于佩萨曾杀死有马晴信的部下，因为葡萄牙方 面的报告而详知暴动事件的长崎奉行长谷川左兵卫和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希望借由这个借口，把握澳门—长崎间贸易的主导权。

1610年（庆长十年）一月三日，双方在耶稣会的教堂进行最后的谈判，由于葡萄牙方面佩萨的态度强硬，不愿降低商品的价格，导致谈判最终破裂。当时的有马晴信已经将澳门暴动事件报告了家康，并获得了捕获耶稣号的许可。

一月三日傍晚，耶稣号停泊在港内，大多数的船员在陆地上休息。佩萨获知日本方面要对他不利的消息，要求船员在长崎港封锁之前回到船上，最后仅50余人回到船上。当时正在挂西北季风，风势很大，而且正处在涨潮期，船只无法出海。佩萨只得要求船员作好出发准备。


而在这个时候，有马军以六艘安宅型军船为中心，动员了无数小船的“舰队”已经完成了对耶稣号的包围。



根据耶稣会的记录，晚上八时，耶稣号起锚，趁着潮水退去的机会开始离开长崎。有马军立刻作出反应，攻击开始。
有马军的第一阵，是由三十余只小舟从三个方向逼近耶稣号，用弓箭和铁炮向耶稣号射击。耶稣号方面以五门大炮回击，一时间将有马军的小船打的粉碎。有马的第一次攻击，就在小船的四散逃走下结束。

耶稣号虽然获得初战的胜利，但是由于受到季风和潮汐的影响，逃跑速度一直非常缓慢，根本无法甩开追击的有马军。为了等待合适的风，耶稣号先后在户町、神崎鼻等地停泊，给了有马军相当充裕的追击时间。

一 月六日，有马的追击军终于将耶稣号包围，最后的攻击战开始。有马军以比耶稣号高出许多的大型楼船围住耶稣号，从楼船上掷下铁钩钩住耶稣号以限制其行动。楼 船上的士兵，以五百枝以上的的铁炮向耶稣号射击，附近的小船也以火箭、铁炮射击。作为回击，耶稣号的船员以一种火焰筒（以铅之类的金属容器制作的炸药，有 导火线，类似于手榴弹）向敌船投掷。由于距离过近，大炮无法使用。结果，一名手持火焰筒的士兵由于中弹，导致火焰筒在甲板上爆炸，并引爆了其他的火焰筒， 点燃了船的尾帆。

佩萨自知必死，在做了祈祷之后，下令点燃火药库。随着一声巨响，耶稣号从中间裂开为两段，沉没到了海底。

有 马晴信负责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受德川家康的命令，使用的是幕府的资本，由于澳门暴动事件，使得日本方面损失了许多货物，令德川家康极为的不满。这次烧讨葡 船之后，有马晴信就贿赂了德川家康权臣本多正纯的旗本冈本大八（教名保罗），希望获得肥前的藤津、彼杵、杵岛三郡的领地。但冈本大八贪图有马晴信的金子， 对晴信加以敷衍。一年以后，冈本大八诈骗的事情败露，本多正纯收冈本大八下狱，冈本在狱中向幕府指控有马晴信，称其仍然信天主教。当时的德川家康已经下令 禁止家臣信仰天主教，由于冈本大八和有马晴信两人都是天主教徒，家康大怒。1612年（庆长十七年）三月，冈本在阿部河原受火刑而死，晴信被流放至甲州都 留郡。冈本大八事件的告发者，本多正纯又与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合谋，再次起诉晴信之罪，家康遂于同年五月将晴信赐死。晴信由于是天主教徒，拒绝自杀，在举 行宗教仪式后，命令家臣将他杀死。晴信的妻子也是一个虔信者，为晴信守墓三年，后受家康终身监禁。

以此事件为导火索，1612年（庆长十七年）八月，下达了第一次全国禁教令，命令将各地的教堂破坏，逮捕教徒并强迫他们改宗。1614年，将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等148名天主教徒流放马尼拉，拒绝改宗的教徒被捆在草席里游街，甚至被倒吊而死。

1616年（元和二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发布“元和二年禁教令”，全国上下严禁信仰天主教，凡窝藏传教士的要用火刑处死，并没收家产。1619年（元和五年）十月六日，52名信徒在京都被处以火刑。

七、平山常陈事件——锁国政策的开始

1620年（元和六年）发生了标志着日本开始奉行锁国政策的平山常陈事件。

平户岛全岛的面积约为165平方公里，其中的大部分以观光胜地平户而闻名，在港的中央也仅仅有很小一块区域。但是，在这么巴掌大的地区内，却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英国与荷兰在这里建立了商馆。

时至今日，从平户口坐船进入平户港，在右手方向还可以看到用石料堆积砌成的荷兰的码头的遗迹。在更靠右边的地方，则是被称为“常灯之鼻”的荷兰灯塔的遗迹。三百年过去了，夜间闪耀着微弱灯光的长明灯，依然照耀着白天还随风招展的红?6?1;白?6?1;蓝三色旗。

相应地，英国的商馆的遗迹，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了。由于经营不利，以及英国意外地很早就放弃了在日本的利益，使得仅仅可以从现在荷兰海牙文书馆收藏的《元和七年平户古图》中，以及现在的亲和银行到平户市政府一带了解到一些英国商馆的遗迹。

在锁国期间，天主教徒受到残酷血腥的镇压，日本天主教徒的数量急剧下降。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偷偷信仰天主教，其中以天主教主要的根据地九州为主要集中地。也就是这里，爆发了标志日本天主教徒最后一次奋迅的岛原之乱。

当时的九州岛上的岛原藩的藩主是松仓重政，他奉幕府的指令，对领内的天主教徒实行残酷镇压。1630年重政死去之后，其子胜家继任家督，更加残暴地对待天主教徒。

1634年（宽永十一年）起，岛原、天草地区连续发生天灾，导致民不聊生。在幕府的残暴统治之下，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农民，终于爆发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的领导人天草四郎，本名益田时贞，父亲益田好次是小西行长的家臣。后来时贞被过继给天草甚兵卫，改名为天草时贞。天草自小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且外表俊秀。有一位相士曾对天草说：“阁下面相尊贵，本应掌握天下，只可惜生在德川时代，难成大事。”

天草接受天主教思想，在民众中宣传“天地本同根，万物是一体，其间并无尊卑之别”的教义，被教民奉为“天童”。宽永十四年（1637年），天草四郎领导了岛原、天草起义，史称“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的领导人，大多是在大坂冬、夏之阵中逃出来的浪人，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们在失去主君之后，逃到了天草地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出仕天草家、志岐家的“天草五人众”等豪族。他们招募各地浪人，最终推举天草四郎作为总大将。

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起义军迅速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于城上竖立起十字架，挂上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据统计，参加起义的岛原、天草农民共三万七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为一万三千余人。

　　12 月9日、12日，幕府先后接到岛原、天草农民起义的消息，急忙派遣板仓重昌为幕府专使，赴九州领导镇压起义军。板仓到达九州后，对起义军发动两次进攻，但 均以失败告终。因此，幕府又派谴松平信纲前往九州督战。获此消息后，板仓感到幕府对自己不信任。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在松平信纲到达九州之前， 板仓对原城起义军发动了突击进攻。但是在天草四郎领导的原城义军的奋力抗战下，板仓军队大败，损失三千九百余人，板仓重昌战死。

松平信纲到达九州后，以板仓的失败为教训，采用包围的战术，企图等待城中粮尽，义军自动瓦解。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办法的幕府居然乞求荷兰人炮击原城，但是仍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而这种乞求外援背叛民族的行为却遭到了义军的唾骂与不齿。

然而，由于围城，粮食缺乏，义军战斗力大大下降。宽永十五年（1638年）2月28日，幕府军发动十余万军队对义军发起总攻击，因饥饿力衰，义军大败，原城陷落。天草四郎及其属下全部义军壮烈战死。岛原、天草农民起义宣告失败。

岛原之乱结束后，幕府的各藩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松仓家的当主被判斩首之刑，天草领的领主寺泽高坚被减封，后来在江户发狂自杀。

岛 原之乱的失败，是天主教最后一次在日本中世的历史舞台上出现。天草四郎领导的起义军，依靠着虔诚的信仰，可以用不到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抵挡十余万人的幕府军 队近一年，可见当时九州地区天主教徒信仰的坚定性。此后，对于天主教的信仰完全转入地下，人数也非常少。自1549年以来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几乎消失，历时 仅仅不到90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主教才重新开始抬头，并飞快地传播开来。

后记：冲突、交流、融合、进步及其他

纵 观天主教在日本中世的近百年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时间段。1549年-1570年，是天主教在无数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下，开始传 入日本，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的发展阶段；1570年-1587年，是天主教在日本飞速发展的鼎盛阶段；1587年-1638年，是天主教受到统治者的迫害而 趋向消亡的斗争阶段。

我 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开始传播到逐渐被日本人民所接受，用了足足21年的时间；而其兴旺发展的时间只有17年，之后的51年，都是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度过 的。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状况下，天主教的教义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然很难被人民立刻接受。但是人民一旦接受了天主教的思想，就能够体会到它的好 处，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广泛传播开来，甚至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正是因为这一先进的思想过于先进，它不适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它一定会 被加以破坏和排挤。因此，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90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为生存而挣扎。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的原因。

第 一，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与战国大名的利用是分不开的。耶稣会的传教方式是自上而下式的，他们以贸易利益为诱饵，吸引大名信教。而战国时代群雄割据， 大名们急需战略物资和增加财富。但当时国内贸易由于战乱无法进行，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因为倭寇的扰乱而断绝，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经济，而接受天主教是获得 南蛮贸易的先决条件。因此许多大名对天主教表示欢迎并带动领内百姓信教。这充分地助长了天主教传播的速度。

其 次是传教士自己的努力。当时的耶稣会成立不久，成员充满朝气，坚守清贫、贞洁、服从、献身于传教事业。他们绝大部分是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人，与墨守成 规、贪图安逸的佛教僧侣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传教方式日本化。大部分教堂使用的是原先的佛寺，仅仅更换里面的佛像、祭坛等。传教用语也 尽量借用佛教，以深入人心，传教士必须先学习日语和日本的思想文化风俗，穿和服，不吃肉，尽量迎合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同时天主教还广泛开办社会慈善事业， 如设立医院、孤儿院、赈济灾民等，收到很好的效果。

另 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天主教顺应民心。当时的佛教各宗分裂，互相抗争，僧侣为了获得利益而奔波，佛教远离了一般民众要求的“安生立命，救济教化”的宗教宗 旨。再加上世道混乱，民不聊生，似的人民对佛教丧失信心。相反地，天主教的教理简单，强调博爱平等，适应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从而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这一 点是天主教被日本人接受的最根本的原因。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给战国时代的日本带来的极大的变化，使日本从一个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天主教所带来的南蛮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①社会思想

在 伦理道德方面，天主教所带来的思想大多与日本的封建理论格格不入。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重视贞节反对淫乱，这严重地破坏了男尊女卑、一夫多妻 制的封建秩序。天主教强调个人的人格和家庭的神圣，这与日本的抹杀人格、家庭附属国家的封建准则相对立。天主教还主张兄弟之间平等友爱，这与封建的长子继 承制度相违背。

当然，天主教思想也有与日本封建思想不对立的地方。如教导信徒孝敬父母，开展慈善事业，考虑妇女的婚姻自主和解放，尊重人格，救援奴隶并设法防止贩卖（被救出的奴隶、朝鲜战俘和孤儿超过2000人）等。

日本封建社会的一大重要支柱是主从关系。主君对家臣有绝对权威，家臣绝对服从主君。对反叛的家臣的处罚一般是赐予切腹。但是天主教认为生命是神的恩赐，自杀是对神亵渎的犯罪行为。因此信仰天主教的武士公开拒绝切腹，破坏了严格的主从制度，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支柱。

同时，天主教的传播，也带来了哲学、法学、论理学、法律学、神学等欧洲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通过神学院被传入日本人的心中。其中最著名的哲学书籍，就是1605年耶稣会日本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Fucan Fabiao,1565-1611）的《妙贞问答》。

②文化教育

当 初沙勿略来日本传教时就计划在山口城建立学校，但是因为资金的短缺而没有实现。后来托雷斯实现了他的愿望，从1550年起在各地建立了学校，隶属于教会， 不久后就成为全日制的初等学校（小学），深受农民的欢迎。学校里除讲授教理外，进行读书识字写字等教育，有时还编成唱诗班或演出宗教剧。教堂在农村起了托 儿所的作用。

另 外，根据范礼安的建议，还在有马、安土等地设置了神学校（Seminario），培养日本的神职人员和教育上流阶层的子弟。除学习哲学、神学外，还传授基 础课程。有马、安土、山口、长崎等地的神学校，总共培养了200余名日本传教士。在府内还设有神学院（Collegio），相当于大学程度的教育机关，是 为了培养祭司而设立的。在开设期间曾设哲学、神学、自然科学、古典拉丁文学、日本文学、佛法等学科。这是日本史上最早的西方思想和学问的移植，给后来的兰 学影响很大。


耶稣会为了培养外国的传教士编撰文典、辞典和教科书，为培养日本传教士撰写神学校和神学院的教科书，同时为了广泛传教写作教科书。这些书籍的编写，大体都在府内神学院进行。在24年间出版了100多种书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但仅存的只有32种。

另外，耶稣会对日本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带来了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东印度教会史》、《日本史》、《日本大词典》等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后来的多明我会也产生了《日西辞典》等著作。

③文化艺术

天主教给日本文化艺术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绘画、工艺、建筑、音乐等方面。

文 学，指的是天主教文学，主要是传教士从传道及语言学研究出发的翻译和著作。在沙勿略开始传教到范礼安带来印刷机为止的40年间，出现了许多如神创造天地、 耶稣降生、传道和复活等宗教文学，但没有遗存下来。后来范礼安带来印刷机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天主教文学，其特点是：形式为对话形式，采用口语体，以平假名 为主，文章通俗易懂，译语方面创造了日欧混合语，原文用假名拼音，语调佛教化。比较著名的有日译本《伊索寓言》和罗马字本《平家物语》。锁国令发布后，天 主教文学进入潜伏期。

沙 勿略传教时，曾带来圣母画像，后来由于需求量大增，从海外输入已经不可能。1583（天正十一年）意大利人吉奥瓦尼?6?1;尼古拉（Giovanni Nicolao）来日传授西洋画，培养了如狩野良庵、土佐道尾、耶科保丹羽等一匹日本最早的西洋画家，油画、壁画、铜版画等技法正式传入日本。起初主要是 《三圣人像》、《基督诞生图》等宗教画，后来出现了以装饰用的屏风画为主的世俗画，如《西洋风俗图》、《南蛮屏风》等。

由于南蛮趣味的流行，出现了西洋构思的漆器、陶器和金属工艺品。特别是漆画，被称为“南蛮漆艺”，西洋风味浓厚。另外还现存许多所谓“踏画”，制作技法高超。

建筑方面主要是教堂，风格是日本式和欧洲风格的融合，有许多建筑使用至今。

西洋音乐也随天主教传入日本，进行的多书宗教音乐，以声乐为主。许多西洋乐器也随之传入日本。据说秀吉就曾经对西洋乐器大感兴趣。后来许多乐器日本当地就可以制造，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当时的神学校中的学生在做完弥撒之后，都要唱祷文和圣母颂，使得神学校开展了音乐教育。

④科学技术

南蛮文化对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科学技术方面，它从天文历学、医学、造船术、等各方面给日本带来崭新的知识。

天 文历学方面，为了证明天地创造主，神的存在，采取以天文学为中心的自然神学的方法，对民众灌输科学知识和合理精神。对日本人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的疑问，给 予令人满意的解答，获得大家的信任，使得天主教可以顺利地传播。另外，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为了参加以复活节为中心的节日活动，必须引进阳历，于是颁布了 天主教历。对一般信徒讲解的天体运行和地球论，也使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欧洲天文学系。其宇宙观学说令当时的日本人十分满意。当时的神学院也培养出许多优秀 的天文学家，并备有浑天仪等天文仪器。1612年斯比拉诺还与澳门的耶稣会士呼应，进行了月蚀的测量，留下了日本最早的学术记录。

耶 稣会最早进行的科学活动就是创办医疗事业。最初开设山口救贫院，后因为陶晴贤的叛乱被烧毁。1556年阿尔梅达在府内设立了孤儿院，得到好评，后又将两幢 耶稣会的住宅改建为施疗院，分为内科、外科、儿科和麻风病专科，阿尔梅达任主治医师。他出生于里斯本，1548年医科大学毕业并取得外科医生开业证书，有 较高的医疗水平。之后由于教会的大发展，在各地都出现了医院，并很快形成了有特异传统的南蛮医学，特别是南蛮外科，出现了粟崎道喜、中条带刀、坂本养安等 著名的西医。现存的最古的南蛮派医书是1619年（元和五年）山本玄仙的《万外集要》。

另外，由于天主教传播所同时带来的贸易，使得日本在地理学、军事技术、造船航海术、土木建筑术、采矿冶金术、活字印刷术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大大地推动了日本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对日本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信仰自由

感谢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