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3-3-12 04:18 编辑
666： 阁下在多个天主教网站洋洋洒洒写下这么多文字，指控于斌枢机，翻来覆去，列出的“罪状”无非三条： 其一、因为于斌总主教“效忠蒋政权”，“从而使中国教会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府的关系“未交先恶”，对造成中国教会现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认为于斌总主教作为南京代牧区（后升格为教区）的牧人，没有在南京城两次沦陷之际坐以待毙、引颈就戮，成为殉道者。故而，您觉得于斌枢机不够勇敢。 其三、解放战争中，于斌总主教积极为国民政府筹款筹物，戡乱救国。您认为这是一件违背良心之举。 如果我没说错，应该就是这三条吧。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您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中国逻辑，因为于斌总主教“效忠蒋政权”，与天主教后来被新政权“革新”，并无多大的因果关系。 我在《作为“战犯”的于斌枢机》一文中指出：在共党和天主圣教的关系上，有于斌半斤，没于斌八两（老式称是十六进制）。这是因为： 一、于斌枢机没被列为战犯以前，共D已经开始迫害天主教会。于斌刚圣神父那年（民国十七年，主历一九二八年），共党的彭湃在海丰建立的“海丰公社”就有四个天主教中心被烧毁，、上千名信徒逃散，其中五百人丧生（《中国基督徒史》，沙百里著，光启出版社，民国九十四年第一版，P316）。民国卅九（主历一九四〇）年，“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抓捕了已加入中国国籍、在敌后担任救助任务的雷鸣远神父，被折磨致死。民国卅六（主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圣母神慰院的全部修士被共军充军，修院被烧，不少修士被折磨致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见共D对天主教会的迫害是与生俱来的、持续不断的。 二、在没有“国大主席于斌”的朝鲜、越南、波兰等共党掌权国家，天主圣教照样被迫害，北朝鲜早已将曾经欣欣向荣的天主教会赶尽杀绝。这种结局，先教宗比约第十二在一九三七年发布的《预许救主》通喻中早有预测。可见共党与天主圣教交恶是由其性质决定，而非于斌。 三、有人可能会问，于斌是否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呢，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一峰骆驼？问这问题的人显然不了解当代教会史。于斌总主教是民国卅八（主历一九四九）年初荣列“战犯”名单的。在那一年共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翻天覆地恺而慷”之际，并未宣布因为有于斌这等战犯而清算天主教会。教会的厄运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的，那年的借口是“圣母军”，接下来是一九五五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再接下来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未说天主教被“革新”是因为于斌总主教这个“战犯”。这是支撑我的观点的最直接的证据。 四、基督新教没有于斌总主教这样的人物，一样没有幸免，反而是先天主教被“革新”的。 综上所述，尔等脑残分子所说的“于斌总主教“效忠蒋政权”，从而使中国教会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府的关系“未交先恶”，是不成立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逻辑”，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 至于尔等的第二条指控，也就是于斌总主教没有在城破之日坐等殉道。说句心里话，我对伦理神学一窍不通，无法评判于总主教的得失。谴责别人不殉道、不牺牲的做法在中国很有市场，“天主教在线”的另外一个义正言辞的人士“以善胜恶”就持有这种观点，阁下可以多和他交流。 但我知道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向逃离南京的人士承诺，政府最多会用四年时间，反攻回来（有八年抗战重返国都的先例），至今您到台湾，这种说法仍不绝于耳。我相信如果于总主教能未卜先知，预测到他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教区，可能会是另一种选择。 今天我想着重跟666探讨于斌总主教的良心问题。666对总主教的最大指控是解放战争期间，襄助国民政府戡乱救国，阴阳怪气地说：“于斌主教爱国观的狭隘和良知的缺失，这是教会的不幸。” 我们知道，天主十诫第五诫为“毋杀人”（有的教派将其列为第六诫）。人类的第一桩凶杀案—加音杀亚伯尔时，天主曾谴责加音说：“你做了什麽事？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你现在是被张开口由你的手中接受了你弟弟的血的地所咒骂的人了（创：四：十—十一）。”所以，天主谴责流无辜人血的杀人行为。 战争是一种高级别的杀人越货行为，凡是战争必要有流血牺牲，而且会有大量无辜的人死去。故而为了一己私利而发动战争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二战以后，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的判例，有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罪名，这无疑是世界司法史的一大进步，据说纽伦堡军事法庭法官坐席上就镌刻着“天主十诫”，警示人们要听从天主的诫命，不要流无辜人的鲜血。几十年来，已经有很多独夫民贼因这些罪名被送上法庭，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拉克的萨达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等。 虽然“春秋无义战”，但在战争面前人们并非都要坐以待毙。一则面对不义的侵略战争，被侵略一方有行使自卫权利，这是伦理和法律上所允许的。比如牧羊童达味（大卫）在厄拉山谷击毙来袭的巨人歌利亚，达味是无罪的。圣多玛斯说∶“从自卫的行为可能产生两种效果，一种是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另一种是把谋害者杀死了。前者是故意的，后者是不故意的。”其二、一个合法的政权为了保护本国公民的福利不受侵害，可以对破坏性极强的叛乱分子予以弹压，这在伦理上是许可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于斌枢机前半生的乱世抉择。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中国、特别是于斌枢机的家乡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强盗集团中间，备受煎熬。民国廿（主历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东三省。尽管前有李杜将军在哈尔滨的殊死抵抗、后有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的浴血奋战，但北满地区还是沦陷。民国廿六（主历一九三七）年，日寇大举侵华，国军将士坚壁清野、奋起反抗。为避免生灵涂炭、早日结束战争，于斌总主教周游列国、化缘募捐，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援助。中国得到的第一批美援就是于斌的功劳。抗战胜利前夕，汤恩伯将军认为，抗战第一功劳归于蒋委员长，第二应归功于斌主教。而尔等匪逆说什么“抗战期间，主教在后方力行支援工作，但与千百万浴血沙场的将士相比，不论是支援、还是个人付出都显得微不足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胡言乱语。 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爆发，大陆称之为“解放战争”。 老夫想强调的是，国共内战是以先总统蒋公为首的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国军，和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党的领导核心及其领导的共军之间的战争。战端的发起，与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于斌无一丝一毫之关系，这件事上，于总主教的良心不会受到谴责。除非这场战争是他怂恿先总统蒋公，且国军开第一枪。但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当然了，尔等奸尻煞有介事地说：“一千万生灵凃炭的内战是违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内战是非正义的，从中明显反应出于斌主教爱国观的狭隘和良知的缺失，这是教会的不幸。” 尔等奸逆能说出这番话来，绝非出于天主给尔等的智慧，而是常年被洗脑以致残废的结果，让我们看看这场战争的性质。我在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写“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引发内战”。 但在今天，我们即便用大陆的“百度百科”，搜索“解放战争”这一词条， 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战争的起因，该百科写到：“但中共中央以扩张地盘和实力为首要考量，从未遵守中国战区统帅的命令……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苏军撤走长春一个小时内突袭长春机场并占领长春，随后紧随撤退的苏军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稍有政治、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场内战的起因，国民政府希望早日制定宪法，其中有一项便是 “军队国家化”，这本是现代政治的基石。但武装割据是中G的“优良传统”，“军队国家化”等于要了其命根子。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元气大伤，共军在苏俄的支持下，更加有恃无恐地攻城略地，战争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作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国民政府戡乱救国，在道义和法理上都无可指责。天主教会虽极力反对战争，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在满全下列诸项的情况下，战争便有其合理、合法性： 一、侵略者给一个或几个国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久的、严重的、并且确实的。 二、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其他办法看来都已不合实际或不生效果了。 三、有成功的把握。 四、武力的使用不致造成比要消除灾害更严重的灾害，这项条件在武器的毁坏力极强的今日，格外要受到重视。(《天主教教理》第二三〇九号) 我们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发现自民国十六（主历一九二七）年开始，共D在苏俄的支持下始终未放弃武装割据，抗战胜利后，G党未有一天停止蚕食本应由国民政府管辖之领土。虽几经和谈、调停，均未奏效。在这种背景下，国府吊民伐罪、戡乱救国，在伦理上并无罪愆，在法理上名正言顺。至于在实施过程有有大量违背伦理、法理的事情，如大陆人熟知的政治童工(未成年人)刘胡兰被铡刀斩首、杨虎城被满门抄斩（有无辜者，如儿童）一事，天主审判时罪罚自会归结到犯罪者头上。但与下达“剿匪”总动员令的人无关。 至于战争的结果，当时无人能预料得到，但战争开始的时候国军有四百三十万，共军一百二十万，普遍认为政府军获胜的几率较大。 既然内战已无法避免，于斌总主教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当然希望早日结束内战，这是符合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他不是事后诸葛亮，无法预见国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他的劳军、募捐，是希望国军能尽快结束戡乱，使中国亿兆人民免遭生灵涂炭，这在伦理上并无过失。将于总主教的行为矮化为“效忠蒋政权”、“借助凯撒力量”，只能说您的新闻联播看得太多，而你这等脑残爱国贼还张口闭口“阅读海外教内编写不同版本的教史叙述”以增加谎言的“权威性”，实在是可笑。共D几十年来都不曾用这样荒诞不经的话谴责于斌枢机，而这些话却被你这个混进教内的共党粉丝说出来的，徒增笑耳！ 据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介绍，在解放战争中，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 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四野在锦州的帽山山架起一千余门大炮，随着林彪的一声令下，锦州古城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国军无可挽回地一败涂地…… 天主为于斌总主教关了一扇窗，又开了一道门。他到台湾后，恢复了辅仁大学，功莫大焉。他被擢升枢机，去世后有九十四位枢机同侪为其举行葬礼。纵观于斌枢机一生，上爱天主、下爱世人。
于斌枢机，为我等祈！
图一：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到辅仁大学拜谒于斌枢机的墓地。
图二：与辅仁大学耶稣会理家陈庭叔神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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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2 03: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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