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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是诸侯的奴仆
作者：出神入化（李若望）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神学博士，大学毕业后成为修士、维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1517年10月31日反对天主教“救赎论”的他，由于对罗马教宗列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欧洲各国推销赎罪券，而实际上是为了聚敛钱财之做法、用心甚至“神学理论”——这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深感违背了基督的教训，毅然决然地独自在维腾堡万圣教堂门口贴出声讨罗马教皇罪行的《九十五条论纲》，即《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被誉为“宗教改革宣言”，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烈火。
1520年12月10日，路德将罗马教宗颁布的《教宗逐路德出教谕》文本当众焚烧，这标志着路德改教派与罗马天主教教会无可挽回的决裂。路德在改教运动中还发表了《致德意志贵族书》、《教皇被俘于巴比伦》、《论基督徒的自由》、《论世俗政权》等，来进一步阐述其新教神学。本来作为正统天主教异端的他之所以没有身首异处，主要是因为他在萨克森选帝侯庇护下隐居起来。
路德除了在《九十五条论纲》中所揭露的罗马天主教教廷的虚伪、罪恶外，还揭露说：“罗马教廷方面人士很巧妙地建筑了三堵墙来抗拒改革，使基督教走向毁灭。第一堵墙是：当世俗政权向他们施用压力时，他们便声言：世俗权力没有过问他们的权力，相反地，宗教权力是在世俗权力之上的。第二堵墙是：假使你引用圣经向他们加以指责时，他们便说：只有教皇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利。第三堵墙是：假使你要用召集宗教大会来威胁他们时，他们又发明了一种说法，即是：只有教皇才有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利。这样一来，他们便秘密地窃走了我们的三种鞭子，他们可以任情妄为，受不到任何惩罚。于是他们便隐蔽在三堵大墙的后面，胡作非为，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无论何时，当他们被迫召开宗教会议时，他们也弄得这会议不能起任何作用。他们事前逼迫君主们宣誓，不得干涉他们。并且给教皇全权来处理这个会议，使得开会和不开会并无分别，因为，他们可以任意玩弄花样，欺骗我们。这些罗马教廷方面人士们，是极端害怕召开真正的、自由的会议的。他们对国王们、君主们进行威吓，使他们相信，假若不支持他们的阴谋诡计，便要冒犯了上帝。深愿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能吹倒耶利哥城墙的喇叭，使我们也能吹倒这用纸和草作成的三堵墙，使我们能取回惩罚罪恶的鞭子，使我们能揭穿魔鬼的诡计和欺诈！这样我们可以鞭策他们，改正我们以前对他们纵容的过失，而重新得到上帝的宠爱。”
路德彻底地否定了教会和教皇（教宗）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从《圣经》中找不出教会的特殊地位，从而否定了教皇（教宗）在基督宗教信仰领域中作为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地位及其合法性。路德强调：“基督奉差遣于世上，祂的使命不是别的，只为传道。再说，整个属灵阶级——所有的使徒、主教和神甫蒙召受职，也只是为传道。”
路德强调要奋勇攻击豺狼，保护羊群。他认为，真正基督徒都应当大胆抵制那些维护传统的教师，严厉谴责教宗藉以劫掠上帝子民的法规，但应当宽恕那些被不敬虔的专制者用这些法规所俘虏的怯懦的群众，直到他们获得自由。所以，真正基督徒必须奋勇攻击豺狼，保护羊群，不要同群羊们对立。
路德既然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勇猛而大无畏的挑战，并欲自立出去单立门户，就势必要面临并需要处理好与世俗君王诸侯们的关系。他所有的人类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属于神的国度；另一部分属于世界的国度，基督的属灵治理与世俗的统治都不可或缺，且互为需要。但是，世俗政府的权限在于不得越权侵犯神的国度。而且他强调说，君权神授，教会无权，但世俗权力（君王官长）必须恪尽职守、善尽职责。
路德甚至认为，基督教世界的总病根就在于政教关系的混乱颠倒，进而认为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的政教关系已经颠倒错位，互相间越厨代庖，既难以传福音、拯救灵魂并敌挡异端邪灵，也难以使世俗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因此，他强调必须要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即使对异端也不能由武力强迫阻止。同时，他又极力地否定教宗权和罗马在基督教世界中的至高独尊地位，极力主张要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而且他反对革命，禁止造反。
路德非常真实地认为“被圣灵充满的真基督徒”非常少，必须区分真假基督徒，所以需要世俗政府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但路德的宗教改革非常容易致使一些王公贵族摇身一变而成为了牧师或主教。所以，路德在伸张世俗政府的权力的同时，还强调要以基督的神道教训和基督服务众生的榜样来规范君主。
我们看到路德在其著作中总是将“真基督徒”与“假基督徒”对举，或加以比较，或强调性论述某个观点。在路德看来，他自己毫无疑问是真基督徒，而他所谓的“罗马教”、“教皇党徒”及其所掌控的绝大多数“教士阶级”无疑是假基督徒，因为他认为后者已经异化为如同世俗政府、而且非常地独裁专制封闭败坏，所以路德更强调宗教信仰方面因信基督而称义得救的自由，而反对、否定罗马教廷人士所谓的因善行事工称义、繁琐教仪和平信徒必须靠教宗、教士居间祈祷才能进达于天主（上帝）被赦罪的教理神学。
实际上，路德的宗教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改革”的范围，而具有了“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尤其是他与罗马天主教誓不两立并独立地确立了自己的教派教会，这已经是属于革命了。或许是因为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二者作为基督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尽管相互间存在有诸多不同，甚至不无截然相反之处，但仍然都敬拜信仰耶稣基督这一共同之处才被命名为“宗教改革”，而没有被命名为“宗教革命”吧。
但路德为了确立并提高新教路德教派相对于罗马天主教既存强势教会的地位，为了破除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权威，而不得不倚靠世俗君主、诸侯贵族的势力，但在这种倚靠的过程中也难免将世俗国家抬得过高，他甚至主张主教叙任权属于国王，这就似乎有点矫枉过正或不无过分了——因为他的这一主张已经违背了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政教分界原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主的物当归给上主。”
虽然路德也曾经不无有针对性、有意识地强调世俗政府不得越权侵犯神的国度，即不得干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他所给予世俗政权当局政府的权力恐怕有点大了，必须要回归到耶稣基督的政教分界原则。虽然路德主观上是要校正罗马天主教教权高于西欧各个世俗凯撒国家的政教关系格局，但可能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弊病，即在他那里非常容易造成政（西欧各个世俗凯撒国家）高于教的另一个极端。
路德在改教过程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是诸侯贵族，并在致信诸侯贵族时不无奴颜婢膝、阿谀奉迎甚至不下于对上帝之尊崇高贵的颂词和称呼——例如他在1520年6月24日发表的《致德意志贵族书》和1523年元旦所写的《关于世俗权力：对它的顺服应到什么程度？》中开头都是如此，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路德所面对的天主教教权势力的强大和支持天主教的德国各地诸侯贵族的势力，那么就能够理解路德的无奈和良苦用心了，尤其是他在1523年元旦所写《关于世俗权力》一文中曾经披露说，“现在，长官们竟开始命令人们上交书本(指某些天主教统治者命令国民上交路德以德文翻译的《圣经》译本)，且要按照他们所吩咐的去相信去思考。他们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掌控良心和信仰，并且要用他们那腐坏的脑袋给圣灵做导师。归根结底，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告诉他们真理，并且坚持自己被称为‘尊贵的主’。”
但我们如果细细地考究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发问：路德本人是否属于他所抨击的那种情形或在某种程度上不无那种嫌疑呢：“他们胆敢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掌控良心和信仰，并且要用他们那腐坏的脑袋给圣灵做导师。归根结底，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告诉他们真理，并且坚持自己被称为‘尊贵的主’。”
路德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适应当时西方世界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要求，加上他充分地利用了罗马天主教教廷与西欧各个国家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来推行他的宗教改革。
实际上，路德为提升相对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教皇而言的基督徒个人的相对地位，而故意忽略了《新约·以弗所书》（5：22—32）中使徒保罗关于教会与基督之间如同新妇与新郎之间的顺服与亲爱关系，而把这关系改成了基督徒个人与基督在灵魂里信靠与救赎关系，并说成或比喻为新娘与新郎的婚姻关系，他还把《旧约·创世记》中关于男人、女人要结合成为一体的夫妻关系之经文（创2：24）和《旧约·雅歌》的相关经文“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歌2：16），也从灵意角度解释称基督与基督徒在灵里如同新郎与新妇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说路德新提出了自己关于上帝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路德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世俗权力与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矛盾，成功地使自己避免被罗马教廷作为异端处死，创立了相对于天主教这旧基督教而言的新的基督教，简称基督新教或新教。路德的新教实际上是近代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宗教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开端。
同时，路德出于其虔诚的宗教信仰（谨守顺服掌权者的教义），也考虑到了当时自己改教需要依靠诸侯阶层的社会势力，在对待由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消极，甚至极力强调要诸侯加以镇压。
当然，路德的确有其不可原谅的错误，这尤其体现在他与封建诸侯走得过近，甚至是倚靠诸侯势力来推行他的宗教改革，并与后者沉瀣一气地镇压农民起义：
“可是（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像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他尽管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勇敢，却没有摆脱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像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和地主们拥有践踏人民的神圣权利。此外，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抨击起义者；他在小册子中不仅否定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劝贵族们像对付那些违背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扑灭他们。他喊道：‘像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小册子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暴怒和疯狂的程度，以致永远成为路德的名声上的一个污点。这表明，如果说他在开始自己的传教士生涯时是人民的一分子，这时就完全为人民的压迫者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被迫处于先前受奴役的状况。”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而现在路德竟把这一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了真正的赞美诗去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当权者，这是任何一个舔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唯命是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在这方面，不仅农民起义，就连路德本人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反抗活动也被全盘否定；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不可否认，有关思想家对路德神学政治思想及其宗教改革的上述评价过低，尤其是所谓路德后来成为了诸侯贵族、专制君主的奴仆、代言人和舔食者之论断，尽管有点主观和不得要领，但也的确击中了路德的要害或弊病所在。
总之，马丁•路德是诸侯的奴仆，这一点已经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一点，见证了那位自以为非常虔诚信仰上主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不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主要是倚靠世俗凯撒、而非倚靠上主的非常奇怪的基督徒。
2013-12-21傍晚，敝人对自己先前研究马丁•路德的笔记手稿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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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1 2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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