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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恒毅枢机对神学本地化的努力 序言 提到刚恒毅枢机，学界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教会本地化的努力。在担任圣座驻华代表近十一年的时间里，刚公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在他的推动下，成立六个国籍教区，并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这六个教区的主教；在他的推动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修会---主徒会成立；在他的推动下，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召开；在他的推动下，一批地区性总修院建立起来，培养了大量的本地圣召。 总之，在刚公的努力下，中国天主教会从法国“保教权” 的桎梏下挣脱出来，逐渐走上了他殷切期望中国教会能“自立、自传、自养，在本乡本地根深蒂固，繁荣起来”【1】，最终实现中国人办中国教会的目标。 除了重视教会本地化建设，刚公还极为重视神学本地化。他说：“天主教会用古代的文化和文明挽救了危机，产生了新而生动的文化。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伦理文化只要注入基督教会的生命种子，填补心灵的空虚，必会使中国民扬光大。” 【2】也就是说，基督降生、救世、复活的奥迹是种子，可以在不同种文化的土壤中茁壮成长，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福音生根、发芽的沃土。 刚公认为，虽然天主圣教自圣伯多禄、圣保禄二位宗徒肇始，在欧洲传播近二千年经久不衰，但欧洲只是福音的土壤。他说：公教信条是种子，是原因。西欧文化是土壤，是条件。种子本身孕育生殖力，而土壤则无。【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也极易成为福音传布的沃土。刚公表示：孔、老哲学中的敬天思想与公教教义不谋而合。公教教义可使中国优良的思想、习俗予以超性化。【4】 刚公在其宗座代表任内为神学本地化做了很多尝试，试图将中国变成传播福音的沃土。本文就当时历史背景、刚公的尝试及对我们当代中国教会的启示做一简单阐释。 一、二十世纪中国天主教会的大发展为福音本地化提供了基础。 刚恒毅总主教推进教会本地化及神学本地化有其历史背景，那便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教会的发展及两任教宗的关注。 进入二十世纪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到了迅猛发展：一九〇〇年教友数量为七十万，一九一一年教友数量为一百四十三万，一九二〇年教友数量为二百万，天主圣教在中国已茁壮成长起来。 然而，下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教会本土化及神学本土化的程度远远不够。在传教区的管理上，法国在中国享有“保教权”，阻挠中梵两国建交；各修会也多听母国的指派，刚公出使中国后发现福建教会几乎成了菲律宾道明会的私产；在福音本地化方面，偌大的中国没有统一的礼仪手册，各教区采用各传教修会的；本地圣召不足，整个中国竟没有一个国籍主教，国籍修女也鲜有担任修会会长、院长的。一言蔽之，天主教仍是“洋教”。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通谕，以传扬福音为要旨，要求各传教区的各修会摒弃门户之见，并尽力陶成本地的神职人员。 该通谕先知性地指出：“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任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 “因本地司铎与本在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在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 【5】 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笃第十五去世，继任的庇护十一世视《夫至大》之通谕如己出，并决心加以实现。于是派刚恒毅总主教为宗座驻华代表。 刚公恒毅（Celso Costantini ），字高伟，一八七六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加斯提勇（Costions）。十四岁时即矢志献身于主，十五岁时入包土革老教区修院。一八九七年，二十一岁时只身独闯罗马求学，获圣额我略大学的神学、哲学博士学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晋铎。历任教区医院驻院司铎、罗来代理本堂神父，本堂神父，自一九〇一年起任一个古老堂区公高底亚的本堂神父达十四年之久。一九二〇年四月卅日，教宗本笃十五世擢升他为斐乌梅教区宗座代理主教。翌年，升任该教区主教。 一九二二年六月，教宗比约十一世派刚恒毅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总主教上任后最大的手笔召开中国主教全体会议，讨论教会有关的重大事情。经过一番筹备后，“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于一九二四年上海召开了。 一九二六年，刚公率六位中国神父到罗马接受主教的祝圣礼。成为他将中国教会本地化的代表事件。刚公驻任期间，在中国教会中的创举有：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建造中式圣堂、推进中式圣艺及神学等。 二、刚恒毅对神学本地化所做的努力 刚恒毅总主教曾表示：正如早期教会利用希腊哲人的思想，把信仰介绍给西方学者一样；同样，孔子和中国贤哲也能成为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6】在他的任内，积极推进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圣言，他援引哥罗森书中保禄宗徒的话：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叔提雅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哥：三：11）。他说：公教是普世万民共有的教会，不拘限于某一种族、某一文化。【7】在他的任内，为推进福音及神学本地化，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1、中国神职人员本地化为神学本地化提供原动力。 刚公恒毅对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本地神职人员的栽培，他期望通过神职人员本地化，为神学本地化提供载体。为了培育优秀的本土神职人员，他鼓励各教区成立修院，使教会中国化。 在修院培育方面，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根据三十年代初的教务统计，中国一百一十二个传教区有大修生一千，小修生四千，修院一百一十二所，内中包含有大小的总修院十二处：既河北北平，山西大同，山东济南、兖州，上海徐家汇，湖北汉口等。 到一九三三年，已有中国籍神父一千六百余人，中国籍修女三千六百余人。从一九二三年值一九三一年，刚公共派遣四十七位中国籍修生到罗马传信大学进修，包括后来成为高级神职人员的于斌枢机和罗光总主教。【8】一九三三年，中国的教友总数已达二百五十六万两千七百四十二人。【9】 在刚公的推动下，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本籍男修会——主徒会。取意于复活的耶稣与厄玛乌的两位使徒相遇，鼓励他们之后，派遣他们传递耶稣复活的讯息，为福音铺路。创办这个修会的缘由是刚公发现中国神父在整个青年时期都集中精力在学习拉丁文，晋铎后便立刻投入传教工作，以至没有时间去研究人文科学，即便有通文学的，也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有鉴于此，他创立了这个国籍修会，期盼这个修会能以文化传教，并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皈依上有所建树。【10】 创会四年即有“小修生七十余名，大修生十余名，弟兄六名，新升司铎四名，司铎入会者一名。” 学生大都到北平辅仁大学或罗马求学。刚恒毅希望借助总部设于宣化的主徒会士们“在这个善良而生来就是基督徒的中国民族间，成为福传的有效工具”。“他们都应是饱学之士，出版护教书籍、管理学校，并配合时代需要，为炎黄子孙传播福音”。“使中国圣教广扬，使公教文化中国化，使天国临格于中国。” 【11】 教会是由人组成的，神职人员本地化为神学本地化提供了原动力。刚公在中国期间派往罗马学习的于斌、罗光、杜宝缙等神长们既饱读中国传统经书，又对天主圣言有着深刻的见解，他们成了神学本地化的宗师，著作颇丰、影响深远。一九三四年，刚总主教因腿部疾病离开中国。二十年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全部离开中国，而刚公在华期间培育的中国籍神职人员成为中国教会的中坚力量，为保存基督信仰及神学本地化运动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福音本地化为神学本地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圣经记载着天主的圣言，是天主的自我通传。然而，自元代孟高维诺总主教将天主圣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没有中文的全译本圣经。基督新教几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传入中国，但中国的基督新教却是在传入之初就有了中译本圣经。缺乏本民族语言的圣经，就很难做到福音本地化，遑论神学本地化。 刚恒毅总主教一直主张翻译中文圣经，并在一九二四年的上海教务会议上，确定为三大目标之一。会议之后，便着手培训这方面人才。但囿于缺乏精通希伯来文、神学和中国现代语文的人才，且后来战乱频仍，到一九四五年，意大利籍的雷永明神父才将旧约译成中文，直至一九六八年，思高圣经学会终于翻译出第一部中文圣经。 上海教务会议的另一大目标是编撰统一的“要理问答”，要理问答用简明、直白的白话汉语，阐释了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信仰真谛，这部要理问答一直沿用至今。一代又一代的圣教慕道者通过这部小册子了解最基本的信仰常识，而领洗奉教。 在文字福传方面，刚公进行大量努力，使得中国教会进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刚公到任前，国内天主教界已有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和北平慈母堂印书馆，出版、印刷公教书籍。后来，又在献县、北平、香港、衮州、青岛、烟台、汉口、重庆等地相继成立了公教印刷机构，印行公教学者们的著作。此外，一些影响极大的刊物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圣教杂志》、《圣心报》、《益世报》等。这样一来，中国教会中扬起了一股学术思潮，许多有才有艺的神父、教友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公教信仰，更深入的去探讨传教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伦理传统，宗教传统及其与基督信仰的融合冲撞，形成了一场颇为壮观的文化盛局。也影响了许多文化人、社会贤达到公教信仰中来寻找人生的真谛。【12】 3、圣教艺术本土化，促进了神学本地化的进程。 中国有着四千余年无间断的文明历史，有着独特的文字、服饰、饮食、建筑、绘画、医疗文明。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文化一样，是世界文明的一极，并且对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东及韩国、日本，南及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等，形成另一种文化的共同体，称为儒教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也贡献颇多。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厚重文化基础的民族，采用“全盘西化”的传教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刚恒毅总主教本身是位艺术家，在欧洲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公教艺术。一九〇六年编有《艺术史》，一九一三年在米兰创办《圣教艺术》杂志。【13】在任期间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就认为有必要用中国的艺术形式展现救恩的伟大奥迹。他决定一个激进的政策，采纳艺术传教活动。 比如刚公在中国经常看外教人对神祗的敬礼，深有感触的说：“我注意到外教人的供桌具有和我们祭礼相同的特征：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只要把神像更换一下，其它部分仍可保留。宗徒们接受了罗马富有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何在中国不能如法炮制？”【14】 怎么样才能把教会的救恩事件推广到更广阔的空间是刚恒毅本人在中国服务十数年一直萦绕脑际的问题。他深深的为利玛窦的适应本土的传教方法所折服，也为礼仪之争对中国教会造成的危害而惋惜。作为圣教艺术家，在圣教艺术本地化方面，刚恒毅总主教进行了很多努力。 比如在宗教绘画方面，刚公认为“绘画笔法和精致则可以中国绘画的精彩去表现，因这此类表现又不反圣教遗传，又不变其实质，仅在形式上流露出中国美术的特色，为启发中国教友的热心，适应中国教友的心理，自然极其合理，这也是中国美术特有的精巧，能中国化其形式而留其实质。” 【15】在刚公的鼓励下，中国画家陈煦领洗奉教，并应邀在辅仁天主教大学艺术系讲学。他的学生包括陆鸿年、王肃达、徐济华、刘河北，以及其它艺术家。形成一个天主教艺术团体，这个团体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手法表达天主圣教的信仰，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比如目前中文版牧灵圣经的插图、二〇〇八年圣周五教宗公拜苦路时用的十四处苦路像，都是出自这个团体之手。 再比如在在圣堂设计建筑方面，刚恒毅总主教敏锐的看到：在中国传教最大的困难，是许多中国人误以为天主教为舶来品。他认为不要使中国人在教堂里感到是在洋房里，就当使他们感到是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提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拚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因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出天主教的思想，也就是说按举行礼节性的需要，本着美术的原则，用来建筑圣堂。”【16】在他的努力下，贵阳耶稣圣心堂、云南大理圣母堂、云南茨中教堂等中式教堂拔地而起。一些中国式的教会建筑如北平辅仁大学、香港华南总修院、开封总修院、安国及宣化主徒会总会院等也陆续建立。 教会艺术的本地化，在教内、外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树立了教会新的形象与风格，也促进中西文化多元的交流。 4、礼仪及语言的本地化，为神学本地化提供了载体 刚恒毅总主教在华期间，在中国传教士来自世界各国。为了使中国信众更能接受他们，明确传教方针和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在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他向全国各教区发了一封公函，主张各国来华传教士学好国（汉）语：“每一传教士都应学习好国语，会说会写，并用语体文出版福传书籍。如有一两位喜欢古典文学的神父，让他们去潜心研究，这对教会传统也相吻合。” 【17】 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刚公鼓励传教士们用新式白话文宣讲福音。 在敬天之礼中，他持随方入俗的宗徒路线，主张用中国语言和中国儒、道、释的崇拜仪式来让中国人表达其虔敬心声，让国籍化、地方化的礼仪作为载体，来促进中国人的皈依。
对清初利类思神父翻译成的中文礼仪不能实践于中国，他深感痛惜，这种思想一直保持在他心中，直到后来他任传信部秘书长时，才促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由教宗比约十二解冻了礼仪之争后留下来的历史包袱。 总之，刚恒毅总主教作为圣座驻华代表的十一年内，以其先知性的慧识，积极地推动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使中国天主教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中仍能稳步发展。也为我们今天来考虑神学本地化提供了一个颇具历史参考。
三、刚恒毅总主教的尝试对我们当代中国教会的启示。 刚恒毅总主教持节来华已近八十年，刚公当年的愿望是中国成为福音生根发芽的沃土，这无疑需要用中国人能接受的语言范式、艺术形式、教牧人员来阐释福音的精神。 在福音本地化方面，吾主耶稣给我们开了先河。他身为天主圣子却降生为人，取得肉身，成为可触及的具体的“福音”。就如在历史中，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在纳匝肋成长，学习本地的阿拉美方言，适应犹太当时的社会风俗、经济、政治环境，用渔夫农妇、贩夫走卒能听懂的语言向大家讲天国的大道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四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有“敬天”的传统，正如徐锦尧神父指出：远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时代，我们已有“至上神”的观念，虽然名字有许多，例如干、帝、上帝、天等等。“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是指的对一个有位格的神的信仰。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要求人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与耶稣要求我们的真善美圣有太多的共同点。正如一九七八年亚洲主教协会第二届全体代表大会声明第11号所指出： “那些在福音尚未传给我们人民之前，天主亲手种植在我们古老文化之中”。 天主启示的是最完美的真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展现出了部分真理。福音传播者的任务就是用中国的语言，向我们的同胞讲述他们所没有听到的那部分真理。 笔者衷心希望经我们大家的努力，赖天主圣神的推动，能在梵二大公会议后的今天，完成刚公当年未竟的事业，使中国成为福音种子生长的土壤。 注解：【1】《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主徒会编印，1992年，第132页。 【2】《关于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985184/ 【3】、【4】《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主徒会编印，第161页。 【5】《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41页 【6】《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主徒会编印，第146页。 【7】《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主徒会编印，第161页。 【8】《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顾为民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9月，第151页 【9】《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德礼贤著，第94页 【10】刚恒毅枢主教机与中国教会，张少麟神父著，《鼎》2008年春季号第28期总第148期。 【12】同上 【13】《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为民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57页 【15】同上 【16】同上 【17】《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主徒会编印，1992年，第181页 | 
发表于 2011-11-28 06: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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