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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在今日中国的隐藏 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而言，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也许仍然有可以对话的方面。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种信仰是伊玛目的“隐遁”，伊玛目即是救世主的意思。天主教神学中有一位神学家巴尔塔萨也曾提出天主的“羞涩”说，也即是说天主对于世人很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半遮半掩甚至“隐遁”的形式。无论是伊玛目的“隐遁”，还是天主的“羞涩”，其原因除去救世主自身的上智的考虑外，从人和现实的角度而言，也许是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或是信仰在各种压力下受到严重的压制，或是人的智力还没达及可以理解救世主上智的程度。以此而论，基督在今日中国采取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隐藏的形式。尽管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在今日中国的传教取得了很大的绩效，但是其传教的“质量”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在借基督的名号谋取个人的私利，可以说大多数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最终都会走向佛教一样的“宗教个体户”,成为借机敛财的工具。这样来看，其传扬的基督和福音显然是一种“假基督”、“假福音”。当基督向我们隐藏起自己背向我们时，恰恰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也是我们应该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检视过去，重新思考教会未来的时候，我们对于教会及其处境的把握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视角。 二、中国天主教会观察新视角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和前途，既有来自学界的窃窃私语，也有来自民间的热议，这些私语和热议固然可以为我们思考提供素材和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这些私语和热议在方法论上基本都是一种二元论思维，这种思维往往使得讨论陷入一种循环而难以使问题形成突破性认识。 在教会观上，这种二元思维体现为将官方教会与忠贞教会的对立性认识，从而往往形成极端性认识。但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来看，这种划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既夸大了分歧，不利于争取中间派。因此，在教会观上，还是应该采取左、中、右的区分尺度，尤其是对于中间力量应该予以重视，也许最终会有中间力量能够真正担当其教会复兴的大任。 在信仰观上，这种二元思维体现为过分强调教会的“悲情”，追求绝对的、不加考虑的“信仰自由”。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一定范围教会的“悲情”是事实，但是如果从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信仰自由问题，就以五年或十年为一种标准，那么前后对照就会对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度会有新的认识。既然我们相信天主的做工也许不是一夜之间成就的，那么我们也应该有充足的信心相信在未来会享有更大的信仰自由，如果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去考虑这个问题，也许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政教关系上，这种二元思维就更集中地体现为对于当局的抵触与仇视。但是，如果回顾历史，似乎每一个王朝都会将一个并不太放心的宗教视为一种“异己力量”；因此，当局对于天主教的基本态度和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之所以导致今日政教关系并不融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当局来讲，除去历史的惯性的思维外，具体的宗教管理者的背景、认知和技术性操作都与当局的本意并不相符是直接关联的。从教会来看，教会的某一组织并没有真正发挥真正联络政教关系的作用是相关的。因此，在看待政教关系问题上，应该考虑到更多具体的因素，尤其是其中人的因素，而不是直接去简单否定当局及其政策。 在中梵关系上，这种二元思维集中体现为就中梵关系而谈中梵关系。这样的谈论最后只能陷入一种迷局。在今日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待中梵问题的认识，也应该有国际视角。绕开美国和其它的欧洲国家谈论中梵关系是说不清的，似乎现在美国在中梵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还不是十分的明朗，但那是时候未到。当其最终完成了对于中国的宗教渗透尤其是基督新教的渗透后，那么，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美国将是最重要的发言者。界时，中梵关系定会提上日程，摆上桌面。因此，忽视美国的因素，仅仅考虑眼前的“政治红利”显然是一种短视。当然，美国并不是我们的指望和救星，它只是我们关注中梵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系数而已。 总之，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观察应该有新的视角，即善于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去看待分裂的教会问题，善于从较长时段的角度看待信仰自由和教会发展问题，善于从更为客观和具体的甚至换位思考的角度去看待政教关系问题，善于从全球化和大国政治的角度去看待中梵关系问题。全新的视角必然会带来全新的认识和思路。 三、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及其策略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今日，中国的天主教会并非处于单一的绝对政治打压下的“处境”之中，如果仔细审视，会发现大致经历四种不同的“处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属于第一种“处境”，其突出特征是政教之间都尝试用新的形式改造中国的天主教会，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当时的教会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当时的“处境”下，“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对于时代的一种主动的适应。文革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第二种“处境”，其突出特征是政教之间出现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忠贞教会在此时期萌生，是教会走向分裂的开始，这一时期使政教关系蒙上深厚的阴影。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第三种“处境”，这一时期的教会是充满活力、圣神充满的一个时期，教会的主要工作集中于教会生活的恢复，教会在这一时期也充分适应了当时的“处境”。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教会面临第四种“处境”，但是教会并没有从积极的方向上适应和应对这种处境，而是走向了反面，包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维度上的“世俗化”，教会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没有了批判，当然也没有建设。因此，综合而言，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其中在上述的第一和第三两个时期，教会基本上能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并能做出积极的回应，这两个时期，尤其是第三个时期完全可以称为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春天”，虽然在那个春天的活力主要来自基层教会而非教会当局。其中的第二个时期，教会对于当时的“处境”无法做出积极的回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今日这第四个时期，教会仍然无法做出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教会的回应，则是教会的失职与麻木。 思考今日中国天主教会的“处境”，既应该有国际眼光，也应该有民族眼光和意识。从国际的角度而言，世界政治正趋向更为复杂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危机的的不断加剧，世界不断地陷入动荡之中，“三无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世界政治的演进中，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会更加激烈。其中中美关系必将不断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美国不断对华进行文化、宗教渗透，严重威胁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如果我们对此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那只能显示我们对于政治的无知和自己宗教信仰的天真。因为，不管是最终成为谁的工具，都不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的未来方向，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在信仰的基础上对于各种力量的平衡应用。而且就现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力量而言，前者在未来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也许并不是没有可能，“占领华尔街”尽管与任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毫无关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可能发生关联。就国内政治而言，“新左派”正在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力量，不管其打出的旗号是“重庆模式”还是其它的什么。这样来看，中国天主教会的现实的“政治处境”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非常悲观。但是悲观并不至于完全放弃自我的顺从，或是像没有的脑袋的人道主义者的慈善事业的去“适应”。 中国天主教会如欲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适应今日的政治处境，最紧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情。一是实现对于天主教某一教会组织的改革。废除这样一个组织至少在现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可以对之进行改革，通过改革使之真正成为纽带和桥梁。这种改革也是有历史资源可资应用的，“公教进行会”是近代天主教平信徒运动的重要组织，现在也在个别地方有所恢复，完全可以在各教区推进，最终成立“全国公教进行会”，从而对现有的某一教会组织形成监督和制衡。当然，某一教会组织也在不断地壮大自己，通过会议、旅游、政治许诺、经济刺激，通过教区、师生等笼络、同化中间派以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能够最终推进此项改革的恰恰在于教会内神职的中间派，中间派代表了未来教会的新生力量。第二件事情是建立中梵对话机制。建立中梵对话机制的前提是实现对于教会某一组织的改革，因为中梵之间沟通不畅，固然有中方的政治傲慢，但是某一教会组织的“卖教求荣”的丑恶也许是更大的原因，成为真正的绊脚石。只有将这个绊脚石打磨好，才可以考虑中梵之间的对话机制的建立问题。似乎该组织也曾试图要这样去搞，曾经推出某个神父作为什么什么发言人，自己去做缩头乌龟，这就其真实的面目。中梵对话的机制可以始自于民间，始自于国外，但最终还是要在政治层面上，在三方或几方的共同努力下达成一种多层次、多渠道但又不会离题万里的对话机制，从而为形成良好的中梵关系打下基础。因此，对话是前提，离开对话谈中梵关系是一种空谈。就目前而言，中国没有亨利八世，中国也没有马丁·路德，因此中国的教会不可能在信仰上与普世教会分道扬镳，尽管某一教会组织在极力地向前推进这一点。因此，形成良好的政教关系的第一步还是要对某一教会组织进行改革，只有“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才能“请客”，宾主双方才能心平气和地聊“天”。 前几日论坛中曾曝有北京教区西北旺公教墓地的开发问题，发帖者对于教会的领导人的生活用了这样的一个字眼“穷奢极欲”。也许事情并不是那样的简单，也许这样的字眼有夸大之嫌。但是，毋庸讳言，这道出了今日教会个别人的一种真实状态，吞吃教会财产。似乎这样的事情也并非个案，尤其是在时下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很多城市的教堂或地产面临拆迁，对于巨额的补偿金如何管理使用至今教会仍无法可依。因此，我们会经常耳闻某某主教又几处房产等等。这样的腐败行为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官主教”，还会看到“钱主教”，这可是今日教会两个铁哥们。当然了，我们还会看到诸多的“钱神父”，座座教堂拔地而起，有名有利，小车飞奔在乡间的小路上… 上述种种都反映了教会在社会经济世俗化的处境下的种种失范。当然，教会神职人员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历史并非今日中国教会特有，在与现今其它各宗教的对比中也并非天主教会所如此，而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俗化似乎也是并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与历史上的教会的世俗化相比，中国教会的世俗化进程完成的似乎更加彻底，至少历史上教会的世俗化还会有一层面纱，而且也往往存在与世俗化相抗拒的力量，但今日中国教会的世俗化则显得赤裸裸，显得有恃无恐。其它教会，诸如佛教固然存在更为严重的世俗化倾向，但是与天主教不同的是，在民间存在诸如大悲寺、五明佛学院这样的隐修、苦修力量与之相对抗。这样就有可能对其世俗化提出一定的修正，因此虽然其陷入世俗化的境地，但是却仍具有自我修复和纠正的能力。但是反观天主教会，显然缺乏这种能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讲，今日中国的天主教会如果想突破世俗化的处境，除了上述在政治上的改进之外，最需要大力提倡的还是一种隐修精神，或言之，如果不能通过福音走向政治，那么只有通过灵修重振天主教的信仰和精神，只有经由苦修才能达至中国教会的光明。而苦修的主要阵地应该是在修院，苦修应该从修院开始，修院应该成为苦修传统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者。而且，从更长远的角度而言，经由苦修传统重新洗礼的中国教会的修院也许会成为一种“革命”的摇篮。
今日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社会生活处境还表现为“异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异化消费成为了现在无产者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唯一方式，人的头脑里只知道可供消费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政治和知识将一无所知。“不是人们对于金钱更加重视，而是对其它事情关心太少，不是他们变得更加贪婪，而是他们没有其它生活理想来控制贪婪欲望”。结果便是，更高的不道德招致有意义的道德和政治社会的消失。因此，我们会看到人们对于宗教，对于政治毫无兴趣，人们只剩下了一种信仰，即“金钱拜物教”。世俗化只是这种“异化消费”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这种“异化消费”所反映的深层社会心理是人们普遍地缺乏社会安全感，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而归根结底这种不安全感恰恰就是信仰迷失的必然结果。这种的一种社会处境为天主教的“福传”可以提供绝好的机会，“福传”理所当然是教会当今的任务。当然，至于教会的某个组织所讲的“福传”动机固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问题。因此，批判其“福传”显得无的放矢，其最值得批判还是其所鼓吹的“本地化”。 今日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的宗教生态处境是一种更加被边缘化的处境。在多元宗教并存竞争的宗教生态下，天主教属于小众宗教，根本无法与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相比，更不能望基督新教之项背。这一切似乎构成了“本地化”、“福传”的充分理由，但果真如此吗?否也！因为在此形势下采取的所谓的“本地化”和“福传”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适应，而非建立于自信、自强基础之上的适应，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行动中的盲动主义和游击主义，当然如果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话，那另当别论。但如果采取一种建立在自信、自立基础上的策略的话，那就应该充分地去挖掘和继承教会的传教传统和经验，而不是邯郸学步，事实上，在传教上绝无捷径可言，传教的量固然重要，但是质却更重要，因此，我们会看到今日教会最昌盛，信仰最牢固的地方也是近代传教士最为努力甚至献出生命的地方。所以，传教不需要搞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好好继承教会的传统就行了，这种继承源于自信，也最终会实现教会的自强。也许基督需要的并不是千军万马，而是以一当十的精兵强将。故而，在更加边缘化的宗教生态处境下，经由传统重树教会的自信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对于今日中国天主教会之“处境化”的思考并不是将福音“碎化”，也不是将福音削足适履地去迁就“现实”，更不是像“本地化”那样去篡改福音的本质要求。因为，我们所讲的这种“处境化”既有对于现实的适应，也有对于现实的批判性超越，因而实现了福音与现实的双向互动，当然最高的裁断和标准还是源于福音，而在现实中的具体策略也根本无法离开福音的光照，绝不是如“本地化”一样以人的小聪明去替代福音的大智慧。 | 
发表于 2011-12-26 2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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