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2-2-21 19:05 编辑
希望幼民兄多提宝贵意见！ 一、一条令人不安的铁路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列强对中国的伤害最重，一是俄罗斯、一是日本。而其中又以俄罗斯攫取的利益最多，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蚕食大片中国领土。满洲（东三省）夹在两大列强之间，更是备受凌辱，不堪回首。但吊诡的是，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在满传教，本来是弱势群体中的弱者，却被戴上 “侵略者”的桂冠，而真正的侵略者，俄国老毛子，却至今被官府、五毛、粪青视为父兄，真是匪夷所思。老夫将在本文中揭开一段历史，那就是沙俄造孽、天主教连带遭殃的奉天“义和团运动”。 话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沙俄的侵略势力伸入中国的外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沙俄先后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 这壁厢老毛子还未消停，那壁厢东洋鬼子却已经“大国崛起”。一八九四年，羽翼渐丰的日本举全国之力，对满清发起一场战争。读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战争的结果是大清完败。 “ 老大帝国” 大清在战败后并未痛定思痛、变法图强。而是想找黑社会老大去摆平小混混，当然了，李（鸿章）中堂美其名曰“以夷制夷”。比如日本要割占“盛京省南部（辽东半岛）”，老毛子就不干了，因为他早就觊觎旅顺、大连两港口，岂容当时强盗世界的三流痞子---日本染指。于是纠集法、德两帮手，要对日本动武。小日本虽说在甲午年的战争中把大清打败了，可已经用了吃奶的力气了，哪还有能力对付三个大块头的古惑仔。只好将辽东吐出，但要求清政府赔偿三千万两白银。那个年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千多万两银子，战后已被小日本讹诈二亿两银子了，正愁没处凑钱呢，这岂不是雪上加霜吗？还得说人家老毛子，有黑社会的范儿，与大清签订了一个《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高利贷给中国还饥荒。 如此大恩大德，大清无以为报，只能拜老毛子为大哥，自己甘愿做个马仔。用李中堂的话就是“联俄拒日”。李相的这一英明决策，连政敌张之洞都举双手拥护，张大帅（时任湖广总督）盛赞沙俄“举动阔大磊落、安非西洋可比”，建议朝廷：“订立密约，凡关于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力加联络，厚其交易”。（《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黄天定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P186）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指出：“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同上，P187）”朝廷的揆阁重臣、封疆大吏都主张抱住毛子的粗腿，这事很快就有了着落。 一八九六年三月，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访问欧洲诸列强。其中有一项行程是四月二十日，到彼得堡祝贺沙皇尼古拉（天主教译为“尼各老”）二世加冕。在俄期间，李中堂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内容无外乎小日本再得瑟，无论是针对大清、大俄、还是朝鲜的，俄老大就带着清小弟就灭了他。但老大也提出条件了，俺早就想把西伯利亚铁路修到海参崴，已修到后贝加尔地区。但被俄国蚕食后的中国版图不是象个公鸡吗，俄国铁路现已修到鸡后脑勺了，再修就得延鸡冠子、鸡眼睛到达鸡喙位置的海参崴，绕远啊。所以啊，老弟啊，俺想从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延哈尔滨到绥芬河借条道。 一通威逼利诱后，李中堂答应了，弱国无外交嘛！ 一八九七年八月，这条命名为“东清铁路”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北部干线（满洲里到绥芬河）和南满支线（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约两千五百多公里。 三个月后的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派舰占领了胶州湾。这对于东北亚的老大沙俄是一个利好消息。十二月十五日，沙俄在“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的幌子下，出兵占领旅顺口。诗人北岛的哪句话咋说着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就这样，老毛子以东清铁路、又名中东铁路为中心，逐渐把东北的黑土地，变成其殖民地。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们，可能知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同胞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给黑非洲修了一条“坦赞铁路”。2010年11月2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还报道：中铁集团在沙特修一条铁路，开工16个月，巨亏6亿美刀。这两件事或许可以体现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慷慨大方。但沙俄可没那么好心，他们将中东铁路建成国中之国 铁路沿线有哥萨克护路军把守。老毛子的军纪，七十岁以上的东北人都曾耳闻目睹，当年“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奸淫、抢掠，绝不逊于倭寇。而十九世纪末的护路军更是无恶不作，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盛京将军增祺曾在奏折里写道：“护路军在各村屯随意侵掠民房，奸污妇女，欺骗和榨取钱财，以暴力抢走谷物和粮食，以种种手段扰乱和侮辱当地居民，以致他们在俄国人的欺压下而无法生活”（转译自苏联阿瓦林的《帝国主义在满洲》，参见《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政局》，薛衔天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P31）. 沙俄的侵略活动引起了东北军民的不满。在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满洲的八旗军队。常看电视里辫子戏的同志可能有这种印象，清季的八旗武官都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一手拎着烟枪，一手收刮钱财。但我在研究满洲近代史时发现，清末的满洲将领也不尽是鼠辈，如甲午战争时在敝乡宽甸抗倭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义和团运动前，满洲的一些高级军官还是摩拳擦掌，准备与沙俄一决雌雄的，如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伯都讷厅（今吉林扶余）副都统嵩崑、盛京副都统晋昌等。 此时的东三省，就如同一锅滚烫的豆油，一根火柴就能引发熊熊烈火。 二、奉天城中最早的外国人 一八七六九年，沈水（又名浑河）北岸的奉天城，来了两位洋人，他们不是匆匆过客，而是常驻下来，成为奉天最早定居的西洋人。他俩便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会士包若瑟神父（后晋升教区助理主教）和希孟神父。 奉天，又名盛京、沈阳，明洪武二十年(1387)，曾在此置沈阳中卫，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2005年，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翻建会院大楼时，挖出汉代和唐代旧城遗址）。一六三二年，沈阳成为后金的首都。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乾隆十二年（1747年)设盛京将军，主要负责当地的军政事务。清顺治元年，满清迁都北京，盛京改为留都。满清朝廷入关后，因受汉人文化礼仪影响渐深，因此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年改“盛京”为“奉天”，是为了表示不忘本，以及对太祖太宗皇帝的追思。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法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约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合法地到中国内地传教，这样，一八六一年满洲教区首任主教方若望（方克）就准备在奉天城买地、建堂。 一位满清官员，在天佑门（沈阳人俗称小南门）外、小南关内内有一宗土地要出卖，要价三千两白银，合三万法郎。这对于刚起步的满洲教区来说是笔巨款，但奉天城是整个满洲的首善之地，在此建教堂对于整个传教事业意义重大，方主教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可以建医院、孤儿院、救济院。……”。于是方主教派了四个人回法国募捐，他们爬山涉水、东讨西要，也没凑够这笔钱，直到一八七五年这座教堂才开始建设。 一八六九年，当包若瑟神父和希孟神父到盛京开教时。面对两位“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奉天人不了解他们，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想象和诋毁。希神父在写给巴黎外放传教会总修院院长鲁塞（Rouselle）神父的信中说：“有人仇恨、污蔑和诅咒我们，甚至连乞丐们也不敢喝我们的水，因为他们声称我们于其中放了巫术药粉。所有的人如同一大信条般的相信，我们会挖去婴儿的眼睛、心脏和肝脏，制造些我们也不知道的东西。”（《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出版，P293） 尽管人们不理解他们，但甫到奉天的两位神父，便建立了一所孤儿院，由于此时法国与普鲁士打仗，且国内的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教会的经费不济，所以孤儿院的规模很小。希神父在写给在欧洲参加“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方主教的报告中提到：…又有一圣婴孤儿院建立起来了。在七、八个月期间，共有十二或十三个孩子被交给了我们。如果欧洲的悲惨事件尚未因耗尽施舍之财源而迫使我们对所有的要求都熟视无睹的话，那么孤儿们的数量每天都会增加。…在他们之中，有两位前化缘僧、两位独臂人、一名瘸子和一名几乎被冻成白痴的穷孩子。（《清末教案》，第四册，中华书局出版，P291） 1870年2月，满洲教区神学院就也迁至盛京（1880年又迁至盖平阳关）。神学院里有20位修生，三位修生攻读神学，四位修生学习拉丁语，还有一位传教先生白倪方教授修生门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两位神父也没有忘记福传大业，两年间共登记了80-100名望教者。1871年，恰逢乡试之年，奉天省的各地秀才来到省城赶考，看到有“蛮夷之人”在传播洋教，就决定前来辩论一番。然而，这些没学过逻辑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把哲学当成必修课的西洋传教士的对手，一番争论下来，落荒而逃。 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下这位希神父，神父圣名安德肋，1842年8月23日生于法国Poitiers，1868年4月15日来满洲传教。希神父在中国期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他的弟弟拉.卢瓦尔神父被枪杀，希神父悲痛欲绝。但他忍着悲痛，继续传教。1871年营口遭受水灾，两年前刚刚建成的满洲教区主教府和教堂被洪水冲毁。1872年，希孟神父被调回营口，在东双桥街建天主堂，并建设育婴堂和养老院。然而，1874年12月12日，这样一位优秀牧人竟然卒于营口，年仅32岁。 希神父是沈阳（盛京）的第一位“本堂神父”，在他和包神父（后晋升为助理主教）宣讲下，教友数量从无到有，逐渐增多。 光绪元年（1875年），满洲教区正式在沈阳城南建设天主堂，据沈阳县志记载：天主堂在天佑街西，光绪元年建，堂宇百二十楹，西教士三、中教士一，教民七百。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沈阳南堂是从1875（光绪元年）年开建，耗时三年乃成。而且福音在沈阳传播得很快，当大堂落成时，已有700多教友。这座教堂以耶稣圣心为主保，神长、教友们俗称她为“南关教堂”，简称“南堂”。除了这座“百二十楹”的大教堂外，教会又在城郊建立一些传教公所。据《奉天通志》记载：（天主教）又于城南高三家子、闵指挥屯、城北鲍家冈子各设分堂，徒亦数百。 1883年来到奉天传教、行医的苏格兰长老会医生司督阁在其著作《奉天三十年》中写道： 在奉天定居的第一批外国人，或者确切说，在满洲定居的第一批外国人，是法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他们于1838年到达奉天。至1882年，除主教和神父的住宅外，他们已经拥有一座精美的大教堂，数所学校和孤儿院，一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所有这些建筑都集中在奉天南郊的一所大院里。传教士们似乎一直沿袭着使其皈依者与其他人保持距离的政策。非常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村落散步全国各地，有的已经是第五代或第六代了。他们是这个社会思想端正、行为优秀和工作勤勉的人。他们的孩子受到严格和细心的教育，而教堂接受的孤儿也在不断地增加。（《奉天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Moukden 1883-191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P18） 1890年5月25日，圣神降临瞻礼，盛京南郊的耶稣圣心堂（沈阳南堂的前身）迎来了一大盛典，东蒙古代牧区宗座代牧吕继贤（又名吕之先，Rujes Theodoor）主教祝圣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老楞左.纪隆（Laurent Guillon）为满洲代牧区宗座代牧, 领衔Eumenia教区主教。 接替1889年5月17日安息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的祁类思（Louis-Hippolyte-Aristide Raguit ）主教。 纪主教生于1854年11月8日，法国Chambery人氏，1877年晋铎，次年10月1日来满洲传教，是一位工程物理学硕士。主教在位10年，可谓硕果累累，除了建立11所教堂，还使教友数量翻了一番。 1892年，纪主教将满洲教区主教府迁至奉天南关教堂，从此这便成为东三省的天主教中心，时至今日仍是东北教省总主教座堂。 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一方面，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对百姓巧取豪夺，人们生活日益艰难，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从京城开赴奉天的八旗兵丁无心恋战，却将黑山天主教堂洗掠一空。因为朝纲不振，引得盗贼横行，民众、传教士、教会遭“胡子”抢劫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日、俄两大强盗集团加紧了对东三省的侵略。再则，由于当年缺乏水利设施，水旱连连，民众生活异常困苦。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刚结束，奉天省南部地区却在八月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眼看着就要丰收的庄稼连同房屋一齐被冲毁，人们卖儿鬻女、艰难为生。 在满洲传教的天主教会，奉行吾主耶稣“为最小的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之圣训，用各种善举帮助苦难深重的满洲人民。一方面，教会要开办孤儿院，收养弃婴；另一方面，教会还要办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一八九六年，纪隆主教在写给总会的报告中说，整个满洲教区开办56所男童学校，共有1088个男学生；61所女学校 ，有 1545 个女孩在这里学习，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开办女学是教会的一项盛举。为了收养弃婴，教区共开办15所婴孩院，收养1372个弃婴。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其中法国照顾会的修女，她们开办了五所孤儿院，其中在营口三所、佟家房(在沈阳新民)一所，奉天城一所，共收养照看730名弃婴，其中282个男孩，448个女孩。 她们还开办三所养老院，并为115名临终的老人付洗。修女们还开办了三所药房。 纪主教在写给总会的报告中说，这里的教友很贫穷，他们拿不出什么奉献给教会，而教会却要给他们的孩子饭吃。 教会的善举换来了民众对天主的信赖，仅1893年，沈阳南堂就为222名成年人和525个儿童施洗，还有32人由其他宗教改宗天主圣教。 由于教区规模不断扩大，1898年，罗马圣座将满洲教区一分为二，将奉天省划归南满代牧区，主教仍是纪隆。将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划归北满代牧区，原满洲代牧区助理主教蓝禄业升任北满代牧区主教。 热心慈善事业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贞女们万万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们便遭到了灭顶之灾。 第三章 奉天拳乱 发端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于1900年2月传入辽南，主要在东省铁路沿线的大石桥、盖平、熊岳城一带发展，针对的敌人是沙俄铁路公司及哥萨克护路队。俄国裔学者伦森说：“在这里，与其说是群众暴乱，不如说是反俄运动，它是外来的鼓动者发动起来的（《俄中战争》乔治.亚历山大.伦森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第一版，P2）”当时在辽河沿岸进行调查的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写到：“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密使以对在我们铁路上做工的苦力进行了宣传活动”，“我们在营口时，还听到中国人袭击俄国职员的事”。义和拳师和信徒，沿途宣传鼓动，“逢人便劝说掀起抗俄暴动，中东铁路职员已陷入动摇不安状态。（《沙俄在东北》，P381） 在2月至6月间，辽南的拳民与哥萨克俄兵的冲突不断，库伦在《俄中战争》中写道：“5月23日，被库沙科夫派至熊岳城购买食物的三个哥萨克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他们用军刀砍死和砍伤几个中国人以后才得以逃脱。（《俄中战争》P9）” 拳民们自发的反帝斗争，受到了满洲将领，当时盛京育字军总统晋昌的支持。晋昌，字翼长，满洲镶黄旗人，他对沙俄在东三省修筑中东铁路十分不满，指出：“俄欲得志于东三省，已非一日，此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卒，而三省一是为敌有矣。（《义和团运档案史料》上册， P640）” 但晋昌也有其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缺乏理性，他对列强的实力过于低估，又过分地相信义和团。比如他在五月二十八发给伯都讷厅副都统嵩崑的电报中说：“十九，义和团与洋人战，二十二、二十三，官兵与洋人战，皆大胜。洋船坏十余只，现挂白旗，俄人请李傅相进京说和，今准到关”。（《义和团运动史料.第二辑》，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5月第一版，P201、202）。作为一个正二品的高级武官，能十分轻易地相信这种荒诞不经小道消息，实在是不应该。这也造就了他的悲剧。 6月1日，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奉天，大法师刘喜禄和张海，在奉天城外的天后宫、三皇庙、龙王庙等庙宇开坛设点，表演“刀枪不入”的功夫。史书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自山东，蔓延至奉天全省。六月间，辽境一般下流人亦群起效尤。其始术亦颇验，故附和者日多。衣红黄衣者，手持大刀，自称某神、某佛，大约为正经、正史之所不载。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有八九岁孩童亦如狂如痴而随之，由城墙跳下，仍能直立而不仆……晋（翼长）昌从而纵之，由是妖焰益炽。（《辽阳县志》，1928年铅印本，卷40，《轶闻志》，第6页）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当时奉天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盛京将军增祺。增祺（1851－1919），字瑞堂，伊拉里氏，满洲镶白旗人。曾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擢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盛京将军。增祺对义和团运动并不支持，甚至张贴出反对义和团的布告。但1900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廷发表上谕，着补授晋昌为盛京副都统，帮办奉天军务。《奉天通志》记载：“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起战衅（奉天通志，1934年铅印本，卷48，第50页）”。 这年的6月27日，辽阳县的义和拳民们放火烧毁了一座铁路桥和俄国兵营，沙俄守军什彻金中尉指挥俄军将拳民击溃，哥萨克第八骑兵中队的一群人去追击，结果追至辽阳城时与清军交火，清军打死一名哥萨克和两匹马。就这样，晋昌领导的奉天八旗兵与俄国铁路守备队正式开战。 而在这一年的6月21日，希望借着义和团赶走侵略者的慈禧太后悍然向列强宣战。奉天军政当局也收到清廷密旨： “联络拳民，无论何国，皆应痛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第一版 P206）”。这一密旨，显然把各国传教士也列入了杀戮的对象。 但盛京将军增祺并不想杀害没有参与侵略活动的传教士们，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传教士。司督阁医生回忆“第二天早晨，我给盛京将军写了一封信，并且把一张传单也装入信袋，指出继续允许这种煽动是非常危险的。他的答复缓慢，态度冷淡，而且打着官腔，让人特别不舒服。……盛京将军已经接到根除外国人的命令，中将（副都统晋昌）坚持下发和执行。增祺不是一位强硬的人，要么象其他省做的那样，拒绝执行命令；要么马上执行。他不想杀害我们，但也不敢告诉我们实情，因此，他想了一个真正仁慈的办法，即用这种冷淡打官腔的方式给我们回信，目的是想把我们吓跑，毕竟时间还来得及”。（P117） 虽然增帅没有向司督阁医生挑明，但司医生已判断形势不妙，便在6月23日和家人化妆潜逃，离开奉天。当司医生逃离奉天前往营口的时候，在营口的天主教南满教区主教纪隆却准备踏上返回奉天的路。他和其他法国神父、修女成了奉天拳乱中丧命的唯一一伙外国人。 纪主教是在五月份，过完圣神降临瞻礼后离开奉天，去巡视自己的教区的。主教的走访的路线是先向西经新民府佟家房天主堂，经由到黑山县天主堂、到广宁（今北镇）天主堂，然后向南经牛庄、去营口、盖州。主教走访堂区，并给教友坚振。 主教离开奉天的时候，还毫无乱象。谁也没有料到灾祸已经潜伏在自家门口。只有两三位传教士读了上海的出版法文报纸l'Écho de Chine，才知道山东、直隶、京畿出现一个反帝组织“义和拳”。 六月份以后，形势逐渐吃紧，6月22日，从营口港下船的黑山副本堂Bayart神父被俄国铁路守备队强行带走，俄军军官告诉他，现在铁路线已被拳民毁坏，筑路工人四散逃窜，不可再往前走了。看到局势日趋动荡的安民惠（Agnius）神父也劝谏纪主教，到远离铁路线的营口天主堂躲一阵子，因为那个阶段拳民们主要袭击铁路沿线，但善牧怎能放弃自己的羊群？6月24日凌晨，纪主教却匆匆地到一趟营口，为刚患热病去世的慕志新（Moulin）神父举行了葬礼。并且会见自己的主教代表，营口堂区的本堂神父苏斐理（Marie-Félix Choulet）。有人仍奉劝纪主教不要离开营口，一则营口并没出现大的动乱，再则，作为东三省的第一个通商口岸，营口有沙俄的军舰、还有五十名日军，又有上百户的欧洲人。但纪主教仍坚持回到奉天，而且奉天的本堂神父艾莫绥（Emonet）觉得局势失控，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催促主教回奉天。所以当天下午三点，主教既动身北上。26日，纪主教到达当时的天主教重镇---沙岭（位于今辽阳县）稍事停留，会见了本堂司铎贡罗斯（Conraux）神父，神学院院长宝神父（Beaulieu），以及照顾会修女开办的孤儿院。27日，主教回到奉天，几天后便走上了加尔瓦略之路，为主致命。 此时，奉天城内的俄国铁路公司员工和基督教会的外国传教士们已逃离奉天，法国传教士成了仅有的外国人。盛京将军愿意将他和艾莫绥，以及修女带离开奉天，到达港口，但纪主教拒绝了这唯一可以保命的机会。6月30日，手持铳枪大刀的义和拳民攻克大东门外的基督教堂，将之付之一炬，随后又将基督教办的“盛京施医院”等医疗机构化为灰烬。 7 月1日，义和团兵分四路，将基督教在西门外的讲书堂、北门外的天主教堂和俄国铁路公司烧掉。这一天晚上，纪主教写下了最后的一封信，他写到：“拳民们焚毁了英国人的教堂后就来攻击天主堂，院子的北门被他们推倒，随后他们包围了教堂，他们用砖头瓦块砸教堂的窗户和门，岌岌可危，我和艾莫绥神父、李若望神父躲在祭坛下面，后来一些教友赶来保护我们。我们多次向将军求援，但是豪无用，因为副都统决意要杀害我们。” 其实，在这个时候，增祺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想保住法国传教士。增帅显然是从他的同僚，山东巡抚 袁世凯那里学到的计谋，以期最后一搏。司督阁医生的回忆录中写道： 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从心里厌恶义和团，命一位聪明的军官设计去奚落他们，使其当众出丑。他邀请义和团领导人前来参加宴会，并装得十分诚恳。 对义和团表现的奇迹进行一番恭维之后，他说：“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你们的神奇力量，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你们真的受到神灵庇护，请你们当众表演一下刀枪不入，也好让大家开开眼”。 这些领导人同意了。在众人面前十二名义和团站成一排，等待射击，而他们的领导人事先取出了弹头，结果枪响之后，没有一个人倒下。 “真是妙极了！”增祺说：“但是你们没有使用外国人使用的枪，我有一些新式步枪，就是外国人使用的那种，让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吧。” 领导人抗议也没用，新式步枪响了，三个人倒下，其余的全跑了。义和团马上编造借口，说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义和团（那个时候没有“临时工”这一借口）。 来保护教堂的教友们组织起来反抗，他们凭借教堂的高墙坚门，与来犯的拳民殊死搏斗，击毙三个并俘虏两个。7月2日，晋昌调来1500名士兵围攻教堂，并将数门大炮架在天佑门上，随时准备轰击教堂。纪主教决定放弃抵抗，因为清军参与进攻，说明他们对抗的已不仅仅是“拳匪”，而是朝廷。教会与朝廷的政府军发生冲突，会落下不好的口实。 他穿上金黄色的祭披，邀请神父、修女教友们进堂，举行亲吻苦像礼仪。主教在祭坛上劝勉教友，如果有机会活命，仍要保持性命。纪主教的头被割下，放入木笼中，挂在城门上示众。 盛京副都统晋昌、义和团大法师刘喜禄带领兵丁、拳师攻入沈阳南堂，纪隆主教与一位中国籍神父李若望（John Ly)及法籍神父艾莫绥，两位法籍照顾会修女（Sdeurs Sainte-Crox和Albertine），还有300余位教友被杀，教堂付之一炬。最可气的是教会育婴堂中的婴孩们被拳匪卖身为奴。 对教会的迫害在全省蔓延，6月24日刚刚下葬的慕志新神父被挫骨扬灰，那位俄军要保护却自己回到黑山的神父Bayart同本堂神父卫若望（VIAUD）被杀害后抛尸河中。整个义和团运动教区共损失主教1人，外籍神父6个，国籍神父3人，法籍修女2人，教友1000余人，教堂几乎悉数被毁。 四、真正的悲剧 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而西叩娘子关准备进攻山西时，逃亡至西安的西太后只好下令镇压义和团。8月14日，盛京将军增祺开始在各州县镇压义和团，也就在当天夜里，刘喜禄等义和团领导人惨遭杀害。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俄运动，没有杀死几个真正的俄国人，沙俄却以此为契机，占领东三省，烧杀淫掠，十室九空。直至1906年另一伙强盗---日本将其逐出满洲。民国三十四年，苏俄又打回中国东北，再次将日寇逐出。复将东北变成其殖民地，直至赫鲁晓夫上台。 义和团运动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出悲剧！ | 
发表于 2012-2-21 18:56:46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