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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传教士记载中的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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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25 20:01: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嘉略(Louis Charles Delamarre,1810—1877年)神父于1810年7月11日诞生于法国鲁昂(Rouen),于1833年6月26日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于1834年12月20日晋铎。艾嘉略于1835年3月15日离开巴黎赴中国四川传教区,1837年才到达其传教区,1839年由四川潼川府的安岳县开始其传教活动,1839年被任命为木坪神学院院长,从1847年起负责叙州府(叙府)的传信事业,该州包括了四川南部的一大部分地域。1856年,当四川被划分为几个宗座代牧区时,叙州被划归川东传教区。1856年,艾嘉略居住在纳溪。1860年,当英法联军决定从香港湾发兵进攻天津和北京时,从中国各地召集了一大批“中国通”,充任翻译、向导和中国事务顾问。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华生活多年、精通汉语和熟悉中国国情的传教士。艾嘉略也由此而应法国军队之召。他从香港进入广州,充当法国特使噶啰(Jean 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作喏口翰 口保 ※嘶口陆 口义 噶啰男爵的翻译,全程经历了英法联军的远征,并且亲自参加了与清政府钦差(桂良和恒福)的谈判,直至签订《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签约之后,他再次赴香港,以设法刊印他编纂的《汉法词典》。艾嘉略返回四川后,又充任了法国在华各传教区长上们与中国当局之间联络的中介人。他曾将《御撰通鉴纲目》的明纪三篇译作法文,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成为冯秉正(de Mailla,1669—1748年)《中国通史》(取材自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补编。1863年,重庆教案(范若瑟蛮拆长安府以修建真原堂之案)发生后,他便自告奋勇地赴京去与中国当局交涉,却于1863年10月3日,经汉口时死亡。他于1860年11月18日,自北京寄给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这份做为随军远征报告的书简,便成了研究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宝贵资料。
   
    对于英法联军发动第2次鸦片战争的原因。作者写道:
   
    我非常幸运地应召做为法国使团的翻译。该使团刚刚在中国取得了令人永远难忘的成就,并为我圣教谋取了重大利益。我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基督徒们的代表,而且也是教廷传信部的代表。我必须承认,只有在上帝的召唤下,在该帝国所有主教与使徒们的鼓舞下,才会使我接受了这样一种艰难的地位。
   
    中国很早以来就向笃信宗教的法国作出过庄严承诺。圣路易及其继承人就通过其使节和传教士,而与中国建立了持续的关系。神秘的契丹王国也聆听到了福音,其居民成批地加入圣教。在路易十四时代,白晋、张诚、宋君荣、巴多明、钱德明和其他许多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帮助了他们那些同样也是大名鼎鼎的各国教友,使天主教在康熙朝取得了进展。他们在中国和法国两位君主的鼎力相助下,在北京皇城内建了一座教堂,现在却只残存一片遗址了。后来,中国禁止基督宗教并从宫廷中驱逐了传教士,没收了他们的教堂、于其律法中加入了一条禁止司铎及新教徒们活动的法律。但欧洲却仍在不停地秘密向中国各省派遣使徒。中国于1820年和1840年在湖北省府处死刘方济(Clet)和董文学(Perboyre)神父,他们二人都是法国人和味增爵会士(遣使会会士)。早在1814年,中国就在四川斩杀范若瑟(Dufresse);于1856年,又处死了广西的第1位使徒马赖(Chapdelaine)。这仍是两名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法国不会对自己的儿女遭屠杀无动于衷,它在一开始仅限于向中国朝廷提交抗议。法国最终到1858年,才在广西为其国民的被杀而要求解释。《天津条约》于大沽伏击战之后不久签订。正是这次侮辱国旗和违背条约的事件,才使法国作出了报复的决定。
   
    英法联军为了从天津进攻北京,大军自广州和香港湾乘船出发,经舟山群岛、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兵临天津的门户。艾嘉略神父的书简中,提供了某些有关的具体情节:
   
    法国与英国组成海军联军,以保卫它们各自的利益。一旦当英法获知中国拒绝了其最后通牒之时,两支舰队便相继驶离香港湾并向北航行。它们沿途相继夺取了舟山群岛及定海市。联军双方各自指定了一名司令并组成一个司令部,还有一名文官委员。法国舰队共有36艘船和7000名军士。他们在山东半岛边缘以北的芝罘聚集。英国舰队则由200只帆船和1.5万名士兵组成,其集合地点是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7月26日,两支舰队启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停泊地,约定在北直隶海湾聚集,法国的迪佩雷(Duperré)号船停留在芝罘,以充作医院;安德罗马克(Andromaque)号三桅帆船看守抛描地。这两支舰队在一个晴朗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威严地驶入北直隶湾口。我们的迪切拉(Duchayla)号船一路领先。法国舰队靠左行驶,列3队前进,法国水师由提督沙内(Charner)率领。27日晚上,可以遥望到经过选择的登陆地北塘了。海水汹涌澎湃,俄罗斯和美国使者自8天前就已经到达了这些地区,他们也分别率领一艘三桅帆船和两艘炮艇。美国使者已向中国人作了通报,我们害怕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使联军登陆更困难
 楼主| 发表于 2010-7-25 20:02:41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前的大沽之战和北塘之战,艾嘉略作了亲历性的叙述:
   
    8月1日,英法联军已决定登陆。两支舰队的炮艇牵引装满士兵、马匹、物资和大炮的登陆艇。河口的汇流处,在最高水位时也只有8尺深,无法使大船再向前航行。在全军的热情欢呼声中,前头部队直接去攻打北塘炮台,那里距白河只有7海里。他们于清晨10点钟出发,仅于晚上4时才到达河边。平坦而又充塞污泥的河床,使驳船无法靠岸。士兵们被迫跳入海中,一直在陷到半腿深处的污泥中行走1公里的距离,才找到一片干燥而坚实的海岸。大家曾设想过,如果遭遇中国军队,那么这样一次登陆该会遇到多大困难和危险。大家也曾认为,联军会像前几年一样,在入海口登陆。所以在海滩上未出现任何敌军,大河两侧的炮台都沉默无声。联军多艘炮艇搁浅,人和马费了很大力气才走出沼泽地区。夜很深了,军队疲惫至极,于是将攻击的时间推迟到翌日。
   
    在军队登陆的时间,于一种极好天气的条件下,月亮却有三分之二蚀了。中国很迷信星相学,他们由此而得出了一种凶兆。中国人通过这样一种巧合,而预料到其古老帝国的荣耀将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残蚀。在北塘炮台的一种无法想象的寂静中,我却想象着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某种官方的嘈杂声,甚至是每座城官吏被迫作出的抗议,与全体居民协同一致,面对受难的星晨,而要把它从天狗的吞噬中抢救出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涉及北塘海岸,而明显是整个中国的危险。
   
    次日,天刚蒙蒙亮,大军便向炮台掩杀过去,那里却空无守兵。炮台完全是泥土工程,在炮眼中架有加箍的木炮,我们只能看到某些不成形的普通木料。然而,在通向骑兵驻扎地的两条斜坡道的下部,我们发现于3处设有双洞,洞中存铅皮箱子,箱内装一个大炮弹,炮弹内装火药。其炮捻通过一根绳子而与点火棒相连。只要从跷跷板的一侧经过,就可以触动绳索并引起爆炸。跷跷板上面覆盖着泥土。当一名士兵感到脚下在某种东西松动时,便会向后倒去。只要经过搜查便会发现陷阱。这些投掷器都是欧洲的产品。
   
    近傍炮台的村庄相当大。其大部分居民都逃之夭夭了。士兵们便利用他们逃离外出的机会,而在那里宿营。次日,法国将军科利诺(Collineau)协同一支英国军队,深入腹地从事侦察。他在距那里有2.5法里的地方,遭遇了一支近4000—5000名中国军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中国军队首先发动了攻击,在15—16米处发射了投掷器,杀伤了几名欧洲士兵。欧洲士兵发射了几伐炮弹,在中国兵勇中爆炸,却未造成混乱。我们于这一天不想冒险向更纵深前进,因为部队与辎重尚未完全运到岸上。
   
    直到12日,英法联军才最终决定进军,我们在一个有战壕的阵地上,与一支庞大的鞑靼骑兵相遭遇。清军经过一段顽强抵抗之后溃散了。次日,我们向白河左岸的村庄直沽(Si-Kou)镇运输辎重,联军大营就驻扎在那里。14日发生了一场不太严重的冲突。英军抢造一道浮桥以渡到右岸。当由若雷吉伯里(Jauréguiberi)号三桅战船船长指挥的一个海军连队登陆后,又用小船渡过了白河。他们受到了鞑靼骑兵的攻击。但法军受到了另外两个连(约140名兵勇)的轻骑兵的支援,由利未(Livet)上校指挥。此人是一名勇敢的指挥官,后于天津被痢疾夺去了生命。这些轻骑兵躲在村庄的隔离物之后,用机枪射击,迅速击退了鞑靼骑兵。
   
    12日黎明,联军为攻击大沽炮台而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首先让在河中最前沿的大炮开炮。中国军队误认为,又如同去年一样,他们受到了来自大海上的攻击,于是便放了两次装满火药的大炮。炮战从清晨5时开始,一直持续到9时。炮台被攻克了,法国国旗首先被插在城墙上。海军炮兵营指挥官特斯塔尔(Testard)第一个登上了城墙。中国的直隶提督乐善将军在英勇战斗中阵亡。僧王(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在其他所有炮台上升起了白旗,重新渡到河右岸,与其兵勇一起撤退。联军共俘虏2000多人,然后就地释放,占领了两岸撤空的炮台。中国军队于其仓促撤退中,未能带走那些大件物品,共有718门大口径的火炮,其中半数为铜炮,现在都已落入到胜利者之手。在这些冲突中,联军各有约120人伤亡。英法水师提督从此之后便可以在白河自由航行了,中国人过去曾在那里堆积了路障。共有连续的6道坝阻碍。一旦航道打通,联军的大小炮艇和吃水量很小的船舶,便可以直上天津了。
   
    8月25日,由法国水师提督调拨给使节使用的一只小炮艇驶来,将我们接上了迪切拉号船。我正是在该船的甲板上,远远地观望了战斗。在河口处,我首先看到的是3只英国炮艇的残骸,是去年被中国人击沉的。我们从现由联军占领的白河两岸的炮台上穿过,法国的国旗于其上空飘扬。为了沿该河直上天津,只需半天的功夫。大河左右两岸有许多村庄,其居民们对我们并不很敌视,甚至还算友好。河中遍布来往的炮艇,运送军队、辎重和给养。联军将军们将大军驻扎在寺庙或炮台中,两国使节下榻在一名富商家中。中国兵勇都消失了,他们将20多门大炮埋藏了起来,又被联军挖掘出来了。天津城位于白河与运粮河的交汇处。运粮河也叫大运河,直通长江。在叛军截断这条大动脉之前,大运河曾在黄河出口处被切断。天津是中国中原与南方的商品与产品集散地,也是各省每年向皇帝交纳贡品运输的最后一站,贡品包括食品、铜材和建筑木材。天津今天变成了一座环境肮脏、建筑混乱、人口稀疏的大城市,其主要商品只有海盐了。
   
    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大军压境和兵临城下的窘境中,只好与英法使者谈判。
   
    大清皇帝派遣其东阁大学士桂良去与西洋人谈判和约。正是此人在两年之前,代表中方草签了《天津条约》。他就如同是继续其未竞事业一般,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谈判。其副手是直隶总督恒福和武备院卿亨棋。8月31日,桂良从北京前来。法国的使节不想接见他们,直到他们接受3月间的最后通牒为止,并且许诺签署一项新协议,以准确地实施1858年的条约,向英、法每个国家赔偿总额为800万两的白银,要求向欧洲贸易开放天津城市和港口。经过多次电报来往之后,一切都谈妥了,结束谈判的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英法使节们在签字之后,仅带一支由1000多士兵组成的卫队,以前往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但就在签字的关键时候,中国的钦差们宣布说,他们不具有全权,将前往北京请示。使节们对于这种欺诈手段大为不满,中断了谈判,宣布说联军将向通州进军,他们只有在中国派出严肃的全权代表时才会谈判。9月8日,大军开始调动。法国使节于10日出发,以随远征军行动。
   
    中国对于推迟签约并致使联军向首都进军,考虑得太不周密了。它本来完全可以避免许多灾难、凌辱和巨大损失。但天意却希望通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并在出乎人的预料之外,为其布道赢得令人敬仰的硕果。
   
    正当联军缓慢行进的时候,中国皇帝却以另外两人取代了这2位钦差,其中一位是怡亲王载垣,其侄子;另一位是兵部尚书穆荫。如同其前任一般,他们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自称拥有全权。在谈判的第5个阶段,也就是在该月17日,英法等国使节向中国钦差的驻地通州,派去了他们的秘书和翻译,以便为换约作出最后安排。法国蒙他板(de Montauban)将军和英国将军也派出多位军官,以筹集部队给养,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教友杜鲁克(Duluc)神父,他做为翻译而随同,后离开广州前往四川,但其新使命却是重新从四川出发以去参加和谈。这支谈判队伍中的英国和法国代表总共有40余人。法国有秘书和翻译、两名军官及其勤务兵,他们准备就绪后于18日一大清早就返回到那里。其他法国人却将返回的时间稍微推迟了一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期限是至关紧要的。同样一种信任态度也挽留住了英国人,他们的翻译和一名上校先行。他们先于法国人而出通州城,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鞑靼骑兵和步兵的人数众多的营地,堵住了他们的道路。清军还占领了法军与中国钦差达成协议的驻扎地,此时正值法国使节带一支仪仗队赴北京交换条约的途中。翻译被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感到震惊,而且预料到了其严重后果。他将其同伴留在那里,自己调转马头返回了通州。他于途中遇到了4名依然未产生任何怀疑的法国人,向后者报告了前面有一支中国军队存在的消息,并且表示自己要去向中国钦差讨个说法。他于通州城内已找不到中国钦差了,于是便在通向北京的道路上追上了他们,指责他们并宣布将重开战争。他在通州到处奔走,召集起了其同胞们,离开城市而返回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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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7-25 20: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八里桥之战和张家湾之战,艾嘉略也作了详细记述:
   
    走在最前面的4个法国人已经到达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他们文质彬彬地穿过了警戒线,清军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放行。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又追上了法国的先头部队。当法军从前一站到达时,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支清朝军队布阵于自己面前。联军的将军们一致同意不首先发动进攻。英国上校本来留在中国人中间,以等待其翻译的返回。他很快就发现法国军队的会计阿代尔(Adère)与其勤务兵,推着一辆装有其钱箱的小车而来。他觉察到有人正扑向军官,并于军官头上砍了一刀,其勤务兵也勇敢地献出了其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清军向这些欧洲人射击,才给英法联军发出了信号,并提供了进入冲突的借口。中国人有1000多人被杀,联军俘虏了许多人并立即就地释放。中国的78门大炮落入到了欧洲人手中。德达玛(de Damas)先生是惟一一个阵亡的法国人。
   
    从通州返回的另外9名法国人和26名英国人或锡克人,又遭遇了几支溃败的中国军队。联军中有的人被捆着并被绑在小车上,其他人则始终骑在马上,所有人都向北京走去。沿途中的平民不断地咒骂和公开侮辱他们。联军俘虏被带着沉重的锁链而投入囚牢中,然后又遭受饥饿的折磨,有人多次威胁要处死他们。他们又被押到了圆明园的皇宫中。人们一直设法使他们相信,他们即将被传到皇帝面前。经过在吉祥院宫前停留少许时间之后,他们随着进入宫中而被逐一地捆起来,然后让他们从另一个门出去。怡亲王下令将他们分散在方圆数法里的不同城区中。两名手持木棒的人押送囚犯,囚犯的手脚被用同一根绳索捆在一起,甚至其绳索被泼上了水,捆绑一直陷入肌肉中。为了使囚徒们解渴,押送人只递给他们一些人尿,而不是他们自己携带的净水。囚犯中有一部分人流着热泪,其他人则已明显处于忿怒之中。其中一名囚犯因反抗,而激起了其押解人的疯狂般惩罚。在走完这段路程之前,他们一刀刺穿了其胸膛。当爆发这些残酷的事件时,中国皇帝仍在其宫中。清朝皇帝仅于23日才避难于鞑靼地区的热河。中国人将那些不幸的联军囚犯投入囚牢,而又不为他们治伤,腐烂和虫蛆令人可怕地侵蚀他们。老鼠甚至能吞噬活人。大清皇帝于逃亡中经过了平谷城,下令将那些被押解至此的联军战犯处死。其他人在昌平州和房山县于饥饿的恐怖中了其残生。一名英国人在残酷的垂死中挣扎了11天。一名法国人于19日在八里桥大桥上被鞑靼军官瑞麟当场劈死。我的教友杜鲁克神父被交给了另一名鞑靼官吏胜保看押,它与另一名英国军官一起被扣留在胜保身旁,最初受到了善待,最后于21日继清军战败之后,又被胜保所杀。
   
    联军不知道37名战俘的下落,于是便去要求放还他们。中国政府竟说,他们均受到善待,并将在缔约之日释放他们。中国要求联军先行撤军。自从俘获这些人后,中国人的态度很傲慢,僧格林沁在将其俘虏押至北京时,曾向朝廷禀报了一次辉煌胜利。21日,联军向前推进以炫耀武力,却在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兵营中遭遇清军顽抗。那里正是八里桥,距通州城外有半法里之遥。在八里桥爆发了一场比18日更激烈的战斗。法军也是单独投入战斗,共战死3人,但却杀死清军2000人,并夺取清军18门大炮。清军溃败并逃向京师。次日,联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一直深入到北京城下,发现沿途堆满了尸体。联军再向前进,就有可能被围困,只好等待留守天津的援兵到达,这支部队拥6000门新大炮和大批炮弹。
   
    北京居民感到了恐惧,到处逃难。逃往热河的皇帝带去了其朝廷及其嫔妃,他在一道诏令中歪曲了所有事实,侮骂额尔金(Elgin)和噶罗,呼吁其国民拿起武器参战,许诺杀死一名印度士兵赏银50两,杀一名欧洲士兵赏银100两,杀死一名军官赏银500两,烧毁或擒获一只敌船赏银1000两。他撤换了两名钦差,他们是通州设伏战的同谋。新钦差由御弟恭亲王奕訢担任,年仅28岁,是道光皇帝的第6子。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联军仍表示,如果不交还俘虏,他们就要强攻首都。清朝面临使北京成为一片废墟的威胁。在等待期间,英国人派兵烧毁了位于通州郊区两法里远的几处村庄,因为他们那些来自天津的信使遭到了袭击。非常幸运的是,这些村庄如同联军从天津到北京沿途经由的大部分村庄一样,均已遭其居民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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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7-25 20:03:58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英法联军野蛮地焚掠东方艺术明珠圆明园的一事,艾嘉略也作了记述。
   
    联军的援军与给养的到达,使他们得以于10月初向中国首都进军。大营扎在距首都只有3法里的地方。联军将军们一致同意,首先对京郊地区作侦察,然后英国人向南,而法国人向北侦察。这些人完成的侦察工作,使联军得以顺利到达海淀,皇帝的御园便位于那里,号称“中国的凡尔赛”。那里也搜集了本朝开国216年间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宝和珍异物。经过9月18日的战斗,联军竟直向距那里只有5法里的圆明园行走。联军在那里很可能会擒获中国皇帝,但肯定会救回中国暴力行为的受害人,而且还有机会将其中的大部分人从死亡中解脱出来。但联军不知道俘虏的关押地。由于在军事上必须行为谨慎,故而未采取这种冒险活动。
   
    法国士兵找到了由数百名清兵保卫的圆明园,守军很快就四处溃散。园中少有的某些居民,包括道光皇帝第5子的母亲,急忙逃到水中自杀,以免遭落入敌手,而遭受更加凄惨的命运。该园有两幢城楼组成,一南一北,由一些配殿或偏殿相连。一片宽敞的院落将南北二楼分开,院子里载满了高大的乔木。院子中有一个宽阔的小湖,于宫殿四周扬起曲波。湖面上有小船荡漾,湖上建有美丽的小桥。假山又使风景锦上添花。园中有一座由耶稣会士们建造的西洋楼。北楼是皇帝的起居处。其宗王、宗人府中的大官吏们,则居住在配殿。其中布置的家具都很豪华,特别是皇帝的家具更光彩夺目。玻璃镜子、摆钟、细瓷瓶、巨大的镶木地板、金鼻烟壶、镶嵌钻石的手表、大量不同大小的珍珠、豪华的丝绸、珍皮、华丽织锦、金器、银器、玉器,一切都经过艺术加工,象征着一种皇家的豪华。皇帝及其朝廷在匆忙地逃亡中,抛弃了一切。这些财宝就如同是漫不经心地送给法国人的一堆猎物一样。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发现数量巨大的银锭,国库中还有大批银钱,联军中的两个国家瓜分了它们,其后又分配给士兵们。每名士兵所得到的份额至少有100法郎。非常遗憾,当抢劫处于无组织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糟蹋与破坏。联军所不想要的和不能带走的一切,都要砸烂,或者是用脚踏碎。当地的中国人最终完成了对其皇帝宫殿的抢劫一空,甚至点燃起了最早的火,这或是出自不慎,或是出于恶意。
   
    经过这次抢劫之后,联军驻扎在北京的城墙之下和城北。中国政府最终释放了被囚禁的11名法国人中的4人、26名英国人或印度人中的15人。其他的战俘均已被杀,或者是因受折磨而亡。这些可怜人的那种凄惨状况、其伤口、瘦弱都相当清楚地证明,他们忍受过痛苦的折磨。稍后,中国又交出了装殓在棺材中的尸体,其中包括10名英国人或印度人和6名法国人。杜鲁克神父及其教友的尸体均未找到,尽管我本人也主持了多次搜寻。这些死者都面目全非了,无法辨认,带有不可否认的酷刑之痕迹。根据如此之多尸体的悲惨景象和余生者们的口述,经过多次索要战俘的抗议,经过中国政府多次作出将在缔结和约之后释放他们的许诺,又发生了这一切,联军方面忿怒到了极点。他们对于与一个如此不守信的国家感到了失望,现在只有毁灭北京再撤军而去了。许多人都想为他们的兄弟、朋友和战友报仇。但这样作将有可能失去此次辛苦远征的结果。法国的使节和将军却想获得一种有益的结果。英国人将他们的仇恨发泄到了已被抢劫一空的皇宫身上了,那里曾是我们苦难同胞的囚牢和刑场。整片皇家园林都被付之一炬,大火持续了数日,野火将其蹂躏和破坏扩大到了附近地区。英国人将其死者埋葬在俄国人当时所拥有的北京城外的墓地中。法国人则拥有传教士们的两处墓地,其中之一仅仅安葬法国人。法国在北京还有一座天主教堂,也只是一大片坍废物的残余了,但它却被中国政府所掌握。蒙他板将军希望在那里为法国死者举行隆重葬礼,同时又使法国以天主教的名义重新占有这座天主教建筑。他下令将灵柩保存下来,一直到缔结和约后再举行葬礼。
   
    清政府在抵抗不利的情况下,咸丰皇帝率领其小朝廷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并在那里晏驾。英法联军如同虎狼般地闯入北京,大肆劫掠。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史称《北京条约》。艾嘉略对于北京遭劫和签约过程作了很逼真的描述:
   
    中国政府被限令除接受原有条款之外,还要接受过去没收的学校、墓地、教会地产和建筑的条款;做为赔款而交纳2万圆银圆给法国人,3万圆给英国人;做为其真心和安全的保证。而将两座北城门之一的安定门交由联军防守。如果10月13日中午,中国政府尚不给予联军肯定答复,那么联军将打开城门。如果中国政府理智地执行一切、接受一切、答应一切,那就在11点半钟归还城门。联军现在仍占据着该城门。英国人占领其右翼阵地,法国占领左翼。两国的国旗仍插在城墙上。当联军打开一个辽阔帝国那长期以来对外国严密封锁的京师大门时,那是一个隆重的时刻。现在外地人不以穿过这些长长的双道拱门了。只要攀上了高大而庄严的城墙,那就可以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伏瞰整座城市。任何中国守兵都不能出现在城墙上和大街中,害怕被围城和炸城的居民,不知道究竟应对这种占领感到高兴呢?还是担忧?联军控制了城门,但任何欧洲人都不得迈出城门和进入城内。我本人是于次日进入城内的首批欧洲人之一,以与中国人谈判。我们骑马入城,在充满好奇,毫无防御手段,有时又是友好的人群中,行进了足足有1法里远。这里是内城或鞑靼城,也有大批汉人居住。它环绕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皇宫。南部是外城,那里主要居住着商贾。西方人对于该京城的单调和凄惨面貌感到吃惊,城市建造得很蹩脚,维护得更糟。这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完全不相符,只有零散的几家店铺的门面尚为整洁,其他一切均破烂不堪。从外面只能遥望到皇城宫殿的高墙,从而使它们酷似监牢。北京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收入很低的雇员或军饷微薄的士兵。所有人都以其职务薪水而养活自己及全家,大部分人都处于拮据之中,许多人甚至都生活于苦难之中。在这些灰浆涂得很杂乱的城墙之后,在那些没有任何气派的房子中,也有些装饰华丽的房间,只有些会享受舒适的家庭。
   
    尽管占据城门的联军都具有受约束的行为和严明的纪律,但由于中国钦差王爷及其高官们,都害怕因对37名战俘所犯下的暴行而遭报复,所以不敢相信联军和平意图的真实性。他们不敢进城,永远不会在同一间房子中连宿两夜。由于英军的报复心理未得到满足,故具有傲慢姿态和粗暴行为,甚至还要威胁火烧北京皇宫。所有这一切很难会使中国人产生信任。事态几乎再次混乱起来,使双方诉诸武力。法国使节保持了冷静,蒙他板将军尽一切努力以避免发生新的灾难。由于俄国使节向中国钦差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事态才得以好转。中国政府支持对通州受害欧洲人的赔款额,接受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确定了签字仪式的日子。大清王朝12月24日与英国人,25日与法国人分别举行了签字仪式,而且还是在帝国礼部大堂中举行的。法国使节于此前夕已率领一支500人的卫队入城,驻扎在专门为接待他及其侍从而安排好的一座寺院中。翌日,他隆重进入礼部大堂,由几个连队的卫兵保驾,司令官和另外两位将军开路,还有陆军和海军的参谋人员,所有人都骑马并穿军礼服,军乐队击鼓并演奏军乐。使节乘轿子。另外两顶小轿随后,其中之一供其首席秘书使用,其二供其首席翻译使用。沿途拥满了成群的观众,特别是在清朝礼部大堂四周。亲王在那里恭候法使噶罗男爵,并向前走了几步以迎接他。经过互相致意之后,他们于大堂的后部就座,各自坐在一张桌子之前。法使在右,亲王在左。一排扶手椅摆在了一张长案之后,一侧是法国将军及其高级军官,面对他们的则是中国的官吏。验证和交换双方的全权代表资格的文书后,两名谈判代表于共分10款的新条约上签字和盖印,一式两份。亲王交出了1858年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该条约已由中国皇帝批准,并盖上了御玺;作为交换,中国钦差收到了法方的一本羊皮纸册子,切口处烫金,以深红色绒布包裹,盖有大金印,其中包括同一项条约的中法文本,附有拿破仑皇帝的签字。在对条约签字时,在城门上放21响礼炮。这份严肃的文件,在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之后,终于完成了批准手续,确立了两大帝国之间的和平。中国受到了严厉惩罚,也忍受了奇耻大辱、皇帝的宫殿只剩下了一片废墟,其京师落到了西洋人手中。他只害怕这些西洋人会夺取皇位,或者是安排经过他们选择的某一人登基。我们希望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的清王朝,不会表现得不理解这种慷慨行为,不要使其战胜者为留下了一个中国幽灵而反悔。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等列强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除了获得巨额赔款之外,还强行攫取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在传习天主教方面的特权。《中法北京条约》(《中法续增条约》)第6款就明文规定:“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法国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一机会,鼓动法使葛罗索要过去被清政府没收的北京南、北、东、西四座教堂。法使葛罗于1860年11月5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三日)照会恭亲王奕沂,索要南、北二堂;于同年11月7日(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又索要东、西二堂。他特别提到“可将北堂急速交于留京之孟(振生)主教、艾嘉略等”。奕沂经上奏朝廷后,将四堂退还天主教教团并给予执照[④]。法国传教士们收回南京后,将这次战争中死亡的传教士们安葬于南堂内。艾嘉略对此作了少见的记述:
   
    在离开北京返法之前,还必须为我们的7名法国人丧事和举行葬礼。由于中国习惯(皇帝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违背之),反对将死人遗体运进城;又由于距离太远的原因,无法于当天将尸体抬进教堂或墓地。所以法国将军决定,于28日埋葬,于次日在南堂中再举行葬礼。用3天来布置教堂,不为过甚。我们匆匆忙忙地去考察这座过时的老教堂。这座古宗教建筑矗立在宣武门附近。其内院墙已几乎完全塌损,许多主教和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居住过的房子,也只剩下一堆堆瓦砾碎石了。教堂前廊大院也只剩下两只大理石石龟了,驮着一通汉文和满文碑,地面上长满了荆棘杂草,成了一片茂密的杂草丛。其门板已被人搬走并且被用瓦砾封死,窗户已经破碎,地板破烂不堪。行人到处都会走在废墟上。教堂只残余一间大殿,两侧的6个祭室形成了侧廊。拱顶有一个大洞,这是最严重的损坏。惟大殿拱顶上的绘画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该教堂自南京主教和北京司教代理毕学源(Pirès)逝世后,已经关闭20多年了。该教堂始建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曾由汤若望神父主持。它于1707年(康熙十五年)又重建,康熙为此目的而拨款1万两白银(7.5万法郎)[⑤]。这座教堂于1757年被烧毁,乾隆又拔同样的款项以重建之。但还需要皇帝再拨不少于此的慷慨赞助款,才能装饰好教堂。在等待期间,法国将军派遣两连工兵,前去清理该教堂。他们锄去了杂草,铲除了瓦砾、重建了主祭坛。位于教堂门面上方的十字架曾于1853年被僧格林沁砸掉,当时僧帅正在平息假冒基督教的太平军的叛乱。蒙他板将军索还了十字架,然后又将它重新安放在了屋脊上。教堂被披上了黑缦,悬挂上了法国国旗,地板上铺上红地毯。在一个巨大追思台的周围,点燃了许多蜡烛。工兵们修好了该圣址那破烂之处。
   
    28日,这是已确定的安葬日。使节及其侍从出城前往兵营。9时许,第1旅的随军神父特雷加罗(Trégaro)搬走了被杀法国人的尸体。由裹尸绒布覆盖的6具棺木被拉在6辆车上,前面有十字架和神职人员开路。这支队伍由不同兵种的几个连队开道,双列士兵簇拥送殡仪仗。士兵们在开始时齐鸣几阵枪。将军、其参谋部和一大批军官都佩带黑纱,骑马随队伍后行。英国的将军和大批军官们也跟随在法国人身后。俄国使节及其使团的所有随员也均出席。这支庄严队伍的行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司铎们念诵祈祷经文。鼓乐轮番交响。到达墓地之后,他们受到了北京主教孟振生(Mouly)的欢迎与祝福,孟振声主教又由其助理主教董若翰(Anouilh)、几名随军神父、英国天主教徒士兵们的随军司铎、6名中国司铎以及20多名天主教徒陪同。经过对埋葬6副棺材的公共墓穴作完祝福之后,特雷加罗神父与蒙他板将军致悼词,深深地感动了出席的众人。德邦茨芒(de Benzeman)少校为其同事格朗尚(Grandchamp)少校表示了赞扬和遗憾。出席人鸣枪,最后一次向死者致敬。墓穴被掩埋起来了。死者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及其他许多欧洲名流埋葬在一起。
   
    次日,又是同样的出席仪式,惟有英国人除外。出席者于9时集合于北京教堂,以举行殡葬仪式。弥撒由德塞雷(de Serré)教士主持,由两名随军神父协助。两位主教坐在两翼的位置上,周围由神职人员簇拥。法军第101和102团的军乐团演奏各种乐曲。董若翰助理主教作追思祷告,孟振生主教发表了一篇讲话,向法国国王、其使节、将军和部队致敬和致谢。这说明法国已经重新占领和恢复这座大教堂。
   
    11月1日,法国将军率其军队离开北京。两名使节按照已达成协议的条款,要求在京师张贴中法和中英《北京条约》全文之后,才于9日离开北京。本条约文本还需在整个中华帝国域内张贴。我们希望法国驻中国的公使能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一项特许,允许其所有国民信仰基督教,同时废除中国例律中有关禁止基督教的法律。法国使节阁下向许多传教士颁行护照,由中国的钦差王爷签证。我准备将这些护照颁发给我们那些在西藏、云南、贵州和四川的教友们。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艾嘉略神父以法国代表“副使”的名义,经直隶、河南和陕西诸省,返回其四川传教区。沿途的清朝封疆大吏和朝廷大员们,逐站地向朝廷呈报其行踪,其中大都涉及到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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