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方濟各、跨越時空的浪漫斷想 ）——讀張光來《尋徑》） ------楊鳳崗

PAUL.ZHANG

人生有很多預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似乎一切又在冥冥之中早已預定，看似偶然的機遇，或許早有天意的安排。與張光來先生結識雖屬偶然，但又似乎有著不解之緣，這裡暫不多說。一兩年前他就囑我作序，實在不敢擔當，但是又很想早日拿到他的書稿，以便先睹為快。盼了很久，終於收到書稿，在2014年年初這個風雪之季閱讀，閱讀中想到剛剛過去的2013年自己的研究和經歷，引發幾片斷想，輯錄於此，權且算作序。
一
我曾經覺得意大利是個在時空上非常遙遠的國度，沒想到近兩年突然拉近了距離。第一次訪問意大利是在2012年春，那一次看到了很多華美外觀。2013年則接連兩度再訪，走向歷史的深處，也似乎指向未來。
大約一年前，有位朋友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型國際性研究課題“基督教與自由”，我接受了這個邀請，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籌劃在米蘭召開會議，這對我來說很有吸引力。公元313年，羅馬皇帝頒佈米蘭敕令，一反之前對於基督教的迫害，宣布並實施宗教自由。這不僅改寫了歐洲歷史，甚至改寫了整個世界歷史。在米蘭敕令1700週年紀念之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到米蘭討論宗教自由這個話題，那將會是一次在歷史場景中的跨時空對話，不亦樂乎？後來得知會議改在羅馬舉行，心中頗感幾分遺憾。
稍後，又有一位朋友邀請到意大利北方的帕多瓦（Padova）大學參加一個研討會，話題是歐洲華人移民及其宗教文化。帕多瓦距離米蘭比較近，可以順便造訪。更令人高興的是，研討會組織者提議，在會議之後我們去參訪利瑪竇的故鄉。每一位關心中西文化交流或基督教傳播歷史的人，都不能不對利瑪竇抱有極大興趣。他既給中國人帶來基督教的福音，又帶來歐洲的科學和技術，也是把中國文化經典翻譯介紹到歐洲的第一人。
二
出於對利瑪竇的景仰和對他成長環境的好奇，我終於在2013年10月10日參訪了利瑪竇的家鄉馬切拉塔（Macerata）。在帕多瓦大學兩天的研討會之後，宗教社會學教授喬丹先生駕車，路途三個半小時，專程陪我來到位於意大利中部的這座小城。這裡是丘陵地帶，老城坐落在一座小山包上，從遠處望去，建築鱗次櫛比，是心目中典型的歐洲古城。進到城中，蜿蜒向上的路面舖著整齊的石塊，路兩旁是石頭建起的樓房或磚房，看上去好像都有幾百年的歷史。漫步在這樣的街道，默默感受古典的幽靜，傾聽歷史的回聲。轉過一個彎，一座高大的教堂映入眼簾，教堂左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建築，是馬切拉塔市的圖書館。走進圖書館，打開兩扇其貌不揚的小門，從這裡往下一層，便是利瑪竇展廳了。
利瑪竇展廳陳列的物品不算多，當然少不了地圖、鐘錶，也有一些中文或拉丁文的書卷，更多的是圖片和文字介紹。瀏覽這些展品和介紹，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西洋有個以文載道的發達文明，這令那個時代的中國讀書人驚奇不已，出於好奇而紛紛欣然拜訪結交這位知識淵博、舉止優雅、通曉漢語的美冉西儒。利瑪竇及其同僚則把中國人的這種反應津津樂道地記錄描述給歐洲鄉黨，對於中國文人的優雅好學甚是欣賞，對於中國文化經典稱讚不已，與此同時，對於中國文化需要基督福音也坦率闡明。
令我驚嘆不已的是，在這樣一個相對偏僻的山丘小城，怎麼會造就這麼一位溝通中西文化的文脈巨臂？他知識淵博，上通天文，下知地理，通曉數學，飽讀經書，而且信仰篤定。更重要的是，他勇於冒險，東渡來到全然陌生的中國，迅速學習掌握漢語，並且以開闊的胸襟、靈活的方法，廣交各路朋友，有效傳播福音，建立了一個又一個教堂。
為了一探究竟，我們特別找到利瑪竇出生的地方。在城中心的一棟四層樓房的牆上，掛著的一塊標牌顯示這裡就是。當然，這棟磚砌的樓房應該是利瑪竇之後的建築。旁邊有個咖啡小屋，外面隨意地擺放著一些桌椅。坐在小桌邊，品嚐著濃濃的咖啡，聽著教堂的鐘聲，思緒隨著鐘聲飄向湛藍的天空，遙想著四百多年前這裡的景象。
一個生長在這樣偏僻小城的少年人，就是從這裡走出去，遠渡重洋，遊走在中華大地，直至終老，葬身在那片毫無血緣瓜葛的土地。這是為什麼？我反覆想，答案只能是信仰，是信仰給了他智慧，給了他動力，給了他理想和目標，也給了他勇氣。假如他沒有對於創造宇宙的天主上帝的堅實信仰，這一切怎麼可能？！
三
基督教與中華文化的交流雖可溯源至漢唐，二者的焊接則始於利瑪竇。自從四百多年前利瑪竇踏上中國大地，基督教便在這裡生根開花結果，持續綿延至今。雖然歷經風霜雨雪，酷暑嚴寒，改朝換代，地覆天翻，二者的焊接卻是牢不可破。帝國皇權沒能折斷它，反教運動沒有拆散它，政治風暴沒有熔化它，二者的結合反而愈益堅韌，日久彌新，在21世紀更顯現出有機的融合，充滿生機景象。
利瑪竇成功焊接基督教與中華文化的秘密是什麼？無論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還是致力於福音傳播的使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探討都可以作為入門起點和登堂捷徑。
張光來先生在天主教神學院研修的畢業論文，也是這本論文集的開篇之作，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他總結認為，利瑪竇的成功祕訣，在於他傳教方法上的“三化”“一合作”，即“科學化、民族化、本地化及與中國學者的積極合作。。。這也是他逝世四百年來盛譽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第6頁）。科學化就是以傳播科學文化為媒介的輔助手段；民族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適應，特別是提出“補儒易佛”，以期“合儒”和“超儒”；本地化則是既結交京城權貴，又深入鄉村城鎮，處處佈道，建立教會；而在這一切努力當中都尋求與中國學者的積極合作。

正是基於這樣的總結反思，張光來神父在日後的教會事工上，便實踐了這樣一條中庸平和的開放路線。從創辦《信德報》到成立“進德公益”機構，從致力於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的修好，到與其他國家宗教機構的合作，從服務社會底層的慈善救助，到與學者的學術交流，處處體現出這條溫潤敦厚的路線。從他所成就的事業來看，這是一條在特定政治環境中卓有成效的路線。
當然，不能說這是唯一的有效路線，甚至也不能說這是對於利瑪竇路線的唯一全面總結。對於利瑪竇遺產，還應該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挖掘。比如，利瑪竇在靈活策略之中顯示出對於真理的篤定認真，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
其實，整本文集，特別是在文集的第三部分，也恰恰是文集的中間部分，作者勇於面對天主教在中國的現實，實事求是，從不同層面分析其分裂為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的複雜原因。據他說：“一九八○年，地上教會團體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在北京成立。一九八九年，地下教會團體的「中國大陸天主教主教團」在陝西三原張二冊村成立。至今這兩個主教團都未獲聖座的承認接受”（第531頁）。在第三部分的“中國新老教區的個案研究”一章，詳細描述和分析了新老教區劃分的不同所造成的地上地下教會團體分裂難合的現實後果。他又以自己的事工實踐來說明，地上地下教會團體雙方擱置分歧，在慈善公益事工上合作，這是富有成效的。他也探討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修好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徑，在多個章節中指出，中梵沒有恢復外交關係是很多問題的癥結，而中國宗教政策的僵化限制，梵蒂岡對於中國現實缺乏瞭解導致的誤判和決定，又使得中梵改善關係遙遙無期。      

四

            張光來神父是中國有信仰背景公益慈善事業的開拓者，是宗教媒體、宗教NGO的創辦者和踐行者，一路走來，雖然困難重重，他卻義無返顧，勇往直前。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他是效法了利瑪竇的勇敢開拓精神。在面對來自教內的誤解和壓力時，他在隱忍之中不失時機地尋求解釋。在遇到黨國幹部的干預和轄制時，他同樣隱忍不怒，用愛心說誠實話。比如，他誠懇地指出，中國教會參與慈善公益服務，不僅僅是對於政府措施的“拾遺補缺”，而是遵行聖經、信仰驅動，從古今中外歷史來看，都是政府所無法取代的教會功能。如果說要改變，真正需要的是政府給予宗教NGO和教會更大的自由，以便讓教會更好地服務社會、服務他人。
借助《信德報》，作者收集了很多重要資料。比如，關於天主教徒人數他指出：“一九四八年全國教友達到3,274,740 多人，約占當時全國總人口（5 億）的0.64%。近半個多世紀，由於各種社會原因，二○○九年中國內地教友數約有5,714,850 人，約占全國總人口（13 億）的0.44%，從所占人口比例上明顯呈下降趨勢。經過六十多年的風雨洗禮，今日中國內地天主教人口增長不足一倍，新皈依人數與全國人口增長率差距進一步拉大。雖然神職本地化徹底實現了，但中國內地教會神職人員比六十年前銳減了近一倍”（第607－8頁）。作為參照，他又指出：“當前臺灣教友（299, 158）約占臺灣總人口（23,124,514）的1.2%，香港本地教友人數（353,000）則約占香港總人口（7,026,400）的5%”（第608頁）。
我自己曾經在分析了一個2007年的問卷調查數據後，推測中國天主教徒人數偏低，甚至有可能在近年來有減無增，因為計畫生育導致家庭變小，教內生長的新生代不能補足老年教友的離世損失，與此同時，成年人皈依天主教的人數不多。當然，實際情況如何，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才能確定。無論如何，都要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從基督宗教在韓國的發展來看，天主教增長或有後勁。
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參與者和教會更新的帶領者，面對中國目前存在的種種嚴峻社會問題，張光來神父更是勇敢指出，中國教會應該承擔起先知的責任，維護社會正義，發出曠野呼聲。這種曠野呼聲，雖然微弱，在當今的中國，彌足珍貴。

五

            雖然中國的憲法許諾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國目前的現實是宗教自由程度還很有限。宗教組織參與慈善服務仍然受到種種限制，涉及宗教的媒體和出版經常受到重重審查，獨立自主的民辦教會和組織依然不能合法存在，中梵關係遲遲得不到改善。我在2013年上半年研究了中國的宗教自由問題，認識到宗教政策在短期內很難有較大改善，因為管制手段、認知水平和公民社會發育程度都落後於時代。在管制方面，有黨政多層的條例規定、紅頭文件和領導的金口玉言；在認知方面，官方對宗教的認知正在向文革的極左路線倒退，而文化精英對於宗教自由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和努力；在公民社會方面，其組織化程度還很低，力量仍然脆弱微小。
            但是，在2013年下半年，當我把目光轉移到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時，我看到了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基督徒（特別是基督新教信徒）人數的增長已經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其情其景，就像公元300年左右，雖然羅馬帝國竭力打擊基督教和迫害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人數反而呈現爆炸性增長，從公元300年左右不足帝國人口的10%，到公元350年時則超過了帝國人口的一半。甚至皇帝康斯坦丁也在臨死皈依，受洗成為基督徒。古代羅馬帝國的這段歷史，正在21世紀的東方重新上演。帶著這樣的發現，我參加了2013年12月中旬在羅馬召開的“基督教與自由”國際會議。在全球範圍內，在很多國家，基督徒正遭受嚴峻的迫害。但是，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基督教卻在迅速興起⋯⋯
梵蒂岡也在變。幾個月前，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突然辭職，很快迎來新教宗方濟各。他是第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的教宗，也是第一位以謙卑服侍社會底層民眾的方濟各為名號的教宗。上任不到9個月，他的謙卑、節儉、親民、力行改革，贏得世界各國民眾的廣泛讚譽和尊重，被稱作“人民的教宗”，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天主教會，並且被評為《時代》周刊2013年的年度人物。在“基督教與自由”會議的第二天，教宗方濟各特別安排接見了會議參加者。面對我們這五十位學者，他大聲說：“Pray for me. I need. （為我禱告，我需要）”。這種謙卑，令人敬佩。
我還注意到，這位來自南美的教宗非常了解“解放神學”和馬克思主義。他在接受一家報社採訪時說道：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是好人。這顯然是和好的姿態。或許，我們因此可以期待，教宗方濟各，將會踏著利瑪竇的足跡，進入北京城？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那必定是石破天驚之舉，人類文明新時代來臨的標誌。
讓我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