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鹏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中梵关系取得进展”“梵蒂冈再次对华示好”等消息总会引起台湾当局的极度担忧。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唯一的所谓“邦交国”,一旦“断交”对台湾来说将是一次沉重打击。而梵蒂冈对中国大陆读者来说,则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近年来去过罗马的人大多同时转悠了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陌生的是,很多人叫不上这个国家的全称“梵蒂冈城国”,也说不清楚梵蒂冈和就任命中国主教事宜与我国政府磋商的“圣座”到底啥关系。
“肉身”和“法身” 从2002年至今年1月,笔者因学习和工作关系曾十数次前往梵蒂冈,并近距离见过第264任教皇(学界、宗教界多称“教宗”)保罗二世,多次目睹第265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现任教皇方济各原定去年5月底接见笔者,但遗憾的是因为签证问题,笔者未能成行。
基督宗教信仰和敬拜的极其重要的“场所”;天主教会中央政府的法律表述,即“圣座”(或称“宗座”),但不能叫“梵蒂冈圣座”,这是因为狭义的圣座仅适用于教皇之职,而广义的圣座则指教皇,或教皇借以管理整个普世天主教会的中央机构——罗马教廷;罗马的“城中之国”——世界上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欧洲著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国,每年接待全球500万人次的到访,同时也是全人类艺术、文化、历史和财富的象征,闻名遐迩的圣彼得大教堂、西斯廷小礼拜堂和梵蒂冈博物馆就置身其中。 说起梵蒂冈城国,就不得不说说它的前身“教皇国”。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将占领下的意大利中部地区赠送给当时的罗马教皇斯提芬二世,从而使罗马教皇除具有宗教上的精神权力外,还拥有国家主权意义上的世俗权力。1870年,由于现代意大利国家的统一运动,教皇国被意军强行占领,当时的教皇庇护九世捶胸顿足,自囚于梵蒂冈内以示抗议。1929年,即教皇国被占领59年之后,教皇庇护十一世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签署双边协议——《拉特朗协定》,该《协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两国间《协议》,另一部分为旨在保护宗教自由的《政教协议》,一揽子解决了“教皇国”被占领问题。从此,教皇国烟消云散,梵蒂冈城国则横空出世,历史上曾同时手握天主教精神权柄和世俗王权的教皇,也因为失去了后者,从此习惯于被人亲切地称作“教宗”。 现在的梵蒂冈城国,虽说继承了教皇国的余绪,但却非其压缩版,而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国际主体,根据两国间《协议》,圣座和梵蒂冈城国是两个本质截然有别的双国际主体。其中,圣座乃天主教会治理的最高机构——有别于天主教会自身,而梵蒂冈城国则是国家性质的国际主体。按照2017年的统计,全世界有13亿多天主教徒,也就是说,圣座是代表这13亿信徒在国际社会行使在精神领域的主权。 梵蒂冈城国的主权仅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是确保作为天主教会最高机构的圣座“绝对和可见的独立自主,并保障其在国际领域也同样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也就是说,梵蒂冈城国是圣座的形式主权,而圣座则是梵蒂冈城国的实质主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梵蒂冈城国更像是圣座的“肉身”,而圣座则像梵蒂冈城国的“法身”。在笔者看来,国内读者若能对面积不大的梵蒂冈城国以及它和天主教会的中枢神经——圣座有所区别的话,那么,就对这个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欧洲国家有了一大半了解。简单说,当我们说“中梵谈判”时,名义上是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城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但实质上是中国政府和代表普世天主教会最高权力的圣座之间的谈判。因为,梵蒂冈城国只具有形式主权,并没有外交权限,唯有具有实质主权的圣座才具有相应的外交权限。这表明,梵蒂冈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也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国家。因此,未来中梵建交后,我们驻梵大使的准确称谓应为“中国驻圣座大使”。 教皇会客厅里藏着中国艺术杰作 在梵蒂冈城国,教皇(宗)也是国家元首。一个宗教派别的最高精神领袖居然可以拥有国家主权身份,享有国际主体地位,除天主教会,在整个地球上没有他例。别忘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团体都只是各国领土内的宗教社团,没有国际法所承认的主权身份,因而也没有主权豁免和派驻大使的权力。 中国同梵蒂冈虽然尚无外交关系,但梵方希望建交的愿望一直很强烈。教皇、国务卿、圣座发言人,希望建交的言论一直比较高调。最近5年来,教皇方济各多次表示希望能访问中国,称中国是“友好的国家”,还说中国人民是“给世界带来伟大文化并作出贡献的伟大的民族”。 在梵蒂冈城国,笔者也时常感受到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友好。今年1月,应梵蒂冈博物馆行政主管尼科里尼蒙席邀请,笔者所在的中国学术考察团一行在开馆前参观因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天顶画而闻名遐迩的西斯廷小礼拜堂。尼科里尼蒙席抱病陪同中国学者共进早餐,不仅派专人讲解,还允许中国学者在西斯廷小礼拜堂和一些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场所享受自由拍照的照顾。 当天,梵蒂冈博物馆还破例向笔者一行单独开放并不对外的尼哥老小礼拜堂和正在维修的民俗馆。尼哥老小礼拜堂的玄机并非铺天盖地、美轮美奂的壁画,而是墙上暗藏的一扇可左右推拉的小窗,小窗后面是教皇方济各的一个会客厅,里面摆放着两对清代风格的中国花瓶。笔者早就听说教皇方济各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也很尊重,从这个特殊会客厅的陈设中可“窥”一二。 民俗馆展有来自全球各地教区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不少中国艺术杰作,如“明四家”之一仇英的画作,还有张大千、于右任等大家赠送给前几任教皇的作品。笔者还看到展品中有清朝的龙袍,中国佛教、道教的造像等,可谓琳琅满目,跨越时代也跨越了宗教。有几位欧洲女专家正忙着进行修复工作,据说部分珍贵藏品今年将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特展。在笔者看来,这是中梵两国外交布局、文化先行的举措。路透社去年在报道相关展览消息时称,这是两国推动的“软外交”,令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乒乓外交”。 所谓台湾驻梵蒂冈“大使馆”就在圣彼得广场通往圣天使城堡的协和大街上,馆舍牌子上有中文(繁体)、意大利语和英语,其中中文写着“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中文表述把“圣座”写成“教廷”,算是闹了乌龙。明白这其中关系的人,看到所谓“台湾驻教廷大使馆”牌子,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就相当于把“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写成了“意大利驻中国政府大使馆”般好笑。 据笔者观察,台湾在梵蒂冈几乎没什么影响,来自台湾岛内的神职人员也很少。据说台湾当局有游说教廷高层的做法,但随着教皇和教廷与中国大陆的日益亲近,这种游说效果不大。天主教会是普世性的宗教团体,更多的是关心传教、慈善与世界和平事业。 弹丸之地,连政府机构都放在邻国 如果说圣座是庞大的冰山,梵蒂冈城国则只是冰山的一个小角。梵蒂冈城国国土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有人计算这也就是60个足球场的大小。人们可以经由6座城门进入梵蒂冈城国。在有申根签证的前提下,可自由出入梵蒂冈,当然,除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外,很多地方需要介绍信,如梵蒂冈图书馆、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还有些地方则是不对外开放的,特别是教皇居住的区域。 梵蒂冈城国虽只是“弹丸之地”,却是圣座主权的载体。也正因为它承载力有限,因此,圣座的众多机构和办公机构大多位于梵蒂冈城国之外,有一部分留在罗马城内,也有一部分位于罗马城外,如位于阿尔巴诺湖畔的“教皇夏宫”——冈多菲堡。上述位于梵蒂冈城国之外的圣座机构均享有治外法权。既然连自己的中央政府都有大量机构在城国以外,就更不用说驻圣座大使馆了,它们大多也位于城国附近的意大利国土之上,最有意思的是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它也不得不安置在意大利的领土上。 梵蒂冈城国并无外交权限,其外交事务由教廷国务院具体负责。城国的最高管理机构为梵蒂冈城国宗座委员会,共由6名枢机主教组成,职责乃以教皇的名义行使其执法权。下设国务咨议会。教皇的执法权通常委托于梵蒂冈城国宗座委员会的委员长,后者以梵蒂冈城国总督府总督的名义具体行使,因此委员长、总督实则由一身而兼。梵蒂冈城国还包括两个辅助机构:圣座历史、艺术名胜保护常设委员会和“圣玛尔塔之家”。后者于1996年落成,并被作为选举教宗时参加枢密会议的枢机主教团成员的下榻寓所。2013年,教皇方济各将其作为自己的居所。 梵蒂冈城国是彗星般拖着整个庞大天主教身躯的微型国家,人口只有约800人。2011年3月1日的统计显示,梵蒂冈城国共有572 名公民和221名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居民,而常住城国内的人口有444名。在享有公民身份的人口中,有半数并不住在城国内部,其中包括教廷驻外大使。公民身份的获得和取消,在城国内居住的授权及其程序,均在《拉特朗协定》中有所规定。
在国际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在梵蒂冈服务的瑞士卫队手执梵蒂冈城国国旗的画面,但是按照《教会法典》的规定,瑞士卫队并不隶属梵蒂冈城国,而是隶属普世天主教会的中央机构——罗马教廷,系圣座的仪仗队。而梵蒂冈城国的日常安保和执法活动,均由梵蒂冈宪兵部队担任。该宪兵部队1816年由教皇庇护七世创建。梵蒂冈城国宪兵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保卫教皇的人身安全,以及教皇在意大利境内、国际社会乃至跨洲的牧灵访问活动中担任安保工作。宪兵同时担负着梵蒂冈城国内的警察职责,涉及边检、交通、执法、税务,并且要预防和处置犯罪活动。 梵蒂冈城国拥有自己的邮局、药店、电视中心、电话局、消防队、有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与集邮和古钱币相关的办事处等,充分表现出这个国家虽小,“五脏俱全”的鲜明特征。在梵蒂冈城国,中国游客可以使用微信,电信服务由意大利提供。(作者刘国鹏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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