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刚升教授(复旦大学) 我刚才在问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编辑、一个主编，我会不会做《查理周刊》尺度这样大的一份讽刺杂志?我想我不会。如果我学界的朋友们画那样的漫画、以这样的论调在杂志上说话，我会喜欢吗?我想我也不会。 但这两个都是很私人的视角。第三个问题更为关键：“如果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法律应该加以禁止吗?”从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到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判例，都指出了至今为止仍然有效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当言论产生显著的和直接的危害时，这样的言论才应该加以禁止。如果我是一个法国公民，我大概不会购买《查理周刊》，也不会鼓励身边的朋友们去读这样一个杂志。但是，要问我法律是否应该禁止这样的杂志，我想法律或政府不应该这样做。 第二个角色就是袭击者。当然，这样的袭击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原谅的。但问题是，对一部分有着严肃信仰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认为非常神圣的事物被严重冒犯了，他们能够做什么?比如，针对《查理周刊》的小规模抗议大概是无效的，针对《查理周刊》的法律诉讼可能也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恐怖袭击和暴力的触发因素。 如果把上述两种角色糅合到一起，你就会发现：可能一部分人想要拥有的言论自由，是另外一部分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或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总体上，我有三个看法。第一，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的观点可能还是对的，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文明冲突的问题。这个事件有可能令欧洲的保守化倾向加剧，可能会使欧洲过去所信仰的、建立在个体公民身份之上的社会共同体理念受到挑战。第二，这也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代价。我不是说，这种代价是应该付出的，而是事实上会发生的。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多样性共存，难保没有极端主义者会以暴力为武器。第三，这还涉及到民主社会的共识问题。40年前罗伯特·达尔写《多头政体》时就讲到，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亚文化的冲突非常厉害，这个政治共同体以民主方式可能难以维持。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族群和宗教方面呈现出非常高的多样性，如果极端主义思想和势力崛起，既有的民主规则能不能维持，这就是一个问题。我想，未来这方面的挑战可能会更大。
| 
发表于 2015-1-21 21:31:48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