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宗方济各就职后,教廷高层内的华人要员韩大辉总主教对中国教会问题缄默了。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则对中梵建交表示悲观,甚至劝教宗不要访问中国。 然而,教宗去年八月赴韩国访问并主持亚洲青年节时,经中国政府允许飞越中国领空,给盼望中梵改善关系的人们带来诸多欢呼。 教宗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明确表示:「若是可以,我希望明天就访问中国」。他热爱中国人民或者说热爱中国教会由衷地表达出来心中的愿望和梦想。 从中国政府开放领空的举措上,不可置疑地释放出善意,但是,恐怕与教廷达成建交的距离仍旧很是遥远。因为,在有关中国教会方面,中国政府一直奉行所谓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官方控制教会的说辞而已。 中国天主教会是真正的独立吗?所谓的独立,是独立于梵蒂冈教廷,而非独立于中国政府。由政府扶持的傀儡主教无不都是一些官方附庸,他们不是在捍卫天主教信仰,而是将天主教绑架在官方的列车上,这正是中国皇权文化的糟粕。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也应该与世界文化接轨。所谓的皇权文化与当今世界的民主理念格格不入。封建王朝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腐朽理念应该摈弃。 一向「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佛教,在过往的历史中也曾经成为皇权之下的附庸。原本在佛典《梵网经》上规定:「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佛教在中国的宗法社会中,因不拜皇帝,不讨好皇帝,曾遭受数次灭佛之灾。佛教入中土后,一些高僧大德始终坚持不拜皇帝的原则。 据《资政通鉴》记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下《制沙门等拜君亲敕》,但不到两个月,于六月八日又另颁《停沙门拜君诏》。由此可见,当时的佛教势力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姿态。 但佛教之中并非全是强硬之人,也有僧人主张变通。如北魏僧人法果,就带头致拜太祖拓跋珪。他在面对佛教内部的反对时,也做了一番解释。他称太祖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佛教在不拜皇帝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台阶,逐渐开始拜皇帝了。到宋朝时代,僧人对于拜见皇帝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因着僧人的变通,信佛的皇帝往往都会兴建庙宇,僧人们也就为帝王歌功颂德,逐渐成为皇权下的附庸。 如今,一些天主教主教妄想学习僧人法果,将帝王的命令当成天主的命令,真是荒唐至极!从信仰的层面上来说,基督徒首先应该服从的是天主,尤其是在关乎救灵的问题上,宁肯得罪世人也不可得罪天主。因为,基督说的很清晰:「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这也正是当今世界所宣导的政教分离。国家的职责是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教会的职责是圣化精神生活的提升,两者不应该发生矛盾和冲突,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会产生冲突。原因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妄想统治公民的宗教生活,这是非常荒唐的;当然,作为宗教若是越俎代庖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同样是荒唐的。 教宗方济各在针对中国问题上,说的很清晰,教会只是想完成自身的使命。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教宗结束在菲律宾的访问时,他再次表达对中国的关注。尤其是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拍发的电文中,教宗很诚恳地说:「我保证为您和全体中国人民祈祷,为你们祈求和谐与繁荣的丰沛祝福。」在飞机上回答随行记者的提问时,教宗表示,他准备好愿意随时访问中国。 中国外交部在随后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愿本着有关原则继续与梵方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方关系不断改善。希望梵方以实际行动为双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外交部发言人一月廿一日针对教廷的发言毫无新意,多少年前的陈腔滥调竟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 另一方面,国家宗教局于一月十五日在网站上发布《2015年工作要点》,提及解决天主教领域突出问题时指出,「支持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稳妥推进自选自圣主教工作」。作为政府部门,甚至是无神主义的官员们,竟然要推进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工作,这是官办教会还是国办教会? 天主教自身建设本应天主教神职来自我管理,政府官员管理天主教事务实在是越俎代庖。天主教圣统特色就是,地方教会主教在与罗马教宗的共融中,服务天主的子民。每当召开所谓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政府官员要发表纲领性文件,即「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这也就是外交部发言人所宣称的「有关原则」,而这个所谓的原则与天主教的圣统制度格格不入。 耶稣拣选十二个宗徒,派遣他们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罗马教宗继承的是宗徒之长伯铎的职位,在全世界天主教的司铎当中拣选合适人选,任命他们作为主教来继承宗徒的职权,牧放基督的羊群,这属于上天恩赐的神权,人间任何的统治者都没有这样的权力来剥夺上帝的权力。 当今教宗方济各针对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愿意借着努力突破僵持已久的困境,但是属于上帝交付于他的神圣职权可以让位于俗世的统治者吗?教宗方济各正在朝思暮想地做着访问中国梦,但教宗会被忽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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