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应该比梵蒂冈具备大国视野

在水一方

作者:刘幼民   　　
　

　　　　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可以追溯至明代中叶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的年代，与其传教活动有关的历史人物有利玛窦、南怀仁、徐光启等。清朝建立初期，天主教传教士与清廷关系良好，之后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活动受限，之后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传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清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直到清道光年间解禁，历时约有一百年。清末至中华民国建立，天主教在中国蓬勃发展，1942年又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岸实际形成了分治政府。播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梵蒂冈继续维持外交关系，解放治理大陆唯一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因为政治性原因，在1951年单方面宣布与梵蒂冈断交，至今中梵不仅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且由于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严重违反教廷主导天主教会的传统，中梵关系能否正常化已成为普世基督教徒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们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剃头挑子一头热

　　 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终于对外打开国门实行开放，对内终止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局面，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而在此之先，梵蒂冈于1962年开始了寓意深远的梵二改革，首次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主流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精神纳入了天主教自身的信仰体系,让一向坚持唯我独“圣”性的罗马天主教会开始积极反思自身在世俗世界之中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以及自身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中梵双方发生的重要改变，1981年2月18日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马尼拉发表“向中国讲话”，表示希望与中国展开交谈。1999年，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表示，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梵蒂冈释放的善意非常清楚，而且在下面悄悄的接受了绝大多数自选自圣的神职人员，使他们获得了合法的宗教身份。中国政府对梵蒂冈的作法采取默认态度，在政府外交层面没有实际接触。中国的一部分天主教徒常常说，梵蒂冈对北京不断妥协，没有坚持原则，其实在中梵双方没有实质性接触之先，梵蒂冈能向谁妥协？说句中国人喜欢说的讥讽话，梵蒂冈十多年来只是单相思，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二、自选自圣为了传福音

　　　　　中国天主教实行自选自圣已经50余年了，在全世界面前开了破坏天主教传统制度的先河。中国政府为此做出的说明是：1958年中国天主教为了解决主教严重空缺问题，排除境外势力对我内政的干涉，顶住境外势力“绝罚”威胁，开始实行自选自圣主教。50年来，中国天主教共自选自圣了170多位主教，他们成为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的中坚力量，为中国天主教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领导成员，对政府方面的说明又做出了他们的宗教性的补充：自选自圣主教，完全符合天主圣意。圣教会最核心的利益就是传播福音。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四亿五千万同胞摆脱奴役和压迫，获得独立自主、自由解放的时候，作为以服务穷人和大众为己任的教会团体，却错失良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坚持错误的立场，迫使爱国的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坚定的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维护了圣教会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自选自圣应该是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产物，当时的梵蒂冈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坚决，作为共产主义阵营成员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加之中国当时奉行的意识形态高于一切、主导一切的方针，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很自然的把有神论的宗教视为反动阶级颠覆红色政权的政治工具，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说法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定论。为了消灭宗教，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统一做法就是持续打压宗教的生存空间，用行政手段完全控制宗教组织的一切活动。中国天主教的爱国会，基督教的三自，还有其他宗教成了的各类协会组织，都是变相的政府组织，真正的主旨是贯彻政府意志，完成党和政府安排好的各项政治任务。对天主教爱国会而言，它的具体任务就是“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不过冷战时期随着苏东解体，在1990年代终于结束。共产主义集团没有了，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但是经济改革的努力挤占了政治改革的空间，冷战思维还在某些领域中延续。“冷战思维”的特点是依照意识形态的同于不同划分敌我，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乃至对中国的态度等等，倒是第二位的。 梵蒂冈这个有神论的堡垒无论怎样自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结果还是一样会被拒之门外。自选自圣为了传福音，这个借口愚笨的要死，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天主教不是基督教，它要传福音，却要在梵蒂冈的统一领导下传福音，离开梵蒂冈统一领导的这个大前提，就没有天主教，只能是基督教、东正教了。
　
　　　　三、　圣统制究竟是什么
　
　　　圣统制，拉丁文为hierarchia，意思是神圣的权利。根据天主教会法律规定，圣统是教会的制度，以此规定了教会的结构。按照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的思想，它是圣统性的共融，教会中只有一个圣统。圣统有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了神职及神权的秩序；一是规定了管理及领导的治权。两者最后在教会的圣统最高权威，即在教宗与世界主教团体上结合为一。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颁布的教会宪章指出：“因而神圣大会正式确认，在祝圣主教时授与圣秩圣事的圆满性，这在教会的礼仪习惯中并按教父的说法，称为最高的司祭职、神圣职务的顶点。祝圣主教时，连同圣化的职务，也授与训导及管理的职务，不过，这些职务，按其本质，只有在与（主教）团体的首领及成员有系统的共融下，才能运用。（《教会宪章》第三章）”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的牧函中也指出：“教会在中国一如世界各地一样，是由主教管理的。他们是由有效祝圣的主教们祝圣，并接受训导、管理、圣化之职，照顾在个别教会内托付于他们的子民，藉圣秩圣事的恩宠，有着来自天主的权力。然而，训导及治理的职权，按它们的本质，除非在与教会首领以及主教团的圣统共融下，是不能运作的。”

　　　　天主教圣统制由来已久，也是天主教与基督教、东正教区别的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以圣教会最核心的利益就是传播福音来证明它的自选自圣的正当性的时候，梵蒂冈的回答就是：“牺牲了信仰的、教律的重要元素，根本就不可能有福传。”将心比心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也是坚持认为，在中国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所以说，圣统制好不好要由天主教自己来评定，天主教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梵蒂冈和广大的天主教徒应该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明白的多。可以肯定自选自圣主教不合乎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所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虽然还在坚持自选自圣路线不动摇，终究是事与愿违，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却已经众叛亲离，中国广大的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已经越来越不能忍受一个政治性的由国家支持的行政团体凌驾于教会之上了。应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成长，这个过程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四、　梵蒂冈不是教廷

　　　　梵蒂冈是今日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该国是根据1929年的《拉特朗条约》而成立的；它位于义大利首都罗马城内，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步行不到一小时就可绕完一周；全国人口约一千．教宗是梵蒂冈国的最高主权者。很多人在习惯上把梵蒂冈与教廷等同，可是梵蒂冈并不等于教廷；梵蒂冈发挥的是政府职能，教廷发挥的是教会职能。
　
　　　教宗身为梵蒂冈国元首和教廷领袖，统辖该国时，不但为了该国本身利益，还是为了普世教会更高的利益。
　
　　　梵蒂冈的外交更是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即它不是以梵蒂冈国政府身份与他国建交，而是以天主教会领袖身份与他国建交。因此，梵蒂冈的外交被称之为教廷外交。通过这种教廷外交，人们不难发现，梵蒂冈国只是教廷手中掌握的一个工具。教廷才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领导核心，教廷掌握了梵蒂冈，就有了完全独立的政治地位，于是也就确保了天主教会传教活动的最大自由。这是全世界其他宗教根本无法享有的、得天独厚的属世资源。
　
　　　梵蒂冈加圣统制，就像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房产、宗祠、家法，然后开枝散叶，漂洋过海，走遍五湖四海还是一家人一样，谁要别出心裁另搞一样出来，那他只能选择出籍离教，或是遭到驱赶绝罚，丢人败兴还是他自己。
　　
　　　　　　
　　　　　　五、中国的形象很高大吗
　
　　　　　苏东的解体宣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已经没有关系，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曾几何时，发展变成了只讲经济发展，只顾提高JDP。其实，“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等等。人类社会从开始时的野蛮状态到现代文明，就是不断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尚文的特性，南怀瑾先生就说只有中国人才讲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发展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则是一部真正的战争编年史。西方最早的荷马史诗，讲的都是英雄打仗的故事。西方人喜欢读圣经，作为一部宗教典籍，圣经中的战争故事起码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而中国人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人情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革掉了自己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没有学到手，逢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中国人文不文、武不武的只是一味地朝钱看了，利字当头，价值观被颠覆，对内欺软，对外怕硬。许多人以为中国只要不差钱，就可以成为世界大国，一雪前耻耀武扬威了。前些时候有报道说，中国按国际汇率计算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的39.3%。《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数据，上海的摩天大楼已经相当于纽约的两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成就。
　
　　　　　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提到的就是大国视野的问题。
　　
　　　　真正的大国，不但有经济实力，也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与梵蒂冈比较，中国地大物博，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而梵蒂冈没有工业、农业，也没有科学技术值得炫耀。中国十多年来没有与梵蒂冈发生够级别的外交接触，瞧不起梵蒂冈未必不是最直接的理由。与梵蒂冈改善关系直至建交，好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利益，反而是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直到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无神论的立场，西方宗教则被视为西方搞渗透的当然工具。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再加上利字当头的考虑，致使中国不仅一再忽略梵蒂冈的示好，而且有可能协商解决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分歧时，偏偏又要采取极不理性的自选自圣主张。
　
　　　　　天主教的圣统制规定了主教任命权是一个宗教的神圣权利，是教会的制度，以此规定了教会的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除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把主教任命权当做国家主权予以维护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国家都认为主教任命权属于宗教权利。就是在曾经限教、禁教的清王朝，中国的天主教也是实行圣统制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圣统制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优先，政教无法真正分离， 统治集团必须掌握了宗教，才能推动行政组织实现它的管理目标。在中国，天主教和其他的宗教组织，都是半自治的行政单位，结果政教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宗教人士倒是有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机会。
　
　　　　　中国的经济实力这些年是在大幅度的提高，可是中国的形象实在不佳。简单地说，中国这些年没有朋友。梵蒂冈却在广交朋友。在大国视野里，是不是朋友越少越好呢？中国既然选择了改革开放，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宗教总是放心不下呢？中国人接受无神论的多年教育，一提到天主教、基督教，就会联想到鸦片战争、中世纪的黑暗，却不知道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现代教育、医疗事业起步中，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天主教在中国开设各级各类学校达8034所，并且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基督教开设各级各类学校7386所，创办14所大学；天主教创立医院800余所；至1949年，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
　
　　　　　在文化软实力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无所作为，与梵蒂冈比较恐怕远远不及它在世界范围内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在宗教政策方面丢分最多。
　
　　　　　中国需要发展，可是必须用两条腿走路，在搞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搞政治改革，文化改革，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曾经是一个尚文的民族，也许在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才会获得大国视野，才能重塑自己的形象。
　　

修公爵

幼兄大作，犯了几个常识性的错误：
一、天朝与罗马圣座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至元代列边扫玛访问欧洲。蒙古修士列边—扫马、玛尔谷-亚伯剌罕出访欧洲。谒见教宗尼各老第四(Nicholas IV)，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要求曾要求教宗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是为圣座与天朝外交史的开端。
我曾在一篇文中写道：
成吉思汗法典与元代的天主教
    一、蒙元时期的宗教政策

国人对于“成吉思汗”的认知往往来自于伟人气吞山河的名句：“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人们心目中，成吉思汗的主要“功绩”在于东征西讨，攻城拔寨。

其实，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能够横贯欧亚、所向披靡，绝不是仅仅靠金戈铁马，还靠成吉思汗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鲁保罗教授在其所著的《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中写道： “成吉思汗主要是留下了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大地从未停止过被人类的敌对行为所撕裂，为了使这种敌对行为停止，全民必须团结起来，在一位独一无二的酋长的率领之下……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曾不停地发动战争的蒙古人，却成了世界和平的推动者。”

     2008年度被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的俄罗斯影片《蒙古王》，向人们展示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原名）由一个被毁部落的“丧家”之子成长为“拥有四海的大汗”的心路历程。统一前的蒙古草原，各部落之间为争夺地盘，腥风血雨，连妇女和儿童也不时命丧屠刀之下。铁木真曾有父亲被敌对部落的毒酒鸩死，孕妻被人掠走，自己又被卖做奴隶的惨痛经历。目睹草原上弱肉强食、生灵涂炭的现状，铁木真决心统一草原各部。当然，在统一的过程中，除了能刀剑外，他还想到更加重要的武器----法律。

     铁木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不能杀戮妇女儿童(这是统一大漠时的法律,后来对异族人屠城另当别论)；不能污染水源；不能毁坏草原;必须给旅途的人提供食宿(这大概是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大一个原因);不能杀害信使(这是蒙古人灭掉花剌子模的原因)……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大漠，被尊称为“拥有四海的大汗”，既我们所说的成吉思汗。随后，他颁布正式的法典《扎撒(Yasak)》，为蒙古帝国的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确立了帝国的政体、国家权力分配制度、民众的基本权利义务，构筑了蒙古的基本社会秩序、基本伦理关系和基本道德准则。

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评价该法典说：《法典》最高明、最有现代性的内容就是宗教宽容：“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如果对宗教有所研究的人就会发现蒙元时期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最活跃的时期。

元朝是藏传佛教（喇嘛教）的鼎盛时期，13世纪初叶，喇嘛教开始传入蒙古草原。成吉思汗由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改奉剌嘛教。后来，剌嘛教成为蒙古族人民的主要宗教信仰。喇嘛教大师八思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赐玉印，让他统领天下释教，喇嘛教也成为元朝的国教。

元朝时，汉传佛教也很活跃，禅宗祖庭---少林寺的的福裕和尚还封为晋国公。

除佛教外，道教在金末元初也很兴盛。在成吉思汗远征西亚的时候，道教全真派的邱处机应召拜访了他。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再表敬意，“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又赐金牌一面，上有“真人到处，如朕亲临”成吉思汗给予道教免税的特权。后来，道教与佛教的三次辩论均败北，便衰微了，由于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讨论。

元朝的时候，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271年，忽必烈定都燕京后，大批西亚、中亚各族穆斯林来华，成为社会的第三等级---色目人。

元代，拜火教、摩尼教等教派在中国也有一定“市场”，详细内容不再赘述。

二、蒙元时期的景教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环境下，基督的教会开始传入中原腹地。

起初，是聂斯多略异端进入中原。聂斯多略异端（The Nestorican Christanity），创始人为主历五世纪初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多略。由于他主张耶稣基督具有人、神的“双重位格”，在厄弗所大公会议上被绝罚。聂斯托利的追随者辗转流亡到波斯，于主历498年宣布与大公教会断绝关系，成立新的教派“迦肋底教会（Chaldean Church）”,在中亚地区盛极一时。我国古籍称之为“大秦景教”。

一般的历史书籍和教会史书都把《大唐景教碑》上所载的贞观九（主历635年）年阿罗本入长安成作为景教入华的肇始，以唐末“会昌灭佛”作为景教在华的终结。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不严谨的。实际上，考古学家在很早就在天山以北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地发现6世纪中期用古叙利亚文、粟特文、波斯文写的景教经文。由于主前1世纪，西汉大将李广利既率领部队在此屯田，并设立高昌壁，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新疆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至少在6世纪中期景教已传入中国的边陲地区。

无论中原腹地发生什么样的政治变故，景教一直在喀什、和阗、莎车等地传播。早在12世纪以前，游牧于阴山脚下的汪古部蒙古族已经信奉景教。马可（天主教译为“玛尔谷”）．波罗来华时，发现有这群信奉景教的信众，被称为“阿尔浑(Argon)”。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元代受封于辽东地区（不是当代对于抚顺、本溪及我的家乡丹东的称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的宗王乃颜是一个基督徒，《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其“旗帜上以十字架为徽志”，其部众“亦有若干基督教徒”。我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乃颜确实是一个景教基督徒，建议以后辽宁教区重修教会史时添加进去。

本人在研究蒙元时期宗教政策时，有个发现：1288年，聂斯多略派东方教会宗主教，蒙古人雅巴拉哈三世（YabalahaⅢ）已经和尼各老四世教宗共融。这与一个叫列边—扫马的景教徒密不可分。

扫马（我怀疑是“撒慕尔”、“扫禄”的蒙古语拼法），约于1225年出生在北京的的一个景教徒家庭，叙利亚史书记载他是畏吾儿（维吾尔）人，中国史书记载他是汪古部蒙古族人。年轻时，他在房山做了一名修士。因景教长老被称为“拉班（Rabban，有的文献记做“列边”，可能和犹太教对经师的称呼“辣比”出于同一词源）”，所以，扫马又被称为拉班-扫马。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统治势力横贯东西，这使得远东的景教徒赴耶路撒冷朝圣成为可能。大约在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年)，扫马与他的学生—山西霍山（今内蒙古东胜）人玛尔谷(Marc)的奉准前往圣地，行至巴格达时因战争而稽留。而巴格达早在1258年既被蒙元的西南宗藩国伊利汗国攻陷。

1280年，玛尔谷因为“精通蒙古诸王之好尚及心理状态”，被叙利亚的景教总主教登哈（M.Denha）任命为契丹与汪古部的主教，并更名为玛尔谷-亚伯剌罕(Marc Jabalaha，有的文献记载为另一种拼法雅巴拉哈Yabalaha)。登哈总主教同时任命拉班-扫马为总巡阅司铎。俟二人日后返回中国时管理教务。

1281年，登哈总主教去世，玛尔谷-亚伯剌罕因其蒙古族血统，被景教各教区主教推举为登哈总主教的继承人。并被伊利汗国国王阿八哈批准为东方教会的宗主教，是为亚巴辣罕三世。

此时，圣地被埃及的阿拉伯人占领。为了联系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共同夺回耶路撒冷，扫马奉阿鲁浑汗国王和亚伯剌罕三世主教之命出使西方。他先拜会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二世（AndronicusⅡ），大概没有什么成效。又继续西行。

1286年，扫马到达罗马。此时正值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IV)去世，新教宗尚未产生。扫马受到了圣座枢机主教们的长时间盘问。他介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大致情况以及他此行的目的:

“我们的许多神父过去都曾到过蒙古人、突厥人和汉人的地区，并且向他们传授教义。今天，许多蒙古人都成了基督徒，有些王公和王后都领洗并向基督告解。他们于驻牧地设有教堂。教宗没有派遣任何人到我们这些东方人中来。教理是一些布道圣师向我们传授的，我们今天仍相信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一切；我自遥远的地方而来，并非是为了谈论或宣扬我的信仰，而是为 了表达我对教宗的崇仰，并为了瞻仰圣师们的圣物，还要了解国王们和天主教主教们的启示。”

扫马的解释使枢机们对东方基督教有了印象。由于扫马此行还负有其他使命，于是他又前往法、英两国。在法兰西，他受到国王菲立蒲四世 (PhilipIV)的接见，并承诺夺回耶路撒冷。他还参观了巴黎的大学。在英国，扫马受到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I)的召见，并且应国王邀请参加弥撒。

不久，罗马的枢机们选出新教宗，是为尼各老四世(Nicholas IV)。1288年2月，扫马返抵罗马，受到尼各老四世教宗的接见。扫马在罗马举行了景教礼仪的弥撒圣祭，受到教宗的认可，认为“语不同但礼相同”。经过考查，圣座认为“蒙元帝国及其下属各汗国的信友均保持了罗马教会所遵循的纯正信仰。”新教宗托扫马带回致阿鲁浑和亚巴辣罕宗主教的信件，信中承认亚巴辣罕的对东方各民族的神权。不久以后，景教教会正式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

这表明，蒙元时期，聂斯多略派曾与圣座达致共融。而且，拉班-扫马出使罗马，使圣座更加确信：是替主收割东方的庄稼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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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公爵

二、颁布禁教令的是康熙皇帝而非雍正，为何颁布？兄台说是：“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传教士卷入宫廷政争”，过于孟浪。外国传教士能卷入天朝的“宫闱之争”，真是笑话。
禁教的原因，我曾写道：
                                 没有礼仪之争，照样百年禁教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既康熙皇帝,1654—1722),曾有诗云:   
      功求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打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动八埃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唏。
    从这首诗来看,康熙对天主教教义有较深的了解。恕我这个人太刻薄，我想说的是,即使到了今天,仍有很多识文认字的教友达不到康熙的宗教素养。说不全诗中的“四衙” 、“三背”、“两番”、“五千”、“七言”、“二盗”的哪些出自圣经及其出处，又能说出有哪一个是来自圣传。
    康熙皇帝还在另一首诗中写到：
    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
    从这几句诗来看，康熙皇帝对天主圣教也比较认同，很有圣召。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的传说。


      但这位 “圣祖”皇帝终究没有皈依天主，使后世之人唏嘘不已。如果圣上他老人家领洗奉教，那可不仅是他一个人灵魂得救。他很有可能采用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臣民领洗。那将成为教会历史上最壮观的入教大典！上亿人皈依，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的有限几个会士根本忙不过来，只能祝圣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之水，举国人民再浸入河中，发上等痛悔而受洗赦罪。②届时，天主圣父会在中华大地倍受钦崇，天主圣言会在神州大地广为传诵，天主圣神会飓风般的从天而临华夏大地！康熙皇帝也会成为“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可历史容不得假设，这位“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终究没有领洗，而且在晚年一道饬令 “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割断了清帝国与圣座的联系，开始了“百年禁教” 。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礼仪之争”使“天朝的尊严受到西方教士的侮辱，中华民族固有思想基础受到天主教教义的严重挑战，”以至于皇帝陛下龙颜大怒，下旨禁教。将未领有朝廷印票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剥夺教堂、教产。这个案例也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爱国会”们论证“自养”、“自传”、“自选自圣”的主要依据。你们看看，宗教殖民主义者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可敝人的愚见：即使当时教会当局对康熙忍气吞声、听之任之。他也不可能把自己当成罪人（sinner），而遵守天主十诫、圣教四规和教会法典，成为一个最起码的基督徒。这当然是我一家之言，还望与各位教友探讨。

我认为阻碍康熙皇帝领洗奉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天主圣言与集权制度的冲突；其二、康熙皇帝本人的脾性。

        一、中国二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使皇帝高度神化，他已不可能在仿效耶稣谦抑自下

     我国自“盘古开天地”以来至辛亥革命，在国家机器中从没有出现“元老院”、“三级议会”、“制宪会议”等机构，无论其多么的“虚伪”。国家是在一个人控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 。统治者自称“天子”。 “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政体，这种体制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不断巩固、加强，到了明、清时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俨然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我们看看清朝后期“中兴名臣”曾国藩给自己的弟弟们的私人书信：

  三月初六巳刻，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缘写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图十三日早，见等第单，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赏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荣，将来何以报称？惟有时时惶悚，思有补于万一而已。《曾国藩家书：致诸弟·喜述大考升官》

      曾国藩乃一代大儒，在清朝“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公务员”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被任命为“研究员（享受院士待遇）”。他立刻想到的是“（皇上的）格外之恩，非常之荣”，绞尽脑汁考虑将来怎么报答。

       在另一封书信中，曾国藩写到：

    次日具折谢恩，蒙召见勤政殿天语垂问，共四十余句。（《曾国藩家书：致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一个朝廷的二品大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领导，见到了皇帝，还如同今日疯狂追星女杨丽娟见到刘德华那般兴奋。可见，整个国家的臣民都已成为皇帝一个人的附属物，皇帝的权威无与伦比。

      而清代的康、雍、乾年间，皇权政治又处于巅峰状态。在曹雪芹先生的不朽名著《红楼梦》中，记述了 “风藻宫尚书”贾元春回家省亲的恢宏场面。再恕我嘴上无德，賈家大小姐仅仅是皇帝陛下的“二奶”甚至N奶而已。回家后，她的奶奶，一个一等公爵（荣国公）的遗孀、她的爸爸，著名知识分子、建设部司局长（工部员外郎），她的大伯、世袭公爵、将军。（这些人）见了她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可见，当时的皇权是多么至高无上。

       我们试想一下，对一个已经高度神化的皇帝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玛4:17”。让他放弃“天子“的神圣光环，而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他和“蚁民”们称兄道弟，并且“给最小的兄弟一杯水”。让他至少每年一次走下高高在上的龙椅跪在司铎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他会答应吗？

      主耶稣有训导: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决不能进去。路18:17一个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的人会谦抑自下，把自己变成小孩子吗？

     绝不可能，他的权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在康熙年间，共有11起“文字狱”，对胆敢挑战皇帝权威的人绝不手软。如翰林徐骏在诗作有 “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诗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认定“清”是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徐丢了脑袋灭了族。再比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政府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竞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收字太多，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字贯》，意是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不足。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江西的布政使（常务副省长）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受株连被革职治罪。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是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竞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们想想，把面子看得比举国人民脑袋还重要的皇帝陛下怎可能昭告天下，说朕是一个罪人呢？

二、从康熙的脾性来看，天主教会只是他的工具，他不可能在圣神内重生

   1、康熙接触外国修会会士，一是想学习一些“格物穷理”知识用于炫耀，二是把会士们当成很有水平的工程师，给他做特殊的工作。

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极浓厚的兴趣。耶稣会会士南怀仁、白晋、张诚、安多等人为他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康熙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天文学等讲稿。

康熙本人尽管对西方科技感兴趣，但他只是把他所学到的知识当作“独门秘笈”，丝毫不打算将这种知识体系向官员和民众推广。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记载，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

所以,尽管康熙本人热爱科学,但当时并没有采纳会士们的劝告,建立“格物穷理院(既科学院)”,而同时期的英、法诸国的科学启蒙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只是留下了“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另外，西方的会士们还对大清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比如，在张诚和白晋的建议下，康熙于1713年在畅春园蒙养斋创建了算学馆。专门从事天文观测，以及编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

再比如，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法国传教士的指导下，康熙决心采用经纬度法绘制全国地图。十年后，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制完成。（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陈道明扮演的康熙皇帝说“周培公用了十年，为朕画了这幅地图…我窃笑,没有外国传教士带来的欧氏几何、经纬分地法你周培公能画出来吗？）

又比如，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张诚等献上金鸡纳霜，将病治愈。

2、教宗国及天主教会是当时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组织, 康熙想让大清帝国和教宗国及天主教会“强强联合”。

康熙曾去信给教宗，提出要与教宗的侄女成婚，以便加强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康熙此举，和他册封藏传佛教领袖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一样，是一种政治举动，与宗教信仰关联不大。佛教徒们可以说：康熙是佛教信徒，在他们的网站上写道：

（康熙）曾多次巡游江南，几乎每次都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宗统编年》一书即受康熙之命而撰。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达赖、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幸。

所以，我不做任何假设，想象当年康熙大帝有领洗入教的愿望。

三、从“礼仪之争”到“爱国会”

康熙最后和教会闹掰了，“爱国会”将其归纳为“礼仪之争”。

这几日，我将我们本堂李神父压箱底的几本书拿出来阅读。有几本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天主教资料汇编》，由上海教区主编。看了书中的内容，我才知道当年有一些神职人员也将圣座视为洪水猛兽。以前我只知道“爱国会”是南堂门前的两块牌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现在我终于明白当年的“爱国会”是干什么的了。

我估计当年“爱国会”们在教授“教会学”时，一定会把“礼仪之争”当做重中之重，看看，都是教廷惹的祸，圣上龙颜大怒，以至禁教百年。

当年的金辅理主教形容这是“魔鬼在主的园子里撒下了莠子籽”。 “爱国会”们完全赞同圣上的观点：

1、祭祖祭孔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西洋人不能粗暴干涉我国内政。

2、外国人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主要指教宗的特使铎罗总主教），怎能指导中国人的信仰生活。

可我总觉得，康熙才是禁教问题罪魁，应受谴责。

1、“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教会内部的纪律问题。无论孰对孰非，谁占了上风，都不会危及大清帝国的社稷安危。各修会的意见，教宗的指令没有一条是鼓动教友们对抗朝廷的。皇帝陛下实在是不应该置大量军国大事不顾，而管一些只有30万教友的内部鸡毛蒜皮的小事。

2、天主的法律对任何民族都有效，在罪与罚的层面上不能以民族传统为借口。否则，阿拉伯族的教友也可能要求娶四个妻子；哥萨克教友也可能要求享有杀人豁免权；非洲土著教友在弥撒结束后可能去行巫术。如果这样，天主的法律就会彻底被人废除。

3、教宗的特使不是来当乡试考官的，不需要有很高的儒学修养。他来华不识汉字基本上影响不到他对中国教友信仰生活的了解。

如果因其不识汉字就不能在华开展宗教活动，那是不是华人文盲就不能信教，或着说是不是我们华人不知道希伯来文、希腊文就不能信教。

康熙最后和教会闹掰了，非常好！如果他领了洗，一定会不断的干涉教会事物。一定会把教会整成四不象。

修公爵

三、天主教的解禁，是一八五八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及一八六〇年的《中法北京条约》。是咸丰年代的事情。道光年间，只是通商口岸允许传教，远未达到“解禁”的程度。

修公爵

剩下的，佳作也！

快乐的羊

文章内容很多处确实是似曾相识，但楼主以原创自居，定也是赞同文中观点。既知中国教会所处的困境，不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方为君子。

在水一方

修公爵 发表于 2012-5-25 18:04
二、颁布禁教令的是康熙皇帝而非雍正，为何颁布？兄台说是：“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传教 ...

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里之事”，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然而，康熙禁教很有限度，康熙帝对传教士解释他的禁教政策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唯禁不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之人无关。”

雍正即位时兄弟争位，朝中天主教势力深深卷入其中，苏努案中有传教士参与了推翻皇帝的密谋。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是从昆弟关系。其祖父是清太祖的第一子贝勒褚英，因未能继承皇位而对清初几代皇帝均有不满。圣祖康熙对苏努采取怀柔重用的政策，因此，苏努得以先后担任过奉天将军、辽东巡抚、八旗统帅等要职。据巴多明的信函，苏努有13子，苏努获罪时（雍正二年）存11子。此11子中先后有9人受洗，成为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著名史学家陈垣认为，苏努获罪是因为曾拥立康熙第八子允禩为皇太子，康熙诸子争皇位之事在先，而苏努诸子信教在后，教会与政治斗争实无关系。而考诸史实，穆敬远之参与皇位是不争之事实，所谓教会与之无关是不能成立的。况且，就苏努家族获罪之真实原因而言，雍正并未将政治斗争与信教两事截然分开。关于雍正之厌恶苏努家族信教，可见于雍正之言。雍正五年四月初八上谕：“今日为佛诞之期，恰遇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按指葡萄牙使臣来朝）……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而西洋人又诋毁佛老之非……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


补充内容 (2012-6-1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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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

修公爵 发表于 2012-5-25 17:56
幼兄大作，犯了几个常识性的错误：
一、天朝与罗马圣座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至元代列边扫玛访问欧洲。蒙古 ...

传教士穆敬远(JeannesMourao)就曾追随允禟、允禩集团，并曾与允禩一同去青海西宁居住，并教给允禩用拉丁文写信给北京的家属。雍正帝发现后大为恼火，把他判处死刑。另外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苏努(努尔哈赤四世孙，雍正帝从昆弟行)及其子勒什亨、库尔陈、苏尔金、书尔陈、乌尔陈和木尔陈以及妻妾、儿媳等全家都皈依了天主教，并与允糖、允祺一党联系密切，与传教士穆敬远关系也很深。雍正帝对此十分憎恨，把他们充军到各地，让他们改宗，但他们不从，最后许多人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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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

修公爵 发表于 2012-5-25 17:56
幼兄大作，犯了几个常识性的错误：
一、天朝与罗马圣座的外交关系，可以追溯至元代列边扫玛访问欧洲。蒙古 ...

老弟

我说的是中梵关系，也就是政府级别的关系，而非天主教与中国发生的宗教关系。你啊，怎么还是喜欢不求甚解就发言呢？唐、宋、元都可以找到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行踪，可是那都是传教，而非中梵交往的历史。

康熙帝晚年的禁教，其实只是对传教士采取了发票限制的政策。对领了票的传教士还是宽容和保护的。尽管也向传教士们宣布只许他们在教民间活动，不许再发展新教徒，可是执行的并不严格，不少传教士还是在少量地发展教徒。例如，清宗室苏努有几个儿子就是在康熙末年先后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的。

雍正帝继位后，对传教士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教士参加了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党争。例如，传教士穆敬远(JeannesMourao)就曾追随允禟、允禩集团，并曾与允禩一同去青海西宁居住，并教给允禩用拉丁文写信给北京的家属。雍正帝发现后大为恼火，把他判处死刑。另外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苏努(努尔哈赤四世孙，雍正帝从昆弟行)及其子勒什亨、库尔陈、苏尔金、书尔陈、乌尔陈和木尔陈以及妻妾、儿媳等全家都皈依了天主教，并与允糖、允祺一党联系密切，与传教士穆敬远关系也很深。雍正帝对此十分憎恨，把他们充军到各地，让他们改宗，但他们不从，最后许多人被处死。

但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也没有自始至终、坚决、彻底地贯彻执行；并且速度也相当缓慢。因为后来在雍正五年(1727年)他允许俄国人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南馆(即“圣玛利亚”教堂)，所以不得不放幔禁教速度。再者许多传教士并没认真按雍正帝的谕令办事，他们千方百计地潜入内地，偷偷地用金钱引诱华人入教，浙江巡抚李卫就曾为此事上奏给雍正帝，雍正帝当时态度是比较冷静的。他指示对传教士中比较守法，没做什么恶事者还是以礼相待，不要过于严苛。他还告诉封疆大吏不要随便伤害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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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占部

修公爵 发表于 2012-5-26 01:04
二、颁布禁教令的是康熙皇帝而非雍正，为何颁布？兄台说是：“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传教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