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的《神州颂》与大清国的“蒙养斋”

修公爵

        公爵按：本文写于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党委委员王益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之时，被天涯社区“关天周刊”收录。
       王益被捕之前，被包装成为一个神乎其神的人。张维迎教授治下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在2007年7月《光华校友通讯》报道：对于王益老师的身份，我们真的很难表述。金融家？音乐家？历史学人？还是“王益老师”这个光华人对他的称谓更为亲切。对于王益老师的气质，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不是吗？他在光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夸张”二字来表达。没亲眼…
     王益毕业于名校北大，不需要象其他贪官一样在两年制的“速成”在职研究生班“镀金”。他需要的是一件更高雅的“外衣”： 据2008年第15期《财经》杂志报道，昔日对交响乐一无所知，仅粗识简谱的业余作者王益，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音乐训练、不识五线谱；甚至在他46岁之前，可能从未完整听过一部古典音乐作品，但后来却“开天耳”，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写出了《香格里拉》、《梦丽江》、《火红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家乡》、《要让北京更美丽》、《将军归》、《额尔古纳》、《好男儿》、《百姓平安天下安》等多首歌曲，而且曾由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祖海、韩磊、王丽达等著名歌手演唱。
      当然上面这些歌曲还是小儿科，2006年，王益创作了《神州颂》。就如同皇帝穿了“新衣“，需要臣民们叫好一样，有大量的业内人士为王行长喝彩。著名作曲家，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先生称之为“中国的安魂曲”。 吴祖强、乔羽、阎肃、徐沛东、吕其明、陆在易等一批著名音乐家对作品给予了积极评价。蜚声海内外的张维迎教授听完《神州颂》之后，更是“竟无语哽咽”。王行长俨然就是中国当代的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
     当然，粗通简谱的人如果想谱写“交响乐“，其难度不低于”从猿猴进化成人“。《财经》杂志报道：参与《神州颂》演出策划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多位音乐界专业人士都参与过《神州颂》的“集体创作”。王益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先用简谱写出单旋律歌曲、歌词，再交由专业人员配器，早期也就是薄薄数页稿纸而已。因为《神州颂》“规模宏大”，从2004年提出创意，到2006年10月底完成初稿，整整写了两年多。最后王益拿出了20多页初稿，包括五首歌曲和一些间奏。
    这就又出现一个问题。王益在“双规“前分别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和国开行副行长，按理说如果他能在本职岗位上，让中国股市不象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让国开行的信贷资金用在刀刃上，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业余时间到北大讲讲课，也能荫泽子孙。他为什么还要披上”音乐家“这件”外衣“呢？
     今天读了曾颖先生的文章《王益被抓，谁还在听《神州颂》？》大有启发：构成王益奇迹的第一个元素，是某些人心中的“权力通吃意识”，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当了官，其智力和其它能力都要远远强于众人，这就像古代的某些皇帝或专制者那样，以为自己天然具有超常能力，连撒尿也一定比众人远一样。他们掌握了权力还不过瘾，还想奉天承运掌握人间一切能力，恨不能把艺术家军事家歌唱家下棋高手超级木匠之类的名头全数占下。
     诚如曾先生所言，在专制社会中，皇帝老儿、王侯将相、翰林举人、地主老财，都想把自己包装成“星宿下凡”，“有种乎。”其手段不外乎这么几种：一是通过“异象”证明自己乃神仙下凡，如北朝鲜宣传机构说金二世是“白头星”下凡，二十年前，南韩总统卢泰愚说自己母亲身怀六甲是梦见有龙从井中飞出，随后自己就诞生了。二是宣传自己的血统高贵，如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后裔，李世民说自己是老子一脉。第三就是自己会奇能异事、文功武治、百步穿杨、空手博狮。一个普通的人能被包装”成“活神仙”。清代的康熙皇帝就通过外国传教士的包装，成为一个“天纵神明”的人。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此时，中国也面临着发展科技的机遇。大量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将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进中国。例如来华的金尼阁神父带来了7000多册图书，这些图书包括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书籍；再比如来华的洪若翰、白晋、刘应和张诚等传教士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们带来了浑天器等共计大中小３０箱科学仪器；又比如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1618年,传教士汤若望和李祖白率先翻译了《远镜说》一书,介绍了望远镜的使用、原理、构造和制作方法。1622年,汤若望已把望远镜携入了中国…可以说，当时中国的科技基础绝对与世界接轨。
     那么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每况愈下呢？因为满清王朝的统治者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并没有将欧洲先进的技术推向民间，没有成立一家“科学院”，没有在民间教授“几何”、“格物”。
    外国的技术被藏在深宫，供皇帝一人使用。康熙喜好科学，白晋神父在《康熙帝传》中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内建了一个御用科研机构--蒙养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研究员介绍韩琦说，康熙学习科学的一大目的竟然是炫耀才学，尤其是在汉官面前炫耀自己。例如，康熙１６８９年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与一代名臣李光地等人问对。他事先派人向洪若翰等法国传教士请教有关天文问题，做了精心准备，然后以问倒汉官、显示其博学多识为乐《南方周末》。
在大好的科学资源为皇帝一人使用后，《清史稿》对他有了极高的评价：“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 “
　  康熙的后人不喜欢浑天仪、望远镜等物件，于是这些西洋而来的“淫奇巧器”如同300年后的《神州颂“一样，被弃置不用。但康熙的后人雍正、乾隆等人通过别的手段，也一样成为”无比圣明“的皇阿玛，永远活跃在”辫子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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