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修公爵 于 2015-9-24 20:46 编辑
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内的基督徒们做各种“名人信主”的见证，什么彭（敏感词）信主、温（敏感词）信主、杨利伟信主、周恩来信主、王光美信主等等。说得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言外之意是名人们都追随吾主了，您怎好意思徘徊在天国门外？ 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教方式至少有两点不妥:一则，很多“见证”完全是捕风捉影、拉郎硬配，让名人们“被基督徒”，违背了天主颁布的”“毋妄证”的诫命；二则，树立了虚荣之心，将信仰当成名人们做代言人而推销某种高档生活模式。 再重申一遍，这些见证多半是荒诞不经的，比如彭（敏感词）多年前曾哼唱一首亨德尔的名曲《哈利路亚》，就被戴上”基督徒“的桂冠。再比如前几日还有人发帖《王光美：刘少奇之妻用一生宽仁散发基督的馨香》，说王光美女士是一位圣洁的基督徒，更是不值一提。我曾采访过王女士在辅仁大学的同学，老人告诉我当时的天主教辅仁大学新生入学时确实有三分之一是教友，在校期间还有有三分之一接受信仰，但剩余的三分之一直到毕业仍然没有成为基督徒，王女士既名列其中。想想也是，一个基督徒怎会拥有一套真理而又去追求另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呢？ 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还真有一位名人最应该“被基督徒”，他就是顾准先生。顾准先生的心路历程、人生经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特别是他在信仰上的嬗变，非常值得教会心理学家关注。 顾先生一生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词： 一、天才。 顾先生因家境原因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但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已成为上海滩高级白领，月领薪水300大洋，出版多部会计学著作，在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讲师和教授。 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财经天才。 二、进步。 顾先生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成功学”的信徒，他没有用利用自己的天赋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想到更多数人的福祉。当时，左翼思潮在青年人中占据了主流。有人宣称按照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将来能建立一个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近几天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先生还在宣传这个观点），顾先生那一代的年轻人信以为真，以此为毕生追求的信仰，并加入“进步组织”。在1940年，顾准放弃在上海的高薪白领生涯，到达新四军根据地，进而转去延安。1949年，顾先生出任上海市第一任财税局局长，兼上海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这一年，他才34岁。 三、批斗。 作为一个桀骜不驯的才子，顾准先生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斗：在“三反”运动中的1952年2月29日晚，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宣布揪出黎玉、顾准等8名高级干部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 《解放日报》之后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1959年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顾准弟弟陈敏之和陈云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1958年4月，组织上正式宣布顾准为右派，同时被开除党籍。以后的经历，我就不再赘述，因为与全国其他55万知识分子基本大同小异。 四、众叛亲离。 1965年春的某夜，顾准在家中被两个人带走。紧接着，心爱的幼子在学校被人摘去红领巾。1966年春节，顾先生从下放劳改的农村返家过节，妻子汪璧向他提出离婚。第二年年底，一封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寄到了顾准的手里。一直到死，再也没有见到儿女，对一个自信骄傲而又情感丰富的人而言，亲情的弃绝是惟一致命的伤害。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临终前，他迫切盼望能见到和他已断绝关系多年的儿女们。陈敏之、骆耕漠等人多方苦劝、做工作，仍无一人来病榻前看他。 当年11月16日，中科院经济所领导派人找他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告诉他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顾先生说什么都不肯签字，表示自己不能接受承认错误。 直到有朋友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了。听到这句话，顾准颤抖着手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当场流下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但他仍没有见到朝思暮想的儿女。 写这些文字，我丝毫没有责备顾先生的儿女的意思，当然我们也没那个资格。因为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年代，政治上的高压彻底地摧毁了天主赋予人类高贵的人性。 学者刘瑜分析了恐惧是如何从不同层面对人性进行摧残的，并认为“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以及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服从”。 五、反思与圣经。 “三反”运动中，顾准先生被褫夺了官职。对于一个天才来说，这并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有时间读书及思考。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被调入中科院经济所后，因为单位藏书比较丰富，顾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经济学和经济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甚至是当代西方学术最前沿的著作。这期间又发生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事件、“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事件，可以说，这些书本上和现实中的教材，让顾先生由一位财经天才成长为不可多得的思想家，换句话说，顾先生成为“民国后”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因为与本文主旨无关，我不再赘述。 当然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期间，三十年代那种“皇帝的新装”般的“信仰”慢慢坍塌。 面对众叛亲离，互相批斗乃至生灵涂炭。顾先生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他曾与中科院经济所的同事张纯音有过一番有趣的争论，因为耶稣曾教导—一“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张纯音认为这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顾准则说“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之心，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 虽然顾先生称自己不喜欢基督宗教，对宗教只有冰冷的分析。然而，熟悉顾准的人都谈到他深受部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 1950年代中期，他曾托在上海的陈敏之帮他购买《圣经》。晚年，顾准手头有好几本不同版本的《圣经》，宝贝得不得了，不轻易借人。“文革”下放劳动改造期间，他照样捧读不误。 传记作者高建国把顾准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源头，追溯到1930年代他在教会大学任教时期。他被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和“天主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贫苦不幸者的怜悯所深深吸引。然而，他后来走上了用社会革命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他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 在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同事张纯音指着一个瘦长的中年人，悄悄对跟着她一起下放的女儿、14岁的徐方说：“他叫顾准，遭遇很不幸。我很担心他也会自杀，咱们以后应当多帮助他才是。”小姑娘常常陪着顾准聊天散步，两人成了“忘年交”。在一次聊天中，顾准告诉她：《圣经》上说只有孩子才能进天国，因为孩子是最“纯”的。 顾准借给徐方的最后一本书，是中英文对照的《新旧约全书》，并建议她好好读。等顾准去世后，她一直把这本《圣经》珍藏在身边。 结论 很多顾准那一代的人，面对积贫积弱的民族，想挽大厦于将倾，有人向他们传播一门来自苏俄的“真理”，他们便信以为真。然而，后来发现实乃人间惨剧，竟无语凝噎。 感谢天主，顾准先生在人生最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遭受各种不幸，但他在圣经中找到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天主是爱。
本文素材大多选自《南方人物周刊》中的《顾准百年--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特向原作者 徐琳玲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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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4 2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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