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主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PAUL.ZHANG

      我们一直被一个严酷的真理所打击：在奥斯威辛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牺牲者，所有的杀人者都是基督徒。……人们该如何理解无论希特勒还是希姆莱都不曾被逐出教会？解释庇护十二世从不曾谴责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说是绝对必须的？解释党卫军有一大部分是始终对他们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实的信徒？解释曾有些杀人者在大屠杀间隙中前去忏悔？以及解释他们都来自基督教家庭并接受过一种基督教教育？
   
   威塞尔《做个犹太人》
   
   没有双手的耶稣塑像
   
   在柏林宪兵市场广场附近的一家餐厅，新教联合会发言人法格勒博士（Volker Faigle）在进午餐。 法格勒博士的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善于沟通且有丰富阅历的人。他是一位牧师，对德国教会历史有着精湛的研究。他首先介绍了他本人的经历：他曾经在巴伐利亚一家路德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后来专程赴美国和英国学习神学。此后，他到非洲肯尼亚从事宣教工作长达六年之久。法格勒说，那段时间里，他跟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并创建了一家新的教会。结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的新教联合会总部之后，他担任联合会与非洲教会之间的联络人。六年之前，法格勒被任命为新教联合会的“外交部长”兼“发言人”，负责处理教会与政府、宪法机构的关系，以及德国新教教会与其他国家教会的关系。
   
   首先，法格勒博士介绍说目前德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德国现在八千万人，其中两千六百万人是新教徒，两千六百万人是天主教徒，两者的人数基本相等。另外还有三百五十万的穆斯林。作为宗教改革的发生地，德国的新教和天主教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两者的关系在近二十年来才有所改善，双方在一些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法格勒博士说，让人忧虑的是，德国信徒的人数不断流失，尤其是年轻人到教会的很少。教会对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力都呈下降趋势。德国教会面对的一个最为严重问题便是：在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相对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时代，如何让福音重新触动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人们强调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价值感的时候，如何让人们相信，这些价值是容易破碎的，而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教会很难像中世纪一样重新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会必须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其他机构无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帮助。
   
   今天，政教关系的问题在德国仍然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在今天的德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法格勒博士这样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宪法的框架内评估。如今德国教会和政府的关系，都依据德国基本法之规定来处理。基本法第四条有这样的条款——‘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证宗教活动不受阻扰。’德国教会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德国的政教关系比其他国家复杂。”
   
   据我了解，德国政府帮助教会征收宗教税，再将此笔款项分配给教会，包括神职人员的薪水也是这样开支的。如此这般，神职人员的身份便有点类似于国家公务员。虽然法格勒博士强调，政府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代征”，但我总觉得政府对教会事务的介入，或者说教会对政府工作的依赖，实在是太深了。教会与政府理应保持更远的距离。不过，这是由德国教会发展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过于依赖德意志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学前提使他不仅必然要攻击教会的管辖权力，而且要相应地维护世俗当局，从而填补前者造成的权力真空。”2路德反对罗马教廷的时候，不是将真理直接诉诸于民众饥渴慕义的心灵，而是借助封建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获得胜利。这种策略也埋下了教会受制于世俗政权之隐患，“由于这一信仰所具有的乐观主义，所以它似乎对于政治制度滥用权力的习性缺乏深刻认识”。3从此，德国的世俗政权对教会事务的介入便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
   法格勒博士特意提到，他没有去过中国，希望早日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与中国政府和家庭教会有所接触。他说，他将坦诚地向中国政府介绍德国在处理政教关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不是要求中国全盘移植德国的模式，而是让中国人了解德国的情况，以此推进中国自身的发展。他强调说，首要问题是唤醒民众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让大家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部分。一个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必定是人权状况糟糕的国家。我回应说，中国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认识有欠缺，即便是那些追求人权和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权的末端，似乎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内容，甚至是其他权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韩国光州发布的《亚洲人权宪章》中阐述说：“在亚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亚洲人民笃信宗教，宗教是贫困和压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里找到基本的身份认同。然而，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导致社会分裂和冲突的起因。宗教宽容对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4这样的阐述带有世俗自由主义的烙印，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程度的理解，在大部分中国人那里都还不具备。
   
   法格勒先生在就新教联合会的大楼。据说，宪兵市场广场是柏林最美丽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家专门演出古典戏剧的剧院以及两个互为姊妹的著名教堂——即法兰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兰西大教堂内是当年流亡到德国的法国胡格诺派信徒们建造的，其内部设有对外开放的胡格诺派博物馆。可惜今天时间有限不能去参观了。法格勒博士告诉我们说，新教联合会的总部设置在政府、议会和法院大楼的附近，其目的便是迅速地与世俗机构就当下事务作沟通和讨论，在一些公共问题上第一时间发出教会的声音来。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内，联合会的一群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一项关于堕胎的法案。法格勒博士说，教会不应当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那样“自我边缘化”，而应当让信仰彰显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座庞大的办公楼与普通的办公楼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便是其中设置了一间小礼拜堂。这间礼拜堂大约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专门供在总部工作的牧师和工作人员们使用，大家随时可以来此祈祷。在礼拜堂中央的祭坛上，安放着一尊耶稣钉十字架的小塑像。这个塑像与我们在一般的教堂中所看到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稣居然没有双臂！我曾经在和解小教堂中看到只有一只手臂被钉在十字架上、另一只手伸向下方的耶稣的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师告诉我说，耶稣的另一只手伸向人间，是表明耶稣对这个世界的深切参与，直到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刻，耶稣也没有忘记那些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杀的人们。而这里的耶稣塑像为何两只手臂都缺失了呢？这一艺术创新可谓惊世骇俗，若是在中世纪，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审判了。也许，艺术家试图藉此表明，在那些最黑暗的时代里，教会没有成为耶稣的臂膀，没有参与耶稣拯救人类的事工。基督徒们背对这个世界，没有与那些在集中营中被屠杀的人们站在一起。那么，这个塑像的用意是谴责，也是警醒。
   
   
   
   何谓“日耳曼人的基督教”？
   
   法格勒博士指出，纳粹时代教会的表现，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纳粹上台之后，从三个方面全面压迫、打击和改造教会，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庞大、周密且狂妄的将教会纳粹化的计划，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纳粹致力于将教会纳入到其无孔不入的国家体系之中，让基督教成为顺服与支持纳粹的“国家宗教”。希特勒及其助手们诋毁基督教的言论，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在公开场合，希特勒扮演着“教会的守护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担任“全国主教”，当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图成功地控制教会的时候，他又任命汉斯·克尔作为新成立的“宗教事务部”的部长。这个担任过普鲁士司法部长的铁杆纳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采取一切措施遏制教会的反对势力，并宣称“积极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消灭了其他所有政党，消灭了工会和各种民间组织，让纳粹的党国体制成为民众惟一的依赖，一旦离开此种体制，每个人都只能是孤立无助的个体，无法集结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纳粹不能容忍教会继续作为独立的社会系统而存在——只要存在独立的系统，便有可能是潜在的反对力量。
   
   圣经中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天主的物归天主，“天主的物与凯撒的物的二元区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核心”5；纳粹却要让天主的领域归其所有，“在极权主义时代，凯撒想让那些过去按传统权利不属于他的东西也屈从于他”，“根据纳粹的学说，国家宗教凌驾于各宗派，独立于一切宗教教条。据此看来，基督教教会应毫无问题地接受党和国家的权威。”6纳粹连老百姓灵魂的事也要插手干预。纳粹需要的不仅是民众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个在灵魂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不会同时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要让人们都成为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就必须让教会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教会领袖们成为政府官员。而希特勒本人，不仅要当所有德国人的“元首”，也要取代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
   
   其次，纳粹政权诱导民众放弃传统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纳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当时，德国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生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颠覆基督教的工作的一部分，纳粹狂热分子鼓励在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仪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响，并废除基督教日历和基督教节日。从一九三八年起，学校中不再允许上演颂歌和基督降生的戏剧，“圣诞节”这个词被“圣诞季节”所替代。戈培尔还有一个更加隐蔽、更加阴险的花招——“每个星期日上午去做礼拜的时候，为了转移人们不要去做礼拜，于是广播里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国音乐和精选的诗篇。”7许多爱好音乐和诗歌的德国人由此被留在家中。这些破坏基督教和德国人民之间心理纽带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纳粹以群众运动起家，当然知道如何“运动”群众，如何将群众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在夺取政权之前，纳粹便组建了许多对青少年颇有吸引力的组织，让孩子们积极参与之，从而不再踏进教堂之门。纳粹很早便洞悉了此一策略：只有掌握年轻一代的心灵，才能掌握德国的未来。如何抵御纳粹对青年人的蛊惑，教会既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也缺乏与纳粹抗衡的资源以及与青年人沟通的语言方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纷纷离开教堂，昂首挺胸地走进纳粹的青少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的少男少女们不仅通过晚会活动形成新的世界观，就连学校上课用的教材也成了政治工具。有一道数学题是这样的：“建造一家精神病院需要六百万帝国马克，假如一个房间需要一万五千帝国马克，那么总共有多少个房间？”8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学生们发现病人耗费了庞大的国家财富，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纳粹消灭这些身心残疾的“废物”的方案，正如一九三五年的《教师手册》所规定的那样：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纳粹还创办了一批精英学校，如希特勒学校、国家政治学院、国社党帝国学校等，以培养接班人，“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军队里经受磨练和严格的训练，课堂上除了知识外，他们主要是接受世界观教育。他们要像政治战士一样，‘相信、服从、战斗’……希特勒的学生们常常是狂热信仰的一部分。他们每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活过了那个时代。”9通过这些努力，整整一代德国人脱离了教会，丧失了信仰。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长远目标不仅仅是毁灭教会，而还要毁灭任何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10
   
   第三，纳粹政权对基督教作了若干“大刀阔斧”的“改革”，企图打造附庸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只有此种“积极的基督教”，才能在第三帝国享有一席之地。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中有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规定说：“国内一切宗教派别享有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这里的措辞耐人寻味：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有特别的限制，即不能危害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言下之意是，无论何种宗教信仰，如果不符合纳粹的意识形态，则不受保护。纳粹又声称，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什么是“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呢？在受到种族主义激发的各种运动中，有两个宗教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便占据统治地位了：一个是消除了‘犹太’或‘罗马’特性的‘日耳曼’基督教，一个是强调自然－太阳崇拜的新异教主义。这两者又互相混杂，于是“在新的德国基督教中，耶稣被变成一个坚定的握着剑而不是戴着荆冠的亚利安人”。11纳粹兴起之后，此两种宗教分支，更是变本加厉蚕食正统信仰的领地。
   
   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未能抵御纳粹的侵袭。许多新教徒全力支持所谓的“恢复国家尊严”的行动，其中有些自称为“德国基督徒”者更是参与纳粹的暴力活动，被称为“教会中的冲锋队”。12在天主教方面，德国天主教会原本效忠于罗马教宗，如今摇身一变听命于希特勒，并声称这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于是，德国教会历史上最卑鄙的一幕发生了――汉诺威主教马拉伦斯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13法格勒博士认为，德国教会必须正视历史，并公开忏悔，掩饰乃是第二次犯罪。
   
   教会一旦被官方化，便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而蜕变为一个世俗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当局扶持了一个所谓的“爱国会”，此“御用教会”对党的崇拜超过了对天主的崇拜，它扮演着跟纳粹时代的“日耳曼教会”相似的角色。当局希望以此控制教会。但大多数中国的基督教都选择在家庭教会中聚会，使当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另一方面，当年德国教会未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教会仍有启示意义。如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是当局有意鼓动和煽动的结果。上帝的公义和爱是赐予万国万邦的，基督信仰应当成为民族主义之“解毒剂”。但是，基督信仰中所蕴含的真理的力量，并未完全在中国教会内外彰显出来。我们要认识到，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绝对不是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的成员所独享的，它属于全体人类。
   
   法格勒博士说，他很担忧，他针对所谓“日耳曼基督徒”的信仰状况分析说，那些“积极的基督徒”，同时身兼纳粹党徒和希特勒崇拜者的身份。他们并不感到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对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来说，希特勒显然是被派往世界来拯救德国的天主的使者。一个热情的信仰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式被派到我们当中。’”14这才是对信仰最大的亵渎。
   
   
   
   希特勒的信仰，反犹主义的支持者和抵制者
   
   法格勒博士认为，在“天主”和“希特勒”这两种信仰之间，必有一种是虚假的，因为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对于那些毫不犹豫地去杀人的纳粹党徒而言，对天主的信仰无疑是虚假的，或者说对上帝的信仰早已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掏空了。
   
   那么，希特勒本人的信仰究竟如何呢？
   
   希特勒从小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他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并经常带孩子到教堂去做礼拜。希特勒成年之后并未公开否认其教徒的身份，但他其实是一个宗教虚无主义者，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基督信仰的刻骨仇恨。如果说尼采只是反对体制化的教会而不是全盘推翻基督信仰，他对耶稣本人尚存敬意的话；那么，希特勒不仅反对作为组织系统的教会，而且敌视耶稣本人，因为耶稣倡导的爱与公义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克星。希特勒将基督教看作是“系统地培养人类失败的因素”、“侵蚀我们重要器官的祸害”。他狂妄地宣称：“总有一天，我们要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在那里，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会站在讲道坛上向老妇人布道。”跟天主教教徒相比，希特勒尤其蔑视一直以来跟世俗权力眉来眼去的新教教徒：“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对他们说话时，他们惶恐得汗流浃背。”15
   
   希特勒发明了一套特殊的意识形态，其根基便是种族纯正的“第三帝国”的狂想。“第三帝国”这个词语古已有之，在德国它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概念，“‘帝国’（Reich）一词既然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路德圣经’有一个句子就用了这个词。这个句子是：‘你的帝国来了。’”16希特勒赋予了这个词语以新的内涵与外延――那是一个他本人取上帝而代之的国度，帝国将与他本人同命运。当然，在希特勒所设想的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是没有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存身之地的。与希特勒一样，大部分的纳粹党人都对基督教有一种“形而上的仇恨”，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被守财奴式的传教士所强化，“纳粹运动是自从早期现代被世俗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反天主教的反映，它只能被解释为‘在所谓基督教的西方病入膏肓的信号’。”17纳粹领导层的内心深处大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心中已经丧失了善恶的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制约，他们是心中没有敬畏的一群人。
   
   法格勒博士指出，毋庸讳言，教会是希特勒的手下败将。耶稣基督将教会当作自己的身体，教会却未能在上帝面前承担此职责，甚至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活动。反犹主义一直以来便是德国教会肌体内的一颗尚未切除的毒瘤。在马丁?路德那里，便有着严重的反犹主义思想，此种思想在中世纪起便泛滥全欧洲。
   
   联想到在“路德的城市”威登堡的圣母教堂外看到的一个奇怪的雕塑，那是一只给三只小猪哺乳的母猪的造型，它的后腿被一个带着尖顶帽子的小个子男子拖住――这是犹太人和猪，是一种羞辱犹太人的标志。这一标志在路德时代便出现在许多教堂中。
   
   一九八八年，这座路德曾经布道的教堂被修缮一新。与此同时，一些路德会的年轻会员认为，不能让外边的这座雕塑就这样立着――当然更不能将其“毁尸灭迹”，他们筹集了一些资金，在这座雕像前竖立了“警示碑”。18它由四块青铜质地的方形平板组成，被镶嵌在人行道上，由一只青铜手指从下边把它抬到稍稍高于地面。朝上的一面有一段诗一样的说明：
   　　十字架下面
   　　有着天主的名字庄严而神圣
   　　面对基督徒
   　　犹太人不能发出声音
   　　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
   　　就在这习以为常的辱骂中
   　　六百万犹太人死去
   
   这个“警示碑”是德国数千个“警示碑”中的一个，而且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以教会的名义对教会参与反犹主义的罪孽忏悔的“警示碑”。此种公开的忏悔是值得珍视的。在那个黑暗时代，教会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之一部分。教会本应遵循天主的旨意，宣讲并履行同情之心、培养爱心，减轻人们的痛苦，谴责罪恶、残忍和杀戮。所以，教会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可以用来衡量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在德国的广度和深度。神职人员的使命是传扬爱、同情心、怜悯心和道德，如果他们也默许、赞同和支持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消灭掉的话，就进一步有力地证明，灭绝种族的反犹主义在德国无所不在。
   
   对教会的研究表明，反犹主义成功地使基督教的领袖们。牧师们和一般信徒放弃了最根本的爱与公义的价值。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查考了教会的史料，吃惊地发现，当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在新教的所有主教中，只有武尔姆主教一人秘密致函希特勒表示抗议。其他主教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漠然无动于衷。甚至有一个名叫萨塞的主教，发表了一本充满恶毒的排犹主义的小册子，公然为焚烧犹太教堂和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辩解。19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信徒和普通的德国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纳粹的反犹主义思想。在一九四四年，瓦尔特?霍赫斯塔特牧师秘密印刷了一千份抗议屠杀犹太人的传单，通过军邮散发给前线的官兵。他写道：“在中世纪，人民就仇恨犹太人，而今天，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进入白热化时期。教会界必须承认这一点。今天，数百万碑杀害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哭泣。教会不能保持沉默。教会不能说，解决犹太人的为问题是国家的事情。教会不能说，现在惩罚犹太人是由于他们的罪孽。……谁授权我们将罪责完全加在犹太人身上？一个基督徒是不能干这样的事的。一个基督徒是不能成为反犹主义者的，他也不能成为温和的反犹主义者。”20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历史上，霍赫斯塔特的信由于明确彻底的反对灭绝种族的反犹主义而成为一份极其罕有的光辉文件。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兰西的一家医院里，霍赫斯塔特牧师的宣告以及宣告背后的纯正信仰，如同一片漆黑中，一盏如豆的却不熄灭的灯光。
   作为一个整体和一个组织的教会，在纳粹的压迫之下屈服了；但是，作为个体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纳粹的种族屠杀。公开站出来抗议的人确实不多，但悄悄保护犹太人的德国民众却有很多――这种“沉默的英雄”同样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二零零八年，在柏林成立了一座纪念救助犹太人的“沉默英雄博物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群不为人所知的英雄终于付出了水面，终于获得了应有之荣誉。
   
   为了亲自参加该博物馆的开幕式，蕾哈?亚伯拉罕特地从纽约飞来柏林。当她在这座新落成的博物馆中看到自己的照片，心中生出了莫名的感动：那是一张她父母抱着襁褓中的她所拍的照片。一九四三年，她们一家三口住在柏林，却必须悄悄地躲藏起来。照片里还有一位站在她们旁边，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士，名叫玛丽娅?尼科尔，也就是亚伯拉罕一家的救命恩人。当时玛丽娅偷偷给她们送食物和替她们张罗假身份证件。21
   
   “沉默英雄博物馆”里表扬的，都是一些像玛丽娅?尼科尔这种纳粹时期民间英勇人士的事迹：玛丽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正义英勇的行为，如实体现了崇高的宗教情怀，即使盖世太保对她施加了审讯及威胁，她也不为所动，没有出卖受迫害者。她以她的方式对纳粹主义进行了反抗。虽然玛丽亚属于那个时代的极少数，但却不是唯一和孤独的。“沉默英雄博物馆”主任图谢尔指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姓名、记录的沉默救难者有三千人左右，大约与被救助者的数目相同。但是从我们迄今查知的民间救助事件所得出的结论是，沉默救难者的人数要多得多，估计至少超过两万人。”
   
   许许多多的时代见证者已经不在人世，只能由他们的子孙出来陈述上一代人的经历，例如沃伊根?卡尔先生：沃伊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当年违背禁令，继续替犹太人看病。有一次，时年十六岁的沃伊根在法兰克福自家的顶楼上遇见一个陌生人，令他非常吃惊，“我马上去找我的父亲，问他是怎么回事？父亲当时就严厉警告我千万不能声张，必须严格保密：他说，上面躲着一名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难民。”
   
   以这种方式救助犹太人，既困难又危险，但并非不可能。“沉默英雄博物馆”的学术主管，历史学家施泰因巴赫指出，博物馆的展览品显示出了沉默英雄反抗纳粹政权的英勇事迹。他说：“成立这座博物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夸大炫耀我们民族的英雄事迹，而是要更清楚地表明，当时也有一些勇气可嘉，见义勇为的人士，敢于向时代的不公不义说‘不’。我觉得，当今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烈火中的荆棘：《巴门宣言》
   法格勒博士一路步履匆匆。他是一位典型的工作效率极高的德国知识分子。在大厅进口处的一面位置显要的墙上，悬挂着几个装有纸张发黄的德文文件的镜框。法格勒博士停下如飞的脚步，指着墙上的文件说：“这就是有名的《巴门宣言》。在纳粹时代，大部分德国的教会和基督徒都臣服于希特勒的统治，接受纳粹的价值观，背弃了纯正之信仰。而《巴门宣言》为德国教会挽回了声誉，战后德国教会的重建便以此为精神基础。”
   
   直到今天，我们仍需直面威塞尔之质问：“人们该如何解释众人的消极态度，在他们旁观犹太人受迫害之时？如何解释杀人者的残忍？如何解释他们中间的基督徒在射击孩子时不让他们的手臂颤抖，或在把他们赤裸、颓丧的牺牲者们驱进死亡工厂时不让他们的良心约束自己？当然，在此处或彼处，总有勇敢的基督徒来帮助犹太人，但他们是少数。”22这质问不仅来自威塞尔，更是来自那万人坑中的死不瞑目的遇难者。如果不能回应此追问，信仰的复兴和教会的重建便是空中楼阁。历史学家也指出：“尽管个别牧师的许多英雄主义行为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记录下来，但是教会机构都悲剧性地没有鼓起勇气区阻止纳粹犯下难以言说的反天主和反人类的罪行。这种体制性的神经衰弱将永远是基督教历史上的污点。……这是一种道德的近视。”23当本来应当为大众指示远景的教会也患上“道德的近视”的时候，人们从哪里寻求真理与方向呢？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耳曼基督徒”在纳粹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次大会，他们特意将地点选在“路德之城”威登堡，以显示他们是路德的传人。他们试图让德国所有的福音派教会“协调一致”，将全德二十八个地区性新教团体合成一体，归由一名主教管理。这样，在纳粹所宣扬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之后，便可以再加上“一个教会”了。同年九月，他们选举希特勒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穆勒为新的国家主教。穆勒将元首制的原则引入教会管理之中，并通过名为“雅利安条文”之决议，要求具有雅利安血统是担任神职的前提。根据此决议，在一九三三年当年即有三千名牧师被解职，占德国牧师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之下，马丁?尼穆勒牧师领导一群传道人组成“牧师紧急联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被称为“宣信会”的替代性的教会管理组织。一九三四年五月，四百名基督教新教教会代表来到小镇巴门（Barmen），召开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神学研讨会，会后发表了一篇震撼教会内外的《巴门神学宣言》（Barmen Decoration）。这份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神学家卡尔?巴特。宣言呼吁德国教会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明确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策，并强烈表示教会存在的主要职责和角色。该宣言的前言指出：“鉴于现存帝国教会当局的‘日耳曼基督徒’的错误正在毁灭教会，也正在破坏德国福音教会的统一，我们要公开声明以下的福音真理。”宣言总共有六条，其中有两条信仰告白引起了希特勒政府的相当不满。第一条指出：“圣经是惟一天主的话，不论是生、死，我将永远顺从。”第五条指出：“教会没有义务替政府宣扬政策，但有义务与责任宣扬圣经的教训和耶稣基督的主权。”
   
   《巴门神学宣言》不是一个政治宣言，但它不回避所谓“敏感”的政治问题。宣信会没有计划开展抵抗纳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它主要是反击“日耳曼基督徒”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对基督教的曲解，“宣信会决定不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敌对教会，而仅仅作为一个团体去保护正统的基督教信仰”。24但是，该宣言撼动了纳粹的一元化统治，挫败了希特勒一统教会的野心，成为暴风骤雨中基督徒持守信仰的一盏明灯。宣言发表之后，纳粹大为震怒，逮捕了许多签署者。仅在一九三五年，因为公开拒绝整个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便有七百多名牧师被逮捕。宣言发表之后，许多教会和基督徒认识到，他们不仅要为捍卫信仰自由而战，还应当在一切与良心和人权有关的事务上发言和行动。沉默和逃避的态度，既是因为人的怯懦，更是因为神学上的偏差。如果完整领悟了圣经真理，必定会具有“虽然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正如朋霍费尔在生命最后时刻所宣称的那样，这种“公民的勇气”来自天主：“公民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自由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在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天主。这个天主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响应。”25 在最坚决地反对纳粹的自由战士当中，许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尼穆勒博士因反抗公开纳粹而被捕。此前一个星期，他曾经在达伦姆一向是座无虚席的教堂里向他的会众讲道，这次讲道终于称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代的使徒一样，不愿意在天主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服从天主而不是服从人。”26此后他辗转于多家监狱和集中营之中，直到七年之后被盟军所解救。虽然他的志同道合者屈指可数，但这先知式的宣告，成为战后德国教会复兴的种籽。
   
   是的，他们人数虽少，但像盐一样，以让自我消失的方式改变了整杯水的味道。他们是一群遵照天主的嘱咐、为真理而战的人。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大屠杀才没有成为一幕完全败坏人类历史的悲剧。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人类才有了重新回归上帝的怀抱的希望。天主为何会允许屠杀的发生？天主为何不出手直接惩恶扬善、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是许多人迷惑不解的难题。神学家汉斯?约纳斯提出了他的解释：“人们可能期待着，善良的天主有时打破最大的抑制其权力的规则本身，并且以解救的奇迹来进行干预。可是，解救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天主对奥斯威辛愤怒的年代里一直保持沉默。所发生的奇迹来自人类自己：来自那些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义人的行动，即，只要不出意外，随时与以色列人共命运、不怕做最后牺牲的民族中那个别的、往往默默无名的义人的行动。”27天主给予人以自由意志，所以，有人作恶，亦有人行公义、好怜悯。因着这群为真理献身的人的存在，即便在最黑暗的夜半时刻，即便在焚尸炉的烟火之中，人类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仍然没有全部崩解，人类社会仍然没有沦为万劫不复的“动物庄园”。
   
   法格勒博士介绍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和德国教会都面临重建的问题。重建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更需要精神资源。那些服从甚至配合纳粹政权的教会，即所谓的“日耳曼教会”，自然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那两千名曾经签署申明支持纳粹的牧师均名声扫地。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们都受到道义的谴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继续从事神职工作，他们的教会亦门可罗雀。而那些参与签署《巴门神学宣言》的教会，每个礼拜日都会涌进成千上万的信徒参与聚会。那些坚守信仰的教会，在大逼迫的日子里经受了风吹雨打，当雨过天晴之后，便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中心。人心的天平，称得出崇高与卑劣的差别。
   
   东德时期在夹缝中挣扎的教会
   
   二战结束、第三帝国消亡，但德国教会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
   
   两个分裂的德国，正好位于冷战的最前沿。东德统一社会党为巩固并扩展其权力，像纳粹一样将魔爪伸向教会。经历了纳粹二十年血腥统治之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东德地区的教会，再度遭遇一场劫难。东德教会在官方的压迫之下，四十年间不断地失去信徒，版图日渐收缩。东德政权成立的时候，东德地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而当东德瓦解的时候，信徒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么，东德时代教会和基督徒的光景怎样呢？法格勒博士说，在新教各宗派中，路德宗比较强大，遂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东德政府将消灭基督教当作一种潜在的政治目标，在几十年的统治中，集中了各方面的政府资源以达成此目标。东德政府虽然没有像纳粹那样发起针对教会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他们通常使用隐蔽的方式，此种无形的压迫更有效果。“党和国家政权，尤其是国家安全部，几乎控制着全部舆论和公共生活以及直接涉及私人领域的教会活动。”28东德当局的做法便是，让神职人员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之承认和尊敬，让基督徒成为“隐形的人”，甚至是受歧视的人。他们将信徒打压到了社会的边缘。
  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像纳粹一样，企图取代教会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在教会外创造和发展出一套模仿教会的平行的制度。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纳粹更有成效。我回应法格勒博士说，东德当局仍然没有中共那么僭妄与无耻，东德官方毕竟没有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官方爱国教会”出来，中国则制造出一个举世无双的“官方爱国教会”，即在无神论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教会，这需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和多大的胆魄啊。
   
   无论是纳粹还是东德当局，以及中共政权，所有的专制政权都会疯狂地迫害教会，这是因为基督教坚持人皆有良心的自由――天主赐予人类的自由当中，甚至也包括人类拒绝天主的自由。人的良心的自由，正是独裁者对民众实施催眠的最大障碍。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指出：“第三帝国的新大厦就以恐怖主义对良心的迫害而开始，这种迫害通过无数的渠道浸没了、或者是轻轻地而不断地渗透进全民族每一个个人的生活里面去。在它那里，我们就看到了第三帝国最强有力和最恶毒的手段及其自己的原罪。”29纳粹和所有的极权主义者都是靠暴力，更是靠思想征服人民的。通过“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政权让民众放弃了良心的自由，并参与反对该政权的“敌人”的运动。“乌合之众”可以迅速地变脸充当“帮凶”。
    法格勒博士说：“当时，东德教会的态度大致分为两派。多数派的观点是恒久忍耐，如同当年的先知梅瑟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天主给德国教会的试炼，这是德国教会在纳粹时代的背叛和屈服所遭致的惩罚。当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旷野中跋涉，而现在东德的教会也在一种类似于‘沙漠’的环境中存在。他们认为，教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们要竭尽所能在东德无神论的大环境下存在。而少数派则主张公开、坚决地对抗当局的宗教政策，要像先知耶了米亚那样对人民说出真相来。这真相就是，如今我们如同一个流亡的民族一样，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在后者当中也有少数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一位牧师以自焚来抗议。”
   
   一名神职人员如果选择不服从的道路，其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艾格特主教就因为拒绝与当局合作，而受到了当局的无情打击。秘密警察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甚至派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他的健康。
   而近代以来，中国教会走过了一段弯路，有过惨痛之教训。由于中国面对列强之侵辱，救亡压倒启蒙，爱国超过爱天主，许多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选择了左倾道路，加入了“救亡压倒启蒙”的道路。如基督教青年会便全力支持XX党，许多成员是党的秘密党员，他们幻想在XX党手中实现“人间的伊甸园”。然而，XX党政权建立之后，教会立即遭到前所未有之逼迫，这些天真的基督徒这才悔之晚矣。毛泽东时代中国教会的处境与纳粹时代相似：在纳粹时代，《我的奋斗》的地位取代了圣经，几乎人手一册。人们认为，《圣经》已经过时了，当代的《圣经》便是《我的奋斗》――这是希特勒代表德意志民族与天主签订的一份最新的“合同”。许多新婚夫妇收到的礼物便是精装版的《我的奋斗》。而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语录》及《毛泽东选集》的数量数百倍于《我的奋斗》，每个家庭中都有数册甚至数十册只多。许多基督徒读“红宝书”甚至比读《圣经》还要虔诚和勤奋。
   
   而今天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与东德时期教会的处境非常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有了一定的拓展，官方控制的“爱国会”重新开放且有一定的发展，家庭教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并争取到部分的信仰自由。当局不敢以当年暴风骤雨的方式迫害教会，但当局强化宗教事务局的职能，并与公安、国安、文化、统战甚至街道、居委会等各部门通力合作，以各种方式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局长俨然是凌驾于诸多宗教之上的“大祭司”，所有重要的宗教活动都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一方面，与东德当局的所作所为一样，当局打压教会的做法变得更加精致和隐秘了，不仅派出“爱国会”的团队到西方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请西方宗教界的人士到中国参观一些精心准备的“花瓶”。对于这样的状况，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来应对。
   
   法格勒博士指出，在分裂时期，东西两个德国的教会各自的处境有明显的差异。东德教会处于受迫害者的位置，较多地思考公义的问题。一些有勇气的神父，牧师认为，教会应当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所，给遭受不公的人以祷告和礼拜的空间。他们冒着风险与西德教会合作，甚至筹集到资金，花钱从政府那里赎出被关押的信徒。这是一种跨国合作。与东德教会相比，西德教会不存在缺乏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们面对的是后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冲击，教会如何用古老而永恒的真理应对时代的挑战，是许多西德神职思考的重点。八十年代中期，东德的统治出现了裂隙，越来越多人去教堂参加礼拜和祷告会。教会成为追求真理的人们的聚集地，对异议人士也有保护功能。在一般情况下，警察不敢冲进教堂去抓人，当局只能派遣便衣警察混进教会搜集情报。在历史转型时期，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和平演变的奇迹。许多异议人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中的一些活跃人士，后来成了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
   
   法格勒博士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后，虽然东德地区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法律的保障并没有导致信徒人数的迅速上升。两德统一之后，东德地区获得了来自西德的资金和技术，经济也稳步发展。近二十年来，基督徒的比例仍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许多荒废的教堂得以修复，但人的心灵的修复、重建基督教信仰，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并未全部消失，价值秩序已经被摧毁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不过，可喜的是，在前东德的一些地区，有新的生机勃勃的教会和团契涌现出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天主给予信仰者和教会的担子，不会超过人所能承受的；但天主也正是通过火与冰的试炼，让人们分辨清楚了谁是麦子和谁是稗子。德国教会的光荣与梦想、失败与耻辱、眼泪与血泊，不仅是德国教会自身的财富，更是全世界教会共享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来说，尤其如此。
   
     2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版，第21页。
   3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2页。
   4 《亚洲人权宪章》，香港亚洲人权委员会印刷。
   5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301页。
   6 沃尔特?拉克尔《法西斯主义：过去、现代、未来》，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页。
   7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77页。
   8 英克?布罗德森、卡洛拉?施特恩《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56－57页。
   9 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4页。
   10 沃尔特?拉克尔《法西斯主义――过去、现代、未来》，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6页。
   11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0页。
   12 迪克?吉尔里《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06－107页。
   1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6页。
   14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3页。
   15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4页。
   16 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页。
   17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1页。
   18 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07页。
   19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53－254页。
   20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50－251页。
   21 《柏林博物馆纪念沉默的英雄》，见“德国之声”网站。
   22 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4页。
   23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67页。
   24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80页。
   25 朋霍费尔《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6页。
   26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6页。
   27 汉斯?约纳斯《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32页。
   28 哥尔特?朗古特《默克尔传》，金城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3页。
   29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