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会议与天主教会现代化的反思<社科学者旁观梵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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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会议与天主教会现代化的反思

                           彭琦   北京大学历史系


【提要】梵二会议致力于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但是教会内部人士对于教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持有不同看法，会后实施改革决议又造成了空前的派别纷争和大量的成员流失，所以延续至今的保守运动促使教会当局不断调整改革步伐，力图在改革当中保持天主教会的核心教义、基本特征、信仰本色。梵二会议一方面标示着教会现代化趋势的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体现了教会应对现代化的双刃剑的智慧和技巧，天主教会也在反思“传统与现代化的合理关系”这一普世命题。

【作者彭琦，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通讯地址：北京大学畅春新园3号楼368室，100871。电话：13718803168。邮箱：[email protected]。】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简称梵二会议）是天主教会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致力于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aggiornamento，意大利语），与时俱进、开放教会、顺应时代潮流。历史学家詹姆斯·希契科克称之为“教会自特兰托大公会议四百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天主教徒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鲜有不受其影响者，从布道和祈祷的主要内容到敬拜仪式；教会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改变，包括基督教其他支派、其他宗教、甚至不信教者；教会的牧养、神学、体制结构在会议结束后十年比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还要大。1梵二会议被喻为圣灵的春风，吹落了古老的尘埃，让教会焕发新的活力，却也吹皱了一池春水，让信徒感到迷失和困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遭到冲击，如何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天主教会的本色正是诸多当代教会人士苦苦思索的问题。欧美神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对梵二会议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许多专著都是集中讨论教会改革的某一方面，比如教牧人员、平信徒、修会、礼仪、教会训导、教区和堂区管理体制的变化等等。笔者借鉴这些专著的研究成果，立足于思想史和社会运动的宏观视野，剖析天主教徒知识分子对于教会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评价，阐述梵二会议对于当代天主教会的复杂影响。

梵二会议是天主教会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逐步回应现代社会挑战的里程碑，社会学家海伦·罗斯·伊博主张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待天主教会的现代化改革：“社会运动方法把历史事件放到更广阔的背景当中，分析内部压力的系统运作导致系统的变化，还能分析倡导变化的群体跟反对派群体之间的冲突。”2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运动始于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869－1870，简称梵一会议），绵延发展百余年，至今气势未竭：梵一会议奠定了教会当局维护特兰托大公会议传统、批评现代思潮和世俗社会体制的保守立场，不过各国天主教群体孕育了诸多改革潜流，敦促教会接纳新时代的新事物；教宗约翰二十三世顺应时代潮流召开梵二会议，但是教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于教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持有不同看法，激烈的争辩贯穿会议始终；决议文献颁布之时自由派的理念终于占据上风，会后实施改革决议却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部分违背了梵二会议的初衷，于是保守运动风起云涌，不断修正教会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改革步伐。3梵二会议通过了四道宪章九道法令三道宣言，总共16项决议不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引导着四十多年来的教会生活，一方面标示着教会现代化趋势的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体现了教会应对现代化的双刃剑的智慧和技巧，天主教会也在反思“传统与现代化的合理关系”这一普世命题。4

一、梵二会议之前的“城堡思维”
十九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宪政、分权、民主参与、自由选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自由、国家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尊重民意、天赋人权等观念和体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不过梵二会议之前的天主教会严厉批判民主社会体制及其暗含的启蒙运动原则，历届教宗的社会训导都在谴责现代社会的革命性质——否定传统权威、敌视宗教、盲目迷信人类理性、放纵个人主义、破坏社会公益等等，教会当局坚持认为教宗领导之下的等级体制和共同信仰更能保护普通民众免遭国家政权的专制欺压。5庇护九世召开梵一会议发布《永恒牧人宪章》（Pastor Aeternus），阐明教宗拥有对全教会的最高管辖权，教宗就信仰或道德问题对全教会所发布的明确教诲绝无谬误；另一道《天主之子宪章》（Costituzione dei Filius）指出理想主义、泛神论以及唯理论的种种错误，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和谐一致。6梵一会议奠定了此后九十多年教会当局坚守传统观念和体制的保守立场，试图把天主教会跟世俗化的现代世界隔离开来，但它没有真正解决教会面临的危机。

庇护九世之后的教宗利奥十三世以推行社会改革闻名，但其目标仍是重建教会对于圣俗两界的控制、加固中央集权体制，并且宣扬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来支持他的社会训导，帮助天主教徒抵制十九世纪质疑教会和宗教的学说的蔓延，利奥十三世力图恢复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借助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仰联合起来的等级社会，由世俗君王治理、教宗拥有终极权威。7科学实证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历史批判法、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圣经研究的盛行使得天主教教义的正统解释遭到质疑，部分教会人士认为基督信仰必须适应科学的标准、科学万能、理性至上，教会当局把这些敌人统称为“现代主义”（modernism）。1907年庇护十世发布《牧放主羊》通谕（Pascendi Dominici Gregis）谴责“现代主义”是所有异端的综合体，要求全体教牧人员宣誓反对现代主义，还发布了《禁书目录》、成立告密组织协助扑灭现代主义异端。教会当局对二十世纪初的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也没有好感，1928年庇护十一世发布《现世可死的心灵》通谕（Mortalium Animos）严禁天主教徒参加各种合一运动：“除非分离者返回基督的独一真教会，便不能有基督徒的合一。”对这位教宗来说，信德比爱德更重要，正统教义不容侵犯。8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重灾难促使天主教会深入反省和探索信仰生活的新方向。1944年庇护十二世的圣诞演讲开始改变对于政治现代化的看法，经历过苏联无神论和意大利西班牙法西斯的残酷之后，教会当局终于认识到西方民主社会也算是滋养基督教的乐土；在战后重建和救援工作中天主教徒与其他基督徒的合作还推动了合一运动的发展，罗马信理部授权各地主教批准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圣公会信徒举行宗教聚会。但是新的风气和新的见解又引起了教会当局的紧张，1950年8月庇护十二世发布《人类》通谕（Humani Generis）就某些足以动摇教会信仰的思想言论表明立场。通谕指责那些所谓的新神学的虚伪见解威胁教义的根基，要求整个教会回归托马斯主义的神学正统，并且坚持“当教宗判定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要明白，根据教宗的旨意，这个问题不再由神学家们自由讨论了。”庇护十二世还担心有人以调和主义来混淆大公合一运动的真义，只为了寻求彼此的合一而牺牲教义的根本。这道通谕让那些以为教会逐渐对科学研究持开放态度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也反映了教会在时代潮流中的困惑与挣扎。9

总体而言，反对现代主义、敌视世俗社会主导了从庇护九世到庇护十二世的教会训导，许多学者用“城堡思维”（seige mentality）形容这段时期的教会立场，教会认为自己受到现代社会诸多邪恶思潮的围攻，不得不定期重申它的权威、谴责现代主义异端、抵制世俗人文主义的侵蚀。101958年约翰二十三世接任教宗之前，尽管教会看起来结构稳定、教义自信，其实已有许多改革运动在各个国家组织起来，挑战过时的教会体制和训导。源自法国本笃修会的礼仪改革运动主张简化礼仪、修订礼文、重新培训平信徒和教牧人员，鼓励会众的参与、教会的和谐以及个人虔敬的复兴。以“公教进行会”为中心的传教运动唤醒平信徒重新认识他们对教会的贡献，反对教权主义、摆脱教士操纵。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和法国的工人司祭运动督促天主教徒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天主教圣经文艺复兴运动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来解释圣经和宇宙的缘起，当代神学家融合新的科学发现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天主教教义（同时又是明确基于天主教传统和圣经的谨慎的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体把他们的观点散播到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当中。1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主教会在牧灵工作和神学研究上取得诸多成效，梵二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这些年间众多天主教徒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特兰托大公会议以后四百年的教会历史划下了分水岭。

二、梵二会议带来的暴风骤雨
约翰二十三世的个人魅力和牧灵风格可以说是天主教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当选教宗的时候已经年届七旬，最初众人以为他只是一位过渡性的教会领袖，但是不出数月他的宣言便震惊了全世界。1959年1月约翰二十三世宣布召集教会史上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主要目的不在如何对抗与教会对立的各种势力，而在如何找到适当的方式，向教会生活其间却又予以忽视的世界表达自己，彼此沟通，互相了解。他意识到，经过数十年来与世隔绝的生活，天主教会已经陷入一种昏昏欲睡、仅仅关注自身利益、跟外部世界毫无关联的状态；他不能再喋喋不休地重复前几任教宗对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谴责，这样将无法达成广传福音的宗旨。教会和世界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了让对话卓有成效，天主教训导必须用一种更适合当代文化环境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在我们让人尊敬的教义中所包含的信仰的沉淀或真理的实体，跟这些真理被表达的方式已经不一致，不过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含义必须保留。”12

教宗的呼吁得到广泛响应，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天主教徒为此欢欣鼓舞。不过约翰二十三世对于大公会议要讨论什么内容并没有特别清晰和明确的概念，他只泛泛指出两大目标：一是教会内在的自我认识和革新，二是教会外向的合一之路与面对世界。教宗本人也承认，“天主教会的现代化”这一想法并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确切地说是凭“直觉”，是“天主的推动”。因此整个大公会议的具体改革计划是在长期的讨论中不断琢磨不断修正而成，由于与会主教和神学家对如何实现天主教会的现代化持不同看法，他们给教宗提出的目标做了不同的注解并且引用各自的理论加以证明，都想主导梵二会议的发展方向和天主教会的改革进程。梵二会议一共举行了四期会议，到场的主教和神学家将近三千人，每期会议都上演了激烈的争论，双方都宣称教会应当积极有效地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他们只是不同意这些需求和挑战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不同意教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矛盾焦点在于界定天主教传统中究竟哪些是连续性的、哪些又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冲突才会如此尖锐。关于教会的牧养实践，保守派认为相对较小的调节已经足够，自由派则希望梵二会议能大幅度地重新思考教会在世界中的拯救职责；关于教会的神学教义，保守派维护经院哲学的方法和术语，自由派则提倡扩大和深化古典神学，认为圣经学和教父学更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关于教会的体制结构，保守派拥护数个世纪以来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的管理，自由派则支持分权共治、提高主教地位、鼓励地方上的适应性和创造性。13

借用自由派和保守派这样的政治词汇来划分两条宗教路线，主要受到泽维尔·瑞恩神甫对梵二会议的系列报道的影响。14当时的新闻媒体一边倒地称赞自由派秉持进步主义理念，谴责保守派维护传统主义思想，认为梵二会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天主教会的分界线，而且一黑一白对比鲜明。其实大部分天主教徒的看法介于媒体宣扬的两种极端态度之间，后来也多有学者批评这种划分过于脸谱化，不过为了便于下文描述，笔者仍然沿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称谓，只是不带褒贬成分。在筹备梵二会议的两年中，一直是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戏剧性的变化就发生在第一期会议的头两个月内，保守派被聚集起来的要求改革的主教们全面击败，形势逆转发生得如此突然，许多人戏称为“教堂的枪声”。会议大体上接受了礼仪改革，成为以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肇始；原本由保守的神学委员会筹备的文本遭到严厉批评，事实上成为反面教材；主导筹备委员会的人士让位于自由派的领导团体，后者支持教会内部更大变革。这些决定性的变化在第一期会议上被批准，随后保罗六世接任教宗，继续推进教会改革，后面三期会议也肯定了第一期会议的决议。不过在整个大公会议进行期间，两条路线的主教们必须经常协商，避免立场的僵化，寻求折衷的办法；好处是使得大公会议的决议能够面面俱到顾虑周详，缺点是致使某些文献表达上周全有余而劲力不足。15

从梵二会议发布的决议来看，自由派终于占据上风，明确表现教会积极回应现代化的决议包括四道宪章以及《大公主义法令》、《信仰自由宣言》、《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天主教会正式认同并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尤其是宗教多元主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良知、民主参与、普世标准，二十世纪上叶的进步神学家的许多观点都被合法化了。梵二会议闭幕之后，许多人都觉得天主教会即将进入一个新纪元，维系教会生活四百年之久的特伦托大公会议如今已被梵二会议取代，只要按照决议文献的指示去执行，教会的现代化必然一帆风顺。这当然是过于乐观的看法，实际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六七十年代西欧和北美天主教会的信仰生活普遍出现衰退征兆，部分教会成员流失，许多神甫申请离职，大批修士修女退出修会，天主教会的派别特征模糊，教会的训导权威不再坚如磐石，信徒们记忆还停留在梵二会议之前的教会形象和生活方式，不明白众望所归的现代化改革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社会学家比尔·麦克斯威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天主教会认可了“表达异议的权利”（authority to dissent）。16大公会议历来就是教宗处理教会危机的途径，用于解决教义争端、更新教会结构、修正内部弊端，就此而言梵二会议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大公会议。但是梵二会议把相对主义原则引入了教义的表达、敬拜的形式乃至道德伦理原则，承认了基于社会环境和个人良知的不同意见的合法地位。十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上叶的天主教会基本上是个单一文化、等级森严、超然尘世的机构，关于信仰和纪律的教廷法令一直得到绝大部分教牧人员和平信徒的尊重和遵守，至少在公共场合天主教徒都很积极地响应教会训导。但是梵二会议期间，教宗允许与会主教的分歧通过大众媒体展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给普通天主教徒树立了榜样，许多教徒不再相信教会拥有唯一的真理和绝对的权威。“表达异议的权利”完全是个现代化的概念，它渗透到决议文献的字里行间，所以这次大公会议几乎在一夜之间从好几个方面造就了天主教会的根本转变。

首先梵二会议成功地打破了经院哲学对天主教神学的长期垄断。经院哲学过于强调教义的明晰和概念的精确，把信仰降低为被动接受一套阐释详尽、亘古不变的真理，许多与会者都认为经院哲学已经是教会不能承受的神学负担。他们向往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理解天主教神学，尊重历史，尊重人类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中的期望与经验。信仰的表述在梵二会议上公开讨论并接受国际媒体的详细审查，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教会内部思想领域一个不受限制的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比经院哲学的衰落更重要的是新神学的革命性潜能，梵二会议实际上含蓄地肯定了几项教会曾经坚决反对的神学原则。比如《启示宪章》很坦率地认可了主观经验对于理解宗教真理的重要作用，然而梵二会议之前的一个世纪，教会当局一直否认通过经验或者直觉认知真理，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相对主义。此外还有与会者的观点分歧造成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表述，其实际后果就是给予天主教神学家以解释圣经文本的权力，正如其新教同侪所行。当然，传统神学也没有被梵二会议全盘否定，它时时出现在会议文献之中，与进步神学并驾齐驱，颇不寻常。17

其次梵二会议主动调整了教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显著的是梵二会议动手破除跟一些教派的历史宿怨，倡导对新教和犹太教进一步的开放合作，也承认了世界上非天主教的宗教的内在价值。《大公主义法令》呼吁全体基督信徒共同开展祈祷和爱德活动，宣布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承认以前的分离“有时双方都不能辞其咎”，阐述了大公主义的原则以及实施方案，并就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合一问题作了具体探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确认上帝救赎的普遍性，抵制“出于种族和肤色、社会或宗教条件”所导致的任何形式的歧视或者迫害行为（包括排犹主义），认为其他宗教信仰也“往往反映着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信仰自由宣言》还维护宗教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赞同现代西方社会的多元主义理念，指出人之所以为人首先是因其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彼此的尊重；宣言反对世俗权力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强制，同时也强调教会在任何情况下自由宣讲福音的权利，奠定了天主教会在新时期与整个世界展开对话的理论基础。18

梵二会议的革命性影响在其他方面也能感受得到。最有争议的可能要算弥撒改革，弥撒用本地语言举行，祭坛调转方向，司祭面对民众，强调平信徒的参与和互动，礼仪改革的灵活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影响到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至于伦理层面，梵二会议肯定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尊重个人良知（即使是错误的），鼓励共同责任，教会对道德的界定从客观变得主观，对道德行为的限制从个人层面转向集体层面。梵二会议化解了（或者至少是缓和了）天主教长久以来对自然和神恩的区分，强调自然秩序和超自然秩序的统一、创造物的善以及纯粹世俗追求的正当性。梵二会议甚至开始尝试更民主的教会管理方式，重新展开“教宗无谬误”的讨论，鼓励各级教牧人员分享教会管理和决策，缩小教牧人员跟平信徒之间的地位差距，号召所有天主教徒共同参与教会的核心运作。19神学家约瑟夫·科莫查克指出，这些改革从神学或教会法立场来讲都不是革命性的，但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其影响力却不限于改革、不亚于革命。20

就在梵二会议掀起天主教会改革高潮之际，六十年代的西欧和北美又经历了社会改革和文化革命的暴风骤雨，越发放大了对于教会的权威和传统的冲击。“在那变化神速多端的时代，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给教会的革新带来无限的期待与希望，教会与现世之间的误解也似乎冰消瓦解。不过在这同时，其他的难题也应运而生，因为这次大公会议开放了教内言论的禁忌，百家争鸣成了必然的现象，而世界文明的普遍危机也给教会带来了多种后果。”21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也是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又有不少天主教徒呼吁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教会的灵性复兴，人们重新审视教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美国天主教徒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诺瓦克曾对梵二第二期会议做过精彩报道，盛赞教会改革和开放理念。22但是二十年后他开始质疑年青时的朝圣心态和梵二会议之后的教会变化：“天主教会原本的团结形象和凝聚力已经岌岌可危。当年蛮族入侵、数个世纪原始的乡村生活、中世纪的鼠疫和疾病、战争和革命、异端和分裂都不能做到的，梵二会议却做到了。它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损耗教会遗产的力量。它抛弃了历史沉淀下来的方法和传统。它所进行的试验，有些已经起了作用，有些却是断然不会起作用的。”23

三、梵二会议之后的百家争鸣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冲突源自对于梵二会议的不同设想，当改革措施逐渐推行到地方教会，当改革精神逐渐超越教会当局预想的范围，冲突也就延续下来并且分化出多个支派，对于梵二会议的不同设想也就转化为对于梵二会议的不同解释或者不同评价：激进的自由派批评梵二会议的局限性，极端的保守派否定梵二会议的合法性，中间立场的自由派和温和的保守派虽然认可梵二会议的进步性，但是对于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提出的两大目标——教会内在的自我认识和革新、教会外向的合一之路与面对世界——各有侧重，前者希望民主改革深入教会内部诸如牧养实践、神学教义、体制结构，后者希望在大公合一的道路上保护教会的传统信仰和体制稳定。关于梵二会议的各种描述使得笔者很难澄清“梵二会议”一词的确切含义，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奉其为圭臬：狭义的“梵二会议”专指1962至1965年间召开的四期会议及其发布的16项决议；稍广义的“梵二会议”则指教会当局许可的改革措施，更广义的“梵二会议”还包括非官方的改革措施及其影响；所谓“梵二会议精神”则能涵盖无限内容，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诚然大多数信徒欢迎梵二会议的现代化改革、肯定梵二会议的发展方向，不过批评意见更能反映天主教徒对于会后教会状况的不同看法。

回顾梵二会议结束以来的这段岁月，1968年似乎是个分水岭，保罗六世发布《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重申历代教宗反对人工节育的传统立场，天主教徒一片哗然，成为梵二会议之后最轰动的教会事件。通谕发布之前，教宗成立的生育规划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多数人支持教会允许人工避孕，改革人士满心期盼教会改变保守立场，但是通谕依然维持关于性伦理的传统训导，于是自由派指责通谕违背了梵二会议的现代化宗旨，而且也正是梵二会议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良知的道德神学肯定了天主教徒不同意教会当局伦理约束的合法性。激进派甚至用“梵二会议精神”来否定梵二会议本身，提出“为了梵二会议而超越梵二会议”的口号，他们曾经相信梵二会议带来了一场革命，标志着“教会学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但是现在梵二会议闭幕才不过数年，他们却觉得那些决议从庄严发布的第一天起就过时了。部分激进神学家不满于“对梵二会议教导的机械记忆和拘泥于字义”，认为仅仅遵守梵二会议的决议正是忽略了梵二会议的精神，“那些决议表达了那个时代最大的接受能力，但并不排除将来的发展会超越梵二会议本身的框架。”24保守派深深痛惜教会内部出现了反对官方权威的公开异议，此后又延伸到堕胎、同性恋、妇女授任圣职等问题，世俗媒体蜂拥而至地报道教会内部分歧也起到推波助澜的宣传作用。天主教会经历了空前的派别纷争和内部矛盾，各派信徒在诸多关于神学、道德、政治、文化的问题上相互诘斥言词尖锐。当然，整部基督教会史都贯穿着分歧与斗争，但是梵二会议之后两极分化的不同以往之处在其广泛性、公开性、触及教会根本立场。

天主教会的现代化乃是一把双刃剑，梵二会议打开了面向现代世界的窗户，现代化的烦恼和弊病也纷至沓来。六十年代之后天主教保守运动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名目繁多，立场各异，却都势必涉及梵二会议。那段时间出版的许多书的书名都带有“危机”、“分裂”、“衰退”、“叛教”等字眼，作者多用疯狂、叛徒、废墟等隐喻，梵二会议在他们心里是道极深的创伤。25保守派天主教徒对待梵二会议的态度差距甚大，不宜囊括在一个简单的类别当中。对梵二会议的批评也许源自想要回归庇护九世到庇护十二世等“前梵二会议”教宗的训导，也许源自忧虑钟爱的宗教仪式的衰落，也许源自不愿误解决议文献，也许源自害怕教会失去独特的派别特征和尘世职责，不过大体来说保守派天主教徒可以归结为两类：极端保守派拒绝梵二会议的所有改革，温和保守派只是反对梵二会议决议的执行方式。

第一类的极端保守派深深痛惜教会内部弊端的蔓延，1974年一份名为《叛教》（The Apostasy）的杂志列举了这些弊端：“我们想要天主教的弥撒和上帝的司祭，而不是‘膳食’和现代化的‘主持人’。我们想要管风琴和格列高利圣咏，而不是民歌和吉他。我们想要上帝的居所，而不是年轻人借着‘和平之吻’相互爱抚的地方。我们想要崇拜和敬畏。我们相信福音（Gospel），而不是神的故事（Godspell）；我们敬拜基督人主，而不是超级明星耶稣。我们希望修女是真正的基督配偶，神情谦卑，眉眼低垂，服饰庄严；而不是迷你短裙，伴以轻佻的烫发、口红、修身仔裤、薄透上衣。我们希望司祭身着罗马白领和长袍，而不是西装革履。我们希望称呼他们‘神甫’，而不是弗雷德或比尔。”《叛教》把梵二会议之后的危机归咎为异端渗透到教会，包括现代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济会成员、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教会的传统，尤其是敬拜传统。所以天主教徒必须忠于古老的传统，时刻忏悔、日诵玫瑰经、把自己献给玛利亚无瑕的心灵。26

以法国大主教马塞尔·勒菲弗和他领导下的“圣庇护十世协会”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认为梵二会议的主要过错在于向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投降。在他们看来，最具争议的梵二会议文献是《信仰自由宣言》，标志着教会放弃了历代教宗谴责宗教自由、支持国教理想的训导，颠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作为天主教会标志的传统立场。屈从于教会一直反对的自由主义，就是引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自由，尤其是宗教自由，让错误观念也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平等摧毁了个人的尊严以及上帝、教宗、主教的权威，数量决定一切。友爱互助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主义（违背了‘教会之外无拯救’的正统教义）。通过这三个名词，178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法律和先知，现代主义者赢得了他们想要的。”27梵二会议必须遭到谴责，因为它否定了教会为抵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勒菲弗很遗憾再没有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来抗衡这两大天敌，也很愤慨梵二会议拒绝正式地、明确地批评共产主义。28

比传统主义者更极端的是“圣座空缺论者”（sedevacantist），他们认为梵二会议已经远离传统沦为异端，批准和支持决议文献的教宗也是异端分子。在发布决议的同时，保罗六世就不再是教宗，他任命的枢机主教和枢机主教秘密会议选举出来的继任者也都无效，约翰·保罗二世没有资格继任教宗，伪教宗的训导不必遵循，是为圣座空缺论。这个主题演绎出许多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保罗六世治下有大量邪恶的骗子混进教会，真正的教宗被囚禁在梵蒂冈的某处，一个假冒者扮演了保罗六世，甚至都没有精心做过整形手术，一只耳朵明显不像，而且他的声音露出了马脚，据说1975年圣母玛利亚在海湾显圣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知众人。29还有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是保罗六世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是被教廷阴谋团伙灌了迷药的囚犯。尽管勒菲弗不太喜欢保罗六世，说他“带给教会的伤害胜过1789年革命”，但勒菲弗也不相信那么离谱的谣言，他认为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忽略了保罗六世的自由派倾向，相信“圣座空缺论”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30

第二类的温和保守派维护梵二会议的决议和改革，但是坚持真正的梵二会议要跟极端保守派和激进自由派臆想中的梵二会议区分开来。美国历史学家希契科克是首批提出这个观点的天主教徒之一，他认为“教会现代化的挫折”应当归咎于顽固的极端保守派（尤其是不相信改革、不执行改革的教牧人员）和激进的极端自由派（不尊重教会历史、却对改革运动有不相称的影响力），“这两个极端一直从对方身上汲取能量，通过妖魔化对方来建立自己的信誉。”31尤其是后者，激进派期待的某些改革措施已经危及天主教会的完整性和生命力，希契科克还总结出他们的经典讨论模式：“教会的许多改革都是经由如下方式合法化的：⑴引用梵二会议的决议。如果觉得这些决议太过保守，就转向⑵引用梵二会议的‘精神’，不局限于决议文本；或者转向⑶‘教宗约翰的精神’，他的改革愿望过于激进以至于梵二会议尚未探察出来。如果教宗在某些问题上持传统主义的立场，又可以寻求⑷圣经的庇护，圣经的权威超越了所有教宗和梵二会议。如果涉及到地狱和复活等不便解释的问题，就归咎于犹太思想的特性，再转向⑸现代人的需求和信仰。”32忽视梵二会议的实际文本而求助于无形的“梵二会议的精神”，因为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义：“实际上每次大公会议都会带来一场危机，通常源自教会中许多人拒绝接受大公会议的决议，但是梵二会议之后的危机中，梵二会议的训导被扭曲得与原始意图背道而驰，这在教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33

希契科克的观点得到众多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的回应，也被一些在梵二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人所赏识。比如亨利·德·卢巴克是参与筹备梵二会议的神学家之一，推动梵二会议摆脱了支配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庇护十二世治下最后十年）的狭隘的神学和教会学体系。尽管卢巴克是神学筹备委员会成员，他却成为委员会筹备的决议的批评对象，于是他在第一期会议上说服主教重新起草委员会筹备的决议。但是到梵二会议结束之时，卢巴克开始质疑部分自由派主教和神学家对梵二会议的指导。1968年他在圣路易大学发表演讲，提到几种广为流传的对梵二会议的曲解，后来他用一个论题来解释这种现象，即比较“梵二会议和衍生梵二会议”。34

所谓衍生梵二会议，卢巴克是指自由派所认为的梵二会议应当讲而没有讲的内容，衍生梵二会议的倡导者期待的教会改革不仅是现代化更是革命化，不仅是量变更是质变。梵二会议之后，自由派成为媒体的宠儿，借助媒体大力推广衍生梵二会议，卢巴克谴责其本质就是“反梵二会议”：他们把决议文献中不支持他们的改革计划的部分当作不和谐因素剔除，把梵二会议为融合而作的努力视为政治妥协；他们指责与会主教被旧的思维习惯束缚，不能完整地阐释梵二会议的真正含义，这个工作只能留待自由派神学家来完成；另外决议文献带有时代印记，不可能永远适用，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年代，梵二会议的持续有效性不在其文献的字里行间，而在其整体趋势、在其革新精神。因此这是一场“开放”的梵二会议，革新精神有无限的适用度。

卢巴克批评衍生梵二会议尤其曲解了《信仰自由宣言》，从几句模糊的口号中挖掘支持激进观念的教会训导。他们要求教会世俗化、结构民主化、不再沉迷于灵性生活，教会经历了数个世纪的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必须完成一场“激进的革命”，放弃身为真理代言人的想法。卢巴克最不能容忍衍生梵二会议把真正的梵二会议解释成进步对传统的胜利。梵二会议从来没有拒绝传统，会议取得成就正是得力于会议之前几十年学术研究重新发现了伟大的传统。对梵二会议的曲解反映了对传统的蔑视，使得教会没有自力更生的基础来面对现代世界，教会的训导和议程就会被激进分子随意引导。衍生梵二会议几乎垄断了对梵二会议的报道，这才导致许多天主教徒对梵二会议颇有微辞。

不能把希契科克和卢巴克对梵二会议的评价跟那些简单拒绝梵二会议的观点混淆。后者通常认为梵二会议在召开过程中被自由派主教和神学家劫持了，前者虽然也认为梵二会议被劫持，但劫持发生在会议结束之后，被那些歪曲教会改革的人劫持了。勒菲弗认为教会必须从梵二会议解放出来，最终带领信徒与教会当局分裂；希契科克和卢巴克认为教会要从对梵二会议的误解中解放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真正的梵二会议和梵二会议的真正精神，他们认为教宗和与会主教从来没想进行革命和成立新的教会，而只是期待教会的灵性复兴和牧养改革，没人料到会造成今天这种危及教会传统和稳定的局面。我们当然要把臆想的梵二会议和真正的梵二会议区分开来，许多变化从来都不是梵二会议成员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梵二会议不能仅仅用教宗和主教的最初意图来解释。选择和行动常常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希契科克和卢巴克都没有注意到，神学和教会法方面的些许改革措施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心理上和社会上的革命性影响。不论宗教和主教的意图如何，梵二会议的某些步骤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潜在后果，比如更积极地融入现代世界、普世主教集体领导原则、引入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鼓励平信徒的积极参与等等。35

四、小结和余论
社会学家伊博认为天主教会改革运动历经了五个阶段：教会内部压力加剧（structural strain）、改革资源的汇聚（mobilization）、改革理念的合法化（legitimation）、改革措施的执行（implementation）、调整改革步伐的反制运动（countermovements），梵二会议只是完成了其中的第三阶段，部分决议尚未完全实践，反制运动至今仍在延续。36笔者借鉴伊博的分析模式，不是为了铺陈各个阶段的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宏阔的社会运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曲曲折折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反制运动”对于今日教会的深远影响。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保守运动的风起云涌正是反制运动的表现，随着改革措施的深入人心和全面普及，难以承受遽然而来的改革压力的天主教徒禁不住要抵制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的急剧变化，促使教会当局修正改革的方向和步伐，也让普通信徒有时间接受教会的巨变。1978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继位以后，重新强调天主教会的传统价值观，被视为教会当局立场的又一次调整。这位教宗仍然致力于天主教会的现代化工作和推进基督教各派的“再合一运动”，不过他也惩戒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自由派主教和神学家，谴责解放神学，要求神甫退出政治，禁止堕胎和同性恋，反对妇女授任圣职，坚持教士独身制。他害怕教会的现代化走得太快、太远，反而迷失了教会的前进方向。

枢机拉辛格也是罗马教廷反制运动的中流砥柱，他指出梵二会议原本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溯本归源”（ressourcement）和“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自由派只看到梵二会议是一场开创新纪元的运动，以为反映溯本归源的文本仅仅代表早期阶段，要想适应新的需求和挑战就必须不断革新教会。拉辛格则强调《礼仪宪章》、《教会宪章》、《启示宪章》最有效地体现了溯本归源，是坚固的教义核心，其他所有决议都要以此为指导，尤其是涉及教会与世界的关系的改革。372005年拉辛格登上圣座也就是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继续约翰·保罗二世的指导方针，今日教会仍然走在反制运动的道路上。众多天主教徒追随这两位教宗的温和保守派立场，他们希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保持天主教会的本色，维护教会当局的权威，使得传统信仰得以传递下去。

梵二会议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历史，这些年间教会内外人士一直不停讨论，梵二会议带来的革新究竟是强化了教会的修复力和创造力还是弱化了教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自由派批评家指责决议文献的妥协以及推行改革的缓慢和艰难，保守派批评家则哀叹天主教徒经历了动荡和天主教文化遭受了摧残。无论如何，梵二会议的的确确改变了天主教世界，赋予教会新的形象和新的社会责任：传统的天主教会维护单一文化、服从权威、等级结构的中世纪社会体制，抵制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威胁，如今传统形象让位于新的观念，教会乃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认可了与时俱进、民主自由、思想多元化的原则，这个新观念不仅贯穿梵二会议的神学讨论，而且奠定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的变革基础。在现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天主教会的自我实现不可避免地跟当代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联系起来，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期待的“新生的教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还要看二十一世纪天主教徒如何应对来自教会内外的挑战。

梵二会议引入了“表达异议的权利”，赋予基于社会环境和个人良知的分歧以合法地位，于是当代天主教会中，强烈的分歧和稳定的忠诚并存。一方面天主教徒无条件顺从教会领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另一方面还是有众多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尽管他们拒绝教会当局的部分训导。社会学家安德鲁·格里利称之为“有选择的天主教信仰”（selective Catholicism）。38对梵二会议和天主教会现代化的不同评价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边缘化”，尤其是那些成年时代跨越梵二会议前后的天主教徒。39他们从属于两个文化世界，对两个世界都是若即若离。他们知晓过去的社会同化经历和现在的文化多元政策的各自利弊，跟两个世界都不能完全认同，却又同时站在两个世界当中；他们承受着严重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怀念教会的统一、凝聚力和连续性，另一方面又渴望自由、多样和变化，这也许是大部分当代天主教徒的感受。如何才能在现代化的同时保持天主教的核心教义、基本特征、信仰本色，是今日教会苦苦思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