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从两份材料看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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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官方教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写了两份内部用大批判材料，题为《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之说，是中国民众相当熟悉的话语。这两份材料是“阶级斗争”年代的产物，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中国学者，对那种横加罪名、造作假话、断章取义的作法，当然格外熟悉。从此前的胡风“反革命”材料（三批）及毛泽东亲加的按语，到“文革”时期“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通过“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而营造“文字狱”，曾经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过来人无不记忆犹新。本文通过对这两份材料的分析来看当年官方基督教会对历史上基督教会活动的批判有哪些偏误。
    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两份资料至少有两类价值。首先是多少保留了一些历史真相，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传教士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了解到传教士在赈灾、医药、卫生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先驱作用。其次，这两份资料包含当年对教会人士如王明道、倪柝声的批判，使人得以穿过时光隧道，看到这些冤假错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资料还对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一些著名学者如伍廷芳、商承祚，以及南丁格尔、司徒雷登、李提摩太、容闳等有颇多抹黑之词，让人可以从中领略当年的阶级斗争文化之特点。
    历史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甚至到新（疆）西（藏）兰（州）以及山西的贫困县，主要是为了以传教，而不是要掠夺资源。如果把宗教活动的自由视为国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就谈不上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实行思想专政、消灭异己文化的政治角度去看，结论就不同了。在这两份材料中，西方传教士支持中国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成了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大罪状。中国的现代史充满了暴力与血腥，直到现在这种主张一蹴而就的革命在中国还很有市场。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不赞成对暴力革命的迷恋甚至崇拜，支持改良、变法，本来不过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但官方基督教会却违反基督教义，批判起西方传教士的和平主义理念，实在令人感到奇怪。
    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份批判材料上列举的有些“文化侵略”罪行，非但不是外国传教士之罪，反而应该给予赞扬与肯定。19世纪中叶，中国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福利事业非常落后，没有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当然也没有女校，更没有为公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社会救济机构。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外国传教士从西方引进了这些新事物，兴办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如医院、学校、救荒救灾、禁烟禁毒、科学教育、译书出书、盲人教育等，大大开启了民智，促进了社会进步。在中国，盲人、残疾人往往是受歧视、欺负和被嘲弄的对象。《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医治盲人、瘸子，西方文化传统对乞讨者、残疾者较少歧视。清代光绪年间，山东、山西遭灾，饿殍遍野，传教士李提摩太──后来成了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组织社会救济、分发食物、接济难民。当时的清政府尚且能开明地容许外国人李氏从事这项有益于民的工作。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却百般责难他，把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基督教会在华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统统说成是“文化侵略罪行”，把友善行为说成“侵略”，这显然是一大错误。时移世异，中国今天的“开放”，使得这些历史公案可以重新得到评价了。笔者从电视片“南京大屠杀”中看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记者和传教士，不仅竭力保护了一些中国民众与军人，还记录了日本人的兽行，后来在国际法庭举证。可是，中国官方基督教会编写的上述材料对此却故意一字不提。
    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不辞辛劳来华布道，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献身宗教的行为，是当时生活在农耕经济下的中国人不易理解的。小农经济的观念是人各为其私和顺从帝王，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说教的影响，当时许多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无私行为常常用自己的思维妄加谬解。这种盲目排外的小农意识甚至认为，中国官府怎样欺压民众，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行善倒反而是居心叵测，人可斥之。到了20世纪后半叶，官方基督教会的这些批判材料仍然谴责传教士布道是“文化侵略”，显然是奠基于落后的小农意识之上的排外主义在作祟。
    基督教原本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界限的，“世界主义”就是基督教奉献给人类的宝贵思想。相对于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极为狭隘的观念。中国的官方基督教会背离了基督教宏扬世界主义的主旨，竟然把世界主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甚至为了迎合政府“反帝”宣传的需要，将出洋留学的人称为“洋奴”。这两份材料表明，中国的官方基督教会不仅发动了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批判，而且也展开了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基督教对贫困者、弱者历来同情且予以帮助，但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只一味为政府服务，对贫困者、无权者，一般较少同情，其行为与基督教的精神多有相悖。
    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全盘采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去批判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这充分表明，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基督教会实际上完全沦为政治工具，它所使用的批判词语与中国政府惯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并无二致，体现了当年中国闭关锁国时国人对世界文化交流的逆反心态。此书编者发明了“宗教侵略”一词，这让人联想到最近中国官方基督教会的青年“学人”十分热衷于介绍的“宗教主权”这类概念。这类概念本身就很荒谬，一国之主权通常指领土、领空、领海和外交、国防等国家权力，若把“宗教”也加入“主权”概念当中，那么宗教便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政府便可以用“主权”的名义操纵控制本国的宗教活动，造成“教为政用”的结果；如果有部分宗教界人士不愿意参与“教为政用”之类的活动，政府就打击迫害他们。与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基督教会相比，中国的学术界对外国传教士的评价相对比较公正，较少排外主义情愫；他们分析近代历史时，能充分肯定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作用（有关教案的最新研究，可参看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出版）。
    这两份“内部材料”原是阶级斗争年代官方基督教会按照当局的要求进行“宣传教育”的素材，当然十分陈旧，但视历史上基督教在华传教和兴办社会文化福利事业为“文化侵略”的观点，至今在国人中仍有市场，学校教育中也不乏此调。笔者特撰此文，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阴暗，也期望今天中国的基督教能避免遭受“中国特色”的污染。这两份材料也揭示了官方基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官方教会居然带领警察指认、抓捕在家里举行宗教活动的非官方教会信徒。
     
    作者为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来源：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