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满天主圣教先贤（连载中）

修公爵

       吾人准备将近几年整理的天主圣教史以传记体的形式发出来，以激发圣教信友的信德热火。“南满”是指清末民初奉天、热河、安东三地（日伪时期及中共建政初期将这三地化成三省，现大部分归辽宁省，一小部分归吉林和河北省）。三省先民，绝大多数是鲁、冀、豫等省走西口之破产农民。亦有一小部分原住民，如沈阳总主教区原助理主教路志远司牧，旗人也。
      天主教在线，乖戾之气甚重，吾人当学习先贤之信望爱圣德，做基督勇兵，则庶几圣教可广扬矣！

修公爵

                                 一、  承德（热河）天主教之父，蒙古使徒南怀义神父
      

     说到承德天主教的历史，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会祖南怀义（Theophil Verbist，CICM，1823-1866）神父①。南神父是比利时安特卫普人，生于1823年6月12日，毕业于安特卫普耶稣会公学及马林（Malines）教区小修院。1847年9月18日晋铎，先后担任马林小修院学监、布鲁塞尔军官学校指导司铎、纳慕尔（Namur）修女院指导神师，1860年当选为比利时圣婴会主任司铎。

      圣婴会（Holy Childhood Assosiation），是一善会组织，其宗旨是筹集善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孤儿。当时中国四亿多人口和居高不下的婴儿夭折率令西欧的基督徒善心人士震惊，所以他们特别愿意帮助中国。在圣婴会工作期间，南神父知道了中国的贫穷与缺乏孤儿院的问题，就有志于去中国最贫瘠的地方服务。于是南神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神父筹划成立一个面向中国修会---圣母圣心会，去中国服务。然而，他们的会宪后来被教会长上修改，成为外方传教会，这是后话。1862年11月28日，该修会被马林教区总主教Sterckx枢机批准，南神父当选为总会长。1863年，罗马圣部对该修会颁发了暂时许可，次年9月1日，宗座谕令将蒙古教区交给圣母圣心会代牧。1865年8月25日，南神父率本会三位兄弟前往罗马，宗座颁赐他为蒙古教区副主教。9月19日由马赛港启程，于12月26日到达西湾子，正式署理蒙古教区教务。

     1868年初，南神父决定巡视一下自己的教区，在交通不便且教区面积广袤的背景下，这次巡视殊非不易。2月3日，南神父坐马车前往承德，走到第九天傍晚，南神父突染风寒，此时离教友村老虎沟只有36公里。但神父的病情极为严重，只能在客栈休息一日。2月13日晚到达，次日一天卧床不起。神父合计休息一天，15日是周六，无论如何也要为教友们听告解，因为那个年代教友见次神父十分不易。听完告解主日天还得做弥撒。但15日南神父的病情更加恶化，他本人感到自己就要面见天主了，他的同会兄弟司维业（Van Segvelt Alios）神父就是这样故去的。这也不足为奇，从生活条件优裕的欧洲，来到中国的塞外大漠，且缺医少药，生命就显得极为脆弱。圣母圣心会在塞外传教期间（1865～ 1955），有679位会士来华传教，其中248位会士再也没能回去！

      预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的南神父捎信给就近的本会兄弟，需要临终圣事。2月23日，中国籍的张子恒.玛窦（Matthew Chang Ching-hsiu）神父赶到，为自己的长上施行最后的圣事，几个小时后，南神父安息在承德府滦平县老虎沟。南神父死后，就埋葬在老虎沟。西湾子的神长和教友多次来老虎沟要移柩西湾子，老虎沟的教友们坚决反对。直到1931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汤神父下令将南神父遗骸运回比利时，安厝在南神父当年创会的小圣堂内。

     一粒麦子落地死了，才能结出更多的籽粒来。虽然南神父到蒙古教区只有两年时间，来的时候只有四位神父。但圣母圣心会在中国最终由一颗小小的芥菜子，长成参天大树。对于该会的丰功伟业，可参阅我的博文《丹尼尔斯枢机的朝圣之旅》。

http://blog.lnjq.org/user/51/5155.html

http://blog.lnjq.org/user/51/5156.html

    我还想说闲话一句，2008年4月8日比利时梅赫伦暨布鲁塞尔总教区高弗烈．丹内尔斯（Godfried Danneels）枢机，访问河北承德教区老虎沟天主堂，在老虎沟捐建小堂，并捐赠祖南怀义神父的塑像，负责接待的正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郭金才神父。

    注①比利时来华传教士中，共有两位姓Verbiest氏，我们都翻译成“南怀仁”，本文所提到的圣母圣心会会祖，曾译“南怀仁”。后来会士们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枚刻有“南怀义”三字的印章，近年来才将其汉语名改为“南怀义”。还有一位大科学家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7) 神父，南怀仁神父在康熙年间担任钦天监监副，去世后被康熙皇帝赐谥号“勤敏”，是一个技术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传教士中，还有两位汉语名为“南怀仁”。一位是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Michael Fernandez Oliver，1660-1720，康熙年间在南京传教。还有一位奥地利耶稣会会士Laimbeckhove，1708-1787，是“百年禁教”时期的南京主教。

修公爵

去年承德祝圣后，我想写一部承德教会史，只写了第一部分，就成了“太监贴”。有机会再写吧。南神父的传记，是我这部教会史的楔子部分。

修公爵

天主教在线曾转载过我写的《满洲天主教之父》，在此，我在转载一遍。

修公爵

                         满洲天主教之父---方若望主教
                                 楔子  呼朋引伴

     1846年2月22日，一位身材瘦弱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在法国Metz教区的发表了一份公开演讲，他说：

      在满洲，我异常孤独，故此我要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我离开美丽的法兰西已经15年之久，此次踏上故土，心旷神怡，实在是不舍得离开一步。诸君听到我的法语已是错谬百出，毫无法语应有之优雅。这丝毫不足为奇，皆因这十五年间，除汉语外，我未听过其他任何外语。?我的中国教友非常贫困，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是那么的无助，中国教友难以抵御诱惑而又很软弱，然而当我们看到有人受到归化，又有人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会感到莫大安慰?②

       演讲者是远离法国十万八千里之遥的满洲①宗座代牧区代牧方若望主教(Emmanuel Jean Francois Verrolles)。方主教此次回到欧洲，先去罗马谒见教宗，做了述职报告。教宗高度肯定了方主教的奉献精神，指示他回到法国后多走几个教区，向家乡的神长、教友介绍一下自己的福传历程，以激发他们的传教薪火，到远东收割主的庄稼。

     方主教在Metz的演讲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五天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了两批传教士去了满洲，八个月后，又派出两批。方主教在满四十年，共招募来四十八③位法国传教士，为广袤的黑土地洒下了福音的种子。

     当方主教在法国四处化缘、呼朋引伴的时候，他的主教代表，正在满洲主持教务工作的宝神父（Brulley de la Bruniere）在佳木斯传教时被匪徒杀害，宝神父致死不知经方主教推荐罗马方面已拣拔他为满洲教区的助理主教。

      注： ①我切愿声明，作为一个出生在“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东北人，我极不情愿用“满洲”来称呼我的家乡，这不禁令人想起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洲国”。而且即便在满族人执政的清朝，也鲜有人使用这个词，阁下可以阅读清代档案，就会发现哪怕是满族权贵之间也是用“东三省”来称呼现在的“东北”。

     然而，一切东、西洋鬼子、洋奴喜欢用Mandchourie称呼东三省，这应该是一个外国人的习惯使然，就如同韩国光复后，就将她的首都更名为“舍乌尔”，而中国始终称之为“汉城”，直至韩国人抗议为止。中共在建国之前也是用满洲来称呼东三省，这应该是迎合苏俄的习惯。经过沙俄和苏俄近百年的蚕食，中国长城以北的领土已是“十停去了七停”，原来的东部三省变成了东北三省。

     ② 译文不一定确切，原文如下：

     Je suis resté seul, et voilà pourquoi je suis revenu chercher de nouveaux collaborateurs: après une absence de quinze années, j'ai revu cette belle terre de France, cette patrie bien chère à mon c?ur, et que pourtant je vais bient?t quitter une seconde fois, et pour toujours. Vous trouverez mon language incorrect, peut-être barbare; mais que cela ne vous étonne pas: quand on a vécu quinze ans au milieu des Chinois sans parler d-autre langue que la leur, il est assez naturel qu'on ait perdu l'habitude de s'exprimer facilement en francais? Mes Chrétiens sont donc pauvres, pauvres au dernier degré?Dans ces Missions si désolées, dont je vous ai raconté les misères, chez ces peuples exposés à tant de tentations et naturellement si timides, nous sommes souvent consolés, édifiés par des traits d'une foi et d'un courage héroique; dignes des plus breaux ages de l'Eglise."

     ③数据来自美国密执安大学历史学系博士Ji Li的毕业论文BECOMING FAITHFUL: CHRISTIANITY, LITERACY,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NORTHEAST CHINA, 1830-1930，可信度不高，因为纵观方主教在满的四十年，传教士总数始终是十几位。

             一、开教满洲

     1 838年8月14日，教宗额我略第十六将中国北方长城以外的满洲、蒙古地区从北京代牧区划出，成立满蒙代牧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代管。并任命该会会士方若望(Emmanuel Jean Francois Verrolles)神父为这个新教区的宗座代牧，领衔（哥伦比亚）Colombia教区。

      方神父生于1805年4月12日，圣名厄玛奴尔。1824年晋铎，1830年来中国，在四川传教。

       当时的交通、通信极为不便。直到第三个年头的1840年的10月8日，接到命令的方神父才到达山西太原，并被山陕代牧区代牧金主教（Salvetti, O. M）祝圣为主教。随后，到达长城口外的天主教重镇——西湾子村（在今河北崇礼县境内）。

      在此之前，西湾子村由法国遣使会代管，有圣堂、小修院等机构，外国神父们在此公开传教，这在“百年禁教”时期是极为罕见的。

      遣使会会士，西湾子的本堂神父孟振生(Mouly)不愿意将蒙古地区交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于是致函该会总会长，说：“我们在这里很平安，每年大家能在一起举行大避静。如果我们遣使会士离开蒙古地区，修道院恐怕就会解散，修生们不得不遣散回家，许多神父也得迁往澳门。在这么重要的环境中，必须向您申明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已没有地方可以去开教。”

我们应该理解孟神父的心情，因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几代皇帝的禁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而西湾子堂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官府迫害得不那么严厉，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总堂，所以遣使会士不愿意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教友村。

      罗马圣座经过重新考虑后，于1840年底做了重新调整，将满蒙代牧区一分为二，成立单独的满洲代牧区，仍由方主教担任宗座代牧；蒙古代牧区则由孟振生神父担任宗座代牧。

     1841年8月，这条消息传到西湾子村，于是方主教远赴辽东，孟神父则于次年的7月25日被山陕代牧金主教祝圣为主教圣秩，成为中国近代天主教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1841年春天，方若望主教来到营口，并驻跸于此，开始了筚路蓝缕的传教历程。

修公爵

二、禁教时期的基督徒

满洲地区与中国其他行省福传情况不大相同。这个地方是先有教友，后有传教士。

1644年，满洲人定鼎于中原，建立大清帝国。因为东北地区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因此清政府不允许汉人出关开垦，遑论西洋传教士出关传教。

“康乾盛世”以后，中国内地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加剧。而满洲、蒙古地广人稀，谋生容易。一些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的失地农民便铤而走险，“闯关东”、“走西口”到关外谋生。

在逃荒的难民中，有一部分是信仰天主圣教的人，他们到达关外后，就把信仰带到了满洲地区。

比如吉林家农安的小八家子村，1796年有八户农民流徙于此。其中五户是教友，这五户教友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守了自己的信仰，他们长达60年没有见到神父。方主教到任后，巡视该村，决定建立圣堂、派神父。于是1844年，小八家子村建立了第一座圣堂，是三间土坯房，有一位毕罗尔神父被派遣来此。

辽宁境内也有很多这样教友聚集点。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到关外巡视边防，耶稣会士南怀仁神父伴驾。南神父在《鞑靼旅行记》中称：我在行程所到的各地，如辽东的主城位于边疆的沈阳以及吉林，又如可以说是人类居住世界的边端乌拉，这样边陲的广阔土地上会见了几位基督徒，听取他们的忏悔，又为他们所传布的教徒们洗礼。如果没有这次机会，这些人是无法明了拯救灵魂的神圣方法。

南神父在《鞑靼旅行记》中明确提到开原：“这些基督徒中有两个已获得学士学位，还有一人在很久以前已取得了牧师许可证。他们居住在辽东名城开原城内。我在这个城市，只能离开队伍半个月，必须继续前进，不能再多逗留。”（译文如此，我没看到原文）

在没有长驻神职人员的岁月里，开原的基督徒不但保守了自己的信仰，还向邻近州县传教。

如《昌图县志（1988年版）》记载：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新支，1824年（道光三年）从开原教区传入我境（原文如此）。

《辽宁文物古迹大观》记载：1820年，从关内迁来李、丁、肖三姓人，在黑山落户，就将天主教传入小黑山。清道光三年（1823年），三人于黑山北侧（今黑山镇六宝胡同）购置房屋数间，用做天主教堂。

可见，黑山县早期的教友不仅保持了信仰，而且还建了圣堂。

辽中县的杜氏家族，于嘉庆年间由山东迁入，也带来了信仰，聚集成了有名的教友村—三台子。

就这样，在没有长驻神职人员的情况下，部分到东北谋生的教友带来了信仰的火种。

除了闯关东的流民外，还有被满清政府发配边疆的八旗教友，他们虽被充军到荒凉寒冷的边陲军屯，但有部分教友仍保持了信仰。如《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中选登了一份光绪元年八月廿日的《左司为法国教士声言明年设立天主大堂、劝学道等事咨将军衙门文》，上面记载：

现在身所管之屯，有早年随入天主教之苏拉满洲赵八海之孙、西丹双喜，家中有法国人何兰到此居住，而双喜复又修盖房屋，设立子女学馆?

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在百年禁教时期，就有教友生活在满洲大地上。方主教上任伊始，对满洲教区的教友进行走访普查，主教一方面要躲避官府的缉拿（当时是禁教期间）；另一方面还受到部分教友对自己的主教职务的猜疑，真可谓历尽艰辛！方主教巡视整个满洲教区之后，核实共有教友2319人。

       三、拓荒年代

从方若望主教有留存于世的一幅素描像、一张照片上看，他的身村显得嬴弱单薄、并不象大部分欧洲人那样魁梧，但他肩负的却是满洲教区的千钧重担。

满洲地区地域广袤，在那个时候，除现在的东北三省及蒙东外，还包括割让给沙俄的江东、江北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这里民族众多，地广人稀。方主教来满洲之前，已经爆发了鸦片战争，但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自由传教，则是二十余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传教过程中会有面临官府缉捕、盗贼抢夺等重重困难。

在头一年半的时间内,方主教是一个人在战斗。直到1842年，才有宝神父（Brulley de la Bruniere）来满洲，宝神父对于修会长上的这项派遣并不满意，他给

在高丽教区的本会弟兄M.Maistre 的信中抱怨道：我是一个外国人，当地的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它和江南方言简直是天壤之别。

需要说明的是，1846年，刚来满洲四年的宝神父在黑龙江佳木斯被杀害。宝神父生于1816年，圣名马西默。1840年晋铎，随即来满洲传教。1845年被拣选为副主教（助理主教？史料记载是副主教，但是主教圣秩），可惜被匪徒击毙，而他本人到死也没有知道自己经被选为主教。

方主教经常揭露官府的腐败，而受到衙门的打压。时而会受到仇教的非基督徒攻击，使得传教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

比如1848年3月4日，方主教到盖州阳关传教。有仇教的外教人欲将主教送至官府。主教逃脱时，被人用鸟铳射击，幸赖天主仁慈，主教无虞。

1850年，方主教的助手艾神父（Franclet）、李神父（Negrerie）在蒙古传教时被捕，幸而官府没将他们杀害，而是将他们送押至广东。1857年，又有两位袁神父（Franclet）、黄神父（Mesnard）神父在松树嘴子被捕，被押解到北京、上海。他们是幸运的，没有生命危险。而1855年6月18日，新来的毕神父（Biet）坐船来营口，没到港口之前，船只被海盗袭击，神父被扔进海里，为主致命。

气候恶劣、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而且基督徒胆小懦弱，无不考验着这个新的使徒团体。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遏击住主教、神父们福传的热情。福音在满洲大地逐渐传播开来。教区除了兴建上述的小八家子圣堂外，还在庄河岔沟、盖县阳关、盖州、海城牛庄、辽阳沙岭、辽阳县城陆续建起了圣堂。到了1860年，教区已有十二位神父。

除了今天辽宁外，传教士们还向广阔的白山黑水传布福音。1861年，袁、艾神父到庙街（今俄罗斯Nicolaievsk，尼古拉耶维斯克？）。1864年，包、杜二位神父到伯力（今俄罗斯Khabarovsk，哈巴罗夫斯克）传教，但效果不佳。

1878年，方主教在营口去世，同一年，教区又有一位诺神父（Noirjean）在呼兰致命

修公爵

四、丰功伟绩
方主教在满洲传教近四十年，可谓硕果累累。

这四十年间，也是满清政府对基督宗教逐渐放宽的四十年。虽然，方主教在1841年就到了满洲的南大门----营口传教。但当时营口还不是通商口岸，不允许自由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牛庄①于1861年4月开埠。所以，19世纪60年代以后，方主教才真正在营口有了主教府。据包若瑟主教②写给总会的报告，1869年，方主教出钱在营口买了一块地，面积三百多 vessels（欧洲的丈量单位？）建了新会院和一所孤儿院。这次土地交易进展的很顺利，官府也很快发了执照，因为官员们觉得这些欧洲传教士“为人谦善、待人有礼”。报告指出：还将建立教堂和医院。

方主教的最大手笔，还是在奉天省城的南郊，建了一座大堂，既现在沈阳南堂的前身。

有一封方主教写于1862年的2月18日的信件，这样写道：

我们已在奉天购置一宗土地，这块地有3000 taels（？），耗资三万法郎。我们可以建医院、孤儿院、神学院。……③

据沈阳县志记载：天主堂在天佑街西，光绪元年建，堂宇百二十楹，西教士三、中教士一，教民七百。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老沈阳南堂是从1875（光绪元年）年开建，耗时三年乃成。而且福音在沈阳传播得很快，当大堂落成时，已有700多教友。除了这座“百二十楹”的大教堂外，教会又在城郊建立一些传教公所。据《奉天通志》记载：（天主教）又于城南高三家子、闵指挥屯、城北鲍家冈子各设分堂，徒亦数百。

1869年9月8日，方主教在庄河岔沟祝圣夏巴尔多禄茂为神父。夏神父1837年生于松树嘴子，后来加入松树嘴子教区，1900年服务于沈阳堂区，1913年撰写《东蒙传教史》。 1921年7月21日去世，享年82岁。祝圣夏神父的第二天，方主教启程回欧洲，参见普世大公会议，既“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

    由于方主教的身体状况异常恶劣，参加梵一会议以后，回到法国修养一段时间，趁此时机，主教再次抓进时间化缘、招人。在1875年的波尔多Portieux (Lorraine)省宗教会议上，方主教再次劝募来一批助手，并且将波尔多（旧译保尔些）照顾会（又译普照会）的修女招募到满洲，他们来到营口，开办了神学院和修女院。

    1878年4月29日，方若望主教薨于营口，享年73年。主教为满洲教区留下大笔的“遗产”，有外籍神父19人，国籍神父3人，法籍修女院一处，神学院一处，国籍修女院三处，大、小圣堂36处，要理书房及学校 48所，教友9792人。

此时，天主教已在辽沈大地生根发芽。

注：①在近代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条约中，常将“营口”称为“牛庄”。这是因为海城牛庄镇在帝国主义入侵前，是辽河流域一重要商埠。然而鸦片战争后，这里河道淤塞，洋轮根本无法通行。所以帝国主义耍赖，非说他们地图有误，他们所说的“牛庄”实际是辽河口的营口。

②包若瑟主教，曾担任满洲教区助理主教。

③这句话我是讲法语原文用“谷歌翻译“译成英语，再由英语译成汉语，不一定准确。方主教的这封信是研究沈阳南堂历史的重要史料，原文如下：

Mgr Verrolles nous dit dans une lettre portant la date du 18 février 1862 : ? Nous venons dacheter un terrain à Moukden (où jusquici nous navions point doratoire) 3000 ta?ls, avec le prix du change, soit 30.000 fr. On pourra installer un hospice dans les maisons quil renferme, un orphelinat, une pharmacie. Cest un palais mandarinal. Lenclos a 150 mètres de long sur 45 de large. ?
? La tentative de Mrs Franclet et Venault ayant échoué, nos 3 confrères du Nord feront des reconnaissances dans la Daourie, chez les Solons, les Petonés, toute cette Mandchourie à lOuest du Songari et au sud du Saghalien et de lAmour. Nous ne négligerons pas lEst du Songari jusquà la rive gauche de lOussouri, Ningonta, &e. Lexpédition faite, chez les Tondus, ou Peaux-de-poisson, co?te environ 3.000 fr., et elle na pas réussi. ?

自由

修公爵

                                   一代教育家----郑鸿声蒙席

二月二十八日，是台湾的一个特殊的纪念日。

在这一天，我和一位营口教友到台东的天主教圣母医院看望了郑鸿声蒙席。躺在病榻上的郑神父看到家乡的教友异常激动，但五年的病痛已使他已无法言语，只能用眼神和轻微地晃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按照郑神父的心愿，我们将他的经本带回家乡，这些经本多年来一直陪伴一位善牧向天主祈祷、献祭。如今，这位好牧人已无法阅读它，它将被传承给下一位神长。

三月二十九日凌晨，郑神父安息主怀，回到天父家乡。台湾一家电视台这样评价他：“ 把自己视为圣经里善牧者的郑鸿声神父，五十五年前在台湾贫困年代，收容东部偏乡的贫穷孩子，住在天主教台东培质院，让他们安心上学完成学业，就像带领羊群一般指引方向。如今他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任务，离开人间，而他最后的心愿却还是挂念着孩子们，希望他们做什么要像什么。”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郑神父出生在营口，他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是二十世纪东三省最动荡的时期，先是被日本占据，做亡国奴。日本人被打跑后苏俄又进入东北，如果去访问东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八成会告诉你苏俄红军比倭寇还坏。国民政府收回东北后，国共内战又爆发了。世事难料，圣座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指示交战区的主教们将修生、修女转移到安全区，以防不测。沈阳总主教区代权神父费声远（André-Jean Vérineux）组织沈阳神学院转移40名修生南迁。然而此时，“翻天覆地凯而慷”，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由北到南，席卷全国。所以这些修生最终逃到香港，才完成学业。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郑鸿声修士在香港完成学业并晋升神父。然而此时已无法回到家乡。五年前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教宗比约十二世决定成立营口教区，并任命费声远神父为教区主教。然而此时，新生的政权已不能容忍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也就没有允许费主教到营口赴任。三年前的一九五一年的八月，费声远、德尚朴、安宁、裴舫济（Sylvain Peves）、彭光远（Pierre Peckels）、郗慕宁（Henri Siomonin）等六名法国传教士被沈阳军管会以“组织圣母军，制造谣言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妄图搞宗教戡乱救国，推翻人民政权”为名逮捕，军管会军事法庭判处费主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被驱逐出境。

故国难回，郑神父去了台湾，投奔了自己教区的主教。两年前的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圣座在台湾东部成立花莲监牧区，牧养花莲、台东两县，由费声远主教署理。费主教原沈阳总主教区财政经理彭光远（Pierre Peckels）神父、原沈阳神学院院长包万才（Francios Boschet）神父等铎兄铎弟在东台湾又筚路褴褛地开创了新的事业。

郑神父被主教派到玉里天主堂。玉里，是台东和花莲间的一座大镇，一九五四年圣诞节，费主教为这里祝圣了花莲监牧区的第三座天主堂。而在圣诞节前的十月十五日，郑神父已被派到这里，协助法国籍的隆道行神父。我说一个数字大家不要吃惊，那年玉里天主堂侯洗的慕道者是四千余人，刚建好的圣堂已容不下他们了。费主教到花(莲)（台）东的前十年，被称为“归主奇迹”时期，大量原住民洗礼奉教，致使传教士们应接不暇。

郑神父在玉里工作期间，白天要给逃离大陆的公职人员及部队官兵传教，晚上要给原住民讲道。这是当时花东地区独特的现象，每到晚上，原住民们在山上隆起篝火，载歌载舞，然后听传教士讲道，直到后半夜两、三点才恋恋不舍地散去。郑神父就这样每天晚上由当地的原住民领他走路到山地去传教，非常辛苦。

但郑神父并未在堂区工作太长时间，因为天主拣选他做了更重要的工作。一九五六年三月，他到台东培质院，协助当时的院长布培信神父。

培质院是瑞士白冷外方传教会的锡质平神父所创办学生宿舍，收养台东地区贫困孩子前来食宿、学习。瑞士白冷会在廿世纪上半叶在黑龙江省传教，并建立齐齐哈尔教区。一九五三年，费主教在法国得知圣座发表他署理花莲监牧区后，去瑞士求援，请来了三位“中国东北老乡”，锡质平神父就是他们的会长，费主教让他们牧养台东教友。锡神父眼见当时台东人的生活太穷困，没有教育就没有希望，于是不顾当时瑞士教会当局的反对，自行募款创办了这所学生宿舍。

瑞士教会当局的想法是办教育乃政府的事，教会的捐款是传教用的。然而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台湾社会环境，锡神父自有想法，但是因为资金不够，于是找到当时梵帝冈驻华大使黎培理主教协助，补足了款项。台东第一间学生宿舍，便是以创办人锡神父和黎主教的名字命名---培质院。以初中、高中学生为招收对象，由布培信神父担任第一任院长。

郑神父和当时的布院长一起工作了八年，之后接任院长。除了一九六八年至瑞士弗利堡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一九七一年赴美教堂工作外。郑神父的一生几乎都给了学生，给了教育事业。

郑神父认为培质院的使命，不仅是提供学生一个严谨的住宿、生活和学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像人样的人。

他认为人是介于灵性和物性之间，两者如何结合是为人困难之处。因此他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为人之道，从自身的生活示范中，潜移默化。

在培质院，他规定学生每天五点半起床，守静默、听道理，在年轻人似懂非懂的年纪，将人生智慧放在他们心中，等到他们年纪成熟了，自然受用。

「天主造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世界像个大拼图，每个人负责自己的一块，不论大小，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才能完成整体。」郑神父常将这类的道理灌输在青年们稚嫩的思想中，等候他们日后在实际人生中自行体验。

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礼貌教育、劳动服务等实际生活教育。培质的学生放暑假了，早上起来会自动自发的将环境整理干净后，才背着行囊离开。

他收容过的孩子们超过一千人，其中包括台湾高铁董事长欧晋德、两位前台东县长陈健年和徐庆元等知名的政商界人士，郑神父对他们的生活照顾就像个父亲，严格要求言行举止像个导师，特别注重身教，让这群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念念不忘。

除了是培质院院长，郑神父还是公东高工的驻校董事，这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创办的原因也是当年白冷会看到台东人民生活困难，于是决定帮助他们的孩子培养一技之长。

除了教育事业外，郑神父还在天主教台东圣母医院担任职务。我在台湾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这样一段对于他的报道：

郑神父觉得自己就像一名加油员，透过生活、社会的题材和体验，不断地给予修女和员工鼓励，帮助她们的灵性生活。

「我跟她们说，当一个病人对妳发脾气，是因为他们相信妳，如果他们不相信妳，他还要想办法贿赂妳，让妳对他好一点。」郑神父说，当护士，跟当医生、神父都一样，要过较大的牺牲生活。

「妳如果在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不好，妳在家里对父母公婆的态度会好吗？如果妳对家人态度不好，对病人好就是假的。」他强调，真正的爱来自家庭。如果在家里过不好，来到医院也是一样。

因此，郑神父非常重视家庭内的和谐关系，也是他常常提供协助的部分。在我访谈医院员工的经验中，也曾听到员工提及郑神父的讲道，对家庭和谐上的影响，像牧灵组胡云妹的经验就是一例。

其次，在同事的相处上，及对待修女的态度上，都是郑神父经常讲述的目标。他常对修女讲：「人家尊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而是因为身上那套衣服，教人看得很崇高。」

事实上，修女也是人，也有属于人性的弱点，相处久了，就像家人之间，优点缺点一览无遗。「她们有她们的弱点，可是她们却有很大的牺牲，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离乡背井的外国修女，更是不容易。」

他让员工明白，修女的难能可贵不是因为穿上了高贵的白色会服，而是因为她们身为凡人，却有着牺牲奉献的服务精神。

从爱尔兰修女，到仁爱会修女，郑神父带着一颗理解和包容的心，陪伴修女们令人感动的奉献，替她们加油打气，协助她们在人性和神性生活上取得平衡。

「教会医院就是为了救穷人，所以都是设在乡下，那时候穷人都到教会医院，越穷越帮忙。这是教会的使命，别人不管的我们来做。」然而面对时代进步，医疗机构纷纷走上企业化经营，很多教会办的小医院都关门或是改变型态，圣母医院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总之，郑神父将毕生的经历投入到台东的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一九九六年，郑神父担任花莲教区主教代表，监管台东福建路中华殉道圣人堂。我在台期间有幸到该堂拜访，并参拜了殉道圣人的圣髑。该堂的现任本堂神父是八十七岁高龄的吉林籍曹经五蒙席，

那一天，我们和曹神父，台东教友林加进、蓝齐伉俪去看望郑神父。我发现郑神父病房的壁柜上有他在二〇〇四七月一日晋铎五十周年的纪念书签，上面写道：

忝为神职五十载

蒙主宏恩志未衰

夕阳余年知多少

唯愿与主永同在

郑神父一生与主同在，现在，他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克苦，回到了主早已预备好的家里。东台湾也不是六十年前经济落后的情景了，那里的人现在生活富足。培质院终将完成历史使命，关门大吉。也没有那么多看不起病的穷人到天主教医院了，圣母医院也命垂一线。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些曾为贫穷的东台湾人民带来福利的教会机构，历史也将永远铭记那些曾为这里服务过的人们。据说郑神父的遗髑原计划运回营口老家安葬，但他的学生舍不得他，他最终埋在太平洋西侧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郑神父晚年非常关心自己家乡的教会，详细情况请阅读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的报道：http://blog.lnjq.org/user/60/9824.html

天堂上的郑鸿声蒙席，为我等祈！

自由

详细情况请阅读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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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能打开看吗？

修公爵

自由 发表于 2011-10-17 09:49
详细情况请阅读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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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风波”后，我教区网站被关，我也打不开啊

修公爵

                                                    教职会在奉天（1936-1948）

      上个世纪三、四时年代，三位加拿大籍修会会士来到伪“满洲国”的奉天（今沈阳）教书育人。在他们的感召下，后来又有六位本会弟兄来“满洲”服务，进而更多的修士来到中国。然而，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经历了被日寇关押进集中营、国共内战等重大事件，其中的李高烈修士安息于四平的日军集中营，并埋葬于这片黑土地里。然而，他们的事迹竟被淹没于历史之中。经我和李贵林老先生合作，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

     天主教会是比较重视教育的组织，1951年之前，仅在奉天城内就开办了光华男校、光华女校、中法中学（又名野声中学），曾开办海星女中，更有一所教会的修院---俗称辣（拉）丁馆。辣丁馆有小修院，教授高小、初中、高中课程。从小修院毕业后，志愿于度奉献生活的修士可进入大修院，学习神、哲学。1928年后，大修院只授哲学，神学科并入长春神学院。

     当年学校的教材大部分来自法国，教师以法国神父、修女、修士为主，国藉老师也多似皮漱石神父（后成为沈阳教区总主教）这样的饱学之士。培养的学生以法语特长而闻名，包括抗日战争中的空战英豪高志航、阎海文（参见我的博文《教会走出来的空战英豪》）。

随着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教会的师资力量不敷使用。1933年，奉天宗座代牧卫忠藩（Mgr Michel Blois)主教写信给教职会会长艾德润（Brother Adrien）修士，请求他派修士弟兄来辣丁馆教学并参与管理。教职会（Lasallian Mission），或称为基督学校修士会，或喇沙修士会（De La Salle Brother）。由教师主保圣喇沙创办，由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度一种奉献生活，成为修士。然后就读于各类师范院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除了教授知识外，还教授怎样为人。（网址：http://www.lasalle.org/）

     在此之前还没有教职会的修士到中国服务，而且中国当时内忧外患，整个满洲地区被日寇占领，成立了“伪满洲国”。所以收到卫主教的信函后，艾会长很谨慎地委托加拿大蒙特利尔分会荣休的巡阅修士（Visitor，是否可译为会长？）马蒂尔-保林（Brother Martial-Paulin）做一个可行性分析，马修士认为方案可行。1935年，蒙特利尔分会巡阅修士尼瓦德.若瑟福斯（Brother Nivard Josephus）来到灾难深重的满洲，考查了奉天教会，认为可以派人前来服务。

      1936年，三位加拿大修士“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他们是39岁的李高烈修士（Brother Marie-Liguori），54岁的梁伯德修士（Brother Modestus Leopold），29岁的巴德茂修士（Brother Melchiade Barthelemy）。他们于10月16日到达奉天，建立了教职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分会，李高烈修士任会长。修士们在拉丁馆的课程排的很满，他们讲授数学、拉丁语、法语、博物学等。李贵林老先生回忆，巴修士博学多才，讲授生物、地理，梁修士讲授数学。

     这些讲法语的老师还带来了优雅的法兰西文化，李老先生回忆，在李高烈修士的调教下，修生门可以用四声部唱圣咏。他们还排演了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其中的徐振江修士扮演农民，皮忠义修士扮演病人，李贵良修士扮演病人的弟弟，吴振铎修士扮演个配角（后来他们都圣了神父，但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陈冠凯扮演仆人①。

     李高烈修士在遗作中写到：我们感到很幸福，尽管我们仅仅是天主的卑微工具。班上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些小修生们聪明、勤奋、而且那样的接近天主！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局势日益紧张。兵荒马乱的时代，教会亦不能幸免。梁伯德修士在给罗马的报告中，写到他在抚顺教区帮忙时，目睹了失踪数日的美国玛利诺会会士谭化溥神父（Fr Gerard A. Donovan）的遗体被人发现，已被撕票了，那是1938年2月16日的事情。

     1938，奉天教区迎来了100周年华诞。同年，一位尊贵的客人来访，他就是教职会的会长助理欧瑟亚修士（Brother Romuald-Horsea）。尽管当时局势十分恶劣，但欧助理还是建议教职会派遣更多的弟兄来华服务。

     1939年，李高烈修士也言辞恳切地写信给蒙特利尔会院的会长，恳求多派遣帮手，他写道：我们拼命地工作，几乎耗尽了我们的心血。尽管这出乎我们当初的想象，但我们无怨无悔。毕竟我们是吾主及教会的奴仆……但是，我亲爱的弟兄，我恳求帮手，哪怕一个也行。

     第二年，帮手来了，而且不止一个。他们是Marie-Marcel修士, Marie-Mederic修士, Jules修士, Odilo,修士、 Guy 修士、Hippolyte修士（希望知道他们中文名字的神长、教友帮助翻译一下）。这里有个插曲，Marie-Marcel修士乘坐的邮轮先到达日本，他在那里等待其他几位兄弟，他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和西方国家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建议其他五位后来的弟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修士们的答复是：既然来到远东，就要在中国服务到底。他们于1940年10月19日到达奉天。

      这一年，他们在奉天买了一处房子，他们尊圣方济各.沙勿略为这座新会院的主保圣人，很显然是要学习圣人牺牲精神。

     1941年，吉林会院成立，巴德茂修士担任会长，带领Marcel,，Guy，Jules，Hippolyte ，Odilo五位修士去了吉林。

      正当这九位修士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寇抓走了几乎满洲所有的外国人。吉林会院的修士们先被关进四平集中营。奉天的三位修士躲进汇丰银行沈阳分行（今十一纬路的交通银行？），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随后，躲进YMCA俱乐部（？），但还是在1942年1月被日寇关进四平集中营。

     1942年9月， Marie-Marcel、 Jules、Hippolyte 、 Mederic四位修士被转押到日本，直至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同时，60多岁的梁伯德修士因为年老多病，被日军释放。但梁修士并没有回国，而是到了奉天，继续为教会服务。

     1943年，在集中营里的李高烈修士染上了伤寒，发了一个月高烧后于10月28日安息主怀，成了馨香的祭品。李修士被葬在四平，他是唯一埋葬于中国的教职会会士，虽然已找不到他的遗髑，但我们坚信，他一定在天堂为中国祈祷。其他在集中营里的修士也饱受折磨，缺少食物，却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而言，是极为痛苦的。好在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他们也获得了自由。

    战后，巴德茂修士继续担任吉林会院会长，他写信给总会，要求多派人来中国。1947年，北平会院成立。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国共之间的大决战于1948年打响。修士们只得逃亡北平。离开奉天时，一位奉天籍的白景奎修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后去了泰国。

    “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围攻北平，教职会的修士们离开了中国大陆，辗转到了香港，在港兴办教育，开创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有兴趣的可登录教职会香港会院的网站 http://www.lasalle.org.hk/）

       李贵林老人回忆，1948年他去北平，与恩师梁伯德修士见了最后一面。从此，天各一方。

注①：这些修生后来命运迥异：

徐振江修士，辽宁铁岭人，圣名保禄，1920年出生。1932年，经梁亨利神父介绍，进入奉天小修院，1944年毕业于长春神学院。1947年年5月，在北平由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祝圣为神父，回沈阳后担任惠华医院医生。新中国成立后，徐振江神父积极投身于“三自爱国运动”，先后担任沈阳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主任，辽宁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1955年，担任沈阳总主教区副主教。文革期间，徐神父也受到冲击，回家娶妻生子。宗教政策恢复后，徐神父回到教会，1981年7月24日，自选自圣为辽宁教区主教，同一天，由宗怀德（周村）、杨高坚、傅铁山祝圣。1984年去世。

皮忠义修士，圣名洗者若翰，1944年在长春被祝圣为神父。1951年，因担任圣母军指导司铎，被沈阳军管会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59年获释。但历次运动，均未幸免。皮神父信仰纯正，为人正直。1980年以后，在沈阳南堂传教，是沈阳天主教会的精神导师。2002年病逝于祭台之上。沈阳的教友们相信皮神父已成为天朝圣人。

李贵良修士，1915年出生于海城牛庄。1938年，与吴振铎修士、蒋伯铎修士负笈罗马，在传信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又求学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等欧洲名校，获神学硕士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45年在罗马晋铎，1954年，求学15载的李神父到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并任国立图书馆科技部主任。辅仁大学复校后，担任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并担任台湾政1治大学哲学教授，是著名哲学家，胡塞尔现象学权威。.1973辞去教职，赴美担任堂区神父并取得美国国籍。1982年退休后返回台湾，学习三年闽南话后到彰化县二水乡担任本堂神父，直至2008年才从福传一线退下来，现居台湾。

吴振铎修士，与李贵良修士一同赴罗马求学，获哲学博士及神学博士学位。1944年晋铎后任职于教廷驻中国大使館，负责全国传教协进会。1948年到台湾，先后担任小修院院长，卫道中学董事长、文兴女中董事长、静宜大学董事长，并任教于晓明女中、辅仁大学。1993年，77岁岁的吴神父到台中南屯天主堂任主任司铎，2009年去世。

陈冠凯修士，后因病离开修院，就职于法国驻沈阳领事馆、南满铁路等单位。现居锦州。

信仰自由

修公爵 发表于 2011-10-21 08:28
“七五风波”后，我教区网站被关，我也打不开啊

神学院网站还没关，不知教区的“社会服务中心”网站怎么样了？

修公爵

铁翼雄鹰—高志航
高志航将军，原名高铭九，字子恒。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通化县志》记载出生于一九〇八年，有误）六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在奉天省通化县（现属吉林省）三棵榆树村（《通化县志》记载高将军出生于高丽墓子村，既今大都岭乡繁荣村，后迁至三棵榆树村）。

据台湾出版的《铁艺雄风—高志航》一书记载：高志航的父亲高焕章先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守着三千多亩农田，勤勤恳恳。中国人天生的人心厚德及宗教的感化，使他平日非常乐于扶危济困，为福而仁，名重乡里。

而高志航将军的女儿高丽良女士说自己的祖父家似乎是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她在访谈录中说：“我父亲1907年出生，小时候，家里没钱，他就用草木烧成灰练写字，后来他考上“奉天中法中学”，那是所教会学校，我父亲的法语基础就在那里打下的。当时家里离学校很远，可是放假回家，他从不坐车，而是省下钱来买几个馒头回家给弟妹吃。我还记得姨奶奶告诉我，我爸爸走路回家，把鞋都走破了，他也不肯说。（《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6期）”

高老先生焕章先生是地富还是贫农无关紧要。但小铭九自幼便在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民国三年，小铭九进入三棵榆树村小学。据《铁艺雄风—高志航》记载：当时有位天主堂的神父，看他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禀赋，便决定保送他到县城读书。据我考证，这个十分看好小铭九的神父应该是法国外方传教会的郭若望神父。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小铭九小学毕业，次年进入天主教会办的奉天中法中学。 中法中学，原名指南中学，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由南满教区宗座代牧苏斐理斯主教创办。高铭九在中法中学学习四年，成绩优异，毕业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炮科。

他的女儿高丽良说：

当时这学校属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办，上了一段时间，张学良出于发展空军需要，要在炮科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去法国。我爸爸个头矮，直到后来也才1.67米，所以一开始就落选了，他就在走廊里哭，也没人理他。
　　后来他想出了主意，自己写了封法语信给张学良。说把名字“铭久”改成“志航”，表明了献身航空的决心。张学良让中法学校的老师翻译这封信，那法国神父一看就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高铭久写的。就这样，父亲如愿以偿去了法国木拉诺高等航空学校，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听奶奶说，别看我父亲个子小，可是很活泼，特别爱跳舞，从法国回来时候，把一套洋玩意儿都带回来了。

剩下的故事，诸位可以欣赏电视剧<远去的飞鹰>,剩下的内容,摘自百度百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受南京政府命令撤入关内，以待国联裁决，实行不抵抗主义。此时，高志航目睹日寇横行，惨杀同胞，觉得耻于留在敌占区，便将家属遣返原籍，只身一人化装入山海关，准备投靠山东韩复榘军队。后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的留法同学邢铲非介绍，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高级班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因其东北军身份受到排挤，只能作为一名无单独飞行资格的空军少尉见习。　　在1932年春航委会第一次检阅时，高志航的飞机虽在起飞时出现过小小意外，但其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娴熟技巧却给在场的所有观摩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非但未受到处分，反被提升为第8队的中尉分队长。此后，他通过刻苦自修，很快就掌握了在国际上堪称一流的夜间不打灯起飞、倒飞和弧形飞等飞行绝技，并在第2次检阅时名列第一。随后成为航校驱逐机班的上尉教官。半年后又晋升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附。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华诞大庆。这天，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其间，他以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空中尽情展示，博得场上各路嘉宾的阵阵喝彩，亦使几支欲争高下的外军特技队相形见绌。表演结束后，蒋对他的高超技术赞不绝口，很快，消息就通过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传了出去。从此，高志航的名字在军中几乎人人皆知。　　不久，高志航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意大利购买战机。其间应邀在意大利上空表演了他的飞行特技，深受称赞，并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召见。然而，该国军火商却以大批金钱向他行贿，企图向他推销一些落后的机型。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并决定改向美国购机。最后，他不辱使命，顺利从美国购回了100架“霍克式”驱逐机。回国后，政府随即组建了5个飞行大队，任命他为第4大队长，并晋升中校。辖21、22、23中队，协助总队长毛邦初工作，同时在杭州中央航校开始训练新招募的飞行员。培养出如刘粹刚、柳哲生、董明德、李桂丹、郑少愚、乐以琴、罗英德等优秀飞行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军突破连云港，陷中原，下武汉、切断中方后方资源及退路，空军第四大队于七月中旬由原驻地江西南昌秘密进驻河南周家口机场待命昼夜随时备战。由于淞沪会战爆发，13日中午大队接到航委会命令，全队紧急转场华东，以杭州笕桥机场为前进基地。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  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霍克III”驱逐机  日本海军“96”式舰载战斗机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1、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正好收到最新日机进袭情报，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高志航立刻驾机起飞，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长机一架共击落敌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事后统计，光是落在笕桥附近的敌机残骸，就有六架，都有照片，据信日本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在钱塘江、太湖、及附近海面，所以，八一四空战缔造的六比0纪录，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成绩。另说，这次原本欲突袭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基地的日本轰炸机，全军覆没，不是被击落在笕桥附近空域，就是负伤后分坠毁在归队途中。日本军阀稍晚承认，出击杭州笕桥的十八架飞机当中，有十三架“失踪”。　　（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  日本“九六”式轰炸机年8月14日为空军节。）从此高志航与战友刘粹刚（1937年10月在支援忻口战役时，座机燃油告罄，迫降时不幸碰撞城楼而以身殉职，时年24岁。）、李桂丹（1938年2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与日机互撞时牺牲，时年24岁）、乐以琴（1937年12月在与日军空战中，其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日军射击，张伞过迟，壮烈殉国，时年22岁。）并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1937年8月15日与日机空战时受伤8月15日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派出多批34架飞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袭向杭州。高志航击落日长机一架，共击落日机两架，后左臂中弹返回机场。杭州各界得知后，纷纷前往广慈医院慰问，时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汇来一万元大洋，并专电褒奖，责令送相对安全的汉口治疗。出院后，晋升为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3个航空大队，并兼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第四航空大队亦被命名为“志航大队”。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率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中国空军在南京上空击落17架日机损失两架飞机。　　  高志航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30岁。同时殉国的还有第四航空大队军械长冯干卿、到机场送饭的伙夫郭万泰等六人。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牺牲后，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追授高志航少将军衔。在汉口商务会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敬献花圈致哀，上书“高志航英雄殉国，死之伟大，生之有威，永垂千古”。周恩来也参加了追悼会，称赞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1993年，92岁高龄的张学良为这位东北同乡、当年的部下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

清茶黄

修公爵 发表于 2011-10-21 08:28
“七五风波”后，我教区网站被关，我也打不开啊

到底是“七七风波”还是“七五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