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神父的文章真棒!说浅谈真是谦虚了: 浅谈十多年来的中梵关系及前景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梵关系一直是世界媒体聚焦的话题。双方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会引起诸多关注,并牵动着亿万信徒的心,甚至影响到国际格局的变化。从千禧年的反对封圣,到二零零八年之后多次的自选自圣主教,以及期间所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使得中梵关系降到了近十多年中的冰点。二零一三年,中梵都更换了新的领导人,双方尝试着又一轮的接触,渴望打破僵局获得双赢。结合媒体的报道及多方面情形分析,从二零一四年起双方的关系似乎又出现回暖迹象,甚至一度传出双方有意建交。可以肯定,大家都要对话而不是对抗。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更要求教会与各式团体和人群对话,甚至是无神论者。事实上,也只有透过真诚而富建设性的对话,方能真正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中梵关系难关重重 中梵关系的艰难进程让世人感到不可思议。从技术层面入手的谈判可以走向全面建交的达成吗?外交的贡献可以解决中国天主教会状况吗?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要在中国全面贯彻党的意识形态,「无神论」和「一党专政」是其立足的两个支点。无神论作为中共长期执政和绝对领导国家的坚不可摧的伦理基础,要求只能由党来制定一切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目的是保护党的绝对领导和中央集权的现世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常扮演「标新立异」的角色,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与中共截然相反,梵蒂冈国是把神权作为其立国之本,政教合一的特点让其更能独立地为世界范围内的信徒服务,而非俗世的统治;基督教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也成为罗马教廷敬神尊人的现世圭臬。俩相对比,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甚或于无调和性。二者的接触、对话从各自的立身之衷皆有本质上的困难。这种困难使得二者在建交谈判中经常碰触对方的底线,恰是中梵关系的症结所在。
梵蒂冈外交立场坚定 面对如此困顿的局面,有部分教友常常担心梵蒂冈外交人员在与中共谈判时的智慧;其实,人们大可放心圣座大使们的能力,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一次对圣座外交学院学生们的讲话时,就清晰地表述了作为外交官所应具备的个人品质,即「在对话中有耐心、持之以恒、据理力争及态度坚定」。圣座的外交和政治的根本使命旨在帮助中国的天主教会真正而圆满地实现信仰生活和与普世教会共融。从中梵的外交接触上,罗马教廷在对话中常是主动的,善意的,清晰的和自信的;而中共的态度一直是搪塞的,暧昧的和具防卫性的。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就向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发出过信函,表达尊重和良好的愿望。直到今日,中国政府却仍然重复着使用了三十多年未曾改变的外交用语来固守其意识形态的坚决,阻挠中梵关系的发展。 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致中国教会成员的信函中就明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此项原则与天主教会的教义无法相容。中国政府却恰恰用该宗教政策管理、改造国内的天主教信仰和团体,一直以此作为控制宗教的有力手段。梵蒂冈不断寄希望于中共新的领导人,以期打破中共意识形态在宗教政策上对中梵关系的桎梏,但伸出多年的橄榄枝还没能换来中方的诚意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变通。世界看不到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变化的具体行为,中国现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文献中也未呈现梵方所期望的改变。 与中方截然相反,梵蒂冈的外交总是把人看得比政治平衡更重要。维护人性尊严正是圣座外交的中心点,保护宗教自由与促进教育和爱德工作成为梵蒂冈外交政策的指导路线。这些原则与中共一些领导人所担忧的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大相径庭,但也正因如此,它挑战和冲击着中共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内的权威地位和思想基础。故此,中共从不肯放松对中国天主教团体的掌控,务使各宗教团体都成为中共保持其专政统治的工具。此种情况下,天主教团体正逐渐沦为向中共统治服务的国家教会,其救灵福传的角色已然弱化了。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统战会议上要求,宗教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可能习主席已深刻领会到文化、传统和道德因素在群众和人类生活当中的作用。浙江省全面强拆基督宗教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可能是中共收紧宗教政策全面落实「中国化方向」的国家教会政策的新一轮行动。 一个独立于伯多禄磐石之外的「国家教会」是万不能被圣座接纳和容忍的,外交层面的讨价还价很难打破中共意识形态在宗教领域的阵线。中共如果不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上做出全方位的、具体可见的调整,天主教会不可能一枝独秀地获得政策上的法外之地,中梵关系的切实发展将永无结果。 任何地方教会的生活应该是公开的,凡涉及到社会事务方面,应该与地方政府有相当程度的合作。天主教问题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与其他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撇开其他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而单独解决天主教问题。中国政府如不在尊重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上进一步改善,势必会使许多问题激化:诸如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各党派和各宗教问题等等。如果中国政府没能拿出全盘解决这些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方案,很难与梵蒂冈达成甚么本质性的协议来保障天主教会的宗教自由和权益。同样,天主教会若只为自己争取空间而不顾中国人民的权益也无法彰显自身的美好声誉,更不会为自己达致一个特区。如若无法帮助中国人享有真正的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中梵外交关系只能是爱好和平者的室内谈话。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于较早前的三月十一日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到:「接触仍在进行中,双方都有对话的意愿,对话有它的节奏和时间,而我们期望能够带来一些成果,但这里没有重要的新发展。」强调:「双方对话是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去寻找一个共通点,尝试互相了解,并对现存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如果中梵各有不可撼动的原则,如此两条平行的铁轨又怎能找到一个「共通点」呢?
主教问题关系深远 「主教候选人」仿佛是双方都关注的「共通点」,中梵各自保有反映自身本质的评断标准和角色使命。双重承认的主教是中梵乐见的成果,有人说是「怪胎」,是为教会信仰生活上的冒险。中共从来没有放松对「既得利益」者和投机者的利用与掌控。长期经验証明,中国政府若没有十足的把握和相应的控制手段,很难推人上位。在这点上,香港的政治状况给世界很清晰的警示。梵蒂冈透过对官方主教的任命和追认或「双合法」维系着教会法典层面的共融,但多数主教亲共或软弱,不顾教会法律,常被中共绑架做相反信仰共融的事,继续为「三自」和「民主办教」的国家教会站台。有人担心,中国教会会不会成为被梵蒂冈祝福的裂教团体呢?!梵蒂冈在中共面前的拘谨不只是害怕中共在国内残酷打压天主教徒,更担忧中国天主教成为类似圣公会或俄罗斯东正教的裂教局面。如果说梵蒂冈在三十多年来与中共对话中取得了甚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梵蒂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挽救了中国天主教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裂教。那么,目前中梵外交焦灼的情况下,如何狙击全面「中国化方向」的国家教会的壮大呢?避免养虎为患,圣座应该做些甚么呢?
教廷应坚守立场 梵蒂冈没有必要为了避免触怒中国政府而在为中国教会任命主教上踌躇。教会的出发点常是信仰、神学和牧灵,而非政治和外交,因为后者的存在是为了前者服务的。主教职构成了任何一个地方教会生命的根本所在,教会生活的经验不断的告诉我们,「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主教职反映了教会信仰上的表达,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一个地方教会没有主教而天主子民又迫切需要,圣座在可能范围之内,考察候选人的资格之后,应该果断为地方教会任命主教。若没有天主的助佑,没有任何人适合做主教。如果候选人已经在生命中准备好接受跟随耶稣背负十字架,圣座有责任为地方教会任命主教,即使其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与当局不符。政治的迫害不应成为阻碍圣座任命主教的理由。相反,圣座所任命的主教面对政治迫害时不畏艰难、勇敢作証,则更可彰显福音的内在力量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福传——从殉道者的鲜血中复生的韩国教会,即是东亚教会生活的典范和有形可见的未来。反之,那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以及未经圣座任命而自选自圣的主教,即使其个人圣德及牧养天主子民的能力都非常突出,也都不应作为主教候选人进行甄选。因为这是公开的错误——裂教的言语,如果圣座任命这样的人做主教,将大大增加天主教在中国成为裂教的危险,同时也将额外增添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混乱。对于那些公开表示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司铎,如果地方教会需要,并且圣座认为其个人圣德适合作为主教候选人,那么其应该比那些附和中共宗教政策的人更有优先权被任命为主教。诚然,在中梵关系持续焦灼之际,圣座能为中国教会做出最大而实际可见的贡献就是选立真正的牧人——主教。
前瞻 在向亿万中国人传播基督福音的事业上,圣座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和角色,但就某种角度而言,真正的主角是主教们和广大中国信徒。他们才是与中共接触中真正的对话人,即使是不对等地「被」带到政府官长面前。在中国目前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宣讲福音,他们常会面对许多新的挑战。因此,各级牧者和广大信徒信仰的忠信与坚贞是教会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基础;诚如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前述二零零七年的信函给中国教会的指引,当下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教会工作的真正重中之重仍旧是培育。只有培育工作可以使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位教会成员知道该如何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做这个社会的酵母。 中梵关系健康发展的希望在于中共全面调整管治策略,然而中共的这种蜕变需要奇迹和伟人的产生,非人间技术和能力的成果。有人把中共和梵蒂冈的博弈看成是红龙和女人及她后裔的交战。如此图像是生与死的惨烈,基督和祂的教会充当弱者,但凭着那份不卑不亢的坚持和神的介入而获得胜利。当没有「共通点」的时候,坚守信仰的阵地才能获救。我们需要耐心和在痛苦中期待奇迹的发生! __________ 撰文:华民,中国北方神父。 【完】来源:《鼎》,二零一五年秋季号第178期,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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