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朱雀 于 2014-1-14 23:53 编辑
近年来，笔者发现天主教内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对儒学批判，将中国历代的不足、当今国民道德的缺失以及福传上的阻碍，都归因于儒家。这股风气，使笔者对教会的前途、对国人的前途深感担忧。故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对此风加以指正，但自觉思路还未酝酿成熟，最近将近年关，固有时间精力写下此文，本文采取分条叙述的形式，望供诸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诸君指正。
一、只研究儒学一家是否能了解中国文化？
儒家开始作为中国官方正统学术是从汉武帝开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一篇“对策”，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那么这是否能够说明其他思想在今后两千年之中就不再是文化主流了呢。汉武帝之后，儒学的确一时间成为文化主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汉初，文帝景帝以道家“黄老学说”作为治国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到了汉末，道家再次风行，道家演变而来的道教教派-----“五斗米道”发动的黄巾之乱更是动摇了汉室的根基。之后的魏晋，道家之风更盛，玄学盛行，西晋“竹林七贤”以及东晋的王谢二家，皆有道家的风。唐代，道家和佛家已有盖过儒家之势，李氏以道家老子为自己的先祖，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皇帝要迎“佛骨”进宫，韩愈竭力反对，结果被贬官外放。到了五代，佛教、道教更加盛行，儒学日渐式微。为了迎接佛道的挑战，宋明两代儒家糅合了佛道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于此同时，民间又形成与理学学派分庭抗礼的心学学派。 此外，中国历史上很多制度也并非儒家一家所制定，最主要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皆是在法家为核心思想的秦朝建立的。而汉唐的君权和相权是有所制衡的，亦不能以“专制”概之，如果我们说明朝清朝是君主专制倒是可以的，但是明太祖之废除宰相，实在是其私心的一种法术，而非儒学，明太祖甚至因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而把孟子搬出孔庙；而清朝设立军机处，出于维护部族统治之私心，专制更甚，其统治体系则更加注重法术，而非儒学。（此处法术，非宗教之法术，亦非西方之法律，而是指皇帝驾驭臣子的权术） 从笔者上述对文化史粗略的归纳，可以看出三点：一、自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化是由佛道儒三家所主导的，而非儒家一家垄断的；二、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并非完全受儒学一家所影响。
二、只研究孔子一人是否能真正了解儒家？
自民国以来，人们批判旧时代往往批判儒家，而批判儒家则专注批判孔子。近年来，教内部分学者批判儒家的文章，大多也只涉及孔子一人。那么批判孔子一人是否就能否定儒家，孔子是否能代表整个儒家体系。世界上任何一制度体系，岂有经一人创立，而经十年二十年而一成不变的。就拿秦汉的戍边制度而言，秦朝这在战国时代，戍边不是件苦事，随身带著五天干粮便够。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似乎没注意到这问题，还叫老百姓戍边三天。然而国家变大了，路途往返，就得半年以上。小的制度没有变，就引起社会大骚动。陈胜吴广的革命，便由此而起。近代中国人都好说中国二千年政治没有变，试问古今中外，哪有如此理？亦哪有如此事？儒家学术体系，自孔子之下又有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又有不同，到了汉朝的董仲舒，国家早已经废除了分封制实习郡县制，儒家又岂会依旧照搬孔子“恢复周礼”呢。到了宋明时期，儒家产生了理学学派和心学学派，这个新儒学体系又岂是对孔子学说的照搬。今天部分学者批判儒家指批判孔子，显然是缺乏对儒学系统认知的。自牛顿定理之后，又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自爱氏之后又有量子力学。一个学派，又哪有因一人的缺陷，而全盘被否定的。且不说儒学在孔子之后两千呢的发展，就拿孔子一人而言，今天我们说的儒家“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其中，只有《春秋》一书是孔子本人独立创作的，《论语》则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论的归纳，其他三书四经皆非孔子所著。今天有的学者单单通过批判孔子个人某些行为否定儒家，实在不妥，儒家经典大多数并非孔子本人所著，后人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新儒学，又岂是自孔子一人而来。自宋明之后，新儒学便以《大学》的“修、齐、治、平”，“格物致知”为研究核心，《大学》作为四书之首，亦非孔子所著。 单单宋明理学，其主要思想家就有七十多人，而且其人思想各有不同，比如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和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在“格物”的问题上就多次在白鹿洞书院展开辩论。笔者单单研习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传习录》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方才粗略领悟其思想精髓，若要掌握两千年来整个儒家体系之演变，是须花大功夫的，十年也算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十年工夫实在是很短。论今天的儒学又岂是孔子一人所能概之，又岂是单单花阅读几句论语所能掌握的。
三、如今中国道德的症结是否源于儒家？
近一百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之风，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二是新文化运动、三是十年动荡。就太平天国，笔者暂且不讲，放到第四部分和宗教一起讨论，第三个源头笔者不展开论述。我们先讲新文化运动，主要以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为代表。当时，正处于明末清初，出于推翻旧制度的考量，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制度，故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我们且不论此次运动对错得失，但就当时社会情况而言，正处于上个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为了推行“断发易服”、“废止缠足”等措施，对传统文化之激烈抨击，可视为对时弊的一种矫枉过正的措施。然而，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的情况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情况，一百年前，鲁迅那个时代，读书人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学习四书五经，儒家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文化；而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有几个人会去读儒家的经典呢，不论中小学，单说大学生，除了专门文学专业的学生，有几个人会去仔细了解儒家。我们今天谈到儒家，潜意识里便是“黑暗”“愚昧”“守旧”等一系列负面的词汇，在主流文化中，对儒家是持否定态度的。由此看来，今天的中国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儒学当成一回事呢，今天中国人的道德症结难道还在儒学吗？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人不反思自己道德上、制度上的缺失，却把永恒之城罗马的沦陷归因于天主教；一千年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欧人又把中世纪在文艺科学领域的停滞不前归因于天主教。似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黑暗都可归因于儒学，如西方将所有的黑暗都归于天主教一样，但是这些黑暗究竟是来自什么呢？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儒学，其本意都是善的，而人却没有按照善的原则去生活。民国初期，随着对儒家批判的愈演愈烈，另一种学说“厚黑学”却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虽然儒学在台面上作为主流文化，但是桌子底下人们却并没有按照儒学的道德规范去实行。 纵观百年来，对儒学妖魔化之风不减，儒家的道德观念不论好坏都都如摧枯拉朽般在人们意识中烟消云散，而西方的道德观念却没有被民众很好的吸收，以至于造成国人道德文化上的真空状态。部分学者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对儒家的全盘否定，究竟给国人带来了什么，一百年前，鲁迅等人的言论姑且还能算是救治时弊的一济猛药，为了控制病人病情，但是病情缓解下来，本应该用转用温药调理，而部分学者却依旧对儒家的全盘否定，甚至比以往更盛，于是本来猛药却成了催命药。以至于此风一百年来尾大不掉、负重难返，如今局面，究竟是儒家之过，还是部分学者用力方向的偏差。
第四，移除传统文化是否是传播福音的方法？
宗教和文化究竟是何种关系，宗教和文化是否同一个频道的概念，他们的功能是否相同呢。有的教内学者批判儒学，专门从儒家重生不重死、注重研究人事却不问鬼神入手是否合适呢？我们知道，教堂是供应人灵魂的食粮的场所，而食堂则是供应人物质饮食的地方。就功能而言，教堂自然比食堂来的高贵，但是我们又怎么能以此说食堂不好，不要食堂了呢。宗教可以引导文化，但是宗教绝不等同于文化，就如人脑可以控制手写字，口吃饭，又岂有不要手而用大脑写字，不要口直接用大脑吃饭之理。 宗教和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宗教可以引导文化，但却不可取代文化，就如宗教可以指导政治，但是政教合一却非常不妥。拿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来说，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世俗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洪一出来就称天王，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自称天父天兄，更是一派胡言。这是政教不分的后果。此外，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这是宗教和文化不分的后果。我们传播信仰，切不可以宗教取代文化为方向。 改良文化，应该有步骤，而不是单单移除旧文化，就能建立新文化的。世界上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每一项制度的实行，皆有其他几项制度作为支持。文化体系更是如此，西方文化自有她发展形成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和其千年来各个领域的诸多因素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片形成文化的土壤，中国是不可能移植的。故中国之文化改良，必须发掘保留已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糅合西方的先进文化，培养出适应自己环境的文化体系，方能使得国人拥有一个良好的道德文化环境。 教内有的学者认为天主教无法在中国得到好的传播，皆是因为古人所传下的文化不好，将本时代的责任推卸给已经去世几百年几千年的人，要知道每个时代皆有每个时代特点，古人已经为他们时代的弊病贡献出了他们一生的智慧。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应该背起自己时代的责任，任何一体制不可能抛开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体制而独立存在，罗马接受天主教、中国接受佛教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棵树要在一片新土壤中扎根，并不是强插在土里就行的，还需要千千万万的根须去触及土壤的各个角落。这需要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友、神父为福音能够扎根于本土文化中，奉献十年、二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去完成。
第五、应该怎样客观看待传统文化？
一个人眼睛是光明的，那么他的全身都是光明；如果一个人眼睛是黑暗的，那么他的全身都是黑暗，那是多么地黑暗。我们对待周围的世界，如果是以消极对待，那么世界回馈给我们的，自然也是消极；我们若以善意的眼光看世界，我们看到的自然是充满希望的。有的困难的确是环境造成的，但是很多困难却是我们的看世界的态度造成的。儒家将尧舜作为圣人彰显出来，是为了人民效法向善，但是今人却以恶意的眼光去看，认为这是古人虚伪的愚民手段。又如古人设立一个皇帝，今人就认为是专制黑暗，然而在成年人看来睡摇篮或许是荒谬的，在婴儿来说，睡摇篮却是符合实际。就古代一制度一文化而言，我们不应该用我们当今的制度文化作为标准作比较，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适合的，在古代未必就不适合，看一项制度，应该从当时代人的经验感受来研究而不应以现时代作为标准去衡量。 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就算是教会，地狱之门虽不能战胜她，却要从未放弃与她纠缠，地狱之门曾经甚至接近宗徒的位置，又何况是世俗的文化体系呢。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 此外，讨论文化，应该从联系社会实际情况看，不应只引用历史文献和教会文献，盖一切之有子人书，皆出自实践这本无字天书。福音也是如此，福音是耶稣基督一生对天主圣言的实践。我们研究历史，不应单单从文字着手，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要知一切历史文献，都是社会实践的文字记载，若只重文字，不免脱离实际而陷于空泛。要研究社会实际，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途径，其中游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看历史，应该注重当时代人对当时代制度效果的感受，我们的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若用今日世界的人的意见去考量古人的社会，未免缺乏客观。今日民主时代，若有一个皇帝，自然被称为专制，然古人的时代，有一个皇帝却未必是一件坏事。要知道成人对睡摇篮一事，自是不好的，但是对婴儿来讲，却未必不好。古人和今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不同，今日看古人，不该以今日之标准苛责古人，而应看古之时代的人们对当时制度的感受。
第六、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核心思想在于修齐治平，修齐治平的思想出自《大学》，“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齐治平的思想，非常符合天主教灵修在小事上称义的思想，一个人要成为圣贤，首先要修行自身，自身修养好才能使得家庭和睦，家庭管理好才能去治理国家、社会。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会不义，不能修身就会导致家庭不和睦，家庭不和睦就可能使得国家和社会不安定。如西晋司马氏，司马懿自身阴险恶毒，善用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他的后人也以此为榜样，夺取了曹魏的江山。司马氏基础的修身不做好，家庭也不得和睦，司马炎恢复分封制，以至于导致八王之乱，为了争夺皇位，司马诸王自相残杀，最后国力耗尽，天下大乱，最终导致外国趁虚而入，五胡乱华的局面。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乱世，并非是帝王遵守儒家的修齐治平而导致的，而是从个人的道德败坏开始的。 修齐治平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明明德，在于人生价值的提高，而非世俗利益的建立。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终被中国历史所称道，不是那些建功立业者，而是那些在世俗上的失败者，甚至是无作为无表现者。如诸葛亮六出祁山伐魏，耗费人力物力，最后自己也死在最后一次出征中。就其功业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但其在隐居在隆中时对自身德行的修行，在出仕后对善的执着，使其为后世所称道；而同时代的曹操，论文治他能横槊赋诗，论武功他能攻城略地、建立了曹魏的基业，然而他在修身上却是“宁教我负天下人，无叫天下人负我”，自己不树立好榜样，以至于家庭不和睦，曹丕与曹植兄弟相争。在中国文化中的圣贤，不是像卫青、霍去病这样建功立业的成功者，而是如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失败者，甚至是如陶渊明、严光、徐庶一般的无作为者。他们虽然失败虽然无作为无表现，但是他们在明明德上却始终始终不渝，为了明明德，他们奉献出了自己一生的力量，甚至最后舍弃了自己的性命。世俗地从他们的一生看，他们是失败的无所作为的，但是从整个时代整个文化来看，他们却为之后的整个时代树立了大榜样，在德行上建立了大功业。在中国文化中，不是成大事者，方能成为圣贤，就算是山野村夫，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小事，皆能成为圣贤。 在小事上忠信，在大事上方能忠信。天主教的伟大圣师小德兰修女，在她生前，她不是大神学家也不是大文豪，她只是修会的一个普通的小修女，在不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她生前没有成就什么大事，她只是在小事情上，在个人和家庭的细节上爱耶稣，她生前只做了修身与齐家，然而在她死后，人们读了她的日常书信，千千万万的人被她对基督的爱情所感动，她使无数在信仰上冷漠麻木的心灵重新燃起爱的烈焰。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价值观，东西方是共有的，只是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是对善的执着都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修齐治平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道德文化又岂有不完善之理。顾亭林先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说社会道德的兴衰，是每个人的责任。儒家很多的观念思想，和基督宗教都是相通，有的价值观是普世认可的，在研究文化传播福音时，切不可一笔抹杀。 -----姑苏道明 2014年1月 | 
发表于 2014-1-14 17: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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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发表于 2014-1-16 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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