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圣神之琴 于 2013-5-7 09:56 编辑
政治问题要用宗教方法去解决 【基督宗教不是政治宗教,但却是解决政治问题、实现长治久安最有效的法宝和根基】
作者:圣神之琴
1、引言
具有不同宇宙观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方法论。甚至具有同一宇宙观的人,也会在方法论方面大为不同。例如,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基本角度则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强调以革命斗争乃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去解决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问题,所以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而邓小平则强调以经济方法去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所遇到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所以他强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相信宗教的宗教信徒,尤其是相信天主圣三(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基督徒和相信真主安拉的穆斯林,应该如何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政治问题呢?例如,在中华大地上在世俗官方那里尚未完全获得所谓合法地位的各个宗教教派,例如部分天主教和部分基督新教,如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例如争取宗教信仰自由之宪法权利得到充分落实的问题)呢?又如,中国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真正落实问题。
在此仅仅以个人所具有的基督宗教信仰来谈谈这个问题。之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基于个人作为基督徒和唯心主义有神论者而来的信仰本真问题,而且也关涉着许多中国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中的基督徒的现实问题;而中国人因为历来受到伪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动辄喜欢以政治思维来考虑并解决非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或文化习惯,这种唯政治思维倾向甚至在许多已经皈依基督多年的中国基督徒那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甚至在一些基督宗教类网络论坛中非常严重地存在着。
事实上,不仅宗教信徒处理、解决所遇到的政治问题要诉诸于宗教途径,而且世俗统治当局(无论是坚持坚持唯心主义有神论的世俗统治当局,还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世俗统治当局)在处理、解决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时,尝试宗教方法也不失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艺术和政治策略。
2、基督教会官方解决政治问题要用宗教方法去解决
基督教会官方在解决教会内部涉及宗教政治管理事务时,自然是运用宗教方法去解决的。那么,教会官方在解决来自教会外部、由世俗凯撒所强加给的政治问题时,是否也应该主要以宗教方法去处理或解决呢?恐怕也应该主要以宗教途径去解决。既然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信拜、倚靠全能全知、圣善公义的上主,那么就应该向这位上主祈祷,等候上主为我们去征战,为我们洗刷冤屈,为我们成就。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我们基督徒的祈祷是否真正是出于圣神的感动,是否真正是承行天主的圣意;第二,在我们基于承行天主圣意、出于圣神的感动之前提下的祈祷做出之后,我们是否又去自觉不自觉地倚靠人的聪明和属世俗的办法?若是如此的话,那么天主并不会成就我们的祈祷,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地交托并倚靠天主,因为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对于天主的怀疑和小信,是彰显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办法;第三,即使前两条都由我们真正地做到了,但天主做事有其自己的最佳时候,这种最佳时候并不是基督徒能够真正完全地理解或把握的,只有天主所认为的那个最佳时候才是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所祈求所祷告天主为我们移开之轭的时候,也才是对于我们基督徒真正有益处的时候——有时候天主为了熬炼、考验基督徒是否真正地倚靠祂而有意地推迟成就我们的祈祷。
同时,基督徒已经是由天主分别为圣的属天主的人,“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权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若望福音1章12—13节)所以,基督徒是需要、也应该将自己原先的旧人旧性和属世俗的小聪明、血气、人意,真正自觉地加以埋葬于坟墓而死掉的,然后才能够复活出基督的形象和身量。由基督徒所构成的基督圣教会,同样是属天主的,而不宜再诉诸于属人属世俗的办法去解决自身所遇到的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过于倚靠人的办法和属世俗的聪明,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基督天主的圣训和基督宗教信仰的本真。
所以,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基督天主教,在解决他们各自在中国所遇到的政治问题时,应该使用宗教途径,采取宗教方法,而不宜使用那种民主革命方法、解放神学办法,更不宜以美国等所谓基督教国家同中国政府搞政治干涉和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国际政治斗争时机,把基督徒和基督教会自身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面的宗教诉求,参合进或捆绑到中国与美国之间政治对抗的政治战车上。
3、世俗政权包括无神论世俗政权解决政治问题,也应该尝试使用宗教方法
西方基督教世界各国世俗政权因为其国度人民悠久深远的基督宗教信仰,甚至许多国家元首都是基督徒,所以在解决政治问题时使用宗教方法比较好理解,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包括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在僵持不下时诉诸于向上帝祈祷的办法,并且美国独立宣言本身就是解决政治问题却是立足于基督宗教神道真理的典范。
许多基督天主教信徒恐怕未必真正把握了基督新教在天主拯救世界过程中作为天主特殊工具的历史地位问题。在下以为,基督新教实际上就是为解决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势力相互间根本政治冲突这一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先导性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念。即言之,基督新教是解决政治问题的直接性宗教总纲。所以,即使是罗马天主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通过的梵二神学教理方面的革新,尤其是主动适应现代社会,适度承认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实际上是属于新教化方向的革新。
那么,那种无神论世俗政权是否也是可以尝试使用宗教方法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呢?对此,在下以为是肯定的。当然,包括无神论世俗政权和有神论世俗政权在内的一切人间凯撒(无论是个体意义上的凯撒还是集体意义上的凯撒),不可能通过宗教方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所有政治问题,正像他们也不可能通过政治方法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一样;但却是可以通过宗教方法有效地解决一些非常关键、甚至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甚至有时候会收到非常奇特的政治效果。
事实上,那种极力地强调意识形态方面根本冲突对立的极端无神论、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完全否定、敌视使用宗教方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张或做法本身,早已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是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之后建立的,而是主要在东方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度中非同时地取得胜利的。所以,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群众(包括官僚阶层甚至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员)由于受到落后的传统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严重束缚,是根本不可能由世俗政权以马克思主义等所谓先进性的意识形态较快地加以扭转的,即使经过一两百年的历史过程也仍然难以真正地改观。
特别是,无产阶级只要革命一成功,就立马通过“剥夺剥夺者”的办法而上升为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而原先那种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观念在革命成功后就难以真正地加以贯彻下去了,就难免不发生官僚主义和腐化变质等非无产阶级价值观念大爆发的问题。正是因为面对着这个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也好,鲁迅先生也罢,都恐怕并不真正懂得所谓“文化革命”、“国民性改造”这一表面上看属于政治、属于文化的问题,实际上既不是所谓的政治问题,也不是所谓的文化问题,而在根本上、实质上是属于宗教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基督教世界那种具有丰盛深远的基督宗教文化传统国度中,所以在西方世界作为基督宗教文明之一极端世俗化左翼变种的马克思主义,恐怕也只有在西方世界才能够具有使其得以通行的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基本社会群众,而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基本社会群众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非常欠缺的稀缺资源,也是难以依靠世俗政权进行所谓“灵魂中闹革命”或“改造我们的学习”就能够加以真正有效改变或满足的。
当今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官场腐败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精神空虚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及两极分化问题,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假冒伪劣商品充斥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犯罪率和精神病发生率奇高问题,包括高校大学生、博士生互相暗害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民价值观发生扭曲这一终极问题、本根问题。而中国国民价值观扭曲问题,单纯依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谓先进性教育恐怕是难以收到真正良好效果的,因为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并迟迟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之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这种先进性教育之无能为力和力不从心。
如何矫正中国国民价值观扭曲问题呢?最根本的战略就是倚靠那种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灵魂的宗教,这是既治标又治本的独一无二的办法。而中国本土上长期以来所盛行的宗教,例如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恐怕都是差强人意,惟有基督宗教才真正是那种最能够不为任何文化、宗教和世俗价值观所异化、扭曲、腐蚀的宗教。所以,在下认为,解决中国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真正地落实宪法所赋予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尤其是基督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对抗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动辄以宗教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基本方略。
或许中国官方担心基督宗教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宗教,与西方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比较适合,而难以真正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政治制度。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无知的。因为基督宗教作为超越于政治、种族、文化、地域、历史的真正属神属天的宗教,其自身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世俗政权所服鹰或服务。同时,自从近代国门洞开以后,基督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4、政治问题通过宗教途径来解决的内在机理——解决基督宗教问题难以靠政治办法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在下非常强调政治问题要尽可能通过宗教途径来解决呢?这主要是因为宗教是远比政治更为具有合理性、合道德性、合人心合法性的社会结构机制。更是因为宗教都是非常强调道德的,而远比世俗政权往往诉诸于暴力和强制、恐吓等人心并不喜欢的、基本上属于强人所难的那种办法要好得多、有效得多。更何况,宗教是远比世俗政权更强调道德利他主义、绝对主义、超世俗主义的价值取向的。
另外,世俗政权主要是掌管人的肉身,而要治心(真正掌控人民的内心)就非得宗教不可。这是因为世俗政权难免会发生腐化堕落,而宗教并不以追求世俗荣华富贵作为主要的价值目标,所以宗教能够满足人心向善、宁静的秩序诉求,而世俗政权则在这方面天生就处于劣势地位。
尤其是,基督宗教所谓的上帝天主耶稣基督既然全知全能,但却竟然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在世人看来既难以证明上帝天主全知全能,又证明了这位上帝天主不是救世主(祂既然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又何以能够拯救世界呢)的十字架之失败羞辱,但在基督徒看来确实是上帝天主的荣耀和大能之体现或明证。在下以为,基督宗教所谓的上帝天主这一奇特的悖论式信仰,恰恰是建基于对人心真正的把握,因为人心良知认可的是如同耶稣基督这样的救世主,而不认可、甚至非常反感、厌烦那种作威作福、非常傲慢、颐指气使的世俗君王或执政党意义上的救世主。
所以,孟子为什么非常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柏拉图为什么强调正义国家要由真正哲学家来掌权统治,就比较好理解了。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其中的极端者马克思主义,注定了难以真正地深入人心,难以真正地洞察人心。因为人心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仅仅是中国人所谓那种安居乐业、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一类属世俗价值追求意义上的人心向背,而是有着更高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宗教的属灵追求和生命终极价值观念恰恰是对于人心至高的超越性精神追求之满足机制,或者说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对于人心予以深刻洞察之基础上才建立并发展下来的。
所以,那种世俗政权逼迫宗教信仰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所搞的人人自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里,尽管宗教被官方取缔了,但宗教并没有消亡或销声匿迹,而是转向了地下,甚至当时官方对于宗教的逼迫和取缔,反倒使得当时的中国各个宗教都更加虔诚化、属灵化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统治者,并不是实行掌控宗教的做法,而是推行或放任、默许宗教的自由发展,从而以宗教去教化人民百姓,以此收到无为而治的效果。事实上,正是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宗教的逼迫,更加促发了基督宗教福音的兴旺;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合法化、国教化,才使罗马帝国的政权又延续了几百年之久。
总之,世俗政权如果想要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愿望,恐怕就必须效法、推行宗教,因为各大宗教的寿命都有上千年历史,并且仍然方兴未艾、势不可挡,而没有一个世俗政权的寿命能够长过宗教的寿命。宗教是远比政治为更高次方的政治。宗教是远比世俗政治更为有效深入的超级政治。世俗政治只不过是线性的低级政治,而宗教则是立体性的高级政治。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世俗政权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唯心主义有神论世俗政权,在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方面天然地存在着劣势。明了这一点,那些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原理精义的无神论世俗执政掌权者,最后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大有作为的。
所以,在下寄语政教双方的是:基督宗教不是政治宗教,但确实是解决政治问题最有效的法宝和根基,惟有在基督宗教洗礼整个国民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唯物主义无神论与唯心主义有神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并不意味着双方面就不能够找到共同性、历史性的契机并进行很好的合作和谐共进、良性循环——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新课题,也是基督宗教教会历史上未予以解决的重大课题,在下相信并盼望中梵政教双方能够本着对真理与正义、对天主与人民真正服膺或服务的崇高态度和真诚动机,在天主的启示和良知理性的感动运用中,解决好这一关乎人类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