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圣经”的神学意义——《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李犇

转：
圣经常常被基督徒视作教会及信徒的生命之源，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是我们灵性起步的根基。这就使我们要熟悉圣经、尊重圣经。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在三个“唯独”中，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号召信徒们要回到根源中去。由此，路德的神学著作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及教会传统遗传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的，这种试图解释圣经的解经学形式的神学值得我们借鉴。“与经院主义的神学著作相比，路德的神学著作显得更新，更有特色，这种特色贯穿路德的神学研究方法。作为解经学家和讲道人，路德不断地与圣经对话，这是没有先例的。他在神学领域里取得的每一进展，都以圣经作为基础和指导路德从不怀疑圣经权威的可信性，“他的目的是让圣经和教义里那些朦胧的古老真理明晰起来，把其中的真谛展现给世人。他的神学就是试图对圣经及教义作出评论和解释。”在目前的教会环境中，绝大多数信徒的灵性生命和神学观念来源于圣经，作为信仰的引渡者，应该让圣经中亘古不变的救恩和教训、拯救并指导生活在经济社会、网络社会中的人们，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首先要建立正确的圣经观，不因循守旧，自以为是，然后再加以选择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进行独立的神学思考。
　　基督徒们相信，上帝启示圣经的作者为每一代人记录下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这些真理让人们通过虔诚信仰上帝。由于圣经的写作受到时代的限制，其中的信息不能按字面生搬硬套，在每个时代中要加以重新理解和诠释。在形成我们的圣经观时，有几个方面需要重视。一个是圣经的权威问题，即圣经的默示和无误论；一个是圣经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即如何处理圣经中的难题；还有就是如何看待新约中耶稣基督的圣经观。最后的关键是怎样使圣经与神学联系在一起。以下就这几个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圣经》的权威

　　圣经是对在耶稣基督中的关乎人类及拯救的事工和对上帝启示解释的最初见证。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宣告》中所说的，是“写下来的上帝的道”。这样，圣经的权威并非是由教会来保证的，也不是出于人的权威，而是在圣灵的能力下，自我认证的。“信徒开始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只在于上一堂新约或是旧约的课程，而是在共同崇拜、认信的团契中阅读圣经。”路德经常称圣经为“基督躺卧的摇篮”，并视其为一本权威来自基督而不是无误灵感的教义的书。这与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卡尔·巴特的观点是一致的。巴特认为上帝的言行通过耶稣而影响整个世界，圣经是这些事件的见证。作为上帝之道的圣经，使教会在耶稣基督中的上帝的恩惠里免于落入罪恶与死亡的孤独的悲痛。“因为圣经是在上帝的教会中的耶稣基督的权威，教会并不需要掩饰它自己的焦虑、需求和疑问，并不需要负起试图控制自己的不可能办到的担子，它可以服从而并不需要承担这一目标和结果的责任。”巴特认为在圣经之中，耶稣基督的权威获得并具有高于教会权威的具体性，他提出一个命题就是——耶稣基督是完整的、唯一的上帝之言，只有他才是上帝之光，神的启示。巴特强调圣经的权威在于耶稣基督。“活的耶稣基督，死而复生，作为既是上帝之道的见证，又是上帝之道本身的神的先知，是无可匹敌的。”因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上帝之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不能被超越的。对此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于要尊重作为上帝之道的圣经。用历史考证法来研究圣经始于19世纪的德国，一些神学家认为圣经记录了神在人类经验里的活动，重要的在于人如何体验神，而不是上帝作为一个客体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他们想要除去基督身上的犹太和希腊特色，展现出真正的、历史的耶稣形象，这似乎有用人类学取代神学的倾向，但却使人们研读圣经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从前的任何时代。正如汤忠谟博士在《现代圣经观》一书中所言：“圣经非一部书，乃一图书馆；圣经非一人一时代之产品，乃多人多时代之著作；非固定的启示记录，乃上帝渐次进展的启示记录，其编著之目的非教授历史或科学，乃教授道德和宗教，其灵感非直接于文字乃人之亲身感应，其威权非倚赖于‘传说’，‘无误性’或‘教会之标准’，乃倚赖乎圣经自身之价值，为世间最伟大之宗教文学。”
　　圣经是神启示的历史记录，也是以历史记录的形式出现的启示。当提后3∶16中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其希腊原文theopneustos的意思是“从上帝呼出的(breathed out from God)”，这提示我们对“默示”的理解，应该是上帝的旨意藉着圣灵的能力，感动人经受、见证并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写圣经的人在圣灵的带动、指导下，有了属灵的见解，并可以运用写作的技艺，把一切的感受表达于文字中。因此，重视上帝的默示不能和拘泥与字句等同起来，圣经字句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看来似乎是纯净保守的信仰，十分属灵，其实在解经上未必正确，很可能对圣经一知半解，认识得似是而非，只是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并没有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在看待由此而引发出来的“圣经无误论”时，必然要小心谨慎。“大神学家奥古斯丁相信圣经正典完全没有错误，而若似乎有错误，则不外乎以下三个情况：1、抄写经文的过程中抄错；2、原文没有错，译本却予以译错；3、信徒本身的领悟力不足，把超过自己理解力的事当作错误，坐井观天，以是为非。”对我们来说，无论抱着哪一种无误观——绝对的无误、充分的无误、有限的无误或是目的的无误，都要正视圣经中一些记载的矛盾和出入及难于理解之处。圣经中各卷书的文体和用语都有所不同，作者的个性也往往体现于信息中，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当时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些人性的因素，表明圣经的确是一本人间之书，同时也是神性之书。圣灵如何默示人写下圣经，我们不能完全明了，但如果把圣经的写作与上帝之子降世的过程作一类比，将会有利于我们理解圣经的特点。“圣灵覆蔽马利亚，她是真正的人，能犯错误。但透过她，在超自然的感孕之后顺着自然的孕育发展，神的儿子取上人身降生成为真正的人。他具有完完全全的人性，同时又是神。马利亚的罪性怎样被超越，不沾污主的本性，同样圣经的人间作者其犯罪的天性亦被超越，他们所写成的亦毫无暇疵，神的灵临到人间有罪的作者，在他们里面工作，以致产生神——人的写作。这过程的原委，仍是一个奥秘。”

如何处理《圣经》中的难题

　　研读圣经的人会发现圣经的篇章中有些难题，抱着怀疑、批评的人，往往以此来否定圣经的可靠性，但是笃信圣经的学者，一向都承认这些难题的存在，并设法解答这些难题。丁主教认为“圣经中的一切都以基督中心，都围绕着基督，都指向基督，全部圣经中最早的部分和最晚的部分中间相隔一千年以上，而基督是解释全部圣经的钥匙，基督解除了圣经中的矛盾。”在圣经研究方面资深的学者骆振芳教授也认为“在旧约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人物在道德上的缺点，这会使我们不安，也常有种矛盾、前后不符合之处，这一切在一个深思明辨的读者面前很难以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去消除。道路是崎岖不平弯曲多变的，但它清楚地指向一个目标，那便是背后约中的基督。”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方式，使读经的人去芜存菁，不会因为经文字面上的出入，而否定圣经的真实和权威。
　　圣经中的一些难题很多是与自然科学有关。例如，历代志记载圣殿里铜海的尺寸是“径10肘，围30肘”(代下4∶2)。但是如何按圆周率记算，径若10肘，围应是31.416肘，圣经显然与事实不符，该如何解答呢?综合看来，我们应该考虑圣经作者用词的时代差距，不能像绝对无误者作出差强人意的解释。科学前时代的人用的是一般的描绘，而不是现代科学和数学上的精确表达。并且圣经作者的写作目的，决不在于教授自然科学，如宇宙学、天文学、生物学、人类学等等，而在于启迪人类“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3∶15)。因此，他们并无意于记录自然界的进化。其用意旨在说明人类、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教导世人知道天地万有都来自上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罗11∶36)。
　　有时，圣经中的一些难题也与相关背景资料的缺乏有关，有待于考古学和语言学上的发现。还有一些今天看来难于理解的问题，比如数目、时间次序上的准确性，措词上的一致性等及与今天观点上的差异，这使我们都要在深入研究后再发表见解，而非随意评断。对圣经的解释要考虑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标准，以及作者的目的，即“不在乎字句，乃在乎精义。”我们应以谦卑的态度对待圣经，承认因自身局限性不能完全明了上帝的奥秘，从而丰富自己在自然和人文科学上的知识，以使圣经的领会更加深刻。

基督的《圣经》观

　　基督徒以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因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对于他讲论圣经的教训就不能不听，他对上帝话语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首先，要学习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接纳。在耶稣的生活和事奉中，他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圣经作为教训的内容，个人也完全顺服圣经的权威。有人曾统计过，四福音共有3779节经文，其中有1934节部分或是全部是基督的话，而在这中间约有180节是引述或直接提到旧约的。主耶稣接受旧约中记载事件的历史性和真实性。他尊重圣经，他不但讲道而且行道，他对圣经毫无保留地顺服，体现在按着圣经的预言走上受苦受死的十字架之路。耶稣基督从天父那里带来新的启示，也完全接受上帝在旧约中所晓谕的话。
　　其次，要学习基督对圣经的运用。主耶稣熟悉圣经，内心充满了圣经的真理，在世传道期间，他不断地运用圣经。他极其重视旧约，教训大部分都是根据旧约圣经的话。例如他论到天国的真理，是根据先知的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太4∶17；但2∶44)。他把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用《申命记》6∶5来概括(太22∶37)等等。主耶稣也说自己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太5∶17)，而且当他与反对者交锋时，常常引用圣经，作为最高的依据。他正确地使用圣经，常使与之辩论的人无言以对。在主基督的教训中，有一些关于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圣经观如何(太5∶17-18；约10∶33-34；太19∶4)。在基督看来，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是必定要实现的；并且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即圣经具有不能摧毁和废除的特性，任何人都不能使诫命失去效力和约束力。
　　总之，耶稣基督持有很高的圣经观，极其注重圣经的权威。正如丁主教所说，“我们中国信徒大多是热爱圣经的信徒，也是熟悉圣经的信徒。”作为引导信徒成长的教牧同工，我们的圣经观有很大的导向性。我们不能因为圣经中存在问题而否定圣经的权威，对其批判或是横加指责，应当尊重这本宝贵的精神财富，冷静客观地研读圣经；毕竟圣经是我们进入新生命的门径，“是我们天上的父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历史上批评圣经的人不少，但是却从未有人敢随意改动、修正它，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有人曾如此说，“他(基督)绝对地信靠圣经，虽然在其中有些东西深奥难明，令我摸不着头脑，我却要——不是盲目的、而是敬虔地——因着他的缘故而相信这部书。”愿圣经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在世上的路途。

《圣经》是神学的灵魂

　　圣经作为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盟约和上帝给流徙的世人的家书，具有独特的地位和神圣权威。如何形成正确恰当的圣经观，对于我们进一步把神学思想建设在广大的中国教会中推进下去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教皇利奥十三曾经称圣经为“神学的灵魂”，圣经与神学的关系的确像身体、灵魂一样，二者缺一不可。离开圣经谈神学思想建设是空洞无力的；没有积极的神学思想引导，对圣经的理解也是肤浅和盲目的。如果把圣经与神学完全割裂开来，就会导致信的与理解的不一致，造成信仰上的不统一的混乱，这对教会健康地发展和信徒生命素质的提高是很有杀伤力的。因为在中国，神学好像是一件奢移品，只是被少数的教会、学术界的精英们所拥有的专利；普通的信徒往往畏于其高深莫测而不敢问津，容易使一些异端邪说乘虚而入。一些善良的信徒头脑中缺少系统的神学框架，往往被断章取义而来的煽情的话语所打动，缺乏深思明辨的理性，对圣经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如何使神学走出书斋，与圣经教训联系起来，进入寻常信徒的生活中，这是教会中的教牧同工及神学院教师要常常思考的问题。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目前的神学思想建设中提出“发掘圣经真理，弘扬时代亮光，建立正确的圣经观”，这一宗旨的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丁主教关于圣经与神学关系的理解对目前的神学思想建设是具有指导作用的。“，那么神学所给如果说，圣经所给我们的是一幅色彩丰富的图画我们的是线条明确的地图。二者都是重要的。……神学的钻研是有价值的，它把分散的经验归纳起来、提高起来成为教义，教义就能指导信徒日常的灵性生活。信徒多读圣经是必需的，但也不要轻视神学和教义。在神学上下功夫不应离开圣经，在圣经上下功夫也不应离开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