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圣神之琴 于 2013-5-6 10:48 编辑
世上政制中最好者与最坏者 【中国古代君主制是世上最坏者】
作者:圣神之琴
自称要在海内外华人中传播真正天主教的天主教信徒巴利文先生是一位非常具有属灵看见和圣神感动的天主教信徒,但他竟然非常推崇君主制,并认为中国君主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君主制。尽管他在辩护君主制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识,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说服在下。由他的话题,在下提出一点属于回应性、商榷性兼请教性的浅薄陋见,权作抛砖引玉,以便使天主教坛友们最后达成共识。
1、论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神权政体
在旧约时代,天主藉着其仆人众先知,尤其是撒慕尔[撒母耳]晓谕犹太人,并进而晓谕普世人类:只有天主雅威才是世人(含犹太人)的王,雅威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而反对犹太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僭越性要求,认为这是当时犹太人离弃、悖逆雅威的体现或明证。虽然天主雅威后来默许了犹太人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属世要求,但从根本而言,天主雅威是不喜悦犹太人要求撒慕尔为他们立世俗王的。在新约时代,天主亲自以肉身形式来到世间,为世人成就了真正的恩典和真理,并以其圣神启示、感动宗徒保禄和若望使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在旧约时代(在耶稣亲自来到世间之前的历史时代)就是听从服膺天主诫命的以摩西、大卫、所罗门为君王的政治制度(注:所罗门即撒落满后期发生败坏而转拜邪灵偶像之时除外);而在新约时代(在耶稣亲自来到世间之后的历史时代),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基督教会神圣政体,这种在基督教会内部所实施的以基督为元首、由圣神引领、以基督在世代表宗徒伯多禄及其继任者教宗为有形元首的政治模式,是神权政体。它不仅成为了整个世界真理的宝库,而且以其无上的道德制高点地位光照了人间世界,所以它能够战胜强大的世界性帝国罗马帝国的强权统治和宗教逼迫,在蛮族日耳曼人入主原罗马帝国境内之后它能够代行日耳曼世俗政权的许多行政、教育、司法职能,并保留了古代世界丰富的文化遗产。
当然,由于罪人(即使是基督徒)的败坏本性和有限性,所以基督教会后来在西方中世纪曾经一度成为了凌驾于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之上的超级权威,甚至成为了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精神堡垒,并于1059年、1521年从其母体中分化独立出去了东方正教和路德新教派、加尔文新教派。这种情况是否颇有些类似于曾经为天主所恩宠的犹太人国族政权后来在进入中东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分裂为南北两国的情形呢?在基督教会分裂之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新兴政权之后,天主教自身开始了革新,逐步从原先的公共宗教转而成为了私人宗教,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进一步地适应现代社会,此即梵二大公会议及其在神学教理方面的更新。梵蒂冈作为世界上最特殊的主权国家,可能也算是拥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政制,因为其国内的犯罪率最低,其国民最有教养,且最具有完美的社会道德,而且成为了普世人类的道德巅峰,并为人间世俗政权国家提供了无出其右的楷模,第一次在人间世界实现了伟大哲学家柏拉图所谓的正义理想国。
所以,直接的基督神权统治(基督圣教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制模式——耶稣基督的精神统治和属灵管理是最好的神权政体,是人间世界的最佳政制;而通常所谓的民主制和君主制都并非世上最好的政制模式。而这也正是圣师奥斯定所谓上帝之城(天主之城)优于任何人间世俗国家的最基本要义或精神实质之所在。
至于基督教神学大师阿奎那所谓的“最好政体是君主制”之论,是只有在君主维护并保障国民的基督宗教信仰之大前提下才算是如此,因为在阿奎那看来,惟有这样的国家才算是实现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幸福的正义共同体,才能够促进公共秩序和个人德行生活(即享受上帝天主的快乐和幸福)。否则,如果一个君主反对并敌挡基督、故意异化基督宗教信仰和极力逼迫基督徒的话,那么这样的君主制就是最邪恶的暴君政体。
尤其是阿奎那认为,世俗政治秩序是在人的身上与神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相比较而存在的第三种秩序——显然,就此而论,在阿奎那看来,世俗政治秩序并不是最好的政治秩序,而神的秩序才是最好的政治秩序。尽管世俗政治秩序、世俗政权国家在阿奎那看来也是天主所默许、所命立的,尽管他还以所谓自然法为根据来证明君主制的合法性。
同时,阿奎那对于政体类型首先就是主张要区分何谓正义统治与非正义政体,他以国家目的为标准将所有政体划分为两类,如果一政体以社会幸福、公共利益为政治目的、施政纲领,即为正义统治或优良政体;若违背该正义目的,为一个人、少数人或虽为平民多数却同时压迫富人,则是非正义政体或不良政体。他还将大多数人的暴政称为“民主政体”,而认为是是属于非正义政体或不良政体之列。
事实上,阿奎那主张,适当混合三种正义优良政体(平民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的优点来运用到一个政体而形成的混合政体,是神法所规定的一种最好的政体安排。但无论阿奎那在字面意义上强调最好的政体是君主政体抑或是混合政体,但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和护教家的阿奎那心目中最上好的政体无疑是神权政体,或者说他在字面上所谓的最好政体、最优良统治模式是有一个大前提的,这个大前提就是首先要信仰上帝天主、要保障并维护国民的基督教信仰。即在阿奎那的本真逻辑义理中,同圣师奥斯定一样,都是以基督神权统治(上帝之城)作为最为优良、最佳、最善的政体类型。
因此,笼统地定论说君主制是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则是非常不确切、不得要领的,更是违反了基督徒的信仰本真。而间接的基督神权统治(例如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则是次之,因为它们最后必然要败坏,必然要以所谓民主之名来敌挡、取代天主的神权神命神律。所以,西欧各国基督宗教信仰之淡漠、滑坡,与这些国家总是发生道德败坏(例如同性恋结婚合法化法律之公布),是一种因果关系。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制,只不过是基督君王最高神权统治在消极意义上的统治模式,只有在服膺基督神道神律的大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但即使是民主国家在事实上服膺了基督神道神律,那么也不是最好的政制。所以,在下曾经针对一些基督天主教信徒非常推崇民主并进而以所谓民主来作为政治诉求工具、不真正倚靠祈祷天主的倾向,而写有《民主根本不是好东西!》,这是基于基督徒信仰之大前提而言的,也是在承认了民主的有限的、相对的善之前提下,所做出写出来的,是一个基督徒对于何谓最佳、最优、最善政制问题的最基本结论。
2、“正者,政也。”——基督宗教神权政体为何能够成为最佳政治模式的内在机理
中国圣人孔子提出了他关于政治的简练定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的这个说法最具有欺骗性和假冒性,把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政治思维都束缚在对于世俗统治者的所谓正义要求上,这种总是在世俗逻辑中打框框、转圈圈的思维模式,使中国人民总是被局限于有限、相对、世俗、肤浅、短暂事物之中,而难以走向无限、绝对、神圣、深邃、永恒的天主上帝,故最有害于中国人的精神灵魂之提升与开放,使得中国政治总是走不出家主义的伪政治文化思维。
相反,耶稣基督所提出的天国理念实际上启示了世人究竟什么才是政治,在下对此的理解和概括就是:“正者,政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人间世界确立了真正的正义,首倡并成就了真正正义的理想国即天国,所以祂才能够被那受到圣神启示的宗徒们尊崇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是善牧,为群羊舍命。”他教训门徒关于天国谁为大、谁为首的问题,并在最后的晚餐前为门徒洗脚、教训门徒要彼此洗脚。耶稣基督不仅是基督徒所谓的天国大君王、灵魂的善牧,而且也为世人、尤其是世俗君王元首确立了真正服务政府、诚信政府、正义政府的基本理念和至高榜样。所以,即使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也必须要手摁《圣经》向上帝天主所救赎的选民宣誓。
试问:假如当今梵蒂冈教宗制神权政体如果不能够算是一切人间最好政体模式的话,还有哪一个人间世界的政体模式能够算是最好的呢?又有哪一个国家的首脑或哪一位哲学家敢于说惟有某个非梵蒂冈的政体模式能够算是人间最好的政制呢?因为属世的事物难以优于属神的事物。
3、中国古代君主制是世上一切君主制中最坏者
这里所谓的中国古代君主制,仅仅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一直到民国建立为止的高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君主制。这种意义上的君主制是远比西方近代绝对主义君主制更加绝对无比的君主制,因为西方近代所谓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受制于三级议会的,是服膺于基督宗教的,其君主只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人”而已。
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时代的君主制,简直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的上帝或天主,掌握着一切生杀予夺大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皇帝老儿,竟然胡说他们自己是受命于天,所以自比自称“天子”、“寡人”,实际上是僭越了上帝天主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真正天子、唯一人子的名分。所以,中国的皇帝不仅仅掌握着世俗权柄,而且也掌控着精神权柄和思想统治,秦始皇焚书坑儒,满清皇朝大兴文字狱。
特别是,中国封建君主皇帝还掌控人民百姓的宗教信仰,汉武帝就搞过儒生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神化儒教、神化皇权的闹剧。中国封建皇帝还垄断了敬天的大权,只有他们这类所谓“天子”才有资格真正地代表人民去祭司敬拜上天神明。所以,中国古代君主制是世俗政权大一统的真正绝对主义君主制,是政教合一、且政高于教的君主制——此即世俗政权垄断了宗教信仰、僭越了天主神权之事实明证和人间最典型者。
在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腹诽罪”、“连坐乡里”、“株连九族”、“凌迟处死”、“五马分尸”、“炮烙”等人间极刑,实行着各种各样的垄断(包括服饰颜色、姓氏避讳、物产专贡),甚至霸占尽了人间女色而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后宫佳丽三千,总是实行着“黑手高悬霸主鞭”般的极权专制统治,作威作福,敲骨吸髓,经常是饥荒哀鸿遍野,所以就必然经常地、周期恶性循环地爆发农民起义,不断地上演皇朝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闹剧。因为缺乏了耶稣基督福音圣言这真正意义上的昭昭天理,最后就必然是“成王败寇”(“成者为王,败者为贼”)的鬼魅逻辑非常盛行,谁最后爬上了最高掌权者的位子,谁就能够自命不凡地美其名曰:“朕受命于天。”或者雇佣御用文人(尤其是儒生、江湖道士)来神化自己,唐太宗李世民为了使自己的君权统治合法化、神圣化,竟然与老子李聃攀上了宗亲关系。
另外,中国的君主制既然是强调“家天下”,也就必然造成公私不分、以公谋私、以私裁公的假政治闹剧,使得中国人在公私关系上的观念非常混乱、颠倒;并且还使得那种本来是一家一姓、某个集团朋党统治的政权,愣是将自己美其名曰为“代表普天下百姓”,从而使得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极其卑劣无耻的伪政治文化传统及其闹剧非常盛行,阴魂不散,总是借尸还魂。
总之,在中国皇帝“家天下”的君主制统治逻辑和政治历史中,皇帝成为了主宰百姓人民的至高主权者,成为了人间的上帝,僭越了天主的地位。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原君》一文振聋发聩地喊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所以,无论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还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最后的矛头都是指向中国的专制君主制。毛泽东认为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枷锁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其中首当其冲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封建君主皇帝的专制极权统治。就此而言,在下赞成毛伟人的说法。在下所写发的《民主根本不是好东西!》一文,并不代表着在下就承认世俗君主专制意义上的君主制就是好东西!巴利文先生既然承认毛主席是天主赐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那么就不要反对他老人家对于君主制(君权)的否定和批判性结论。同时,巴利文先生作为(自称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总不至于竟然否认耶稣基督神权政体是最好的君主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