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拒绝的耶稣——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

劉幼民

作者/梅天穆

［导读］当一种世界性或者普遍性宗教与一种传统的宗教接触时，传统宗教的追随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通常都会皈依。而13世纪的蒙古人在历史上是反常规的。从表面上看，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蒙古帝国实行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这在前现代甚至现代都是罕见的。本文以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为切入点，对此现象做出了深入解析，特此编发。


让蒙古人皈依

由于蒙古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的政权自然会想要跟它建立某种联系，甚至想要使它皈依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世界也不例外。自从长老约翰的传说出现以来，西欧一直在寻求一支东方的基督教同盟来对抗穆斯林。最初，许多人以为蒙古人就是长老约翰的军队，但是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之后，欧洲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梦想蒙古的大汗会皈依基督教。据谣传，如撒里答（拔都之子）这样的蒙古诸王以及一些公主和皇后都是基督徒，教皇有理由相信蒙古人可以皈依。教皇像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相信，如果统治精英皈依了，民众便会紧随其后。
由于希望让蒙古人皈依，并且着实担心蒙古人会攻打基督教世界，所谓的“蒙古使团”便出现了。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数位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书信中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申斥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攻击，并告知他们如果不住手就会面临上帝的惩罚。第二部分是描述天主教的教义和蒙古人应该皈依的原因。
尽管教皇英诺森四世怀着良好的意图，但是这些传教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教皇以及其他欧洲人可能都不太了解草原上的外交和蒙古人的实力。贵由大汗对英诺森四世的回信以简短、清晰和语气凶恶而著称。贵由回信的核心内容便是，蒙古人已经征服了所有对抗和不肯臣服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人：
天命令我们消灭他们，将他们交到我们手上。如果不是天如此做，人怎能办到？你们西方人相信自己独为基督徒，而他人非也。你们如何知道天将降恩于何人？我们崇拜上天，以天之力，从东到西，摧毁大地。若非天之气力，人如何能做到？……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话，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听从我们的忠告，我们将确认你们意图开战。其后果我们不知道，只有天知道。

教皇英诺森四世

贵由大汗
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收到贵由的回信之后，又发出了第二封信，声明自己无意开战，只是寻求救赎蒙古人的灵魂。不幸的是，他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怀柔企图，因为他坚持说蒙古人有遭到上帝惩罚的危险。相当清楚的一点就是，英诺森四世徒劳无功，因为这一说法无法动摇蒙古人，他们相信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而且在蒙古人的眼中，教皇并不是上帝在世上的唯一代表。
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与蒙古人达成某种和解的基督教领袖。法国国王路易四世也派出使节，前往蒙古大汗处寻求结盟，以共同抗击穆斯林。这些使节也失败了，因为蒙古人将他们看作向蒙古臣服和纳贡的人。
事实上，蒙古人有充分的理由将路易四世的使团看作臣服的象征；路易四世为夺回基督教圣地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努力，但是他的失败远远多于他取得的微小胜利。在蒙古人看来，路易四世向他们表示臣服以获得帮助来对抗他的敌人，尤其是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0）失败之后，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因此，基督徒向蒙古人传教的早期尝试，或者至少是与他们拉近距离的努力，都是十足的失败。这可能主要应归咎于教廷对其他宗教的态度。西欧尽管卷入了十字军东征，但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是一种闭塞的文化。欧洲人的思维模式在整体上比驻圣地的法兰克人、与之敌对的穆斯林甚至已经处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的罗斯人都更加闭塞。除了与东方的东正教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相邻的边境居民，欧洲拉丁人与其他文化没有足够的接触，尚未认识到文化交流中的隔阂，不论是宗教、外交还是其他方面。
西欧人倾向于认为自身高于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族群、文化和宗教。教廷痛斥穆斯林君主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其领地内传教，但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认为这种禁令应该是相互的。因此，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皇们蔑视土著风习，认为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走上了歧路。这也导致他们在试图将蒙古大汗引向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向蒙古人发出了上帝惩罚的警告。对于西方人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天主教，此外别无他路可行。
这并不是说，这条路一定是笔直且狭窄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确实尝试了减缓对异教和异端用兵。1245年，他发布了教皇训谕，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于1235年发布的训谕类似，为促进传教而授予了传教士以特别权力。
其中最重要的四项特权是：有权在任何地方聆听忏悔；免于被开除教籍之罪；允许在各种不规范的仪式下皈依；在基本上不偏离天主教道路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单地实现皈依。此外，训谕中还包含了一个列表，其中列有18种人，包括各种族群和教派，都被设定为传教的目标。可以想见，鉴于蒙古帝国幅员辽阔，这18种人多数都住在蒙古控制的地区。
即使有了这些新的特权，天主教传教士也没能对蒙古人造成影响。西方人视野狭隘，自视甚高，这可能对他们的传教活动造成了最坏的影响。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的存在没有任何助益，因为他们为蒙古人展示了基督教的一种样式。尽管蒙古人当中有一定数量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即景教徒），但是蒙古的大汗们总体上对他们不太尊崇。而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整体上对于各种文化及其融合的态度更加开放。
休斯顿（G. W. Houston）写道：
“聂思脱里派的传教活动大概不抱有这些（与天主教一样的）偏见，（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自由地将地方宗教的风习纳入其教派之中。”
哈赞诺夫（Anatoly Khazanov）对于教廷到蒙古传教的失败有另外一个相关的观点：
窃以为，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与他们宣称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有关。游牧统治者担心，皈依基督教将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休斯顿所揭示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相对于天主教徒确实有一个优势，即他们的教派融合性更强，能够接纳各种文化。不仅如此，如哈赞诺夫正确观察到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没有像教皇在欧洲那样，在蒙古人之上建立任何神权。
另一方面，我必须反对哈赞诺夫提出的蒙古统治者担心皈依天主教将导致失去独立性这一观点。有很多证据表明，蒙古人不会容忍任何对他们权力的威胁，不论来自世俗势力还是宗教人物。
成吉思汗处死了帖卜腾格里，就是因为这位强大的萨满试图掌握政治权力。蒙古人终结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因为哈里发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得到神权和世俗权力。鉴于教廷试图将自己置于世俗统治者之上，如果蒙古人侵入罗马，那么教皇大概会遭遇与哈里发相同的命运。不过，种种事件令教皇相信，自己能够让蒙古人皈依。
失败的传教
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基督教传教士误认为蒙古帝国皈依的条件已经成熟。蒙古草原尽管在多数时代都不处于东西方交通的主路上，但即使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前也并不是与其他宗教隔绝的。
在约1009年，传教和商业的联系逐渐使蒙古草原中央的克烈人皈依了景教。这一年，巴格达的聂思脱里派主教收到了木鹿城主教阿卜迪朔（Ebedyeshu）的信件，信中称克烈人需要牧师和执事去施行洗礼。皈依者的确切数目不详，但是一般认为有20000名克烈人。很多乃蛮人、蔑儿乞人和汪古人也皈依了，不过是基督教与萨满教并存。

因此，克烈、乃蛮、蔑儿乞、汪古诸部被纳入大蒙古国之后，景教分布广泛，但在蒙古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大多数蒙古人仍维持其原初信仰。尽管景教徒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对蒙古人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很多蒙古精英的妻子以及统治机构中的一些高级官员都出自克烈、乃蛮诸部。
窝阔台汗（1229-1241年在位）的宰相镇海（卒于1252年）就是一名景教徒。此外，拖雷之妻克烈人唆鲁禾帖尼（卒于1252年）、窝阔台之妃蔑儿乞人脱列哥那（卒于1246年）、贵由之妻蔑儿乞人斡兀立海迷失（卒于1252年）等人也都是景教徒。教廷一直将大汗的基督徒后妃视为使大汗皈依的一条途径，然而这条途径的传教效果是极小的。无论如何，基督教的影响在帝国上层是存在的。
蒙古帝国分裂之后，蒙古人与西欧的关系进入了考虑结盟的新阶段。不过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由蒙古人发起联系，而教廷则小心翼翼地接受蒙古人的提议，同时对蒙古人的皈依渐已不抱乐观态度。
平心而论，教廷确实也尝试了向蒙古人传教的新方法，但宗教本质的隔阂仍然无法逾越。蒙古人提出与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联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强硬地教导他谢绝了联姻。亚历山大四世承认，蒙古军事机器确实是他面前的一个威胁，但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联姻最终会导致匈牙利屈服于蒙古。
支持亚历山大四世逻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蒙古人不是基督徒，因此在教廷看来是无法信任的。蒙古人没有受洗，又怎么会尊重在基督教堂中的宣誓，而这是巩固联盟的通常做法。第二个原因则更为准确，联姻会让匈牙利成为蒙古的诸侯，而不是对等的盟国。前文已论，这是蒙古人的标准做法。汗的女儿实际上代表她的父亲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或执政者。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妨碍教廷希冀蒙古统治精英（当然最好是汗）皈依，并相信民众会加以效法。尽管之前蒙古与教廷的关系史显示蒙古人不会皈依，但是教廷仍然沉溺于这一美梦，因为蒙古上层有不少基督徒。
这并不是没有证据的，因为对蒙古人皈依的乐观态度出现于蒙古帝国分裂之时。伊利汗国开始与罗马交涉，寻求盟友来抵御敌对国家的包围。1274年，伊利汗阿八哈的使者迈出了移除主要障碍的第一步-他们受了洗礼。因此他们不再是异教徒了，可以代表阿八哈汗进行交涉。
教廷不满足于这第一步，并将蒙古人皈依一事的重要性置于近东拉丁王国的存在之上。如同他们与希腊人的关系一样，他们答应以军事联盟报答其皈依。马尔顿（James Muldoon）认为这一安排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他写道：“教廷为希腊人和其他求援的人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变弱了，教皇似乎更加坚持在对方臣服后才答应提供援助，但实际上根本无力提供。”
教廷无法满足协议中的条件，例如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发动进攻，这样一来蒙古人就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了。教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即使在蒙古人看起来对基督教空前地兴趣盎然时，前往蒙古人地盘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仍很匮乏。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家族。当波罗兄弟于1269年从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大汗给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100名有教养的人来教他基督教的教义。教皇只派出了两名传教士，他们刚到蒙古人的地盘就返回了。我们不能完全怪罪这两名传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说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玛各（Magog）之子，来自地狱，也有很多关于蒙古人行径的传说。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并居留数年，对于任何预期的志愿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经历。
因此，教皇在与伊利汗的通信中经常只谈皈依，遣使送来的信中解释了基督徒对于统治者的教化。1291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见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儿，后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
在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儿，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尼古拉斯与之前的几任教皇不同，他认识到让皈依者既为蒙古人亦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认识来的太晚了。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
如何看待基督教在蒙古帝国传教的失败？答案可能部分关系到蒙古人如何看待自己。显然，他们相信是“长生天”授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统治大地。这一信仰被学者们命名为“腾格里主义”。腾格里主义中还包括一个观念，即天上只有一个神，地上只有一位大汗。

起初，蒙古人的敌手是游牧势力，与之有着类似的文化，通常也实践着相同的萨满教信仰。虽然乃蛮人和克烈人中都有景教徒，但我们并不清楚其基督教信仰有多深。这似乎是一种融合的形态，其中包含了传统的草原信仰。随着帝国的扩张，蒙古人遇到的文明拥有更为复杂的宗教实践，更加关注死后世界而不是天命。在蒙古人的生长环境中，死后世界与当下世界非常相似，因此蒙古人很可能认为强调死后世界的那些宗教没有什么用处。毕竟，如果生前为汗，死后亦必为汗。
而且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这些宗教能为其信徒提供什么保护呢？他打败了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蛮部的诸汗等景教徒。正如豁儿赤预言的那样，他统一了蒙古诸部。随着蒙古征服了更多的国家，这进一步证实了蒙古人受天之命统治大地。
不仅如此，蒙古人也发现宗教可能是分裂的工具。于阗的穆斯林欢迎蒙古人的到来，宁愿接受一位未知的统治者也不愿被佛教徒统治，因为他们会遭到后者的迫害。蒙古人哪有什么动机去信仰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很自然地，蒙古人不想冒犯任何宗教，所以他们也不会进行宗教迫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相信蒙古人逐渐转向了一神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及了“长生天”，以及他们向域外政权致书的方式。不过，腾格里主义在13世纪中叶演化为一种更复杂的形态，如沙比拉（Sh. Bira）所论，它确实成了一种一神教。
沙比拉断言，腾格里主义是蒙古征服背后的力量源泉。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观点。蒙古人确实相信他们统治世界是上天的旨意，但这是出于腾格里主义的宗教热情，抑或只是解释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研究中的疑难所在。而非蒙古人是否是在相同的语境下理解腾格里主义的，也是很有疑问的。哈赞诺夫写道，蒙古人的一神教倾向“反映出的不是他们自身宗教的演化，而是信仰一神教的观察者们的渴望”。
总之，蒙古人能在帝国分裂之前拒绝皈依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有以下几条。首先，他们相信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的。腾格里主义的概念很有力量。在这一背景之下，基督徒的上帝、穆斯林的安拉以及所有其他关于神灵或天神的概念，都可以轻易地被纳入“腾格里”之中。人们如何称呼“天”并不重要，蒙哥汗说：“手有五指，天有诸道。”因此，既然人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天”，为何要改宗呢？汗廷中举行的多次神学论争，对蒙古人而言一定是有趣而又费脑筋的，因为参加者的论辩都很哲学化。

这引出了第二点。既然他们崇拜同一位神，所以就没有理由在宗教层面迫害其他人。因此，蒙古人很自然地对所有宗教都十分宽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这种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只要他们不发表政治宣言威胁蒙古人的权力即可。
第三，对基督教而言，皈依是毫无理由的；而蒙古军队消灭了所有的反抗者。这些宗教看起来提供不了任何策略性益处。当然，蒙古人也没有迫害这些宗教的信徒，而他们对于崇奉一神的解释并没有产生让蒙古人改宗的吸引力。
最后，基督教向蒙古人传教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文化问题——禁酒。基督教并不禁酒，但拥有禁酒的观念。鲁布鲁克在前往蒙哥汗廷的途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在驻扎于黑海草原某地的蒙古军统帅斯合塔台的营帐中，鲁布鲁克遇到了一位想要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估计是一名突厥人。但这个人担心自己不能再喝忽迷思（即发酵马奶酒）了，这是游牧民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夏季。
鲁布鲁克非常喜爱忽迷思，便劝说此人，但是徒劳无功。鲁布鲁克在那里遇到了几名基督徒，包括希腊人、斡罗思人和阿兰人，他们怀有相同的感伤。基督徒不仅不可以喝忽迷思，而且如果喝了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牧师会将他们赶走，如同他们悖离了基督信仰一样”。
我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听说过这一点，但蒙古帝国的很多基督徒都将忽迷思看作非洁食的。这也需要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蒙古人是异教徒，那么对于这些东方的基督徒而言，蒙古人喜爱的饮品定然是不敬神的。无疑，牧师们会指出忽迷思不见载于《圣经》。对于天主教徒而言，鲁布鲁克很喜欢忽迷思，柏朗嘉宾甚至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此前没有接触过草原文化，只是感到很新奇。
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与东正教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如果蒙古人要皈依东正教，就必须戒除忽迷思，而这是他们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戒除忽迷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失去了“蒙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