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法典与孟高维诺来华

修公爵

本文作于2008年，一篇圣统制教材
       1293年，意大利籍神父，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来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华民族的传教事业。孟高维诺在华成绩斐然，1305年他已授洗六千人。1307年，教宗格来孟五世设立北京（汗八里）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教宗于同年又祝圣七位方济会士为主教，并派遣这七位主教前往中国，祝圣孟高维诺并协助其工作。由于旅途凶险、食物匮乏，有三位来华主教倒毙途中，又有一位主教返回意大利，实际上到达中国的主教只有三人。

     即便是只有三位助手来华，孟高维诺总主教也是如虎添翼。他又设立了新的教区---泉州教区，并建立了修院，培养圣职人员。圣言的芥菜籽也在中华大地上发芽、生根、茁壮成长起来。据记载，仅孟高维诺总主教在华38年中，就曾给30，000多人施洗。

     然而，几十年后，江山易帜，朱明王朝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明朝建立以后，天主教也从中国消失了。至于圣教消亡的原因，举世无双的“爱国会”教导我们：当时的教会只向蒙古族贵族传教，而没有向贫苦的老百姓传播福音，所以圣教会在中国的事业随着元帝国的瓦解而消亡。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任何一部介绍孟高维诺总主教的传记中都会记载他当时收养了几十位弃婴，教授他们拉丁文，并组建了一个圣咏团，据说有时在圣咏团御前咏唱，皇帝很为欣赏。这些弃婴就不一定是蒙古贵族。可见孟高维诺总主教并无种族偏见，而是以主所赋予的仁爱之心对待最小的兄弟。其二、教会后来在泉州建立了教区，可见这里教友颇多。然而泉州坐落于东南沿海，远离中原，遑论大漠。这里的蒙古贵族应该比当代的大熊猫还稀奇，怎能说当时的传教士们只向蒙古贵族传教呢？

      我在敝作《中国的“主教团”（二）---元代.圣统制首次建立》分析了明初天主教消亡的原因：明朝取得中国的政权后，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朱元璋下令：片木不得下海。当时尚没有地理大发现，东西方基本没有来往。国内的天主教会无法与普世教会及伯多禄的继承人共融，也就逐渐萎缩、消亡了。我的观点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话再说回来，元代天主教会能在中国能扎下根，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蒙古人在鼎盛时期势力范围从我国一直延伸到多瑙河流域，与教宗的势力范围接壤。当时，外国传教士可以途经蒙古人的管辖范围内来中国传教，与圣座沟通的渠道也算畅通，在客观条件上保证了中国的教会能与圣座保持共融。

     其二、根据最近重见天日的《成吉思汗法典》记述，蒙古统治者包容各种宗教，信仰自由、不分高下。这条法律为孟高维诺能在元大都传教提供了制度保障，而这条原因被研究教会史的有关人士忽略了。

     现在由我来掰扯一下：

      主历1206年，成吉思建立蒙古汗国时，就命令失吉忽秃忽着手制定法典，并于十几年之后正式成文，是为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札撒大典》，史学家们俗称其为《成吉思汗法典》，该法典是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成文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性文件。该法典建立的以民主为基础的行政权与司法权两权分立、两权制约的制度，早于英国近600年。蒙古人靠金戈铁马征服世界，却是靠法典统治庞大的帝国。据伊朗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该法典藏于首宗王的府库中，每逢有国家大事时拿出来，据以制定行为准则。该法典也通过规定“那颜”(官员)的宣讲责任，传达到全社会各层面。

     著名评论家鄢烈山先生在《如何解读成吉思汗法典》中写到：

     《法典》最高明、最有现代性的内容就是宗教宽容：“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范围，现有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已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还有在蒙古人中盛行的萨满教，还有摩尼教、祆教，中原的道教、儒教，一些较小族群的原始宗教更是五花八门。成吉思汗一碗水端平，既不偏袒，也不打压哪一家，尽管他本人先是信奉萨满教，后尊道教的长春真人为师。

    让我们来看一下元代中国各种宗教“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吧。

     先说说佛教，藏传佛教的大师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八思巴也为蒙古族创制了新的字母。元朝时另一个著名佛教领袖少林寺的的福裕和尚被封为晋国公。元朝是佛教的鼎盛时期。

     同时，元朝又是道教的中兴阶段。看过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的教友对道教的“全真七子”一定不会陌生，特别是邱处机道长。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邱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

    元朝时，东西方交流加强，伊斯兰教也处于全盛时期。就在那时，一个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形成了。1267年，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呈《万年历》，忽必烈正式颁行，该历法一直使用到明末汤若望神父的时代。

    在孟高维诺总主教来华以前，聂斯托利派异端已来华传教，且广有信徒。

     在那个时代，波斯拜火教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市场”，因为其崇拜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在金庸先生的笔下，该教被演绎成“明教”，并进一步演义说，明教信徒朱元璋建立了明朝。

     总而言之，当时的宗教政策是自由的，宽容的，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会才能在中华大地发展起来。

wuzhifenzi

{:soso_e163:},请修公爵多发表一些教会史的研究成果。

修公爵

wuzhifenzi 发表于 2012-7-20 06:12
,请修公爵多发表一些教会史的研究成果。

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