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皇与上帝之间的抉择 ──读三浦绫子《北海的奇爱》

在水一方

作者：馀光益                 刊于：爱看


三浦绫子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基督徒作家，她的《北海的奇爱》是一部关於“圣徒”式人物西村久藏的传记，书中记录了西村先生等日本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他们在日本社会中虽属少数派，但他们勇於作光作盐的心志与生命实践，却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深切恒久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百馀年的历史纠葛给两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人至今仍心怀怨愤，这种怨愤有相应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许多中国人甚至将日本人视作一群异类。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基督徒，虽然愿意以基督的教导宽恕身边的人，却偏偏不愿宽恕遥远的日本人。因此，西村久藏的故事非常值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基督徒深入地了解。




西村久藏的一生并没有创建多么辉煌的事业，他不是葛培理那样享誉全球的大布道家，也不是德兰修女那种以仁爱之心改变千千万万人生命的“妈妈”，更不是图图大主教那样让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实现和平转型的民权领袖。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是札幌市北一条教会的长老和“三大信徒”之一。他当过札幌商业学校的老师，创办了至今仍深受当地人欢迎的“西村”西点屋，并在战后的匮乏与穷困中，建立了一处让无家可归者落地生根的“基督村”。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却以一种“爱，直到受伤害”（德兰修女语）的激情，对待教友、学生、顾客和所有的人，成为札幌市人人皆知的“天使”。虽然他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但在他归回天家之后，札幌的市民说∶这个城市有过一位西村久藏，跟没有过这一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他去世20年后，虽然他的亲友、学生，或战死沙场或四散他乡，但在他的追思会上人们却挤得水泄不通，仿佛这位伟大而慈爱的前辈还活在大家中间。正是基於这样的震撼，让与西村久藏有过交往的女作家三浦绫子下决心为之撰写一本传记。




平衡之路




与日本大多数基督徒一样，西村久藏在少年时代受洗归主后，其内心一直在“耶稣”与“天皇”之间受撕扯，这是西方人包括中国人都很难理解的冲突。欧洲和中国的君主虽然也自称“朕即国家”或“天子”，但普通民众通常只将他们看作是世俗的统治者，而日本天皇却同时具备了“民族祭司”的身份。在日本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天皇的“神性”不仅没被削弱，反倒被大大地强化，天皇崇拜进而成为一种“全民信仰”。




众所周知，基督信仰从犹太地传向万国万民的进程中，经历了各民族的“本色化”历程，但是，这种“本色化”必须持守基督信仰的真理内核，否则信仰本身会发生蜕变。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因中国人的祭祖习俗引发“礼仪之争”，并导致统治者下令禁教。同样，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也曾遇到如何对待、处理，佛教和神道教支撑的“天皇崇拜”这一难题。




中国学者李向平在《臣民宗教与公民宗教》一文中分析说，天皇信仰是一种臣民宗教，基督信仰则是一种公民宗教，两者之间存在著剧烈的冲突和内在的矛盾。於是，许多日本基督徒便精心地选择了一条“平衡之路”，如内村鉴三便自称有两“J”崇拜，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耶稣。尽管这种平衡方案曾受到日本舆论的严厉批评，但他希望将基督信仰与日本的民族性崇拜整合起来的个人努力，却意外地成为近代日本建构天皇崇拜与信仰上帝这样一种“双重信仰结构”的宗教社会运动。於是，基督教教义就转换为与国家主义相适应的“迎合主义”。基督教在现代日本“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自我否定”的过程。




在和平时期，“耶稣”和“天皇”之间似乎可以暂时“和平相处”，但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当天皇命令既是臣民又是基督徒的日本人去侵略别国、屠杀无辜民众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是服从还是拒绝？是暴力反抗还是非暴力不合作？让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日本教会和基督徒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政权的号令，正如当时德国教会大都屈从於希特勒的淫威一样。




这是教会史上不能被轻易翻过去的一页。




西村久藏没有成为日本的朋霍费尔，他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幸存者之一。他曾三次被军队徵召。后两次服役的时间较短，且在日本本土，而第一次则是以侵略者的身份呆在中国，这段经历让他深受刺激。从中学时代开始，久藏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特别关心当时革命中的邻国中国，甚至认真地说过要娶中国女子为妻。同时，他对军队中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抱有相当的好感，在没有到过前线之前，他一直认为日本的军人是纯真、单纯、爱国的。当时，西村久藏虽然没有狂热地支持战争，但也没有拒绝成为一名军人。




到达中国后，他的家书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字句∶“中国人决不是敌人，是住在我家附近的邻居”、“决不能小瞧中国人，我想要更多更深地融入中国人里面”。一开始，他希望能以某种“水乳交融”的方式与中国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日本军队是侵略军，他是穿著日本军装的侵略者中的一员。无论他对中国民众表现出何等的善意，都无法改变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对立。




在前线目睹了战争的血腥和残暴之后，西村久藏作为基督徒的良知被逐渐地唤醒。这时，他的挚友、基督徒冈氏来到他的驻地张家口，他告诉久藏说∶“因为你有军籍，我不得不来到杀戮的战地。我是你的亲友，要为你‘赎罪’，因而前来这里服务中国人。”冈氏在北京做传道人，他穿著中国人的服装，住在中国人的家中，拒绝所有日本人的特权。有一次，为了救一名中国女子，他差点儿被日本军官挥刀劈死。冈氏在中国大陆看到日本军队与普通日本人的作为，便暗暗地对久藏说∶“上帝会惩罚日本，这次的战争一定会战败。”冈氏的言行让久藏开始重新思考正义与非正义、国家的“罪”等问题，但他仍然没有勇气做到宁肯坐牢也拒服兵役的地步。




亡羊补牢




复员回家后，西村久藏积极参与北一条教会（他曾在此受洗）的服务工作。有一天，教会的小野村牧师突然被当地员警抓走了，罪名是宣扬“大造大神不是创造主”、“战争是罪”。本来这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常识，但在教会中讲这些话也会有危险，因为天皇的密探渗透到了教会。在牧师被捕的那段时间，西村久藏与其他教友一起维持教会的日常工作。后来，牧师被无罪释放。但这件事让久藏再次思考自身的罪──为什么自己一直对应召入伍的罪行没有清晰的认识呢？同时，弟弟真吉的行为也促使他反思∶真吉被点名参加在乡军人会，要求随身携带“奉公袋”，里面装有在乡军人手册等必需品。真吉却忘了带去，后来被打骂回来。久藏问他怎么会忘记带这么重要的物品，真吉抚摸著被打的脸颊，微笑著说∶“不！是故意不带去的！”




虽然西村久藏在战争开始时未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日本战败后，他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反思一步步地深入。曾经参战的日本老兵们对战争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如后来的首相中曾根那样，顽固地到靖国神社参拜战犯；有人像东史郎那样顶著恐吓公布当年的日记；也有人像西村久藏这样，终生都活在忏悔之中。




可见，并非每一个日本人都拒绝认罪。对久藏来说，三次应徵是他一直后悔不已的憾事。“拿枪向中国人，即是拿枪向基督。”久藏无法宽恕这样的自己。虽然他当时只是一名安排官兵后勤事务的主计军官，不必参加刺杀操练和实战，但他不敢因此自称为义，他坦然地承认道∶“我如果不是主计官，说不定就会去杀人。”战后，他在多次演讲中严厉地批判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罪愆。




西村久藏的忏悔超越了日本战后所谓的“一亿总忏悔”的层面。“总忏悔”本质上就是“不忏悔”，是将罪孽推诿到“一亿”这个看不见、摸不著的集体之上，需要承担罪责的人变成了“一亿”这个“无物之阵”。这样，个体的责任就被完全消解和遮蔽了。然而，每个人的良心都必须独自面对上帝，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与暧昧不明的“一亿总忏悔”不同，身为基督徒的西村久藏的忏悔是以“我”为起点，因为“我”的罪孽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在教会的一次讲道中沉痛地指出∶“关於太平洋战争，对於日本政府的方向，当时我没有坚决反对，因没有健全纯正的信仰。这一点，我应该重复又重复地告白我的罪。┅┅我应该举起十字架，指出祖国已走入岔路，应该豁出命去反对！这一次的战争是神所厌恶的，是不符合基督之爱的。”




西村久藏的忏悔让更多的日本信徒认识到，纯正的基督信仰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此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村久藏和绝大多数日本基督徒都刻意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天皇崇拜与基督信仰绝对是无法调和与共存的，它们乃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意味成为“国家的敌人”与“天皇的敌人”。然而，事实上，没有几个人是“天皇的逃兵”，数以万计的日本基督徒倒成了“耶稣的逃兵”。这种失败让西村久藏深感忧伤痛悔。




西村久藏的忏悔是真诚而彻底的，他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继续辩解和获得宽宥的“馀地”。他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软弱和屈从，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原则。真理一旦被打折扣，信仰的崩溃便如雪崩一般降临。久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因为没有真正地信赖主耶稣基督和圣经的话，没有贯彻到实践生活中。”基督徒要进的是窄门，基督徒要走的是荆棘路，基督徒要过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如果放弃这种坚守，必要面临失败。




反思教会




当然，这种微观意义上的个人忏悔，也需要结合日本的教会史，以及基督教“日本化”历程，这一宏观背景来考察。日本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国家是日本绝对性的价值源泉，其关键在於它的宗教性而非政治性。日本人服从国家有如信奉神灵，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日本天皇的威光如同上帝的神意那样惠及万民。当将天皇与国民之关系视为上帝与人之关系的时候，日本基督教徒对於上帝的顺服就等同于国民对天皇的服从了。这就是西村久藏当时成长的大环境，这也是日本教会至今难以成长壮大的根本原因。




西村久藏没有终止於个人的忏悔，他迈出了第二步——反思教会。如果说欧洲教会必须先处理好“奥斯维辛之后如何信仰”这一问题才能继续存在，那么，日本教会也必须先处理好“南京大屠杀之后如何信仰”才能维持并继续发展。整个日本教会需要认罪悔改。在最黑暗的时代，教会不仅没能成为世上的光和盐，甚至还助纣为虐。为此，西村痛心疾首地指出∶“其实这20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日本社会，已经与基督教会势不两立，不过，教会也背叛了耶稣基督，向日本社会妥协，过著含糊不明的教会生活，委实没有辩争的馀地。如被诬告叛逆天皇，遭处死刑而死，才是告白基督教会的存在。”如果用此标准来衡量，战争之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日本几乎没有一间属於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国家主义和天皇崇拜的毒素像大蛇一样紧紧缠绕在教会的身上。




西村久藏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信仰相互纠缠的体系做了深刻的针砭，指出天皇专制发展为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绝对不是一种畸变和偶然。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的民主和人权意识的发展一直残缺不全，它缺少一个保持独立性的知识份子阶层，少数反对天皇专制的声音未能影响到大多数人。虽然日本也仿效欧洲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但天皇并没有从“神格”回归到“人格”，而始终　驾於宪法、政府和人民之上，拥有无限的权力。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和服从，不仅仅是对国家统治的崇拜和服从，同时也包含著宗教性的敬拜和忠诚。日本宪法是亚洲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曾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这个自由是在天皇信仰之下的自由。




换言之，任何日本公民都没有不信仰天皇的自由。在日本，即便是耶稣之道也被要求服从于以天皇崇拜为中心的皇国之道，必须“通过遵从皇国之道来贯彻信仰，应当各尽其责扶翼皇运”。用三浦绫子的话来说，在那个可怕的时代，虽然人人有信仰的节操、信仰的良心，但这一切都遭到军国主义政府的藐视。作为劫后馀生者，久藏这一代日本基督徒已经意识到，国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教会才能成其为教会；一个充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才不会走上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歧路。




西村久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毅然放弃了西点屋蒸蒸日上的生意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虽患严重的心脏病，仍带领全家，在江别镇的荒野建立了一个收容数百名无家可归者的“基督教共同合作村”。




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他带领众人建起简陋却充满基督之爱的家园。他的新家同时也成为一个临时教会。这间小小的教会，如同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在困乏与艰难中，成为人们心中的灯塔。




在天皇与上帝之间，西村久藏以自己的“爱”的行动做出了最终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