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思项羽！！！
一、绪论
说“都灵裹尸布”是“人类历史最神奇的遗物”，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这里所介绍的，乃是这么一个“历史的遗物” – 无论你认为它是真，还是中世纪的伪造，起码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当中，哪怕就是埃及的金字塔，都没有像它这样，被如此密集地，被众多的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和学者们所考察研究过 这里面包括了欧洲和美洲很多国家的一流科学家和学者：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这是第一。其次，“都灵裹尸布”的研究，囊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 – 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土壤、人体解剖、血液、光学、摄影、宗教、历史、美术。。。几乎所有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有涉足于研究项目之中的。甚至连美国和欧洲的原子能科学家，都有人从“放射科学”的角度，参与到相关的讨论之中的。可见“都灵裹尸布”所引发兴趣和思考，已经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个类似的文物所可能导致的关注和热情。最后，不同的研究报告都指出，仅仅从1978年到1981年短短4年时间里面，科学家们在都灵裹尸布研究上所花费的研究时间，就超过了15万个小时（注一）。如果我们再考虑从1898年，都灵裹尸布的第一张黑白照片问世以来，不同领域内的学者在研究上所花的时间，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研究热潮的话，我们的确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它无疑是一个“独领风骚”的人类历史遗物。它所创下的研究记录，范围之广，参与之众，时间之长，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肯定后无来者。
我们先以“维基百科”上“Turin Shroud” 的介绍，作一个开场白：
"Shroud of Turin (or Turin Shroud) is a linen cloth bearing the image of a man who appears to have been physically hurt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crucifixion. It is kept in the royal chapel of the Cathedral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in Turin, Italy. How and when the shroud and its image were created is the subject of intense debate among scientists, believers, historians and researchers.”
（翻译：“都灵裹尸布是一块亚麻布片。其上显现一个和被钉十字架方式一致的，身体被伤的男人的形象。这片亚麻布目前被保存在意大利都灵的圣约翰大教堂。目前，科学家、信徒、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块亚麻布和其上的形象，是如何被造？以及何时被造的问题，有非常激烈的争论。”）
"Believers contend that the shroud is the cloth placed on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at the time of his burial, and that the face image is the Holy Face of Jesus. Detractors contend that the artifact postdates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by more than a millennium. Both sides of the argument use scienc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make their case.”
(翻译：相信者认为它在耶稣基督被埋葬的时候，就是那块曾经覆盖在耶稣的身体上裹尸布。这个男人的脸部形象，就是耶稣的圣容。相反意见的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艺术作品，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超过一千多年之后被人制作出来的。这两方面的论点，都各自引用科学和历史方面的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The image on the shroud is much clearer in black-and-white negative than in its natural sepia color. The striking negative image was first observed on the evening of May 28,1898, on the reverse photographic plate of amateur photographer Secondo Pia, who was allowed to photograph it while it was being exhibited in the Turin Cathedral.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neither formally endorsed or rejected the shroud, but in 1958 Pope Pius XII approved of the im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oman Catholic devotion to the Holy Face of Jesus.”
（翻译：裹尸布上的这个形象，如果使用黑白摄影中的“反转”方式观看，会比在正面 自然的黑白影像之下，显得更加清晰得多。这个令人吃惊的“负像”底片形象，首先是由意大利的一个叫西冈多.皮亚的业余摄影师在1898年的5月28号获得的。当年，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的时候，皮亚被获准给它拍照。到目前为止，罗马教廷既没有公开证实也没有否定过这块裹尸布。但在1958年，罗马天主教教皇皮尔斯七世，曾经认同裹尸布上的形象，和天主教坚信礼中“耶稣圣容”是一致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上图所示，就是著名的“都灵裹尸布”所呈现的原始“负像”底片
维基百科这里提到两件有趣的事情，一是1898年，意大利的业余摄影师皮亚，首次拍摄到尸布上那个男人的全身影像。但冲洗出来，见报之后，皮亚却受到非常激烈的攻击。因为照片上的这个男人的面容，人们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基督教的“救主耶稣”。这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很多的舆论，都一致认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皮亚伪造了这个“耶稣”。结果他被蒙冤整整33年之久，直到1931年，另一个比他更专业的摄影师，也拍出和他相同的图片之后，他好歹这才有了一个“平反昭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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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摄影师西冈多.皮亚（Secondo 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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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皮亚首次拍摄到的裹尸布上耶稣的全身“底片”影像- 正面
其次，“维基百科”中还提及“都灵裹尸布”影像，呈现所谓“负像”（Photo Negative）的特征，也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底片”。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黑白摄影的常识的话，你就会知道，黑白底片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左右相反，黑白颠倒”。底片中最暗的部分，一定是光线最强烈的地方，而底片上最亮之处，却刚好是光线最暗的地方。另外，以底片上的人物为例，你所看到的“左手”，冲洗出来之后，恰恰好会是右手。而底片上的“右手”呢，洗出来之后也会变成左手。
由皮尔首先在1898年发现的这个都灵裹尸布“负像”属性。后来被所有的科学家所一致著名认同，变成研究裹尸布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Fact）之一。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法国医生，著名的裹尸布研究学者皮尔.巴贝特，后来他1953年的著作《一个医生眼中的个个他山》一书里面，也曾经给他的读者们这么解释过：
“。。它具备所有普通照片的特点，你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相反的：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而唯一和普通照片不同的是：都灵裹尸布的“负像影片”，上面没有阴影，而一般普通的黑白摄影，则一定会有阴影。”注（二）
而历史上第一张有人物形象的黑白摄影图片，大约出现在1838-1839年期间。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第一张有人物影像的黑白照片，曝光大约花了10分钟以上的时间。而其中的那个人物，碰巧是由于擦皮鞋的缘故，驻足良久，这才有幸将自己的“倩影”永久地留在了照片之中。注（三）然而，都灵裹尸布上的这个“黑白底片”的人物，就算它是在中世纪被“伪造品”的话，（持这种说法的人，大多数相信裹尸布是在1492-1530年之间被伪造出来的）那么它也要比人类历史上这第一张黑白照片，早了将近400多年的时间 ！这怎么可能呢？
再仔细查考这张照片，我们会发现它上面的这个人物，身体构造比例合理，五官逼真，细节精准，具有无可挑剔的“解剖学”上的完美性。注（四） 如果说它的确是一幅“黑白摄影”作品的话，那么，在600多年以前的中世纪，这样高超的黑白摄影技术，有谁能如此娴熟地掌握，又运用自如呢？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历史都没有第二幅，类似的“作品”被存留下来？不仅如此，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进入到了20世纪之后，人摄影器材早已鸟枪换炮，技术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可迄今为止，似乎也还没有第二位摄影家可以尾随其后，如法炮制的。在这幅“中世纪”的作品面前，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幅现代“复制品”，和它对比起来，都好像娃娃的涂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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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都灵裹尸布上的人物：皮亚所摄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所呈现的形象 –祂的脸部
外行人大概无法想象拍摄一幅像“都灵裹尸布”这样的“作品”，需要多么高超的的技术。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但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却能明察秋毫，深暗其中三昧。譬如，一个直接参与“都灵裹尸布”研究的著名犹太摄影家巴利. 史沃茨（Barrie M. Schwortz），就曾经以嘲笑的口吻，讽刺那些认为“都灵裹尸布”是“中世纪摄影作品”的人说：
“If we accept the argument that the mere existence of certain raw materials is reason enough to believe someone actually used them to invent a technology that was still 500 year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art searching archaeological sites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remains of medieva1 cellular phones, microwave ovens and nuclear weapons! Just because the raw materials for these highly advanced technologies existed, doesn\\\\\\\''\''\\\''\''t mean someone actually created them, particularly before human knowledge advanced enough technologically to truly make this possible.” 注（五）
(大意：如果有人认为中世纪，真的有人可以使用原始的摄影材料，和一个500年之后才有的摄影技术，拍摄出这样的作品来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展开考古发掘，看看有没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手提电话，微波炉，或甚至原子武器什么的 ！你不能因为有这样先进的技术，和原始摄影材料的并存，就认为是谁创造了裹尸布的影像，尤其是，在人类的知识和技术，都没有先进到真正可以使得这些变为可能以前，你不能这么认为。)
史沃茨这个一针见血的评论，这是一个普通的 “门外汉”所看不到,而只有专业人士才明白的“门道”。在这些“门外汉”们的眼中：既然中世纪的某个神秘科学家（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的科学家里奥纳多.达芬奇），“可能”握有了某种摄影所需的“原始感光物质”， 那么这个“历史上的第一张黑白摄影照片”，就非他的“创造”莫属。然而，正如史沃兹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真的有了所谓的原始“感光材料”，你还必须掌握一种极其先进的“摄影技术”，这才算是具备了“创造”这个作品的起码条件。而这种“摄影技术”，史沃兹不无讥笑地说：哪是500年以后的技术.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都灵裹尸布”中还有很多。这也是它之所以可以被称为“神奇”的原因所在。也是“都灵裹尸布”长久以来，一直萦绕与挑战人类良心、理性、和科学的地方。它看似平凡，却蕴含无限深机；它貌似卑微，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它看似无用，却有行无市，有值无价。尤其是，它屡遭劫难，却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它再三被否定，却总能败部复活，死而复生。说它像醇酒陈酿，它却比人间任何的美酒都更令人回味，说它像一篇携永的诗歌，它却比人间任何的诗歌，都更值得再三吟咏，反复玩味。
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的话：“都灵裹尸布”好像希腊神话里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人类的理性和良知，都在它的利刃之下揣揣不安，终日不得稍歇。如果我们以法国的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伊伏斯.戴尔拉奇（Yves Delage）1902年提交给法兰西科学院的第一篇正式的研究论文算起的话，那么到今天为止，和“都灵裹尸布”科学研究方面有关的各类正式论文、书籍、或影片，保守的估计已经累积到上千篇（种）以上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滚雪球似的，在持续不断的增长之中。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无论是信上帝，或不信上帝的，愿意花那么的时间，经历，钱财，在这个“无用”的裹尸布上呢？
说到底：这就是两个最终极的挑战：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说，如果“都灵裹尸布”的确属于中世纪的“人造品”，那么现代科学就必然，也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常识来看，一个中世纪的人再怎么聪明灵巧，都不可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知识，超越现今的人类。但相反的是：以近代人类如此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居然在100多年漫长历史中，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合理的答案的话，那么，这个“科学的困窘”所隐喻的一个严重，发人深省的后果是什么？
理性的挑战，于是在这里就转变成了对人类“良心”的挑战，一个攸关每我们每一个人“终极命运”的问题。它使我们在声色犬马的“醉生忘死”之中，蓦然回首，看到《圣经》中有关“耶稣复活”的宣告；又使我们在“今宵何宵”，对酒当歌的懵懵懂懂当中，惊鸿一瞥，看到耶稣所预言的那个人类“终极大审判”的日子。如果都灵裹尸布的确的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那片曾经包裹过耶稣身体，后来又一起被埋葬到坟墓中的“细麻布”註（六）的话，那么它无疑，就是耶稣死而复活最强有力，也是唯一的“物证”。而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的话，那就意味着：耶稣就是上帝，他生前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件有关“未来”的事情，也都会是真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应验。
我相信，这就是研究“都灵裹尸布”的意义所在。
在下面的介绍里面，笔者将尽可能全面地介绍这100多年来，西方科学家们在“都灵裹尸布”研究上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同时，在行文的过程中，笔者也会特别注意将两个独立，但又有关联的范畴：“事实”（Facts）和“解释”（Interpretation）进行必要的區別。笔者这里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到是：所谓的“事实”，乃是指裹尸布上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方面“属性”，它们是客观的，是可以通过实验的手段被测量和验证的，因此它们是属于科学所要探讨的领域。而所谓的“解释”，当然就是对这些“客观属性”的“阐释性说明”，是对这些客观属性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索。这个领域，就不是科学力所能逮的，而是属于信仰和神学所必须探寻的范畴。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注意，将这两者予以区别对待。
注（一）：这个统计数据，见网站： [url=http://shroud2000.com/Introduction.html]http://shroud2000.com/Introduction.html[/url]
注（二）：皮尔.巴贝特（Pierre Barbet）：《一个医生眼中的各各他山》（A Doctor at Calvary）; 美国纽约；1953 年出版；P.27 页。
注（三）：关于人类的第一张黑白照片的历史，参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
[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photography]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photography[/url]
注（四）：皮尔.巴贝特医生说：“The Whole Picture reveals a perfectly proportioned anatomy ; It is well-made and robust and is that of a man about six foot high.” (整个图像，完美而合乎比例地显示出一个身高六英尺左右的男人的解剖结构，被造得十分精美 )；见巴贝特所著：《一个医生眼中的各各他山》；P.23页。
注（五）：巴利.史沃茨（Barrie Schwortz）论文：《都灵裹尸布是中世纪的摄影吗》Is The Shroud of Turin a Medieva1 Photograph?
注（六）：对于耶稣裹尸布的记载，新约圣经在《四福音书》中都有特别的记载，我们这里摘录一些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经文于下：
《马太福音》二十七59： 約瑟取了身體、用乾淨細麻布裹好、
《马可福音》十五46：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鑿出來的 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路加福音》二十三53： 就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裏、那裏頭從來沒有葬過人。
二、都灵裹尸布科学研究 – 发展和近况
1931年，另一个意大利的专业摄影家Giuseppe Enrie，被准许再次拍摄都灵裹尸布，并且得到和皮亞相同的影像之后，裹尸布的这种“负像”特性，才渐渐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承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对裹尸布上的一些无法解释的特性，产生研究兴趣。虽然在这之前，法国的一些科学家，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伊福斯.戴尔拉奇（Delage, Yves），科学家保罗.维格农博士（Paul Vignon），外科医生皮尔.巴贝特博士（Pierre Barbet），都已经涉足于其中，但是基本上所有的研究，都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然而，很多这样的开拓性研究，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维格农博士的研究，确认“都灵裹尸布”人物面容，与中世纪,或更早期的拜占庭“圣像”绘画之间，有至少15处以上的的共同特征，他将它们命名为“维格农标志”（Vignon Marks）；而巴贝特的研究，则是从生理学、解剖学的角度，证明裹尸布人物的伤痕和血迹，与“钉十字架”时人体所出现的特殊生理反应，完全吻合，同时，也和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完全一致。这些研究结论，直到今天，都还一直被后世的研究人员所引用。
维格农，无疑是那个最早，也是最仔细的研究过都灵裹尸布的第一个科学家。他在1902年所写的《基督的裹尸布》（The Shroud of Christ）一书，是相关研究中最早的一部专著。其中已經观察到了很多七八十年之後，才被科學实验所證實的“事实”（Facts）。显然，由于当年落后的 技术手段的限制，维格农所能作的唯一一件事情，也就只能是发现，记载、和分析它们而已。
但这其中漫长而曲折的研究过程，却恰恰揭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科学法则：那就是通常被我们称之为是“事实”（Facts）的事物，乃是一些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客观事物的“现象或属性”。它们独立于我们的主观经验之外，也不依赖我们的感觉。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也在不同的科学家手中，它们都是可以被反复地观察和证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特别要提醒读者：都灵裹尸布上所发现到的很多类似的“现象和属性”，（譬如后面我们要提到的影像3 D特征，花粉，泥土微尘。。。等等）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被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的时期反复验证过之后，才有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的。西方科学家的严谨、求实，和求真的精神，在都灵裹尸布的研究中，乃是最令人击节称道的地方。
和都灵裹尸布有关的“事实”，其实包括三类不同的范畴：第一类，是哪些已经被实验所证实的，“已知的事实”，第二类，是哪些目前被部分证实，却有待未来的科学发展予以“完全”证实的“待知的事实”；第三类, 却是那些目前的和未来的科学，都一样无法证实的“超验的事实”。我们这里举例来说：裹尸布的“负像”；和影像中的“三度空间数码”信息；就是属于第一类的“事实”；而裹尸布人物眼睑上的两枚“寡妇的小铜板”，和下巴底下，一些尚未被完全识别出来的希伯来字母，就可以被归纳为属于第二类。但裹尸布影像的“成像原理”呢？显然就应该属于第三类。对于这个难题，1981年美国的科学家们集体的结论是：他们不清楚。然而，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科学家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是否有任何的进展呢？说起来答案似乎很令人气馁，依然还是“没有”。
一个“事实”的论证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发现它背后的原理，然后再依靠实验予以“再现”。这当中，从最初的观察，到最后到实验论证，时间可能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用中国文人胡适最著名的哪句话来说，这就叫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不过是，这在以严谨和批判精神著称的西方科学家哪里，这个“小心求证”的代价，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毕生的时间和精力。
就以裹尸布影像独特“三维”属性来说，维格农乃是第一观察到这个“秘密” 的科学家。早在1902年的《基督的裹尸布》一书里面，他就已经相当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自己的发现：裹尸布上影像的明暗分布，呈现出一种微妙而有极其有规则的变化。简单的说：身体上离裹尸布越近的凸出的部位，其影像就越明亮，反之，身体上离裹尸布越远的凹进去的部位，其影像就越暗。这种明暗强弱，与距离远近之间的比例关系，要一直到到了80年代初期，才由都灵裹尸布研究团队（STURP）的科学家，首次使用所谓的“V-8三维影像分析仪”予以证实。（具体的过程，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介绍，这里暂时省略）到了90年代，裹尸布包含的“三维空间密码”，不仅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科学家们甚至还计算出了它的数学模型。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进展过程，如果从维格农算起的话，共三代科学家，花了将近80多年的时间。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维格农，是怎样发现裹尸布的这个极其特别的属性，我们这里特别从他的书中，摘录几段他的观察描述于下，供读者欣赏： 注（一）
“Some emanation from the body has acted on the linen, and since the hollows on the Shroud are less vigorously reproduced than the raised portions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is something worked with less intensity in proportion as the distance from the body increased 。”
（从身体内发散出来的某种物质在亚麻上产生了作用，裹尸布人物身体上凹进去的地方，产生影像的作用力相对较微弱，相反，在身体上的那些凸出的地方，产生影像的作用力就强烈些，我们必须承认，从身体到裹尸布之间的距离越增加，相应地，这个作用力的强度也就按比例越减弱。）
按维格农的解释：裹尸布影像的明暗分布，明显地受到“距离法则”（The Law Of Distant）的控制。换句话说：影像上的哪种十分有规则的，按比例的分布“灰色调”，绝对不可能是人工“绘画”的结果。因为其精密、复杂，而又极其细微的变化程度，早已远超过人类画笔和颜料所可能驾驭的范畴。 这乃是维格农坚决否定都灵裹尸布影像，是“绘画作品”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但是，精彩的地方还不仅仅是仅限于此，维格农认为：和欧洲中世纪那些最优秀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对比，都灵裹尸布于虽然具备无可比拟的艺术“美感”， 但它本身却绝对不是“美术作品”。从表面上看，它倒更像是一幅摄影作品，而且的确，它拥有一个完美的底片“负像”，且有“摄影作品”那种逼真的写实特色。然而，在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考察之后，维格农同样也同样否定了它是一幅摄影作品的可能性。因为，正如他和后来很多科学家们所一致同意的哪样：任何的摄影作品，都必须依靠光线，但是都灵裹尸布人物的影像，却完全是在一个没有外来光源照射的条件下形成的。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听起来完全充满自相矛盾的解释，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都灵裹尸布就是一个不是摄影的“摄影”作品，不是绘画的“绘画”。它的生成机制到底是如此呢？当年的维格农解释说，哪是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隔空投射”（Projection）产生的结果。注（二）
“In the present case it is indeed hard to determine with it is indeed hard to determine with what rapidity the unknown action took place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Shroud ;the main point is that we can assert that the action diminished in proportion as the distance of the body from the Shroud increased. We may almost affirm that the decrease was rapid, as the cloth has evidently not received any impression from certain portions of the face and body, no double those from which it was too far distant. Thus it is that before making any detailed examination we are able to assert that the impressions are negatives, because the raised parts of the body are reproduced strongly while the hollows have given fainter impression in proportion to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cloth… ”
（在我们所看到情形中 ，我们很难确定在身体和裹尸布之间所发生的 那个未知的作用，它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但主要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个作用的力量，会随身体和裹尸布直接距离的增大而相应地降低。而且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降低的速度也很快，因为裹尸布人物的脸部，和身体的某些部位，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印存在。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没有影印的地方，就是因为身体这个部位距离裹尸布太远的缘故。因此，我们无需更进一步地进行细节验证就可以确认：裹尸布上的这些影像，乃是负像的。因为它显示出人物身体上那些凸出的部分，影像形成的力量就比较强烈，但是在人体上那些凹进去的部位，影像的形成就相当地微弱。这种影像的强弱变化，和身体到裹尸布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To sum up: an impression has been formed on the Shroud. The figure produced is not to be called a photograph, because light has had no part in the forming it. In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it is the result of action at a distance(that is to say without contact); geometrically speaking it is a projection. In short, we have before us the equivalent of a rough sketch which has been shaded negatively.”
(总结起来：一个影像被形成于裹尸布之上。但我们却无法将其称为“摄影”，因为它不是依靠光线而形成的。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是某种作用力“隔空”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并没有直接接触裹尸布），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投射”作用。简单地说：我们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类似于素描的影像，却以负像成型。)
维格农这里所说，这些听起来十分玄乎、神秘的都灵裹尸布特色，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明白？又有多少人可以相信？依我个人的看法，显然是属于“大音希声”。维格农的哪个时代 ，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和“高等圣经批评学”这几大最诱人的欧洲理性主义思潮，红的发紫的年代，它们正以前所未有巨大声势席卷整个欧洲的思想界，甚至连最保守的基督教神学研究领域都无法幸免于难。维格农的这种一半是理性，一半是却是“超自然”的研究结论当然不受欢迎，这是可预期的。都灵裹尸布除了被解释成“中世纪的赝品”，乃是唯一合乎“科学”的结论之外，其它所有的解释，都会被认为是反科学和不可信的。欧洲，此时尚未遭受一战，二战的蹂躏，也还没上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大魔头的普罗克拉斯蒂賊床，正陶醉在理性和科学所带来的哪个“巴别塔美梦”中。
然而，诚如我们前面所说，都灵裹尸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它上面的这些“事实或特性”，并不是出于某个名人，某个科学家，或宗教领袖的臆断，它们乃是客观存在，是沉默的真相，更是一个凝固的“静态历史”。你可以忽视或曲解它们，却无法否定它们的存在。裹尸布没有“赝品”所必然带有的那种本质上的缺陷，或悖谬。因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下，这些特性还是会被不同的科学家所重复观察到，并且接受他们反复的验证。
当我们回顾过去100年，都灵裹尸布的科学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最初的那些研究结论，尽管是初步的，缺乏完善的科学实验的支持，然而，由于这结论的本身乃是 客观“事实”的陈述，因此它们就始终不会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否。相反，时间越长，后来实验所发现的结果，就越能证明了这些早期的研究，具有无可置疑的“先见之明”，且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研究的过程虽然很漫长，却是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逐步发展，一个步步为营，日益接近“核心奥秘”的循序渐进式的提升。
可能会有人问：一块裹尸布上面印有一个人的影像，是否是一件极其罕见和不可能事情呢？我的答复是：这个裹尸布上的影像，不是零碎，片段，或模糊不清的，而是完整的 ，清晰的，和“细节化”的。不要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就是在 近现代，科学家们都没有发现第二个类似的遗留物可以与之相比拟。
在这一片宽约1.1米，长约4.4米的古代亚麻裹尸布上，可供科学家们研究的各种不同属性的“遗存”极其繁多，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科学学科，都可以派得上用场。包括有：一个被钉了十字架的男人，他全身正面和背面的影像；他脸部清晰的面容；他浑身上下密布的鞭痕伤口；他头顶前后端清晰可见的冠状扎伤；他膝盖，肩膀上由于背负重物而导致的 压伤和挫伤；他的手腕底部，和脚掌心内被铁钉横贯而过所留下的伤口，他的右边肋下被长矛所刺扎留下的创口；他死后所淤积在裹尸布纤维里面的血液 – 包括红血球和血清；他被埋葬时候随葬的鲜花影像；他所生活的那个地区独特的植物的花粉孢子；他所下葬的那个地区独特的岩石的颗粒。。。等等。这是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能有机会共同参与其中的根本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特性，都不是一连串偶然、孤立、没有联系、没有来历的偶然事物的堆积。相反，它们统统都和一本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书 –《新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有关。《新约四福音书》中所记载的有关耶稣被卖，钉死，复活等一些最重大的事件、地点、时间、或物体， 都能在都灵裹尸布上找到相关的证据。彼此相互印证，相互说明。而假如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 “神秘”物体的话（如埃及的金字塔或飞碟），它是绝对不可能引发如此巨大和持久的关注力的。因为道理十分简单：并非所有的“神秘”的事物， 都会涉及我们人类的最终命运问题。
上世纪的1969年年代，英国的一个天主教的学者，神父马鲁斯.古林（Maurus Green OSB），曾经发表过一篇非常有价值，被英国历史学家艾恩.威尔逊称之为 “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制定了指导方向”的论文，注（三）题目叫《包裹着的沉默 – 都灵裹尸布头百年研究历史回顾》（ENSHROUDED IN SILENCE - In search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of the Holy Shroud）。在马鲁斯神父的这 篇论文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趣考古发掘：
However, Egypt does provide examples of shroud burial among the early Christian interments at Antinoe, a town built on the Nile by Hadrian in 132 A.D. The bodies were buried between then and the sixth century. From 1897 to 1902 Albert Gayet unearthed some 10,000 pagan and Christian bodies in an intact state. The Christians were buried in a variety of ways, some clad in clothes, others wrapped in shrouds with and without face veils, their ankles and wrists bound by ribbons,. People were interred in anything up to twenty shrouds, embroidered with the early Christian symbols of the Alexandrian catacombs. Single shroud burials were like the Jewish burials of the poor in Palestine before and after Our Lord's time, such as are described in pre-Christian apocrypha and recorded of Rabbi Gamaliel and his grandson. 注（四）
（然而，埃及却向我们提供了类似都灵裹尸布这样的使用裹尸布安葬的例子 。在古罗帝国皇帝哈德良公元132年所建，位于尼罗河边的城市安东尼奥的基督教徒墓地之中，大量包裹着裹尸布的尸体被埋葬于这个时期至6世纪。从1897年开始到1902年，考古学家阿尔伯特.盖叶特在这里挖掘出来大约1万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完整的尸体。这些被埋葬的基督徒，有各种不同的埋葬方式，其中有的是穿衣服的，有的则是包裹在裹尸布当中，有的脸上有面巾，有的则没有。他们的脚踝，和手腕是用带子捆绑着的。他们埋葬的方式十分不同，有的甚至穿了多达20件的裹尸布，上面刺绣着亚历山大城早期的基督教墓葬标志或符号。使用单片裹尸布的，与耶路撒冷地区，耶稣诞生前后的那个时期的犹太穷人的埋葬方式相似。正如同基督教产生前期的末代文学，和犹太拉比，甘玛利尔和他的孙子所记载的那样。”）
在这上万具尸体当中，马鲁斯神父提到仅有一例，是由盖叶特所报告的：在一具尸体脸上所覆盖的面巾上，考古学家发现人物的面部影像 -- 某种类似面罩一般的脸谱，由某种香料的化学物质所制成。而在其余所有的尸体上，带有“人形”的裹尸布（Figured Shrouds）根本就是闻所未闻。马鲁斯神父特别提到：无论在埃及也好，还是在巴勒斯坦也好，考古学家们试图寻找第二例类似都灵裹尸布男人那样的牺牲者，结果都无一例外地是一片空白。（Blank）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早期基督徒用裹尸布包裹尸体下葬，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相反是非常普遍的，从巴勒斯坦到埃及，到后来的罗马帝国境内的“圣萨巴斯提安基督教地下墓地”（Catacomb of St Sebastian, Rome），都普遍使用这样的埋葬方式，或许是追随耶稣下葬的方式，或许是追随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人体影像的裹尸布，从来就没有发现过。注（五）
1978年，是裹尸布研究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过去的研究是一直局限于小规模的“单打独斗”的话，在这以后，一个系统的，不同领域科学家集体研究的局面开始出现。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研究整合，不仅设立了专业的机构，也设立了定期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各种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仪器粉墨登场。很多“爆炸性”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就是在随后的几年时间中，被断续地公布发表的。
这一年，一个由40多位来自美国的顶尖科学家团队，被首次获准对都灵的裹尸布进行严密的，长达120小时的科学考察。他们不仅来自美国顶不同的顶尖研究机构，很多人本身就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知识素养和学术地位，往往广受尊敬，享有极高的权威。这 一群的科学家，随后就演变成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享有威望的“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公司”（ Shroud of Turin Research Project）简称为“STURP”。对于这个机构，它的 目的和它的性质，约翰.海勒医学博士（John H .Heller），也是当年哪次考察活动最重要的一位发起人和参与者之一 ，后来在他1983年所 出版的回忆录里面，是这么记载的 ：注（六）
“Tom D’ Muhala has , for good and sufficient reason, created a corporate entity in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 It is a nonstock, nonprofit, tax-exempt corporation, and all of us are the corporation. It will be called the Shroud of Turin Research Project, Inc., or STURP. The major purpose of STURP is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is project. No Church, no religious group, no group of any kind, will or can influence STURP.”
（汤姆.穆哈拉先生，基于充分和良好的理由，已经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创立了这个公司机构。这是一个非股票、非营利、完全享有联邦政府免税资格的公司。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发起人。公司的名字将被称为“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公司”，简称“STURP”。这个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个研究项目的公正性。任何教会，任何宗教团体，任何其它的机构团体，都不得，也不能够对它施加任何的影响”
约翰海勒博士在书中提到：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包括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在公司成立章程上签名的科学家，一共有36位。他们都统统成为所谓的“基本调查员”（Primary Investigator），每个人都享有直接接触裹尸布的资格，而且也将实际负责某一个个特定的裹尸布区域的考察，取样，及拍摄工作。注（七）这对于判断都灵裹尸布的真伪来说，这当然是它所面临的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40多双顶尖科学家的“火眼金睛”，聚焦在这么一个最短的距离内，又使用各种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它进行一寸一寸一寸地毯式的搜索，摄影和取样。可以说任何的疑点，任何的破绽，都不可能侥幸地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下蒙混过关。
裹尸布首次被允许，从它的背这个面，进行拍摄。因为大约在15世纪中叶左右，裹尸布曾经经历过一场大火，其中的某些部分，被摆放裹尸布的银盒子所融化的银子所烧灼，损害，后来修女们在裹尸布的后面，缝制了一个衬布作底。但是，1978年，裹尸布的监护人，首次允许科学家们，拆开背后衬布，将摄像头探入下面进行拍摄。因此，后来所发表的很多照片，都是第一次大白于天下，令人大开眼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裹尸布的背面，显然被污染或氧化的状况，要比它的正面减低很多。尤其是哪些血迹的照片，其颜色的鲜艳程度，令科学家 们大吃一惊。
长4.4米，宽1.1米的裹尸布，科学家用摄像头，从正面，反面，几乎每一寸的面积，都使用最先进的摄影技术，包括红外线摄影，紫外线摄影，白光摄影，进行拍摄。最后进行电脑的存档和归类，各种照片数量超过。同时，科学家也使用了一种特制，昂贵的透明胶带，在裹尸布的表面进行粘吸，收取裹尸布上的微尘和化学物质，进行实验室的测试 – 包括与物理，化学，生物，土壤，花粉，等多方面的分析比对。可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裹尸布所进行的最彻底的“全身大检查”。
参加这次科学考察，后来又成为“STURP”公司创始者的绝大部分科学家的名单，我们这里收集在下面。注（七）其中，最多的科学家，都来自一个后来赫赫有名的科学实验室 -- 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也就是1999年轰动一时的，华裔专家李文和间谍案中所涉及的那个实验室） 一共有6-7位的科学家。领队的，是著名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对于他，我们在 后面的叙述中，还是多次涉及到。在这个团队里面，有摄影家，有电脑专家，有图像专家，医学家，化学家，甚至还有武器实验室的专家和美国著名航天机构- 喷气动力实验室-- JPL的科学家。( 呵呵)
（1） Joseph S. Accetta, Lockheed Corporation* 约瑟夫.阿瑟塔 – 美国洛克希德公司（2）Steven Baumgart, U.S. Air Force Weapons Laboratories* 斯特凡。鲍戈特 – 美国空军武器实验室；（3）John D. German, U.S. Air Force Weapons Laboratories* 约翰。戈尔曼 –美国空军武器实验室；（4）Ernest H. Brooks II, 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恩斯特。布鲁克斯二世 – 布鲁克斯摄影学院；（5）Mark Evans, 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马可。伊文思 - - 布鲁克斯摄影学院；（6）Vernon D. Miller, 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 ：佛农。米勒 – 布鲁克斯摄影学院；（7）Robert Bucklin, Harris County, Texas, Medical Examiner's Office –罗伯特。巴克林 – 美国德州医学检验室；（8）Donald Devan, Oceanographic Services Inc.* 唐纳德。德文 – 海洋图像服务公司；（9）Rudolph J. Dichtl, University of Colorado* 鲁道夫。迪克特 –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10）Robert Dinegar,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罗伯特.丁尼格，美国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11）Donald & Joan Janney,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唐纳德和朱安坚尼夫妇 – 美国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12）J. Ronald London,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罗纳德。伦敦，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13）Roger A. Morris,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罗杰。莫里斯，美国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 （14）Larry Schwalbe,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 拉里。斯瓦比 ，美国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 （15）Diane Soran,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戴安娜。索伦，美国罗斯。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16）Kenneth E. Stevenson, IBM* 肯尼斯。斯蒂文生，美国IBM 公司（17）Al Adler, 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艾尔。阿德勒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18）Thomas F. D'Muhala, Nucl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托马斯。蒂姆哈拉，美国原子能技术公司（19）Jim Drusik,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金。左拉西科，洛杉矶县博物馆。（20）Joseph Gambescia, St. Agnes Medical Center 约瑟夫。刚比斯西亚，美国圣。阿格尼斯医学中心（21）Ray Rogers, Los Alamos National Scientific Laboratories* 雷。罗杰斯，美国罗斯。阿拉莫斯国家科学实验室;（22）Thomas Haverty, Rocky Mountain Thermograph*托马斯。哈佛提，美国落基山热像公司; (23）Roger & Marty Gilbert, Oriel Corporation* 罗杰和马蒂。吉伯特夫妇，美国奥利尔公司；（24）John Heller, New England Institute 约翰。黑尔勒， 美国新英格兰学院；（25）John P. Jackson, U.S. Air Force Academy* 约翰。杰克森， 美国空军学院；（26）Eric J. Jumper, U.S. Air Force Academy* 埃里克。江伯 - - 美国空军学院；（27）Jean Lorr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金。萝莉 – 美国空气动力实验室；（28）Donald J. Lynn,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唐纳德。琳恩 – 美国空气动力实验室；（29）Robert W. Mottern, Sandia Laboratories* 罗伯特。莫顿 – 美国桑迪亚实验室；（30）Samuel Pellicori, Santa Barbara Research Center* 撒母耳。佩尔克利 – 美国桑塔巴巴拉实验中心；（31）Barrie M. Schwortz, Barrie Schwortz Studios* 巴利。史沃茨 – 美国巴利。史沃茨摄影室
顺便说一下：这些科学家是否都是基督徒呢？据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都不是，或者他们没有公开地表达过他们 信仰。但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明白：他们来自美国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私人机构，更从事不同领域的专业研究。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过“都灵裹尸布”的名字，当然，更是第一次从事这样的研究。然而，作为一群各自独立，过去从不曾相识的科学家或专业人士，最终他们能聚集到一起，愿意无偿地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是出于共同的爱好，出于对真理和真相追求，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经济的势力，或利益可以驱使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到达都灵的时候，依照他们中间负责摄影的犹太摄影家史沃茨“Barrie M.Schwortz”的说法，他们以为自己任务，大概30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可以立刻打道回府。按我的推测，史沃茨的意思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中世纪伪造的艺术品，它的真伪，哪里值得他们这些顶尖的科学家花时间考察？这不是杀鸡用牛刀么！
哪里想到他们在都灵那里，一呆就是5天的时间，不休不眠。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远比他们事先的预估，要困难得多得多的东西。5天的考察，实际上他们连一个最基本的结论都没有。只好将他们所收集到的上万张照片，和其它胶带样品，带回去到美国去继续研究。
一晃又是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1981年秋天，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公司的科学家们，最终决定要将他们在这三年多以来所作的研究结果，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公布于众。地点是在美国东部“New London”地区的康乃迪克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这些科学家们，总共为此花费了大约15万个小时的工作日时间。依靠先进的仪器，和电脑分析技术，得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结论。由这40多位的科学家经过集体讨论过，并且取得一致的意见之后对外公布。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36位在“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公司”成立章程上签名的科学家里面，并没有后来的哪位著名的反对者，显微镜专家迈克隆博士（Dr.McCrone）。他成立就不是都灵裹尸布研究团队的成员。而是这些科学家们回到美国之后，受邀来检视胶带样品的。他声称自己在 胶带样品上发现了残存的颜料-- 氧化铁物质。因此认定都灵裹尸布是一个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但是，都灵裹尸布团队中的医学博士，血液专家，约翰.海勒和亚伦.阿德勒，却以最强有力的证据说明：都灵裹尸布上的血液，包括红血球、血清，都是来自真人的血迹，而不是颜料。同时，他们还从样品上分离出来人类血液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化物质“卟啉”（porphyrin）。都灵裹尸布研究团队，曾经两次，就这个问题邀请迈克隆曾经听证及研讨会，包括这一次最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但他都借故缺席了。麦克隆是40多位参与研究的 科学家当中，唯一一位声称裹尸布是中世纪“伪造”的绘画作品的 科学家。他的这个结论，从1981年起，迄今为止没有做任何的修改。
在下一章的内容当中，我们会涉及并且简略地讨论一下“STURP”1981年所公布的那个集团研究结论。这里我们再从约翰.海勒博士（他已经于1995年去世）的回忆录当中，截录两段非常有趣的“现场花絮”，作为我们本章的结束。同时，我们可以领略得到，在对待裹尸布这个问题上，科学家们真正的“理性”的态度是怎样？他们在对待哪些“已知”和“未知”的客观事实的时候，他们多讲求的严谨实证作风，究竟表现在哪里?
根据海勒博士的记载，注（九）这40多位科学家们一字排开，坐在讲台上，接受 记者和科学家们的提问。一位粗鲁的 记者，不顾主席的反对，径自才冲着这些坐在上面的科学家们喊道：
“所有相信都灵裹尸布，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裹尸布的人，请举手！
40多双眼睛瞪着他看，却没有一个人举手。
“Ok”这位记者又喊到“那么所有不相信都灵裹尸布，真的是耶稣裹尸布的人，请举手！”
然而40多个科学家，依然还是一动不动，没有一个人举手。显然，这位记者非常沮丧失望。这时候，人群中有一个真正明白事理的 人，开始发问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在你们的发现中，有没有任何一项，可以将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给予否定掉的？” (Have you found anything that would preclude the Shroud’s being authentic?”)
这时候，就听到台上的科学家，非常肯定地回答他说：
“No”
如果我们仔细玩味，这科学家们对不同问题的反应态度的 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科学家的这种心态，乃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十分陌生的。那种对自己的能力的谨慎，对一切自己已知的事物，或自己未知的事物的那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那种诚实的品格，那种严密的逻辑感，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更深一步的 思考：所谓“科学”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一种“技术”状态呢？还是一种“精神”状态？到底是 前者必须依赖于后者才能存在呢？还是后者 必须依赖于前者才能存在？
三、“都灵裹尸布研究项目”科学家们的集体结论 (2009 年12月19号)
1981秋，对于都灵裹尸布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经过近4年漫长而仔细的研究之后，“STURP”将近40位的科学家们的集体的结论，被最终公布出来。这个结论，如果仔细读起来的话，可能不到区区二千字，但花在这二千多字上劳动，却高达15万个工作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字母需要花75个工作日。假如我们以45美元一小时来计算一个美国科学家的时薪的话，则一个字母的费用就价值大约22700美元左右。用“字字珠玑”这样的形容，似乎都还太廉价。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总结报告”是怎么说的（注一）：
“No pigments, paints, dyes or stain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fibrils. X-ray, fluorescence and microchemistry on the fibrils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paint being used as a method for creating the image. Ultra Violet and infrared eva1uation confirm these studies. Computer image enhancement and analysis by a device known as a VP-8 image analyzer show that the image has unique,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encoded in it.”
（检测没有发现裹尸布的纤维中有任何颜料，色彩、或染料、或污点的遗留。X光探测，荧光测试、或微量化学测试，排除裹尸布上的形象，是以绘画手段创造出来的可能性。使用紫外线或红外线摄影的方式，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此外通过使用一种特殊的，称为VP-8形象分析仪的装置，我们在电脑上对影象进行强化和分析，其结果显示裹尸布上的影象，包含有一种 独特的，三维立体的密码信息。）
“Microchemical eva1uation has indicated no evidence of any spices, oils, or any biochemicals known to be produced by the body in life or in death. It is clear that there has been a direct contact of the Shroud with a body, which explains certain features such as scourge marks, as well as the blood. However, while this type of contact might explain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torso, it is totally in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image of the face with the high resolution that has been amply demonstrated by photography. The basic problem from a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 is that some explanations which might be tenable from a chemical point of view, are precluded by physics. Contrariwise, certain physical explanations which may be attractive are completely precluded by the chemistry.”
（微量化学的测试表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身体生前还是死后，曾经产生过任何的气体、油脂、或生化物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裹尸布曾经直接和身体接触过，这就可以解释裹尸布的某些特点：譬如为什么布上留有鞭伤和血液的痕迹？然而这个结论虽然可以解释裹尸布上躯干部分的某些特点，但是对脸面的部分，经过高分辨摄影放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图象，却完全无法解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基本的困难是：某些解释或许从化学的 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物理学的立场来看却又被否定。反之，某些从物理学的 角度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的解释，却又被化学检测的结果所完全否定。）
“For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for the image of the Shroud, one must have an explanation which is scientifically sound, from a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medical viewpoint. At the present, this type of solution does not appear to be obtainable by the best effor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Shroud Team. Furthermore, experiments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with old linen have failed to reproduce adequately the phenomenon presented by the Shroud of Turin.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is that the image was produced by something which resulted in oxidation, dehydration and conjugation of the polysaccharide structure of the microfibrils of the linen itself. Such changes can be duplicated in the laboratory by certain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cesses. A similar type of change in linen can be obtained by sulfuric acid or heat. However, there are no chemical or physical methods known which can account for the totality of the image, nor can any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or medical circumstances explain the image adequately。”
（要对裹尸布上的影像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必须在科学上同时满足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各方面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我们 这个团队的成员做多大的努力，看来都不可能获得这样完满的答案。更进一步地来说，从物理或化学方面对原始的裹尸布所做的全部实验，无一例外，都无法再现都灵裹尸布目前所呈现出的那些现象。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所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裹尸布上影像，乃是由某种物质，经过氧化、脱水、再结合亚麻布片微纤维本身的多糖结构化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的改变，都可以通过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手段在实验室里再现。类似的亚麻布改变，可以通过硫酸、或加热的方式获得。然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物理或化学的方法里面，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解释影像的全部。即便是结合所有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的解释，也还是不能给予充分的解答。）
“Thu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image was produced or what produced the image remains, now, as it has in the past, a mystery.We can conclude for now that the Shroud image is that of a real human form of a scourged, crucified man. It is not the product of an artist. The blood stains are composed of hemoglobin and also give a positive test for serum albumin. The image is an ongoing mystery and until further chemical studies are made, perhaps by this group of scientists, or perhaps by some scientists in the future, the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这样，对于影像是如何产生？是由什么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解答，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还依然是个哑谜。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这个影像，乃是来自一个被鞭伤之后又钉了十字架的真实的活人，这不是任何艺术家的创作。亚麻布上的血迹带有血红细胞，而且被血清蛋白测试所肯定。这个影像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之谜，除非未来，我们这个团队的科学家，或其他的科学家们，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化学研究的结果，否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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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STURP的科学家们的实验，主要是针对六大方面的问题：（1）影像是否来自于“绘画”？（2）对影像的“三维”特征进行仪器验证；（3）裹尸布上是否有人体死后所留下任何痕迹？譬如尸液？（4）影像部分不是由绘画颜料形成的，那么是什么具体的物质呢？（5）裹尸布影像，是否来自一个真实的，被钉了十字架的活人？ （5）裹尸布上的“血迹”是否是真正的人血，而不是颜料？（6）如果是一个真人，那么他的影像，是以什么方式被形成与亚麻布上的？
这些问题当中，除了（6）无法由实验获得，因而无解之外，其余的或肯定，或否定，皆由实验本身所得到结果说话。以“No pigments, paints, dyes or stain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fibrils.”这个陈述为例，科学家证实他们所做的化学分析，“在裹尸布的纤维中没有发现任何颜料的残余，或成分，或染色剂，或污点”。因此裹尸布出自于“绘画”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掉了。
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想要否定“STURP” 的这个结论，你就必须推翻他们所做的实验。譬如：证明这些实验，可能有某些缺失或疏漏（正如1988年的哪次碳14测验，后来就是因为实验本身的疏漏，而被整个推翻掉是同一个道理），则STURP “裹尸布不是绘画作品” 这个结论，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STURP 的实验，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接受任何人的审查。
问题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做这样的“证否”的尝试。
这里笔者顺便提一句：中国人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一个资讯和管理完全透明的自由社会中，是完全行不通的。情形会刚好相反：法律和科学所关心的不是“老鼠”而是“手段”，这才是关键。就算你真的是一个“捕鼠高手”，但如果你在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不正当，那么不管你获得多大的成功，你依然还是会被认为是一只“坏猫”。问题的本质在于：错误的手段或方法，同样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答案。但正确的手段或方式，却永远不可能产生错误的答案。
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1988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碳14测验。美国、瑞士、和英国三个著名的科学实验室， 就他们的名声来看，无疑都属于“好猫”的行列。从他们所作的实验结果来看，似乎“都灵裹尸布乃是中世纪的产物”这个定论，也已经成为了他们掌下的“死鼠”。因为逻辑告诉我们，一个实验室有可能犯错，但三个实验室同时犯错，这样的机率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的结论要被推翻，从表面上看真是比登天还难。
在随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有人试图这么做。俄罗斯科学家证明16世纪的那场大火，残留的碳粉，乃是罪魁祸首，使得碳14测验出现误差；而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家Leoncio A Garza-Valdes 博士，则证明古代纺织品上的微生物分泌，会形成所谓的“生物塑料状覆盖物”（bioplastic Coating ），哪才是货真价实的“元凶”。然而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所提供的这些间接的证明，都没有强大到足以足以证明，三大实验室的实验本身有什么错误。
但致命的“最后一击”，一直要等到2002年之后才出来。当年同样也是负责这个碳14测验的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著名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rs）发现：当年送检的裹尸布样品有误，不是真正的原裹尸布的亚麻纤维，而是16世纪哪场大火之后缝补上去棉布补丁。这是一个釜底抽薪，无懈可击的完美质疑。罗杰斯以他极其复杂和 精确的实验程序，证明送检样品的确是棉纱，而不是亚麻纤维。
罗杰斯的这个实验是否无误？在他去世5年之后，他实验室中的九位同事，在罗伯特.维拉利尔（Robert Villarreal）的带领之下在重新审核，等于从头再进行了一次他当年的实验。复核无误之后，才在2008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都灵裹尸布国际科学研讨会”上，以科学论文的方式, 对众多科学家和媒体正式公布。注（二）这等于在1988年那次实验的棺材上，又钉入了最后一根粗大的棺钉。而这时离1988年，恰好是20年过去。裹尸布的研究，富有戏剧性地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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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前头所说的，只要是真实的“事实”，就无论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研究它，都一定会发现到相同的属性。以“裹尸布的影像不是绘画”这一点来说，约在 80年前，法国的二位科学家伊伏斯.戴尔拉奇（Yves Delage）和保罗.维格农（Paul Vignon）就已经从“人眼视觉原理”这个角度，说明人的手不可能长时间地控制画笔和颜料，精确地画出这么一个明暗和左右，都和肉眼所见完全颠倒的“负像”来 -- 注（三）但过了80多年后，美国的科学家们，虽然使用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最新科学实验手段，然而从最终的结论来看，却丝毫没有超过当年的戴.维俩师徒。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告诉我们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
当然STURP的结论也被被人严重地挑战过。美国的化学家，也是显微镜专家瓦尔特.麦克隆（Walter McCrone）就始终是一个坚定的，不屈不挠的“裹尸布绘画论”的坚持者。他不是STURP 的成员,却是1979-1980年期间参与样品考察的一个科学家, 他声称自己在样品中,发现了中世纪绘画所特有物质 “红色赭石和朱砂” (red ochre and vermilion), 和作为颜料媒介的蛋清物质(collagen tempera). 注(四) 这导致他不得不忍痛，在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用科学的精神彻底否定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然而, 对于他的这个科学观察到结果, 别的 科学家们是怎么说的呢?
引用“STURP” 的立场，当然会被一些人怀疑成是“基督徒科学家”的结论。 我们这里暂时先避个嫌，不予考虑。 但是有一些 “第三者”的批评，笔者以为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这 是指另外一些非STURP的科学家。他们信仰立场也是千奇百怪，不同于传统的。 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医学家Leoncio A Garza-Valdes，这是一个十分特立独行的医生，依照他的科学实验结果：都灵裹尸布上的影像，是因为人体内的分泌物质留在亚麻纤维上之后，被微生物所吞噬，又由微生物分泌出奇特的“生物塑胶状覆盖物”所产生的。注（五）不仅如此，就连麦克隆所发现哪些所谓的绘画物质“赭石”（氧化铁）， 也都是由这些微生物所引起的。因为他在这些微生物的分泌物中，也发现过这些“粉红色”的氧化铁沉淀物质，为此，他曾经当面纠正过麦克隆。注（六）
另一个德国基督教自由派的学者叫“ 海尔穆.费尔兹曼” (Helmut Felzmann ), 他的信仰则更加离谱，他居然认为当年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侥幸存活，先昏迷过去+，给埋到坟墓中之后，再苏醒过来，回到他的门徒那里去了。注（七）但即便是这么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新派学者，他也同样认为认定麦克隆理论有一个极大的漏洞：那些所谓的 “氧化铁”残留物，数量不仅非常稀少，不足以构成颜料所需要数目，而且在整个裹尸布上都均有分布，说明这是中世纪的那些画家，他们在“临摹”裹尸布的人物的时候，将画布紧贴于其表面进行绘制，因此，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就会有少量的颜料残余，掉落在裹尸布中间。费尔兹曼认为认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证据：第一是裹尸布影像的颜色是均匀的土黄色，分布于亚麻纤维极浅的表层上。而纤维的“内芯”部分，则完全没被染色。说明不存在绘画作品中，必然出现的“颜色渗透”的现象。第二:裹尸布影像的“三维” 特性，任何绘画作品都完全不具备。注（八）
如果说麦克隆的观点被否定，乃是因为他的反对者中有“基督徒科学家“的话，那么上面这两个学者，按正统基督教信仰来看，实则是如假包换的 “异端分子”。但他们怎么也看到了麦氏理论的“阿奚里的脚踵”呢？显然，这说明麦克隆的观点被占压倒性多数科学家所否定，根本与信仰无关，而纯粹是一个的科学的事实认定问题。原因在于：麦克隆虽然是一个化学家和显微镜专家，但他在绘画技巧和艺术史方面，却完全是一个极其幼稚的外行。（后来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西方艺术史家伊莎贝尔，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和他讨论过，但他则完全不予回应，具体内容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类似这样的幼稚病，可能在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家都普遍存在。他们极其天真地以为只有实验科学，才要求严格的训练。而社会科学，比如宗教、艺术、文学和史学，则可以信口开河，无师自通。
最后，我们这里再补充一点的是：即便是STURP的研究，也不等于是最终和最权威的结果。美国的科学研究，也和美国的政府机构一般，乃是被很多不同的民间组织和机构所监督制约的。这乃是一个成熟的自由社会，其天然的“制衡机制”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1988年STURP集体结论, 同样要被很多其他的科学家或学者们的研究所检验，毫无例外 。
STURP之外，另一个更自由也更松散的 “都灵裹尸布科学团体” (The Shroud Science Group) ，是由上百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历史学家,学者和科学家自愿注册而成。他们的专业网站 “都灵裹尸布维基网”, http://shroud.wikispaces.com/ ; 乃是网上最大的一个收集各种和都灵裹尸布研究有关的论文和最新进展的资料库之一. 像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位费尔兹曼， 就是属于这个团体的一位”非正统”的研究学者。这些民间的学者，当然就是属于这个研究领域中的“第三只眼”。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透明而公开的研究环境当中，如果没有“真金不怕火炼”般的确凿研究证据，任何人要想单凭自己的头衔或地位，就获得别人的同意和接纳，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这当然也从反面说明：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环境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于研究者而言，它是一个压力和挑战。而于一般的社会普罗大众而言，它则是一种保障。可以保证公民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是可靠，公正，和真实的。
四、细说1988年碳14测验 （上）
之所以要讨论1988年的那次碳14 测验，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众多否定“都灵裹尸布”真实性的 “尝试”当中，它乃是影响最深远，“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的否定理论，可以像它那样，具备如此坚实的科学实证的基础，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像它那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地找到裹尸布的“漏洞”。我们可以用一句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如果1988年的那次碳14测验不能被证否的话，则无论支持者提出多少正面的理由，都无法逆转被裹尸布真实性被否定的局面。
要推翻“都灵裹尸布”的真实性， 总的来说不外乎两条途径：第一是提出具有 “某种”科学实证基础的“假说”，解释裹尸布影像是如何被“伪造”的？第二种，就是找到裹尸布上某种不合理的，或伪造的痕迹，直接进行“证伪”实验，将其推倒。1988年的那次碳14测验，就属于这第二类。
美国的麦克隆教授的“绘画说”，和南非大学艺术史教授艾伦（Allen）的“摄影说”，都属于第一类。公正地说：这一类理论都不是言之无据，空口说白话的。恰恰相反，致命的之处乃是来自它们的“孤证”性。按中国人成语所说，就是“只见一叶，不见森林”。譬如麦克隆的理论，基于他发现裹尸布的样品上，有所谓的中世纪颜料的成分“氧化铁”这一条；而爱伦教授假说的理论基础，则更是“茕茕孓立，形影相吊”：因为13-14世纪的欧洲，已经有人开始使用原始的 “显影技术” （ 使用硝酸银（silver nitrate）加5% 的尿液这样的方式） 注（一）因此，都灵裹尸布就必然是“伪造”的。
相反，直接在裹尸布上寻找可能的“破绽”进行证伪，却更容易简单得多。构建一个理论体系，来解释裹尸布影像的形成，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几乎毫无成效。但是，如果可以采取碳14测验这样“鸡蛋里挑骨头”的证否方式，则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颠覆人们以往非常坚固的信念。
因此，在都灵裹尸布过去100年的研究历史里面，还没有任何一次外界的考验，曾经如此严峻地威胁和动摇了“都灵裹尸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将“都灵裹尸布”的社会公信度，看成是一支“股票”的话，那么无疑，1988年，就是它的“股价”，暴跌至最低谷的时刻。
这一年的4月21号，都灵裹尸布的监护者，和罗马教廷，史无前例地批准三个国家的独立科学实验室，对都灵裹尸布进行碳14的测验。这三个实验室，分别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实验室，瑞士的苏黎世实验室，和美国土桑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对于这次著名实验的过程，西方国家不同的杂志，书籍，和网站，都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这里为了方便华文的读者，可以更深度地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这里特地挑选了一家非常有代表性的西方网站，将上面的历史记载翻译于下：注（二）
“裹尸布采样，在1988年4月21日上午，在都灵大教堂圣器室进行 。。。裹尸布首先是被从垫布上分离开，然后在其底部左侧边缘，切下一条大约10毫米宽，70毫米长的布条。这个区域，1973年时为了检测之用，也曾经同样被取样过。乃是来自裹尸布主体部分的同一个地点，没有靠近那些有补丁或烧焦的地区。然后，从这个小布条上， 3个更小的样本，每个大约重50毫克左右，再被分离出来，被送到了附近一个叫撒拉.卡皮多莱尔的地方（Sala Capitolare） ， 在那里，它们被包裹到锡纸内， 进行密封编号，并随后由大英博物馆的泰特博士， 和都灵大主教共同将它们放入到三个不锈钢容器中。每个重量约50毫克的样品， 和另外两个控制样品，一起包装起来放置于其中。这样，三个容器，里面分别放置有裹尸布样品（被称为样本1号）， 和两个控制样品（分别为控制样品2号和3号），连同第三个控制样品（样品第4号，是以细线的方式取下的），被分别送给了了来自3个不同实验室的代表们。整个过程，除了锡纸包装，和放到容器里面的步骤之外，都完全由录像和摄影进行记录。”
那一年的10月13号，这三个实验室的最终的测验结果被公之于众：结论是裹尸布乃是介乎与1260-1390之间的纺织品。其中介乎与1262-1384年之间的可能性，达到95%。这个如同“死刑判决书”一样消息一公布，举世轰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具有震撼性的实验结果，一个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题目，都以“都灵裹尸布被揭示属于伪造”（Turin Shroud Shown to Be Fake）开始。可以说说：整个的西方媒体和科学界，在这件事情上，都没有给教廷，进而给整个基督教界，留半点的情面。他们不无幸灾乐祸地奚落和嘲笑说：宗教又一次，被当成了科学家无情射击的“箭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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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就是1988年10月13号这一天的在英国伦敦博物馆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主持新闻发布会的三位英国科学家分别为Professor Edward Hall, Dr. Michael Tite, and Dr. Robert Hedges 。他们故意用非常显眼的大字，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下1260-1390这样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非常刺激的字眼。 对于哪些一向对裹尸布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这一天应该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美国的麦克隆教授很久之后，都一直用这次实验的结果，来佐证自己1981年的结论，是如何地富有“先见之明”。
然而，现在我们回头审视发生在20多年前的这一幕，感觉就好象洗了一次“冰火两重天”的桑拿浴一样。有些人先喜后悲，另一些人则是先悲后喜。那些最早笑的人，恰恰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
这个碳14测验，使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刀枪不入的勇士 “阿奚里斯”。咋看上去，它严密的程序，公正的立场，和确凿的证据，的确使所有潜在的挑战者都望而生畏。但后来使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是：这个原本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巨人”，他最薄弱的“致命之处”，却在12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00年，首先被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发现。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发现这个“阿奚里斯”，原来也是可以被打败的。
我们知道：希腊神话中的“阿奚里斯脚踵”，和中国人口中的“七寸”，在意思多少都有相近的地方，泛指一个人的“破绽”或“致命点”。然而，1988年的那次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的碳14测验，难道也同样有它自己的“七寸”，或“阿奚里斯的脚踵”吗？
答案是无可置疑的。对此，我们下面要一步一步，渐渐展开来叙述。
说 “阿奚里斯脚踵”，当然是一种比较诗意，比喻的说法，但这绝不代表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任何人光凭口水和勇气，就可以推翻一个严密的科学实验。在欧美这样高度开放和成熟的理性社会里，任何一次针对科学或宗教问题的而起的论战，或大或小，最终谁能获得优势，完全取决于谁手中握有合理的前提，和完美无缺的实验程序。可以说任何偶然，侥幸，或投机的成分，都很难有立足之地。
围绕着“碳14实验”是否正确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当然也不能例外。和一般单纯的社会，或科学的辩论更加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表面上”的科学实证之争，实质上却和宗教价值密切相关。因此，它所引起的关注和批判，又要远比一般单纯的科学理论之争，敏感百倍。有两大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是后来的“正方”，可以“反败为胜”基础。第一个因素是和“信心”有关，第二个因素，当然就是扎扎实实的科学“实证”。
说到“信心”，并不是针对“都灵裹尸布”真实性而言。而指的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和研究学者里面，究竟有多少人，会对裹尸布的持有者和监护人 -- 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教廷的“道德清白”，保持最大的信心？他们是否相信，“都灵裹尸布”，不是梵蒂冈教廷所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个疑问的背景，是欧洲历史上各种各样挂名的“圣物”，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不仅西方的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甚至连很多的基督徒本身，都怀疑“都灵裹尸布”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可能就是罗马教廷，在背后一手操纵炮制的。因为无论从动机，财力、人力、等各方面来看，如果“都灵裹尸布”确属中世纪膺品的话，则罗马教廷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不甩掉这个“黑锅”，科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和动力，就无法被激发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前提。
其次，必须使用真正科学的手段，来解释为什么88年的“碳14”测验有误？用完全客观的“事实和数据”，来使社会公众和其他的科学家，对那次试验的破绽，完全心服口服。这是第二个前提。
回到第一点上，对梵蒂冈教廷来说，要主动洗刷“伪造圣物”的嫌疑，本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总归会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笔者本人的见解，恰恰就是1988年的这次实验，为梵蒂冈教廷提供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干净彻底，一劳永逸地帮了教廷的这个大忙。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次碳14测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罗马教廷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很少人可以明白的是：如果不是这样一次十分偶然的“技术失误”，罗马教廷就不可能使公众相信她“良心无亏”，也无法表面自己的坦然。用中国的成语来形容，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首先，是教廷“主动”提供裹尸布样品，给三个不同国家著名的科学实验室，这一举动本身就非同寻常。因为从逻辑上来说，一个“造伪者”无论有多深的城府，多狡猾的伪装能力，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自信，敢将自己“犯罪”的证据，坦然交给三个不受自己控制的世界顶尖的科学实验室去验证。世界各地，像“都灵裹尸布”这样著名的“遗物”还有不少，（譬如中国和印度哪些所谓的“如来舍利子”），但是谁有见过这些“遗物”的主人，会主动将它们拿出来给科学家们去“鉴定”的呢？
其次，如果碳14测验结果对教廷“有利”的话，则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们的疑虑，不但不能消除，反而会更加深。怀疑论者和“阴谋论”者们，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声称：这些实验，无非又是梵蒂冈所所精心策划另一出阴谋罢了。这就会使教廷有“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局面。但实验结局与教廷不利，“阴谋论”便失去了市场 -- 难不成这又是梵蒂冈所导演的，另一出故意让自己丢脸和出丑的“苦肉计”？
的确，88年的实验之后，人们可以嘲笑罗马教廷的“有眼无珠”，却不能说她“鱼目混珠”。前者是犯错，而后者则是犯罪。这个区别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教廷没有洗涮掉这个“罪名”的话，那么参与裹尸布的研究活动，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就和替罪犯做伪证没什么两样 -- 这会使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和研究者都望而却步。
从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来看：80年代后期，对“都灵裹尸布”形成原因的“阴谋论”解释，始终甚嚣尘上。但奇怪的是：这些阴谋论的主角，却无一不是围绕着“圣殿骑士”，或“达芬奇”这二人打转。罗马教廷，反倒被有意无意地“遗漏”掉了。按理说，将“屎盆子”扣在梵蒂冈的头上，要远比将它扣在无辜的达芬奇，或“圣殿骑士”的头上，更容易使人信服得多，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利益回报，也肯定要大得多。但为什么像丹.布朗（Dan Brown）这样擅长制造引人入胜的阴谋论悬念的无神论大作家，却没有鼓捣出一部比《达芬奇密码》更刺激的，诸如《都灵裹尸布密码》这样的流行小说？
答案只有一个：非不为也，实乃不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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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988 年碳14 样品，大约是1厘米宽，10厘米长）
四、细说1988年碳14测验 （中）
当然，仅有道德的清白，而没有科学实证的支持，要想“翻案”也是不可能的。从技术的角度来看，1988年碳14测验有一个最大的“悖谬”，乃是它与其它众多科学研究，所得的结论都格格不入，这太令人费解了。如果裹尸布是膺品，则血液、土壤、纤维、影像、物理、美术、化学分析、花粉在内的所有学科的实证结果，也必然会和1988年的实验结论相吻合。不可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如果接受碳14测验结果，乃“唯一真理”的话，则岂不意味着别的科学家们，过去十年中所作的上百个的实验，统统都是无一正确的？这些科学家们要么是坏蛋，要么是笨蛋？
当年三大实验室之一的“牛津实验室”负责人克里斯多佛.兰西博士（Christopher Ramsey），2008年就非常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令人难堪的“矛盾”现象。在牛津大学碳14测验研究实验所网站上，兰西博士发表了一段以下的声明：注（三）
“There is a lot of other evidence that suggests to many that the Shroud is older than the radiocarbon dates allow and so further research is certainly neede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o test the accuracy of the original radiocarbon tests as we are already doing.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experts assess and reinterpret some of the other evidence. Only by doing this will people be able to arrive at a coherent history of the Shroud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and explains all of the available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多的其它的证据表明：都灵裹尸布要早于碳14所测定的年代，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肯定是必需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会继续考察那些原始的碳14测验结果的精确性，就像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样。同样重要的是：专家们也需要对其它的证据，进行评估和重释。非如此，我们不可能对裹尸布的完整历史，达成一致的见解。而这个完整历史，可以解释目前已知的所有科学，历史方面的信息。）
看得出来，兰西博士口气里面有不少小心翼翼的外交辞令。但显然，他还是无法回避这个最大的“悖谬” -- 碳14测验的结果，和其它“很多的证据”之间格格不入。他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就否定了STURP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所提出的“裹尸布样品污染论”。但是，对于另一位同样也非常著名的，美国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化学家雷.罗杰斯（Ray Roge），和他的九位同僚所提出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释理论，我们必须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他却只字未提。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难道兰西博士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答案是：当年的哪次碳14实验，正面临两个最大的否定声音：一是“污染说”，二是“取样错误说”。对于前者，兰西博士胸有成竹，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驳倒。但是对于后者，我们看到的情形却很奇怪。它从最初被提出，到兰西博士发表声明的那一年，中间已经有整整八年的漫长的时光了。按理说它果真有误，则批评者们，也应该是有足够时间进行举证反驳了，但为什么兰西博士却在这里“失声”了呢？
所谓的“污染说”， 主要来自两个不同的版本的。一个“一氧化碳污染说”，另一个则是“细菌分泌物污染说”。但它们都没有击中要害。道理就一句话：裹尸布的样品，在各个实验室内进行测验之前，都已经在特殊的溶液当中被仔细地清洗过了。所谓的污染物，即便没有被完全去除的话，也已经少到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地步。注（ 四）
甚至我们要提到：即便是雷.罗杰斯本人，直到2002年之前，都还是88年碳14测验的坚定支持者。他坚信哪次实验无懈可击，没有任何的遗漏或疏失。他嘲笑那些持“污染说”的人，是近乎“疯狂的边缘”（“lunatic fringe）。注（五）
但是，为什么另一个理论，既“取样错误说”，却是碳14测验的“七寸“呢？这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正式开始介绍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要首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了解一下当年的哪次实验，有哪些最基本的程序步骤？漏洞，又是怎么来的？
这里不能不首先提到的，就是那个所谓“都灵裹尸布实验的标准协议” （"Turin protocol"）。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由梵蒂冈教廷，都灵大教堂，与哪些即将参与碳14测验的几大实验室之间（原先是7个实验室，后来改为三个），就实验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取样标准。。等等问题，所达成一个公开的合作框架协定。或者说是一些“准则”。它始于1984年，最终完成于1988年。最重要的几项内容包括：注（六）
（1） 每个样品重40毫克（mg）
（2） 裹尸布的“取样区”是一个，而不是数个。
（3） 每个实验室将收到三个被编号的“样品”，其中只有一个是来自都灵裹尸布。
（4） 两个“控制样品”，都是由伦敦大英博物馆所提供的，已知年代分别为公元一世纪和公元11世纪。
（5） 实验室人员均不被告知，那个样品是来自“都灵裹尸布”。（即采取所谓的“盲试”方式（Blind Test）
（6） 三个实验室均不得擅自公布实验结果，而必需将实验结果，统一交由“大英博物馆”认证之后，予以公开发表。
（7） 取样和实验全程，进行录像监控。
这份协议当然很全面，也很公正。然而却暗藏着一个不为人觉，最终却导致整个精心设计的实验落马失蹄的“滑地”，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裹尸布取样错误”，要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一个“陷阱”。只是，这一切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研究者幡然醒悟之后，生米早已经被煮成了熟饭。
这就是裹尸布的取样地点问题。根据一些科学家的原来的设想：样品要来自裹尸布上三个不同的位置，以保证取样的代表性。 但是，后来很显然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这个协议被迫作了重大的修改。实际的取样区变成一个，而非原来所协订的三个。虽然这个修改，起初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也没有造成争论。但后来却被证明，它就是“蝴蝶效应”中，最初哪一点来自蝶翅下的小气流，所有后来的“大风暴”，都由此而生。
按照罗杰斯的说法：这个改变乃是“裹尸布研究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灾难”注（七）的确，如果当年科学家们坚持取样必须来自三个不同位置的话，那么裹尸布的真伪之争，可能早在20年之前，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发难”，向碳14测验这个“阿奚里斯巨人”掷出第一支“投枪”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在裹尸布研究领域里面的“无名之辈”苏.本福德（Sue Benford）和她的丈夫约瑟夫.马里诺（Joseph Marino）。这是一位幼儿癌症患者，后来曾经三次获得“世界最强壮的女人”头衔。（笔者注：她很可能是40公斤级世界女子举重纪录的保持者，待考）. 然而本福德所受的最高的教育，不过是大学4年本科制的“注册护士”（RN）训练而已。在整个的研究领域来说，这样的资历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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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福德首先用X光进行分析比对，证明的碳14测验的样品中有16世纪的棉花纤维的补丁。是中世纪裹尸布女主人，萨伏伊女公爵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ustria），在她过世之前的1531年前，在裹尸布上取去了一片大约5.5 x 3.5英寸大小的布片之后，所进行的修复。由于女公爵生前对“壁挂毯”极其热衷，她的身边又聚集着一群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壁挂毯”艺术家和修复大师，因此，对裹尸布所进行的极其昂贵，天衣无缝的修补，自然就不成为问题。这种被称为“看不见的缝补术”（Unseen Reweaving），本福德在2005年的论文中，又进一步说明：乃是是中世纪欧洲，非常普遍使用的一种古代纺织品修复技术。修女们首先将棉纱线进行染色，使其看上去和亚麻的颜色接近。然后，她们将棉线的纤维和亚麻的纤维完全交织渗透在一起，按照裹尸布原来的纹理进行修补。以至于达到了“以假乱真”，连专家都有可能看“走眼”的地步。注（八）
苏.本福德的这个2000年的研究报告发表之后，最初引发很多反对意见。但2005年，她的第二篇，也是经过历史学家和纺织品修复专家更严格审核的论文，发表之后，她证实这是一种名称为“法国编织法”（French Weaving）的中世纪修补技术。至此，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在一个很专业的研究圈子里面，人们愈来愈发现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意义非同小可。注（九）碳14测验的“阿奚里斯的脚踵”，终于被发现了。
本福德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其实不大，但非常抓住问题的点子。首先，科学家是否已经知道这个取样区内，存在棉纱纤维这个事实吗？答案是：这并不是什么秘密。第一个发现这个事实的，是欧洲的一个著名纺织品专家利尔斯,吉伯特（Gilbert Raes）。早在1973年，他就在这个区域的临近处，取得一片大约8平方厘米的样品，进行过成份分析。利尔斯的结论是：纺织品的组成，包括亚麻和棉花两种不同的纤维。他的这个发现，1988年以前，也已经被很多的不同的科学家，反复地证实和引用过了。注（十）
其次：我们会再问的是：科学家知道，并且承认1988年的碳14样品当中，同样有这样的棉花纤维吗? 令人感到奇怪的答案也同样是：Yes ,They Knew。 很多不同的研究者都知道，1988年，当样品被送到英国的牛津实验室的时候，科学家不仅在其中发现棉花纤维，而且还按规则做了详细的记录。举例来说，美国刑事律师安东纳奇，在他2000年发表的著作里面，同样也仔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注（十一）
“Professor Riggi implied that he was able to detect and eliminate all such foreign fibers. However, this is no necessarily so. When the Oxford Laboratory received its sample of the Shroud, fine yellow strands of cotton were found in the sample. Peter South of Precision Processes Textiles in England, which assisted Oxford University in preparating its sample for carbon dating, noted, “The cotton is fine, dark yellow strand, possibly of Egyptian origin and quite old. It may have been used for repairs at some time in the past, or simply became bound in when the linen fabric was woven in” .This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similar cotton findings of unknown age and origin on the 1973 Raes samples.”
翻译：“李琦博士（笔者注：他是负责取样的哪位意大利科学家）声称自己已经发现，并且剔除了所有外来的纤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牛津大学实验室收到都灵裹尸布样品的时候，他们发现里面包含很多缕完好的，暗黄色的棉花纤维。彼得，一位来自“英国南方布匹精密处理公司”，专门协助牛津大学实验室预备样品的人士，这样记载道：‘棉花纤维完好，质地呈现暗黄色，很可能来自埃及，而且看上去已经相当古老了。这些棉花纤维很可能是后来的修补，或者干脆就是在亚麻被编织的时候，被一起纺织于内的’。这个事实，也和1973年，在利尔斯样品中所发现的类似的棉花纤维相一致，它们的年代，和起源地还都是未知数”。
因此，一个极其富于讽刺性的地方在于：“碳14样品中包含棉花纤维”这个事实，绝对不是正方的“独家发现报导”，而是一个之前就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只是，科学们对此有两大明显的“误判”：（1）由于1973年的“利斯样品”被证实含有棉纤维，因此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都灵裹尸布”的 主体，是有“亚麻纤维”和古老的“埃及棉”的混纺织而成的（埃及在公元前后，就已经种植棉花了）；（2）一些研究者也已经“猜测”到，这些棉花纤维有可能是后来的“修补”，但他们无法确定其准确年代，譬如1988年，牛津大学碳14实验室，在发现了了这些“奇怪的棉花纤维”之后，竟然出一个十分含糊而笼统的结论说：它们是“古老的埃及棉”。注（十二）
故此，当本福德发表她的“碳14测验样品补丁说”的时候，她的中心，并不是围绕着“有没有棉花纤维”这个假设展开。因为这已经无需证明了。她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棉花纤维，为什么是中世纪的补丁？它们是如何被“缝补”上去的？它们和裹尸布的主体部分，有什么本质区别？注（十三 ）
当然，本福德所例举的实验，主要内容，还是围绕在说明样品中有“不同化学和物理性质的纺织品”和 “存在中世纪缝补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展开的。而证明“补丁”存在的最有力，也是最直接的“铁证”，是发现了纤维中的染料和胶水残余。这是罗杰斯，从本福德那里接过这个研究的“接力棒”之后，所完成的最突出的贡献。他从“化学分析”这个角度，证明亚麻纤维本身呈土黄色，但棉花纤维必须经过染色。因此从理论上讲，一旦将这两种不同的纤维，同时浸泡到褪色溶液中以后，其中必定有一种纤维将“原形毕露”。注（十四）
相反，很多科学家和研究学者，包括律师安东纳奇本人在内，直到2001年之前，都没有抓住碳14测验的这个致命“七寸”。反而死揪住“碳14样品污染”这个假设不放。安东纳奇本人，在1999-2000年之间，发表了一部后来被广为推崇的，极其出色的研究著作“都灵裹尸布的复活 - 新科学，医学，考古学的证据”（ Resurrection of the Shroud: New Scientific, Medical, and Archeological Evidence）。在这部长达300多页的专著中，安东纳奇以一个职业刑事律师对程序，证物，以及细节的高度敏感性，分析了大量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指出1988年碳14的测验中一些最重大程序失误问题。但他和苏.本福德所走的方向刚好相反。
第五章：都灵裹尸布上的三维立体图像信息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却没有人曾经事先预计到它会发生。也没有人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后来会成为裹尸布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网站www.Shroudstory.com 记载了下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1976年，都灵裹尸布的研究学者，物理学家约翰.杰克森博士，艾力克.蒋伯博士，连同肯尼斯.斯蒂芬牧师，盖尔.查特，彼得.舒马赫几个人，一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桑地亚科学实验室。他们将都灵裹尸布的一张图片，输入到一个叫 VP-8 的电脑现象分析仪里面进行解读，然而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个电脑分析系统出现了一个三维影像。原来，都灵裹尸布，和其他任何照片和绘画作品都完全不同，乃是被输入了三维空间密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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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物理学家：彼得.舒马赫
“In 1976, research physicists Dr. John Jackson and Dr. Eric Jumper along with The Rev Dr. Kenneth Stevenson, Giles Charter, and Peter Shumacher, examined a photograph of the Shroud in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s VP-8 Image Analyzer at the Sandia Scientific Laboratories in Albuquerque, New Mexico. To their complete surprise it produced a 3D image. The photograph of the Shroud, unlike any photograph of a drawing or painting, was "dimensionally encoded." （注十三）
上面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的彼得.舒马赫。他就是这个所谓的VP-8 电脑影像分析仪的发明人。这个机器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将一个黑白的三维的摄影图片，还原成它原来的实际的样子。美国的喷气动力实验室（JPL）用这种设备，可以将卫星所拍摄到的月亮的某处地貌的黑白底片，还原成它实际的三维空间的模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时还算非常先进的设备，却无意间成了都灵裹尸布另一个重大秘密的发现者。
这有点类似中国的成语所描述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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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VP-8影像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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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VP-8影像分析仪的作用：可以将黑白底片还原成实际地貌。图片上显示的是月亮的某处环形山，经过VP8 还原前后的图片。
主人公彼得，一直到13年之后，才正式将自己那次无心的发现，和后来所做的研究，写出正式的论文发表。题目就叫《都灵裹尸布所产生的摄影测距式反应》（注十四）。彼得说他那时连什么是“都灵裹尸布”都不晓得。他在1972年所发明的这个V8-分析仪，纯粹是用在航天和航拍之上的。那天，当物理学家约翰.杰克森带着其他的人到他的实验室里来的时候，他后来回忆说：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都灵裹尸布，在这一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然而产生的结果，却和我过去使用V8分析仪处理过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类似的结果了。只有都灵裹尸布，曾经产生过这种三度空间的影像。（ had never heard of the Shroud of Turin before that momen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s looking at. However, the results were unlike anything I have processed through the VP-8 Analyzer, before or since. Only the Shroud of Turin has produced these results from a VP-8 Image Analyzer isometric projection stu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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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彼得的VP-8影像分析仪所得到的裹尸布3D图片。头像，和全身。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在读彼得的上面的这篇论文的时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他的论文里面牵涉大量的物理学和光学方面的专门术语，我全然是一头雾水。譬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个“Isometric Projection”，我大概只能除略地明白：是指一种在平面的范围内，显示三度空间的意思吧。这种专门的光学方面的术语，完全很难有一个准确对应的中文翻译。
总之，彼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经历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就是都灵裹尸布的三维图片。在这之前，和在这时候，这台V8分析仪都没有再看到类似结果。按彼得的解释，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是将图片上的影像转变成许多的“光子”（Photons），发射到电视摄像机的某种敏感物质上，转化成电子束（Electronics）。进而产生电压与电流。
这样，影像上越是明亮的部分，产生的电压就越强，反之，影像上越黑的部分，则产生的电流就越弱。彼得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套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光子进，电子出”。强弱不同的电子，反映出影像上不同明暗关系的层次。影像上明暗的变化越微妙，则所产生出的电子的强弱也就越细致，最终，相应所产生出的图像，其立体感和三维空间感也就越强。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都灵裹尸布三维立体图像诞生的由来。
任何其他的影像，依照彼得的对比测试，都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图像。不论是摄影也好，绘画也好，彼得和其他的科学家们，进行过很多次对比的实验，结果都没有类似都灵裹尸布那样的效果。按照彼得的解释，这是因为都灵裹尸布上所携带的“细节方面的信息量”，要远远地超过一般的黑白摄影或绘画。后者由于所携带的这些“细节方面的信息量”太少，就无法产生类似都灵裹尸布这样的三维视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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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图形，很能表示V8分析仪的工作原理。曲线的部分代表人的身体，其上的水平线，则代表裹尸布，裹尸布上的影像，极其精确地反映出这种“身体-裹尸布”之间最细微的距离的变化。离裹尸布越近的部位（如鼻尖），其投射在裹尸布上的能量就越大，反之，距离裹尸布越远的部位，如嘴唇，或下巴，其透射在裹尸布上的能量就越小。裹尸布上的每一个“光点”，都具备这种不可思议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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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任何仿造的图片，一旦输入VP-8 影像分析仪，就会出现这样的失真结果。
每一个“光点”，其明暗都被某种“密码信息”所控制，各不相同，变化多端。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规则的，从暗到明的光谱分布。中间的“灰色地带”, 色彩柔和而细腻。按彼得的说法：完全不具备可模拟性。它们的复杂的程度，甚至连今天的技术，也无法复制。更不可能以非真人的方式获得。他说：
“我唯一能说的就是：裹尸布上的影像必须来着一个人的身体，他生前遭受过一如耶稣所遭受过的那种酷刑，然后，他象耶稣被人谋杀那样被谋杀。我可以说：那个身体虽然不在了，但是那个影像却留在了那里。而且，我尊重许多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它们认为这个裹尸布的历史，要远比碳14测验所得的结果古老得多。”
（I can only claim that the image on the Shroud of Turin required a human body that had been tortured as Christ was tortured, and murdered as Christ was murdered. I can claim that the body is not there, but the image is there. And, I respect the many other investigations which suggest the history of the Shroud is much more ancient than the carbon tests may suggest.）
他接着又说：“因此，都灵裹尸布几乎完全不可能是出于人的制造，狡猾的密制，或伪造，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家的技能，迄今为止为我们所知存在过的，可以制作出都灵裹尸布这样图像，产生出底片和摄影测距结果出来。我们所进行的摄影和摄影测距对比试验，包括浮雕，绘画，雕塑，蚀刻在内的很多种艺术手段，但它们都无法和都灵裹尸布相比。裹尸布上的影像，展示出黑白底片的某些特质，但也包括人体构架（譬如头骨和人体内部）的形象，以及三维灰色数字图像的密码。”
（“Therefore, it is most unlikely that the Shroud of Turin is a work of fabrication, or“trickery”, or “forgery”, of any type. No method, no style, and no artistic skills, are known to exist, that can produce images that will induce the same photographic and photogrammetric results as the Shroud image induces. This comparison includes photographic and photogrammetric studies of bas-reliefs, paintings, sculptures, etchings, and other forms of art. The Shroud image exhibits some properties of photographic negatives, some properties of body frame (skeletal, internal) imaging, and some properties of three-dimensional gray-scale encoding.”）
彼得的这个“无心”的发现，后来被证明是整个都灵裹尸布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它被几乎所有的科学家，（甚至包括反对都灵裹尸布的人在内）所一致承认和接受。这也是为什么1982年，在“STURP”的集体结论中，特别强调：“其结果显示裹尸布上的影象，包含有一种独特的，三维立体的密码信息。” 这个陈述背后所支持的实验证据，就是彼得.舒马赫的这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偶然”发现。
这个特点，后来成为判定所有“真假裹尸布”的一个“硬指标”。换言之，如果你声称已经发现了裹尸布上影像成像的秘密，并依此原理成功地进行了“模仿”的话，那么你的影像，也必须具备同样的这种“三维”摄影测距特征。并且必须通得过舒马赫的这台赫赫有名的VP-8分析仪，毫不留情的死板的验证。
这有点像中国神话《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的故事。真猴王头上戴着紧箍咒，假猴王却没有。结果那个菩萨一念咒，真猴王就跳脚。但这一回不同，在美国版的“真假美猴王”故事里面，“紧箍咒” VP-8，却是给所有的那些“ 假猴王”们戴的。无论是南非，美国，还是意大利，英国的那些“裹尸布仿造者”们，一听到这个VP-8就感到头疼。事实也的确如此，任何裹尸布之外的“影像”，一被输入到舒马赫的系统中的时候，立刻就要“原形毕露”。
一个合理的结论是：“仿造”裹尸布上的影像并不难，某种粗糙简陋，外表上“形似“宏观”的画面，其实是可以被制作出来的。但最大难度，是在细小的“微观”的层面，在“光子”领域里，人类的所有的能力，都要捉襟见肘。裹尸布影像，那奇妙，深不可测，数字式精准，人手迄今无法模仿。中国人用“神形兼备”来形容一个作品的高妙之处，然而在都灵裹尸布面前，所有的人手的模仿都是有形无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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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裹尸布的3D效果，所模拟的耶稣受难下葬时的准确体姿
另一个科学家，本纳德.鲍尔 （Bernard A. Power），2002年发表一篇题为《空气中放射性能量渐变所产生的都灵裹尸布影像》的论文。他比舒马赫更进一步，不但肯定舒马赫所发现所发现的“光点的密度” 与“距离”之间的变化规律，他更提供了科学家所发现的具体数据资料。（注十五），这里我将其中的一部分摘录与下：（仅仅裹尸布影像，头像部分的某些数据）
B.都灵裹尸布影像的密度数字化资料 （1978-1982）- 头部
影像的密度（Intensity） 头部和布面的距离（厘米）
0.325 0
0.295 1.1
0.285 0.75
0.280 0.4
0.275 1.30
0.260 0.75
0.250 1.55
0.220 1.90
0.195 1.00
0.195 0.8
0.190 1.00
0.185 2.6
0.160 2.33
这一组数据，就是从理论和数学模式上，解释了为什么裹尸布的头像，可以产出如此精确的三维图像，而任何其它的作品，却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原因。裹尸布在最“微观”的一个小点上，都具备任何人手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真实性。
再说得具体一点：除了都灵裹尸布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我们所知道的摄影或绘画作品，包含这种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的“密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实验，一旦将裹尸布的复制品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时，所产生的图像要么是变形的，要么就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有一幅意大利的“模仿家”的作品，在被输入到这个系统里面之后，居然出现人的面部，高过鼻子这样的恐怖的“怪模样”。很显然，在一个二度的平面上，要表现出脸部和鼻尖到裹尸布平面之间，一种距离上的微妙变化，靠人手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这位美国太空中心的科学家，过去从未听说过“都灵裹尸布”的，VP-8影像分析仪的发明人，在他那篇著名论文的结尾，用肯定的口气告诉我们：
都灵裹尸布，以我个人的意见和信仰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埋葬时的裹尸布。我无法用任何的手段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证据不在我的掌控之中，然而，我却可以证明哪些证据，不是真实的。
（The Shroud of Turin is, in my opinion and belief, the burial cloth of Jesus Christ. There is no way I will ever prove it. Such proof is not within my grasp. I can, however, prove what it is not.）
舒马赫不愧是一个严谨和谦虚科学家。他的最后这句话，我曾经反反复复地思考过好几回。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是他们能力所可以达到的？而什么又是他们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舒马赫的陈述，就表现出一个科学家最优秀的品格：那就是诚实。他并不是说自己有能力证明，依靠他的VP -8影像分析仪，耶稣基督复活了。相反，依靠他的这一套系统，他却可以对付那些假的，有问题的“证据”。这真是一个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所培养起来的明智和理性。
再有，舒马赫的实验本身，后来也多次被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反复做过。但每次的结果都如铁板定钉那样肯定，没有一次失误。有位叫奥都.古尔利奇的意大利摄影家（Aldo Guerreschi），2000年使用了更加先进的电脑软体，和一个真人来重复舒马赫的实验。虽然软件不同，但得出的结果却完全类似。奥都将他的实验写成了一个实验报告，题目就叫“都灵裹尸布的影像浮雕技术”（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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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奥都.古尔利奇
如果我们仔细对比舒马赫与奥都的照片，就会发现后者在细节方面要更细致。他特别使用一个女孩子的的照片做对比，将她的照片和裹尸布的照片，同时输入到一个摄影软体之内，结果，都灵裹尸布显示出三维的特点，而这个女孩子的照片则完全没有。奥都说：
“多层次，单色的密度”是一个明显特征，其色度深浅的变化，完全是由身体和包裹身体的裹尸布之间的距离所决定。正如我们都已经普遍知道的那样，这个事实，构成裹尸布影像最不寻常的一个特征之一”。这个结论，和彼得.舒马赫，本纳德.鲍尔的结论，完全一致。
（"Variable monochromatic intensities"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greater or lesser tones determined by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sheet in which it was wrapped. As is well-known, this fact constitute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spect of this fig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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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奥都使用的软件所产出的裹尸布3D效果-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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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都灵裹尸布人物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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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拿着都灵裹尸布图片的一个女孩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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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5 11: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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