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记载中的火烧圆明园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嘉略（Louis Charles Delamarre，1810—1877年）神父于1810年7月11日诞生于法国鲁昂（Rouen），于1833年6月26日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于1834年12月20日晋铎。艾嘉略于1835年3月15日离开巴黎赴中国四川传教区，1837年才到达其传教区，1839年由四川潼川府的安岳县开始其传教活动，1839年被任命为木坪神学院院长，从1847年起负责叙州府（叙府）的传信事业，该州包括了四川南部的一大部分地域。1856年，当四川被划分为几个宗座代牧区时，叙州被划归川东传教区。1856年，艾嘉略居住在纳溪。1860年，当英法联军决定从香港湾发兵进攻天津和北京时，从中国各地召集了一大批“中国通”，充任翻译、向导和中国事务顾问。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华生活多年、精通汉语和熟悉中国国情的传教士。艾嘉略也由此而应法国军队之召。他从香港进入广州，充当法国特使噶啰（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作喏口翰 口保 ※嘶口陆 口义 噶啰男爵的翻译，全程经历了英法联军的远征，并且亲自参加了与清政府钦差（桂良和恒福）的谈判，直至签订《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签约之后，他再次赴香港，以设法刊印他编纂的《汉法词典》。艾嘉略返回四川后，又充任了法国在华各传教区长上们与中国当局之间联络的中介人。他曾将《御撰通鉴纲目》的明纪三篇译作法文，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成为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年）《中国通史》（取材自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补编。1863年，重庆教案（范若瑟蛮拆长安府以修建真原堂之案）发生后，他便自告奋勇地赴京去与中国当局交涉，却于1863年10月3日，经汉口时死亡。他于1860年11月18日，自北京寄给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这份做为随军远征报告的书简，便成了研究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宝贵资料。对于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作者写道：
我非常幸运地应召做为法国使团的翻译。该使团刚刚在中国取得了令人永远难忘的成就，并为我圣教谋取了重大利益。我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基督徒们的代表，而且也是教廷传信部的代表。我必须承认，只有在上帝的召唤下，在该帝国所有主教与使徒们的鼓舞下，才会使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艰难的地位。
中国很早以来就向笃信宗教的法国作出过庄严承诺。圣路易及其继承人就通过其使节和传教士，而与中国建立了持续的关系。神秘的契丹王国也聆听到了福音，其居民成批地加入圣教。在路易十四时代，白晋、张诚、宋君荣、巴多明、钱德明和其他许多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帮助了他们那些同样也是大名鼎鼎的各国教友，使天主教在康熙朝取得了进展。他们在中国和法国两位君主的鼎力相助下，在北京皇城内建了一座教堂，现在却只残存一片遗址了。后来，中国禁止基督宗教并从宫廷中驱逐了传教士，没收了他们的教堂、于其律法中加入了一条禁止司铎及新教徒们活动的法律。但欧洲却仍在不停地秘密向中国各省派遣使徒。中国于1820年和1840年在湖北省府处死刘方济（Clet）和董文学（Perboyre）神父，他们二人都是法国人和味增爵会士（遣使会会士）。早在1814年，中国就在四川斩杀范若瑟（Dufresse）；于1856年，又处死了广西的第1位使徒马赖（Chapdelaine）。这仍是两名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法国不会对自己的儿女遭屠杀无动于衷，它在一开始仅限于向中国朝廷提交抗议。法国最终到1858年，才在广西为其国民的被杀而要求解释。《天津条约》于大沽伏击战之后不久签订。正是这次侮辱国旗和违背条约的事件，才使法国作出了报复的决定。
英法联军为了从天津进攻北京，大军自广州和香港湾乘船出发，经舟山群岛、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兵临天津的门户。艾嘉略神父的书简中，提供了某些有关的具体情节：
法国与英国组成海军联军，以保卫它们各自的利益。一旦当英法获知中国拒绝了其最后通牒之时，两支舰队便相继驶离香港湾并向北航行。它们沿途相继夺取了舟山群岛及定海市。联军双方各自指定了一名司令并组成一个司令部，还有一名文官委员。法国舰队共有36艘船和7000名军士。他们在山东半岛边缘以北的芝罘聚集。英国舰队则由200只帆船和1.5万名士兵组成，其集合地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7月26日，两支舰队启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停泊地，约定在北直隶海湾聚集，法国的迪佩雷（Duperré）号船停留在芝罘，以充作医院；安德罗马克（Andromaque）号三桅帆船看守抛描地。这两支舰队在一个晴朗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威严地驶入北直隶湾口。我们的迪切拉（Duchayla）号船一路领先。法国舰队靠左行驶，列3队前进，法国水师由提督沙内（Charner）率领。27日晚上，可以遥望到经过选择的登陆地北塘了。海水汹涌澎湃，俄罗斯和美国使者自8天前就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他们也分别率领一艘三桅帆船和两艘炮艇。美国使者已向中国人作了通报，我们害怕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联军登陆更困难 对于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前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艾嘉略作了亲历性的叙述：
8月1日，英法联军已决定登陆。两支舰队的炮艇牵引装满士兵、马匹、物资和大炮的登陆艇。河口的汇流处，在最高水位时也只有8尺深，无法使大船再向前航行。在全军的热情欢呼声中，前头部队直接去攻打北塘炮台，那里距白河只有7海里。他们于清晨10点钟出发，仅于晚上4时才到达河边。平坦而又充塞污泥的河床，使驳船无法靠岸。士兵们被迫跳入海中，一直在陷到半腿深处的污泥中行走1公里的距离，才找到一片干燥而坚实的海岸。大家曾设想过，如果遭遇中国军队，那么这样一次登陆该会遇到多大困难和危险。大家也曾认为，联军会像前几年一样，在入海口登陆。所以在海滩上未出现任何敌军，大河两侧的炮台都沉默无声。联军多艘炮艇搁浅，人和马费了很大力气才走出沼泽地区。夜很深了，军队疲惫至极，于是将攻击的时间推迟到翌日。
在军队登陆的时间，于一种极好天气的条件下，月亮却有三分之二蚀了。中国很迷信星相学，他们由此而得出了一种凶兆。中国人通过这样一种巧合，而预料到其古老帝国的荣耀将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残蚀。在北塘炮台的一种无法想象的寂静中，我却想象着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某种官方的嘈杂声，甚至是每座城官吏被迫作出的抗议，与全体居民协同一致，面对受难的星晨，而要把它从天狗的吞噬中抢救出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涉及北塘海岸，而明显是整个中国的危险。
次日，天刚蒙蒙亮，大军便向炮台掩杀过去，那里却空无守兵。炮台完全是泥土工程，在炮眼中架有加箍的木炮，我们只能看到某些不成形的普通木料。然而，在通向骑兵驻扎地的两条斜坡道的下部，我们发现于3处设有双洞，洞中存铅皮箱子，箱内装一个大炮弹，炮弹内装火药。其炮捻通过一根绳子而与点火棒相连。只要从跷跷板的一侧经过，就可以触动绳索并引起爆炸。跷跷板上面覆盖着泥土。当一名士兵感到脚下在某种东西松动时，便会向后倒去。只要经过搜查便会发现陷阱。这些投掷器都是欧洲的产品。
近傍炮台的村庄相当大。其大部分居民都逃之夭夭了。士兵们便利用他们逃离外出的机会，而在那里宿营。次日，法国将军科利诺（Collineau）协同一支英国军队，深入腹地从事侦察。他在距那里有2.5法里的地方，遭遇了一支近4000—5000名中国军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中国军队首先发动了攻击，在15—16米处发射了投掷器，杀伤了几名欧洲士兵。欧洲士兵发射了几伐炮弹，在中国兵勇中爆炸，却未造成混乱。我们于这一天不想冒险向更纵深前进，因为部队与辎重尚未完全运到岸上。
直到12日，英法联军才最终决定进军，我们在一个有战壕的阵地上，与一支庞大的鞑靼骑兵相遭遇。清军经过一段顽强抵抗之后溃散了。次日，我们向白河左岸的村庄直沽（Si-Kou）镇运输辎重，联军大营就驻扎在那里。14日发生了一场不太严重的冲突。英军抢造一道浮桥以渡到右岸。当由若雷吉伯里（Jauréguiberi）号三桅战船船长指挥的一个海军连队登陆后，又用小船渡过了白河。他们受到了鞑靼骑兵的攻击。但法军受到了另外两个连（约140名兵勇）的轻骑兵的支援，由利未（Livet）上校指挥。此人是一名勇敢的指挥官，后于天津被痢疾夺去了生命。这些轻骑兵躲在村庄的隔离物之后，用机枪射击，迅速击退了鞑靼骑兵。
12日黎明，联军为攻击大沽炮台而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首先让在河中最前沿的大炮开炮。中国军队误认为，又如同去年一样，他们受到了来自大海上的攻击，于是便放了两次装满火药的大炮。炮战从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9时。炮台被攻克了，法国国旗首先被插在城墙上。海军炮兵营指挥官特斯塔尔（Testard）第一个登上了城墙。中国的直隶提督乐善将军在英勇战斗中阵亡。僧王（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在其他所有炮台上升起了白旗，重新渡到河右岸，与其兵勇一起撤退。联军共俘虏2000多人，然后就地释放，占领了两岸撤空的炮台。中国军队于其仓促撤退中，未能带走那些大件物品，共有718门大口径的火炮，其中半数为铜炮，现在都已落入到胜利者之手。在这些冲突中，联军各有约120人伤亡。英法水师提督从此之后便可以在白河自由航行了，中国人过去曾在那里堆积了路障。共有连续的6道坝阻碍。一旦航道打通，联军的大小炮艇和吃水量很小的船舶，便可以直上天津了。
8月25日，由法国水师提督调拨给使节使用的一只小炮艇驶来，将我们接上了迪切拉号船。我正是在该船的甲板上，远远地观望了战斗。在河口处，我首先看到的是3只英国炮艇的残骸，是去年被中国人击沉的。我们从现由联军占领的白河两岸的炮台上穿过，法国的国旗于其上空飘扬。为了沿该河直上天津，只需半天的功夫。大河左右两岸有许多村庄，其居民们对我们并不很敌视，甚至还算友好。河中遍布来往的炮艇，运送军队、辎重和给养。联军将军们将大军驻扎在寺庙或炮台中，两国使节下榻在一名富商家中。中国兵勇都消失了，他们将20多门大炮埋藏了起来，又被联军挖掘出来了。天津城位于白河与运粮河的交汇处。运粮河也叫大运河，直通长江。在叛军截断这条大动脉之前，大运河曾在黄河出口处被切断。天津是中国中原与南方的商品与产品集散地，也是各省每年向皇帝交纳贡品运输的最后一站，贡品包括食品、铜材和建筑木材。天津今天变成了一座环境肮脏、建筑混乱、人口稀疏的大城市，其主要商品只有海盐了。
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大军压境和兵临城下的窘境中，只好与英法使者谈判。
大清皇帝派遣其东阁大学士桂良去与西洋人谈判和约。正是此人在两年之前，代表中方草签了《天津条约》。他就如同是继续其未竞事业一般，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谈判。其副手是直隶总督恒福和武备院卿亨棋。8月31日，桂良从北京前来。法国的使节不想接见他们，直到他们接受3月间的最后通牒为止，并且许诺签署一项新协议，以准确地实施1858年的条约，向英、法每个国家赔偿总额为800万两的白银，要求向欧洲贸易开放天津城市和港口。经过多次电报来往之后，一切都谈妥了，结束谈判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英法使节们在签字之后，仅带一支由1000多士兵组成的卫队，以前往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但就在签字的关键时候，中国的钦差们宣布说，他们不具有全权，将前往北京请示。使节们对于这种欺诈手段大为不满，中断了谈判，宣布说联军将向通州进军，他们只有在中国派出严肃的全权代表时才会谈判。9月8日，大军开始调动。法国使节于10日出发，以随远征军行动。
中国对于推迟签约并致使联军向首都进军，考虑得太不周密了。它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许多灾难、凌辱和巨大损失。但天意却希望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并在出乎人的预料之外，为其布道赢得令人敬仰的硕果。
正当联军缓慢行进的时候，中国皇帝却以另外两人取代了这2位钦差，其中一位是怡亲王载垣，其侄子；另一位是兵部尚书穆荫。如同其前任一般，他们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自称拥有全权。在谈判的第5个阶段，也就是在该月17日，英法等国使节向中国钦差的驻地通州，派去了他们的秘书和翻译，以便为换约作出最后安排。法国蒙他板（de Montauban）将军和英国将军也派出多位军官，以筹集部队给养，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教友杜鲁克（Duluc）神父，他做为翻译而随同，后离开广州前往四川，但其新使命却是重新从四川出发以去参加和谈。这支谈判队伍中的英国和法国代表总共有40余人。法国有秘书和翻译、两名军官及其勤务兵，他们准备就绪后于18日一大清早就返回到那里。其他法国人却将返回的时间稍微推迟了一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期限是至关紧要的。同样一种信任态度也挽留住了英国人，他们的翻译和一名上校先行。他们先于法国人而出通州城，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鞑靼骑兵和步兵的人数众多的营地，堵住了他们的道路。清军还占领了法军与中国钦差达成协议的驻扎地，此时正值法国使节带一支仪仗队赴北京交换条约的途中。翻译被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感到震惊，而且预料到了其严重后果。他将其同伴留在那里，自己调转马头返回了通州。他于途中遇到了4名依然未产生任何怀疑的法国人，向后者报告了前面有一支中国军队存在的消息，并且表示自己要去向中国钦差讨个说法。他于通州城内已找不到中国钦差了，于是便在通向北京的道路上追上了他们，指责他们并宣布将重开战争。他在通州到处奔走，召集起了其同胞们，离开城市而返回兵营。 对于八里桥之战和张家湾之战，艾嘉略也作了详细记述：
走在最前面的4个法国人已经到达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他们文质彬彬地穿过了警戒线，清军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放行。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又追上了法国的先头部队。当法军从前一站到达时，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支清朝军队布阵于自己面前。联军的将军们一致同意不首先发动进攻。英国上校本来留在中国人中间，以等待其翻译的返回。他很快就发现法国军队的会计阿代尔（Adère）与其勤务兵，推着一辆装有其钱箱的小车而来。他觉察到有人正扑向军官，并于军官头上砍了一刀，其勤务兵也勇敢地献出了其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清军向这些欧洲人射击，才给英法联军发出了信号，并提供了进入冲突的借口。中国人有1000多人被杀，联军俘虏了许多人并立即就地释放。中国的78门大炮落入到了欧洲人手中。德达玛（de Damas）先生是惟一一个阵亡的法国人。
从通州返回的另外9名法国人和26名英国人或锡克人，又遭遇了几支溃败的中国军队。联军中有的人被捆着并被绑在小车上，其他人则始终骑在马上，所有人都向北京走去。沿途中的平民不断地咒骂和公开侮辱他们。联军俘虏被带着沉重的锁链而投入囚牢中，然后又遭受饥饿的折磨，有人多次威胁要处死他们。他们又被押到了圆明园的皇宫中。人们一直设法使他们相信，他们即将被传到皇帝面前。经过在吉祥院宫前停留少许时间之后，他们随着进入宫中而被逐一地捆起来，然后让他们从另一个门出去。怡亲王下令将他们分散在方圆数法里的不同城区中。两名手持木棒的人押送囚犯，囚犯的手脚被用同一根绳索捆在一起，甚至其绳索被泼上了水，捆绑一直陷入肌肉中。为了使囚徒们解渴，押送人只递给他们一些人尿，而不是他们自己携带的净水。囚犯中有一部分人流着热泪，其他人则已明显处于忿怒之中。其中一名囚犯因反抗，而激起了其押解人的疯狂般惩罚。在走完这段路程之前，他们一刀刺穿了其胸膛。当爆发这些残酷的事件时，中国皇帝仍在其宫中。清朝皇帝仅于23日才避难于鞑靼地区的热河。中国人将那些不幸的联军囚犯投入囚牢，而又不为他们治伤，腐烂和虫蛆令人可怕地侵蚀他们。老鼠甚至能吞噬活人。大清皇帝于逃亡中经过了平谷城，下令将那些被押解至此的联军战犯处死。其他人在昌平州和房山县于饥饿的恐怖中了其残生。一名英国人在残酷的垂死中挣扎了11天。一名法国人于19日在八里桥大桥上被鞑靼军官瑞麟当场劈死。我的教友杜鲁克神父被交给了另一名鞑靼官吏胜保看押，它与另一名英国军官一起被扣留在胜保身旁，最初受到了善待，最后于21日继清军战败之后，又被胜保所杀。
联军不知道37名战俘的下落，于是便去要求放还他们。中国政府竟说，他们均受到善待，并将在缔约之日释放他们。中国要求联军先行撤军。自从俘获这些人后，中国人的态度很傲慢，僧格林沁在将其俘虏押至北京时，曾向朝廷禀报了一次辉煌胜利。21日，联军向前推进以炫耀武力，却在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兵营中遭遇清军顽抗。那里正是八里桥，距通州城外有半法里之遥。在八里桥爆发了一场比18日更激烈的战斗。法军也是单独投入战斗，共战死3人，但却杀死清军2000人，并夺取清军18门大炮。清军溃败并逃向京师。次日，联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一直深入到北京城下，发现沿途堆满了尸体。联军再向前进，就有可能被围困，只好等待留守天津的援兵到达，这支部队拥6000门新大炮和大批炮弹。
北京居民感到了恐惧，到处逃难。逃往热河的皇帝带去了其朝廷及其嫔妃，他在一道诏令中歪曲了所有事实，侮骂额尔金（Elgin）和噶罗，呼吁其国民拿起武器参战，许诺杀死一名印度士兵赏银50两，杀一名欧洲士兵赏银100两，杀死一名军官赏银500两，烧毁或擒获一只敌船赏银1000两。他撤换了两名钦差，他们是通州设伏战的同谋。新钦差由御弟恭亲王奕訢担任，年仅28岁，是道光皇帝的第6子。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联军仍表示，如果不交还俘虏，他们就要强攻首都。清朝面临使北京成为一片废墟的威胁。在等待期间，英国人派兵烧毁了位于通州郊区两法里远的几处村庄，因为他们那些来自天津的信使遭到了袭击。非常幸运的是，这些村庄如同联军从天津到北京沿途经由的大部分村庄一样，均已遭其居民遗弃。 对于英法联军野蛮地焚掠东方艺术明珠圆明园的一事，艾嘉略也作了记述。
联军的援军与给养的到达，使他们得以于10月初向中国首都进军。大营扎在距首都只有3法里的地方。联军将军们一致同意，首先对京郊地区作侦察，然后英国人向南，而法国人向北侦察。这些人完成的侦察工作，使联军得以顺利到达海淀，皇帝的御园便位于那里，号称“中国的凡尔赛”。那里也搜集了本朝开国216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宝和珍异物。经过9月18日的战斗，联军竟直向距那里只有5法里的圆明园行走。联军在那里很可能会擒获中国皇帝，但肯定会救回中国暴力行为的受害人，而且还有机会将其中的大部分人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但联军不知道俘虏的关押地。由于在军事上必须行为谨慎，故而未采取这种冒险活动。
法国士兵找到了由数百名清兵保卫的圆明园，守军很快就四处溃散。园中少有的某些居民，包括道光皇帝第5子的母亲，急忙逃到水中自杀，以免遭落入敌手，而遭受更加凄惨的命运。该园有两幢城楼组成，一南一北，由一些配殿或偏殿相连。一片宽敞的院落将南北二楼分开，院子里载满了高大的乔木。院子中有一个宽阔的小湖，于宫殿四周扬起曲波。湖面上有小船荡漾，湖上建有美丽的小桥。假山又使风景锦上添花。园中有一座由耶稣会士们建造的西洋楼。北楼是皇帝的起居处。其宗王、宗人府中的大官吏们，则居住在配殿。其中布置的家具都很豪华，特别是皇帝的家具更光彩夺目。玻璃镜子、摆钟、细瓷瓶、巨大的镶木地板、金鼻烟壶、镶嵌钻石的手表、大量不同大小的珍珠、豪华的丝绸、珍皮、华丽织锦、金器、银器、玉器，一切都经过艺术加工，象征着一种皇家的豪华。皇帝及其朝廷在匆忙地逃亡中，抛弃了一切。这些财宝就如同是漫不经心地送给法国人的一堆猎物一样。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发现数量巨大的银锭，国库中还有大批银钱，联军中的两个国家瓜分了它们，其后又分配给士兵们。每名士兵所得到的份额至少有100法郎。非常遗憾，当抢劫处于无组织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糟蹋与破坏。联军所不想要的和不能带走的一切，都要砸烂，或者是用脚踏碎。当地的中国人最终完成了对其皇帝宫殿的抢劫一空，甚至点燃起了最早的火，这或是出自不慎，或是出于恶意。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联军驻扎在北京的城墙之下和城北。中国政府最终释放了被囚禁的11名法国人中的4人、26名英国人或印度人中的15人。其他的战俘均已被杀，或者是因受折磨而亡。这些可怜人的那种凄惨状况、其伤口、瘦弱都相当清楚地证明，他们忍受过痛苦的折磨。稍后，中国又交出了装殓在棺材中的尸体，其中包括10名英国人或印度人和6名法国人。杜鲁克神父及其教友的尸体均未找到，尽管我本人也主持了多次搜寻。这些死者都面目全非了，无法辨认，带有不可否认的酷刑之痕迹。根据如此之多尸体的悲惨景象和余生者们的口述，经过多次索要战俘的抗议，经过中国政府多次作出将在缔结和约之后释放他们的许诺，又发生了这一切，联军方面忿怒到了极点。他们对于与一个如此不守信的国家感到了失望，现在只有毁灭北京再撤军而去了。许多人都想为他们的兄弟、朋友和战友报仇。但这样作将有可能失去此次辛苦远征的结果。法国的使节和将军却想获得一种有益的结果。英国人将他们的仇恨发泄到了已被抢劫一空的皇宫身上了，那里曾是我们苦难同胞的囚牢和刑场。整片皇家园林都被付之一炬，大火持续了数日，野火将其蹂躏和破坏扩大到了附近地区。英国人将其死者埋葬在俄国人当时所拥有的北京城外的墓地中。法国人则拥有传教士们的两处墓地，其中之一仅仅安葬法国人。法国在北京还有一座天主教堂，也只是一大片坍废物的残余了，但它却被中国政府所掌握。蒙他板将军希望在那里为法国死者举行隆重葬礼，同时又使法国以天主教的名义重新占有这座天主教建筑。他下令将灵柩保存下来，一直到缔结和约后再举行葬礼。
清政府在抵抗不利的情况下，咸丰皇帝率领其小朝廷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并在那里晏驾。英法联军如同虎狼般地闯入北京，大肆劫掠。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史称《北京条约》。艾嘉略对于北京遭劫和签约过程作了很逼真的描述：
中国政府被限令除接受原有条款之外，还要接受过去没收的学校、墓地、教会地产和建筑的条款；做为赔款而交纳2万圆银圆给法国人，3万圆给英国人；做为其真心和安全的保证。而将两座北城门之一的安定门交由联军防守。如果10月13日中午，中国政府尚不给予联军肯定答复，那么联军将打开城门。如果中国政府理智地执行一切、接受一切、答应一切，那就在11点半钟归还城门。联军现在仍占据着该城门。英国人占领其右翼阵地，法国占领左翼。两国的国旗仍插在城墙上。当联军打开一个辽阔帝国那长期以来对外国严密封锁的京师大门时，那是一个隆重的时刻。现在外地人不以穿过这些长长的双道拱门了。只要攀上了高大而庄严的城墙，那就可以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伏瞰整座城市。任何中国守兵都不能出现在城墙上和大街中，害怕被围城和炸城的居民，不知道究竟应对这种占领感到高兴呢？还是担忧？联军控制了城门，但任何欧洲人都不得迈出城门和进入城内。我本人是于次日进入城内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以与中国人谈判。我们骑马入城，在充满好奇，毫无防御手段，有时又是友好的人群中，行进了足足有1法里远。这里是内城或鞑靼城，也有大批汉人居住。它环绕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皇宫。南部是外城，那里主要居住着商贾。西方人对于该京城的单调和凄惨面貌感到吃惊，城市建造得很蹩脚，维护得更糟。这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完全不相符，只有零散的几家店铺的门面尚为整洁，其他一切均破烂不堪。从外面只能遥望到皇城宫殿的高墙，从而使它们酷似监牢。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收入很低的雇员或军饷微薄的士兵。所有人都以其职务薪水而养活自己及全家，大部分人都处于拮据之中，许多人甚至都生活于苦难之中。在这些灰浆涂得很杂乱的城墙之后，在那些没有任何气派的房子中，也有些装饰华丽的房间，只有些会享受舒适的家庭。
尽管占据城门的联军都具有受约束的行为和严明的纪律，但由于中国钦差王爷及其高官们，都害怕因对37名战俘所犯下的暴行而遭报复，所以不敢相信联军和平意图的真实性。他们不敢进城，永远不会在同一间房子中连宿两夜。由于英军的报复心理未得到满足，故具有傲慢姿态和粗暴行为，甚至还要威胁火烧北京皇宫。所有这一切很难会使中国人产生信任。事态几乎再次混乱起来，使双方诉诸武力。法国使节保持了冷静，蒙他板将军尽一切努力以避免发生新的灾难。由于俄国使节向中国钦差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事态才得以好转。中国政府支持对通州受害欧洲人的赔款额，接受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确定了签字仪式的日子。大清王朝12月24日与英国人，25日与法国人分别举行了签字仪式，而且还是在帝国礼部大堂中举行的。法国使节于此前夕已率领一支500人的卫队入城，驻扎在专门为接待他及其侍从而安排好的一座寺院中。翌日，他隆重进入礼部大堂，由几个连队的卫兵保驾，司令官和另外两位将军开路，还有陆军和海军的参谋人员，所有人都骑马并穿军礼服，军乐队击鼓并演奏军乐。使节乘轿子。另外两顶小轿随后，其中之一供其首席秘书使用，其二供其首席翻译使用。沿途拥满了成群的观众，特别是在清朝礼部大堂四周。亲王在那里恭候法使噶罗男爵，并向前走了几步以迎接他。经过互相致意之后，他们于大堂的后部就座，各自坐在一张桌子之前。法使在右，亲王在左。一排扶手椅摆在了一张长案之后，一侧是法国将军及其高级军官，面对他们的则是中国的官吏。验证和交换双方的全权代表资格的文书后，两名谈判代表于共分10款的新条约上签字和盖印，一式两份。亲王交出了1858年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已由中国皇帝批准，并盖上了御玺；作为交换，中国钦差收到了法方的一本羊皮纸册子，切口处烫金，以深红色绒布包裹，盖有大金印，其中包括同一项条约的中法文本，附有拿破仑皇帝的签字。在对条约签字时，在城门上放21响礼炮。这份严肃的文件，在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完成了批准手续，确立了两大帝国之间的和平。中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也忍受了奇耻大辱、皇帝的宫殿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其京师落到了西洋人手中。他只害怕这些西洋人会夺取皇位，或者是安排经过他们选择的某一人登基。我们希望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的清王朝，不会表现得不理解这种慷慨行为，不要使其战胜者为留下了一个中国幽灵而反悔。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等列强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除了获得巨额赔款之外，还强行攫取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在传习天主教方面的特权。《中法北京条约》（《中法续增条约》）第6款就明文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国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一机会，鼓动法使葛罗索要过去被清政府没收的北京南、北、东、西四座教堂。法使葛罗于1860年11月5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照会恭亲王奕沂，索要南、北二堂；于同年11月7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又索要东、西二堂。他特别提到“可将北堂急速交于留京之孟（振生）主教、艾嘉略等”。奕沂经上奏朝廷后，将四堂退还天主教教团并给予执照[④]。法国传教士们收回南京后，将这次战争中死亡的传教士们安葬于南堂内。艾嘉略对此作了少见的记述：
在离开北京返法之前，还必须为我们的7名法国人丧事和举行葬礼。由于中国习惯（皇帝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违背之），反对将死人遗体运进城；又由于距离太远的原因，无法于当天将尸体抬进教堂或墓地。所以法国将军决定，于28日埋葬，于次日在南堂中再举行葬礼。用3天来布置教堂，不为过甚。我们匆匆忙忙地去考察这座过时的老教堂。这座古宗教建筑矗立在宣武门附近。其内院墙已几乎完全塌损，许多主教和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居住过的房子，也只剩下一堆堆瓦砾碎石了。教堂前廊大院也只剩下两只大理石石龟了，驮着一通汉文和满文碑，地面上长满了荆棘杂草，成了一片茂密的杂草丛。其门板已被人搬走并且被用瓦砾封死，窗户已经破碎，地板破烂不堪。行人到处都会走在废墟上。教堂只残余一间大殿，两侧的6个祭室形成了侧廊。拱顶有一个大洞，这是最严重的损坏。惟大殿拱顶上的绘画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该教堂自南京主教和北京司教代理毕学源（Pirès）逝世后，已经关闭20多年了。该教堂始建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曾由汤若望神父主持。它于1707年（康熙十五年）又重建，康熙为此目的而拨款1万两白银（7.5万法郎）[⑤]。这座教堂于1757年被烧毁，乾隆又拔同样的款项以重建之。但还需要皇帝再拨不少于此的慷慨赞助款，才能装饰好教堂。在等待期间，法国将军派遣两连工兵，前去清理该教堂。他们锄去了杂草，铲除了瓦砾、重建了主祭坛。位于教堂门面上方的十字架曾于1853年被僧格林沁砸掉，当时僧帅正在平息假冒基督教的太平军的叛乱。蒙他板将军索还了十字架，然后又将它重新安放在了屋脊上。教堂被披上了黑缦，悬挂上了法国国旗，地板上铺上红地毯。在一个巨大追思台的周围，点燃了许多蜡烛。工兵们修好了该圣址那破烂之处。
28日，这是已确定的安葬日。使节及其侍从出城前往兵营。9时许，第1旅的随军神父特雷加罗（Trégaro）搬走了被杀法国人的尸体。由裹尸绒布覆盖的6具棺木被拉在6辆车上，前面有十字架和神职人员开路。这支队伍由不同兵种的几个连队开道，双列士兵簇拥送殡仪仗。士兵们在开始时齐鸣几阵枪。将军、其参谋部和一大批军官都佩带黑纱，骑马随队伍后行。英国的将军和大批军官们也跟随在法国人身后。俄国使节及其使团的所有随员也均出席。这支庄严队伍的行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司铎们念诵祈祷经文。鼓乐轮番交响。到达墓地之后，他们受到了北京主教孟振生（Mouly）的欢迎与祝福，孟振声主教又由其助理主教董若翰（Anouilh）、几名随军神父、英国天主教徒士兵们的随军司铎、6名中国司铎以及20多名天主教徒陪同。经过对埋葬6副棺材的公共墓穴作完祝福之后，特雷加罗神父与蒙他板将军致悼词，深深地感动了出席的众人。德邦茨芒（de Benzeman）少校为其同事格朗尚（Grandchamp）少校表示了赞扬和遗憾。出席人鸣枪，最后一次向死者致敬。墓穴被掩埋起来了。死者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许多欧洲名流埋葬在一起。
次日，又是同样的出席仪式，惟有英国人除外。出席者于9时集合于北京教堂，以举行殡葬仪式。弥撒由德塞雷（de Serré）教士主持，由两名随军神父协助。两位主教坐在两翼的位置上，周围由神职人员簇拥。法军第101和102团的军乐团演奏各种乐曲。董若翰助理主教作追思祷告，孟振生主教发表了一篇讲话，向法国国王、其使节、将军和部队致敬和致谢。这说明法国已经重新占领和恢复这座大教堂。
11月1日，法国将军率其军队离开北京。两名使节按照已达成协议的条款，要求在京师张贴中法和中英《北京条约》全文之后，才于9日离开北京。本条约文本还需在整个中华帝国域内张贴。我们希望法国驻中国的公使能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一项特许，允许其所有国民信仰基督教，同时废除中国例律中有关禁止基督教的法律。法国使节阁下向许多传教士颁行护照，由中国的钦差王爷签证。我准备将这些护照颁发给我们那些在西藏、云南、贵州和四川的教友们。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艾嘉略神父以法国代表“副使”的名义，经直隶、河南和陕西诸省，返回其四川传教区。沿途的清朝封疆大吏和朝廷大员们，逐站地向朝廷呈报其行踪，其中大都涉及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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