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已归信基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何光沪
微信：信仰的力量
多年前我已归信基督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何光沪
何光沪教授是中国著名的一位哲学教授、宗教学者、基督教研究学者，多年来翻译数部世界基督教神学经典，并著有多部宗教著作。日前，他在受访时再次公开承认，他多年前就归信基督是一名基督徒了，周围的亲朋也“早就知道我信基督教“。 10月17日，共识网刊登一篇对何光沪的专访文章《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其中采访者蒋保信问到他的基督信仰这一问题，何教授也坦率作答，因为觉得这是私人问题所以从未主动公开宣扬，但也从不刻意回避，因此在一些采访等场合也曾多次公开承认他的信仰。 但他表示耶稣对法利赛人天天“主啊主啊“的习惯的批评他记忆深刻，而且因为学者身要求学术研究需要客观中立，所以他也从不刻意主动宣扬。 不过，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他坦诚的确没有以前很多顾虑，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改变很多，“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希望，基督教是普世性的宗教，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也应该对此摆脱偏见、以平常心看待了。 他在访谈一开始，还谈到近年来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基督教感兴趣，其中也有一些成为了基督徒，他自己走向基督信仰的原因之一也是发现基督信仰对中国和中国社会都有证明的作用。他说：“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何光沪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理论、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神圣的根》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20世纪宗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等；编有《宗教与世界丛书》（已出版40余种）、《基督教文化评论》、《蒂里希选集》、《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基督教经典译丛》等。 基督信仰也给何教授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有一种独特的角度。2010年基督时报同工曾聆听过他的《从历史中看孔子和儒家的敬天思想》讲座，他表示，中国学者里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很多人就认为，儒家不说是无神论至少也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重人事轻鬼神，不说是反对宗教至少也是怀疑宗教，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孔子和儒家是敬天的，这里的“天”并非自然界的天，而是古人对“上帝”的一种演化的尊称。同时，何教授也非常强调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贡献值得研究和纪念。 以下是该篇文章中对此相关问题的节选。 蒋保信： 《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文章提到，您的基督教信仰是近几年才为公众所知的，您也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更公开地宣扬自己的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这些年来，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对宗教的偏见？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何光沪：这可能涉及一个远近亲疏的问题。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早就知道我信基督教，1977年上大学之前，就有些朋友半开玩笑地叫我“清教徒”。我从未主动公开地宣扬自己的信仰，因为我觉得这是私人问题。但是，当我觉得问题不宜回避或某些主题要求时(例如你的这次采访)，我也多次公开承认我的信仰。我知道耶稣要求不应隐瞒信仰，但也记得他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所以不喜欢那种成天“主啊主啊”的习惯。 另外，我很注意学者身份的要求。学术是“天下公器”，是社会的、公众的事业，同自己的私人信仰应该加以区别。不同学者学术研究的结论可以不同，但方法却都应该一样——客观、中立、科学、理性，尽量排除信仰的预设立场。这很难完全做到，但是要尽力做到;我认为学术最起码的规范是，摆事实、讲道理，允许对立意见发表。我刚才讲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是正能量，那都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它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忽略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少数枝节的事实掩盖了，被更多无理的空论抹杀了。 不过，我也确实有一点转变，现在对于公开谈论基督信仰，不像以前顾虑那么多。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大致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氛围其实是有变化的——理解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以学术界为例，三十多年来，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群体对基督教的态度，大体是从敌对和批判的态度，逐步走向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再走向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以前，很多人还不知道宗教信仰与宗教学术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也不知道恰好是大量信仰基督的学者创立了科学的宗教学，开创和推进了研究宗教的客观、科学的方法(正如不知道开创和推进经典物理学的伽利略和牛顿等科学家都信仰基督)。现在，知道这些的人多了一些，无论学者还是民众，对基督教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 蒋保信：我上大学之前，有个同学来了一趟北京，然后就信基督教了，经常一个人在那里做礼拜，我当时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现在到北京这么多年，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基督徒，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何光沪：是啊。我们宗教学界有一个说法，叫“脱敏”，意思是不要对基督教如此过敏。基督教是现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徒，亚非拉美的基督徒比欧洲北美还多得多；现在任何地方任何社会有基督教，都是一种常态。中国人早该“不怪”了，早该摆脱偏见、待之以平常心了。 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对中国有正面作用 自改革开放重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来，中国基督教也呈现迅速增长的状态，由此也引起社会、学界等人士的关注。到底基督教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到底“基督教是洋教”这样的概念是否正确？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基督教？ 10月17日，共识网刊登一篇对中国著名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光沪教授的访谈。何教授表示：基督教是正能量，对中国又正面作用。 访谈一开始，主持人观察到近年来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皈依基督教，何光沪教授也承认此现象，表示一些自由主义者开始倾向基督教，有的对此感兴趣，有的最终皈依了祂。“就我自己而言，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是我发现它对中国大有好处。现在，不光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还有一些研究佛教、道教或儒学的学者，也认为基督教对中国大有好处；在研究宗教的学者之外，在各阶层民众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大有好处。” 他之后历数了历史上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从历史上看，辛亥革命以前，基督教就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在鸦片盛行期间，大部分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早就大声疾呼反鸦片，写文章、画漫画、办戒烟馆，劝阻中国人吸鸦片。但大量的中国人不但吸鸦片，而且种鸦片，清朝政府也保护鸦片贸易，为了收税获利。一些英国传教士发现在中国呼吁没有用，就跑回英国去呼吁，又写文章，又办杂志，抨击鸦片贸易违反道德违反信仰，还成立反鸦片组织，联络各界人士，一次次呼吁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立法取消鸦片贸易。在当时的英国，从民众到政府，都认为鸦片不过像白酒，进行贸易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些传教士的头脑。但是，传教士们在许多基督教会支持下，虽然屡战屡败，仍然坚持不懈，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迫使英国国会投票，禁止鸦片贸易，然后中国政府才做了同样的决定。” 接着，他谈到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举到了苗族人的教育和伯格理的例子。“其实，中国的现代教育，最先也是基督教会搞起来的。辛亥革命前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办了几千所小学中学，还有中国最早的十几所大学。在我妻子下乡当知青的贵州贫困县威宁，苗族农民都说‘要吃玉米坐月子，要吃白米下辈子’！一年之中许多时间是靠土豆为生。还在清朝末年，21岁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自愿到了那个地方，历经千辛万苦（包括被毒打、被谋杀），办了几十个学校，培育出苗族第一批医生、教师，甚至后来的共产党干部。他还为苗族发明文字，翻译印刷圣经，使得普通苗民都能识字，使得最落后的威宁一度成了‘西南文化圣地’——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学校、医院、足球场、游泳池，还有运动会！柏格理51岁时，因为在瘟疫中还坚守岗位，不离不弃，死在威宁，苗民视他为救星。曾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说：‘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光在他最早开始传教的云南昭通，就有7个与他同时代的传教士的坟墓；让农民免于每年谷类收获之前挨饿的土豆，还有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他的传教伙伴张道惠夫妇(Harry and Anne Parsons)引进到那个地区的！” 另外，“传教士还兴办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他们还倡导公共卫生、体育运动、天足运动、废止纳妾等等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也是传教士最先开办的，第一份杂志、第一份报纸，还有出了无数好书新书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等等。他们还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数目远远多于宗教书籍。其实早在明朝末年，耶稣会士们就已经在为中国引进数学、天文、地理、气象、农学、机械等等科技知识，甚至介绍先进的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了！” 但是，何教授不无遗憾的继续说到：“可是现在，无数的中国人提起传教士，还只说那都是‘鸦片贩子’、‘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等等，这不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惊人地无知，或惊人地健忘，或惊人地忘恩负义（柏格理在文革中被掘墓抛尸，只是无数例证之一）吗？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对两者都有促进作用的基督教，当然应该，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不等于说中国需要一个‘基督教化’的过程（如果这意指全体国民都信基督教的话），而是说应该尽量发挥基督教的积极作用，发挥这一巨大的正能量。” 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之后，主持人继续问到：”说具体一点的话，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基督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此，何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中，基督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抑制社会道德的滑坡。有很多调查可以证明这点。” 何教授提到他的妻子、另外一位宗教学者高师宁在做研究时候的发现，“她对企业家群体的商业道德做过调查，发现有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不一样。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企业家，不能说就尽善尽美，但相比那些不信教的企业家而言，他们对职工会更好，对客户会更讲诚信，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前些年浙江一些基督徒企业家开会，准备签署三条承诺：第一，不克扣不拖欠职工工资；第二，按时按量纳税，不做假账；第三，不包二奶，维护家庭稳定。这个会开得很曲折，因为地方政府要维稳，不让基督徒聚会，饭店和旅馆都不接待他们，他们只好把会弄到旅游车或游船上去开了！” “中国有多少基督徒？”这也是个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对此，何教授也谈成，目前没有正式的官方数字，各界有不同的说法也没有很可信的调查，这样的现实背后其实是因为没有冷静、宽容的对待基督教，这样的心理应当改变。 “我太太也是研究基督教的，但她是从社会学角度做调查研究。她经常说，既荒谬又遗憾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和公众，居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有多少人。刚才你说到一个数字，只说‘可能’是，官方不承认。但是，官方也没有公布一个权威的统计数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是因为对基督教缺少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冷静的、宽容的态度——注意，这几条是连在一起的：要客观地看，历史地看，才能够比较冷静地、宽容地对待基督教。否则就视之为洪水猛兽：“基督教化？不得了啊！”“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想问：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冯玉祥是不是中国人？冰心呢？老舍呢？林语堂呢？晏阳初呢？……他们都是基督徒，都不是中国人吗？这些基督徒是中国人的精英。因为对基督教缺少历史的、客观的了解，有些人就不能持平常心来看基督教。因为敏感、紧张，所以害怕基督徒数量大。中国三自‘两会’前些年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因为它至少没有包含广大‘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总之，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并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即使有，公众也看不到。我只能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数字不对。你说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你的来源，但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或者说，它介乎于最夸张的（1亿多）与最低估的（2千多万）之间。“ 他认为，无论如何，基督徒已经是中国人口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这么多的中国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已经成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然也应该说，基督教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前几年还有些学者提出，基督教发展太快，是中国宗教“生态不平衡”的结果或表现，所以应该扶持民间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发展。对此，何教授表示不同意，他举出一些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宗教“生态不平衡”之说是不对的、误导的。 他列举一些原因，比如从1949年到文革，当民间宗教受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样受到了打击，并没有所谓前者为后者让了路的情况。而且，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实也很快。 主持人还提到目前中国有哲学教授提出的“在中东、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种边缘性的意义。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的观点，对此何教授也表示不认同，“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而且，韩国是在基督教很大影响的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儒家的传统文化，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选自基督徒守望禾场的博客，源自基督时报 | 
发表于 2015-6-22 11:03:0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