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愿意哄抢“免费的午餐”

修公爵

上海的教友在聊大爷大妈哄抢肯德基“食物银行”，这类视频我通常不会浪费时间点开去看。

但中国“大爷”、“大妈”的战斗力世界闻名。比如提到美帝，我的一些华人网友基本上以二等“色目人”的心态自居，瞧不起非洲裔、西班牙裔、回教徒，因为他们“懒”、“穷”。但美帝的社工、教会发放免费食品的时候，往往又是东亚裔面孔开着豪车，反复排队，大包小裹领取免费的午餐。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何美帝的穷鬼们不去囤积不花钱的食品，反而是富起来的华人到处哄抢不索值的食物？修师傅认为不必苛责他们，因为这是几千年来饥饿的记忆镌刻在基因中造成的。
一、饥饿哪都有，但我们缺乏救济机制。
如果我们研究农业历史，就会发现主历135年犹太人大流散以前，以色列的农业生产水平远远不如中国人，我记得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轮犁了，但是生活在“西汉时期”的耶稣举例子还说：
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即刻发了芽，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就没有结实（谷：四：4-7）。
可见以色列农夫并非精耕细作，但是从达味圣王到135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以色列饥民并未隔段时间举行“起义”，因为以色列人有明确的对穷人的救助机制。比如《肋未纪》中就规定：
当你们收割田地的庄稼时，你不可割到地边；收获后剩下的穗子，不可再拾。葡萄摘后不应去搜；葡萄园内掉下的，不应拾取，应留给穷人和外方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肋：十九：九-十）。
这些三千年前订立的良善的法律保障了古代以色列穷人的最基本生存权，所以在古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饥民暴动的历史。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卢德捡麦穗的故事：
时间是三千年前一个奴隶制社会，地点在今天的以色列白冷城（又译“伯利恒”，耶稣出生的地方）。话说白冷这个地方有个叫厄里默肋客的犹大人，因着家乡发生了饥荒，带着妻子纳敖米和两个儿子逃荒到邻国摩阿布（那个时候以色列还不算“国家”，处在原始社会），后来就在那扎根了，两个儿子还娶了当地的姑娘为妻。再后来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家的爷三个男人陆续全死，剩下寡居的婆婆纳敖米和两个儿媳妇敖尔帕和卢德。
摩阿布的弱女子卢德年纪轻轻便守了寡，但这个善良的女人对中年丧夫、老来丧子的婆婆纳敖米不离不弃，极为孝顺。她不愿意回娘家改嫁，而是陪着婆婆一路逃荒，回到白冷老家。
然而，现实又是残酷的。这婆媳二人一路逃荒，回到白冷老家。等待她们的命运依然是饥饿。别人家载歌载舞收割大麦，她们家却揭不开锅。但这一门寡妇并没饿死，因为她可以到财主家的地里捡麦穗。
更巧的是，卢德在捡麦穗的时候没有遇到黄世仁，而是受到大财主、大善人波阿次无微不至的关怀。后来二人结为伉俪，育出的后代一个比一个有出息。重孙子达味（又译“大卫”）统一以色列十二支派，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圣王。
无独有偶，莫言先生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文学院也讲述一段“捡麦穗”的故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以民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
莫言先生在长身体的年代，赶上了大饥荒，那场饥荒造成了四川、河南、安徽、甘肃等地饿殍遍野，非正常死亡三千余万人。在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蛙》的开篇中，就讲述了饥饿的孩童吃煤充饥的故事。
中国有不间断文字记载的历史有3700年，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的历史也就40年，挨饿时无助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无意识中，所以即便后来餐餐有剩余，有囤积的机会还是要疯抢一些的。等过去一两代人，世界还没有末日的话，我相信这种习气会改掉的。
二、除“忠君爱国”以外，我们缺乏公领域的公德、公信力等观念。
大概从商鞅变法开始，统治者就要求我们的“黔首”不要热衷于公共事务，否则就是“五蠹”—社会的蛀虫。百姓对公领域除“忠君爱国”外，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这样也就产生不了公德，人们的一切行为以官府的棍棒为红线。红线以内，饿死冻死不敢有非分之想；红线以外，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
比如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殍遍野，但无人敢去生产队的仓库开仓放粮。因为横竖都是死，饿死了还能有个名节。但被生产队民兵的半自动步枪打死，还要背负“反XX”的罪名，多不划算！
但即便到今天，私人的货车在马路上侧翻了，老百姓往往会将他的货物抢的一干二净，因为他没有敬畏的神明、没有他人的物权观念、观念中“捡”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受到公权力惩罚，因为以前的公权压根就不管这些事。
这和其他国家还真不一样，你读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作品就会发现，巴黎市民没有面包就去王宫闹事。而我们绝不会找公家的麻烦，但一旦有机会就会哄抢不扛枪的人的财物，美其名曰：
不吃白不好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
三、独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念使然。
几千年的不公，造成今天赵国人“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成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准则。我们的 “朋友圈”充斥着“穷人为何穷、富人为何富”的心灵鸡汤。对富人的崇拜和对穷人的揶揄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现在我们不但嘲笑中国的穷人，看看“福音又Minzhu”人士对美帝、欧洲的非洲裔、移民的嘲讽就知道这社会有多病态，浑然不记得耶稣的教训：
“你们你们应当慈悲，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路：六：三十六）。
在这种崇富、笑贫的社会中，富一定比穷好，多就比少强，所以“多占”就显得合情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