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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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0岁的孔子与70岁的苏格拉底
　　
　　考究中西文化的源头，人们习惯于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就相同的方面来说，两位圣贤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地位大致相当，获得的尊崇难分伯仲，甚至都喜欢“述而不作”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格言式的孔氏“论语”是孔门弟子整理而成的，论辩式的苏氏“论语”则是柏拉图、色诺芬等人记载下来的，等等。不过，两位圣贤之间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孔子曾“居庙堂之高”，怀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为了重返庙堂，曾多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国；苏格拉底始终安心做一个职业的雕刻技师，喜欢利用业余时间漫步雅典街市，自由闲适地找人谈天。此外，孔子晚年的基本身份是教师，招收的学生比较多，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相比之下，苏格拉底的朋友比较多，在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的争辩随处可见，似乎并不享有孔子那样的尊严……。


　　倘若要就孔子与苏格拉底之间的异同做出全面的比较，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只想讨论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两位圣贤在70岁时的境遇。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因为，两位圣贤在年届七旬之际，无论是内心体验还是外在处境，都截然不同。简而言之，70岁的孔子自由自在、随心所欲；70岁的苏格拉底却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先看70岁的孔子。


　　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享年73岁（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对于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番话，显然是孔子在垂暮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所作的一个简短的总结。然而，这又绝不是一份单纯的“个人总结”，相反，它对于历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都具有强调的示范意义与规范作用：一个人在30岁时应当站稳脚跟，在40岁时应当世事洞明而不至于迷惘，到了50岁，就应当知道上天为自己安排的命运，如果活到花甲之年，就要能够辨别各种话语的是非真假，等等。但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还是孔子在70岁时的心境：他感到，只要按照心里的想法去说、去做，就不会超越规矩。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圣贤在70岁前后的一个显著区别：在70岁之前，他只能实现某个单一的、具体的目标，譬如辨别真假、找准位置之类；但是，年过七旬之后，他似乎就迈入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全新境界：心身和谐、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毋须掩饰、不用伪装、不必隐藏；不会犯规，不会出错，自在安详。


　　再看70岁的苏格拉底。


　　那是公元前399年的春天，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原告包括三人，他们分别是悲剧诗人迈雷托平、修辞学家赖垦、民主派政治活动家安匿托士。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犯有两项罪行：一是渎神或慢神，二是蛊惑败坏青年。为了审理这个案件，雅典城邦依法组织了一个包括501人的审判官团队。在审判过程中，先由原告方提出控诉，然后是被告苏格拉底做出辩护。接下来，由审判官团队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81张赞成票对220张反对票，从而对苏格拉底做出了有罪判决。关于刑罚方式，原告的建议是处以死刑，苏格拉底的建议是罚款——起先认罚1个命那，后来受在场朋友的怂恿，追加到30命那。最终的结果是，审判官团队决定采用原告的提议，判处苏格拉底死刑。[1]（P83-84）


　　按照当时的惯例，苏格拉底原本可以免除一死。免死的方法也很多，譬如，在审判之前就流亡境外，这是当时比较常见的选择；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措辞温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战功，请求将功赎罪；要么自认充分的罚款，以博得审判者的宽宥；或者在判决之后、执行之前的一个月内设法逃亡，等等。只要选择了其中的任何一项，苏格拉底都可以继续活下来。然而，这位70岁的老人没有做出其他选择，而是选择了死亡。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这位临终的圣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处好，唯有神知道。”[1]（P80）这样的悲剧性结局，与孔子的“从心所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二、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
　　
　　先看70岁的孔子为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


　　也许有人会认为，苏格拉底遭到指控，是因为三个原告平日受过苏氏的批评，怀恨在心，以控告作为报复的手段，因此，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缘于他树敌过多。然而，比较起来，孔子需要面对的论敌与政敌，恐怕并不比苏格拉底的对手更少吧，为什么孔子就可以“从心所欲”呢？


　　在孔子时代的言论界，盛行的是百家争鸣。孔氏学说作为一门显学，自然会招致广泛的异议。譬如墨子，就对孔子的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诸如不信天鬼，“天鬼不悦”；坚持厚葬，劳民伤财，等等（《墨子·公孟》）。在《非儒》篇中，墨子还说：（孔氏）“盛饰邪说，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在墨家之外，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对于孔氏的批判与讥讽，更是不留情面。


　　在政治实践领域，孔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幸运者。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少年的“孔子贫且贱。”在他30多岁的时候，曾遇到齐景公问政，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策，后来还说“政在节财”。这样一些政治见解，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却遭到了晏婴的坚决反对。稍后，孔子又面临齐国大夫的迫害，只好逃离齐国。直到50岁左右，孔子才进入鲁国政府，先后担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等职务。56岁那年，孔子还以大司寇的身份“行摄相事”，诛杀过“乱政者少正卯”。其间，孔子“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正当孔子踌躇满志之际，一场政治阴谋又把他逼下台，迫使他背井离乡。此后的13年里，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再次找到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降临。大约在70岁左右，孔子终于回到了鲁国。三年后，即鲁哀公十六年，73岁的孔子撒手人寰，告别了这个世界。


　　从这样的人生经历来看，当孔子体验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恰恰是他结束颠沛生涯、安居鲁国的时候。在最后的三年时间里，“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他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到了文化领域。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记述，孔子在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动主要包括：


　　（1）整理古代的“礼”——“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2）整理古代的“乐”——孔子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3）整理古代的“诗”——“三百五篇孔子比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4）整理古代的“易”——（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5）编写古史“春秋”——“子曰：‘弗乎弗乎，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为‘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其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除了这五项具体的文化事业，孔子还在教育方面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史记》上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在诸多文化业绩中，无论是编写《史记》的太史公还是孔子本人，最为看重的恐怕还是《春秋》的编纂。在太史公眼里，“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人也说，在《春秋》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样的评价，当然包含了夸张或修辞的成分。不过，就像巴金晚年以五卷《随想录》作为他一生的“收支总帐”一样，年过七旬的孔子省视他的一生，大概也是把《春秋》视为他一生的“收支总账”的。在七旬孔子的内心深处，最值得“见于后世”的，大约不是以大司寇的身份诛杀少正卯，应当是潜心编成的《春秋》吧？倘若依照现代人的习俗，如果在孔子的墓碑上刻下“《春秋》作者之墓”，可能最符合孔子本人的心愿吧？


　　在做完了这些文化活动之后，特别是在完成了《春秋》之后，孔子感到，无论是对后世还是对自己，都可以有一个交待了。少年的贫贱，青年的困厄，中年的奔波，短暂的政治生涯，都已经随风而逝，了无痕迹。只有最后几年里完成的文化事业，才让老人的内心得到了足够的宽慰。特别是《春秋》的编写，简直就是一项立法活动：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褒什么，贬什么，都发乎孔子的心里，出自孔子的笔下。为什么“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候，孔子自己就是各种规矩的制定者、一切是非标准的确立者。他想什么，什么就是“矩”；他做什么，什么就是“矩”。
　　
　　三、70岁的苏格拉底为什么“别无选择”
　　
　　如果说70岁的孔子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那么，70岁的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西方圣贤不能享有东方圣贤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呢？


　　柏拉图写下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详尽地记述了一段圣贤心曲。通过这篇“申辩”，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一代圣贤的不自由处境。


　　一方面，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神圣职责，怀有高度的自觉；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以万死不辞。他说：“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所择，或由于在上者委派，我想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勿辱。”[1]（P65）在苏格拉底看来，自己的职责既出于自愿选择，但更是神分派的；履行认定的职责，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神负责。为此，他告诉雅典民众：“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1]（P65）可见，苏格拉底对于自己职责的神圣渊源，是坚信不疑的。即使有死刑的威胁，也并不退缩、屈服；甚至仅仅要他保持缄默，他也做不到，因为，“我不能缄默，缄默就是违背神的意旨。”[1]（P76）


　　既然“神”就在苏格拉底的心里，为什么还是被他人控以“慢神”之罪？其原因就在于：苏格拉底心中的“神”，大约不是雅典神庙里供奉的“神”——也许正是雅典民众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他们才怀疑苏格拉底试图宣传新的神，这当然就构成了对于庙中之神的渎犯。如果要进一步追问：苏格拉底坚信的“神”到底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康德心中的“道德律”，或者爱因斯坦眼里的“上帝”，大概差可比拟。正是由于这种“神”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神圣职责的约束，才为苏格拉底的以身殉职，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说雅典公众是“酣睡者”，那么，苏格拉底就是“唤醒者”。在酣睡者与唤醒者之间，立场截然相反，愿意完全相悖，这就使苏格拉底不由自主地站到了雅典公众的对立面，这就为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必然性。


　　从过程上看，苏格拉底如果要履行自己作为“唤醒者”的神圣职责，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愿意强加于“酣睡者”，这就会引起“酣睡者”的反击。在这种困境之下，苏格拉底要么放弃自己的神圣职责，要么接受对方的惩罚。由于职责的神圣性和不可放弃性，这就把苏格拉底逼进了一个死胡同：接受对方的惩罚，——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事实上，苏格拉底对于自己所处的困境，已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申辩”中所说的：


　　“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象马虻粘在马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人唤醒、劝告、责备。诸位，这样的人不易并遇，你们若听我劝，留下我吧。象睡眠中被人唤醒，你们尽许会恼我、打我，听安匿托士的话，轻易杀我，从此你们余生可以过着昏昏沉沉的生活，除非神关切你们，另派一个人给你们。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在这方面你们可以见得：我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多少年来经常抛之脑后，总是为你们忙，分别个个专访，如父兄之于子弟，劝你们修身进德。”[1]（P67-68）


　　可见，为了让“酣睡者”醒来，苏格拉底可没少花功夫：整天追着他们，不停地唤醒、劝告、责备，以至于自己身家的一切事务，都无暇顾及。然而，吊诡的是，对于苏格拉底的不懈劳作，雅典公众并不领情，依然要判他死刑。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责备雅典公众“不知好歹”、“恩将仇报”。但是，在这种情绪化的道义评判之外，我们还应当理性地看到，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场灵与肉、德性智慧与钱财名誉之间的冲突。在苏格拉底看来，是非、善恶至关重要，为此，他质问公众：“你以为稍有价值的人只会计较生命的安危，他唯一顾虑的不在于行为之是非、善恶吗？”[1]（P64）面对这样的追问，雅典公众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价值选择。然而，苏格拉底并不罢休，更不气馁，他说：


　　“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是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如果你们有人反辱相稽，还说注意这些，我不轻易放过他，自己也不离开他，必对他接二连三盘问，如果发现他自称有德而实无，就指责他把最有价值的当作轻微的、把微末的视为重要的。我遇人就要这么做，无论对老幼、同胞或异邦人，尤其是对同胞，因为他们和我关系较为切近。你们要明白，这是神命我做的事，我认为，我为神办此差是本邦向所未有的好事。”[1]（P66）


　　归纳起来，苏格拉底的困境在于：他必须履行神派遣的职责，去唤醒酣睡的雅典公众；他认为，“醒来”比“酣睡”更好。但是，多数雅典公众并不赞同他的看法，他们不愿被唤醒，他们要求苏格拉底闭嘴并道歉，然而，苏格拉底只愿服从神，不愿意服从雅典公众。于是，这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雅典公众做出的死刑判处。
　　
　　四、立法者的自由与使者的不自由
　　
　　在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开篇就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现代的立法者与后现代的阐释者。其实，圣贤也可以分为两类：人间的立法者与神的使者。


　　70岁的孔子就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否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一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


　　苏格拉底的困境，在于他拂逆了公众趣味，并通过凸显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追求德性智慧的人生与追求钱财名誉的人生——之间的巨大反差，揭示了公众趣味中低俗的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伤害了多数公众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公众做出某种形式的反击，就将不可避免。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在审判过程中，苏格拉底曾反复申辩：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城邦公众的生命更有价值，生活得更好，就像父兄之于子弟的态度一样。但是，多数“子弟”似乎并不领情——多数人投票判他死刑就是明证。从这样一个场景着眼，我们事实上还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中的三个主体：神，苏格拉底，公众。其中，公众要酣睡，神却派遣苏格拉底去把他们唤醒；公众不愿醒来，他们迁怒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遭到了公众的惩罚。在三个主体之间，苏格拉底与公众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公众与神的冲突，公众无法惩罚神，只好惩罚神派来的使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命运，就是一个使者的命运、先知的命运、圣徒的命运。他除了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履行“神的使者”之职责，没有别的选择。70岁的苏格拉底虽然选择了死亡，但是，神与人的冲突并没有结束，而是贯穿了西方文化数千年发展历程的始终。


　　如果说，苏格拉底的不自由，缘于他作为“神的使者”的职责，那么，孔子的自由，则是出于他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史记·孔子世家》称：“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意味着，在孔子那里，没有神和人的对立，只有一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图景，人间秩序不必到人世之外去寻找源头与依据，只需要诉诸传统、诉诸人自身就够了。记得华裔学者余英时曾经分辨过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2]（P10）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超越”之间的差异，通过两位七旬圣贤的境遇，就可以得到阐明。


　　70岁的孔子所体会到的自由，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屡屡被重述。譬如，张载表达的“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愿望，王守仁所谓的“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等等之类的话语，其实都是对孔子“从心所欲”的遥相呼应。历代中国圣贤对于苏格拉底所置身于其中的神与人的冲突场景，鲜有真切的体验。


　　只有到了现代，苏格拉底的困境才在鲁迅那里有了一丝回响。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讲到，当时他正在抄古碑，钱玄同来请他为《新青年》写文章，他对钱玄同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3]（P418）这段话描述的场景，与苏格拉底的处境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在苏格拉底与鲁迅的面前，分别都有一群熟睡的人。但是，要不要唤醒他们呢？苏格拉底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把这种“唤醒”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鲁迅的态度则比较犹豫：一方面，惊起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必然要让他们承受“先觉者”的苦楚，而且对于其他熟睡者，并无什么补益；另一方面，罩着熟睡者的铁屋子无法打破，不论是“醒来”还是“不醒”，都无法逃脱“闷死”的命运。除此之外，在鲁迅与苏格拉底之间，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对鲁迅来说，并没有接到神的旨意，因而是否唤醒公众，取决于鲁迅自己的意愿；但对苏格拉底来说，神的启示随时犹言在耳，不容怀疑。——这一点，既可以说是苏格拉底与鲁迅的差异，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外在超越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的地方吧？
　　
　　五、孔子的守成态度与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
　　
　　通过回顾两位圣贤在古稀之年的行迹与心迹，比较孔子的自由心境与苏格拉底的不自由困境，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守成与批判。


　　孔子所表达的，正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曾宣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这里，孔子对于从夏商二代沿袭到周朝的礼乐制度高度礼赞，不胜向往，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守成或传承的态度。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中国历代的思想活动与政治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比如朱熹，也要通过“集注四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表达方式意味着，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出于自己的凭空创造，而是在挖掘传统经典著作中的微言大义。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譬如，从秦始皇开始的“皇帝之下的三公制”一直到当代中国的“人代会之下的‘一府两院’制”，一以贯之的政治结构似乎已经达到了“超稳定”的程度。


　　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着力点，主要在于“挑刺”，在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在西方文化的源头，这样的思想倾向也许在更早的时候就萌芽了，但它在苏格拉底身上，特别是通过“苏格拉底之死”，才得到了突出而鲜明的体现。从此以后，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中世纪，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挑战；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于“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在19世纪，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尖锐批判，在东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在当代法学领域，以昂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批判法学，也秉承了这种社会批判的传统，不妨视之为苏格拉底精神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的一缕余绪。


　　苏格拉底坚守的质疑性格与批判精神，是他陷入不自由困境的重要根源。因为，如前所述，这样的坚守常常把他置于流行观念与大众趣味的对立面，因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与厌烦。然而，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在迷迷糊糊中酣睡下去，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甚至可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样，身处险境而不能自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如果要追溯西方文化中蕴含着的创造能力、科学精神的源头，大概就在这里。


　　孔子的自由，源于他在年届七旬之后，终于为自己确立了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整理者的角色。这种角色所承担的核心职责，就是承前启后，既总结、提炼人世间的秩序，同时也为这套秩序赋予“意义”。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说，孔子是“守旧”的。然而，孔子对于“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后人常说，“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这话也许稍稍“过”了一些，但是，孔子晚年的文化劳作，确实为中华民族规定了一种秩序与一套意义，从而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棵最坚硬的内核。


　　当前，我们既需要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与自省能力，但也需要孔子的传承立场与守成态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诸如“废除汉语”、“打倒孔家店”、“破四旧”之类的过激主张，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体现。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都阻碍了当代对于传统的亲切的理解，不利于在当代与传统之间建立起具有血脉相连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或者说，缺乏苏格拉底所说的“马虻”的精神。谁是当代中国的“马虻”呢？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也许可以举出鲁迅，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也许会想到顾准。单就思想倾向来说，这两位孤独的思想者与苏格拉底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相对于苏格拉底所生活于其中的小小的雅典城邦来说，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度里，只诞生了一个鲁迅和一个顾准，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马虻”，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