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师傅奉教二十周年及无法重建的方济各沙无略群

修公爵

（一）天主的先至恩宠

2003年6月21日是周六，这一天我有一对夫妻朋友从盘锦来沈阳，恰好有一个朝鲜族朋友出差回来。这样我们四个人在沈河区令闻街的大排档喝了一些散白酒，然后又去附近的一个歌厅唱了一会儿歌，喝了点啤酒。

大家知道我虽然咋呼说自己常常喝酒，但酒量实际是非常糟糕的，是有名的“一杯倒”，也就是一个二两半杯子的白酒下肚后基本就人事不省了。我也从来不喝“第二场（歌厅）”、遑论“第三场（烧烤）”。但那天发挥的出奇的好。一则高兴，因为盘锦的夫妻当时开专店卖盼盼防盗门，我在盘锦期间生活囧迫，经常去他家蹭饭，他们来了自然高兴。二则朝鲜族的朋友从大连带来一则让我无法释怀的消息，他说者无意，但我听者有心，基于此我才有可能去歌厅吼两嗓子发泄一下。

由于我不能熬夜，那天12点钟就回去睡觉。时维夏至，昼短夜长，第二天我也早早起床了。吃完早饭后坐247路去了位于和平北大街55号的办公室，因为我没有电脑，而办公室不但有电脑，我还可以短时间拨号上网，别让老板感觉电话费太高就行。

在办公室坐一会儿就感觉到胃里翻江倒海，脑袋头痛欲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为食物中毒。打电话问那位“酒瓶不倒”的朝鲜族朋友，他说这就是宿醉，正常现象。

我把胆汁全吐出来后感觉强了一些。这时候我活动一下身体，酒壮怂人胆，鼓足勇气，穿过中山路，来到进位于和平北大街48号的天主堂。

我是在2003年3月8号来的沈阳，当我到和平北大街55号上班的时候，发现附近有一座教堂，门口挂着白底黑漆的木头牌子“沈阳市三经路天主堂”，这块牌子现在还用。经常看到有人进进出出，三个月来一直想找个机会进去看看，但就是没有这个勇气。

我对天主教、基督教的认知并非小白，因为我自幼就喜欢读历史书。80年代初期曾经看过一个动画片--《圣女贞德》，让我十分震惊，因为电视台给孩子们放“封建迷信”，“上帝保佑”的节目还是头一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天主圣教。我在1989年第一次在县城见到一座新建的真正的教堂（宽甸县北关基督教堂），还去过几次听传道兄弟姐妹分享，以前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到。但当时只是好奇，从没想过相信它。

我在初中三年级学《法律常识》的时候就书上有一个案例：1981年梵蒂冈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教区总主教，中国的什么会、什么会表示强烈抗议，这是干涉我国内政云云。我就以为中国没有天主教会了，当然有没有与我无关，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直到1997年我在大连金州的卡宝拉因涂料公司打工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看到社长的司机在擦车。就随口问一句，师傅您今天怎么不休息？他说，老卢今天要去教堂。我又无心问一句，老卢信基督教？师傅说：天主教！我惊奇的问到：大连有天主教?他回答：有！因为“我的知识以前更多了”，心里想估计有也是和梵蒂冈教皇没关系的山寨货。

到了2000年的秋天，我到石家庄参加秋季糖酒会。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总会听到一些奇怪的话，什么中国某会、某会强烈抗议梵蒂冈册封120位中华圣人了，某“圣人”实际上人面兽心了，巴拉巴拉。这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格格不入的话让我十分好奇，因为中国儒家的传统里，尧舜禹汤是圣人确切说是传说中的圣人；周公、召公是圣人，但是是被儒家追谥的圣人。实锤的圣人只有孔子他老人家一个，连孟子都是亚圣，剩下的除了皇帝没人敢称为圣人。而教皇一下子让120普通人成为圣人，这个教门值得一信！

这一年秋冬之际，我在汉口火车站前面棚户区的一个小旅馆里，每天去硚口客户那要账，剩下百无聊赖的时间就读一本和合本圣经。那时候我有两个想法，一则是再来武汉一定住眼前镶着白色大理石的东方大酒店，否则不来。另一个就是不再排斥基督宗教信仰，也许哪天就信了。说句题外话，后来就一直没去武汉，直到2015年中国塑料工业协会EPS专委会的候树亭会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参加他们的年会，我问了一下您让我住哪？他告诉我在汉口火车站的建国东方大酒店，我才再一次去了武汉。

闲话少絮，到了2002年冬季，我来过一次沈阳，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大姐，她的胸前别着一枚胸针，是一个鸽子。这时候我已经多少有点基督宗教信仰常识了。就问大姐，您信教？大姐说是的，我信天主教，五爱市场北侧的小南天主教堂，后来这位大姐我也认识了。我当时想，等我来了，我就去看看。但到了沈阳后另一座教堂就在眼前，却一直没鼓足勇气进去。

2003年6月22日，仗着酒劲我来了三经路堂，看到一位神职人员，穿着绿色的长袍在台上，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布道，一会儿用我没听过的曲调念经，一会儿又比比划划（这位神父是当时神学院的何猛神父）。教友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跪下。比我在县城看到的基督教堂（原来是丹麦长老会的底子，97年以后变成中国特色改革宗，以后有机会讲）庄严法相多了。

我旁边有老两口，领着一位可爱的小孙子（杜思豪），我没事和小朋友做做鬼脸，逗他开心。再后来就看到大家鱼贯前行，去领小圆饼，一些大妈把白色的头巾顶在头上，这符合我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教堂的形象。在前一年我在读《小说月报》的时候看到过去教堂分“五饼二鱼”的故事情节，说这里吃的谁去都给，于是我也学着其他人去领这个小饼。一个高个子的男子，穿着白色长袍，脖子上挂着一条长长的围巾，我从他手里刚分到小饼，他就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没领洗？我说是啊，他于是收回了我手里的小饼。

后来我知道这位是本堂（实际上当时是南堂副本堂，在三经路坐堂）韩神父，韩神父后来说我也很像教友，只不过他说：基督圣体，我不知道回答什么。这时候旁边穿白色半长袍的人（二哥程翦语）告诉我相信教可以参加慕道班。

那一天我学会了圣体、弥撒这两个词汇，第一次见到中国面孔的洋和尚。弥撒后二哥给我一本小册子，随后我的病又犯了，在家躺了最少两天，这次酒精中毒才过去。卧床不起期间就读那本小册子，一下子豁然开朗。毫不夸张讲，在我第一次进堂后的半个月内，思、言、行为基本上没犯过罪。所以我奉教的开端定在2003年6月22日，开局即高潮，然后就是慢慢恢复“老我”，越来越愿意犯罪的过程，这二十年每况愈下。

早年信仰历程，以后再陆续写出来。

（二）方济各沙勿略群与“戊戌群难”

中间的过程我就不多讲了哈，再讲就是十年后，大家都有了智能手机，可以上微信。有了微信，就有微信群，有一天我就被杨培亮还是谁拉近了三经路堂的群。

那时候我进堂基本上不去三经路堂，因为去南堂弥撒结束后可以和伯铎、沙雷等人一通胡侃。有了微信群，虽然不去这个堂了，但是还可以和教友们交流交流。然而一天修女要求群主让把群解散。这是早年常见的现象，有人觉得微信群容易泄露消息、在里面分享圣言不严肃等。我一看群解散了，干脆我自己建一个群吧，把原班人马再拉回来，这就不是堂区的官方群，变成我的私人客厅了。

这个微信群我命名为方济各沙勿略群，奉本堂主保圣人为主保。是哪天建的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后来我把2013年6月29日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日定位群成立日。再后来这个大瞻礼日群要“放大赦”，允许以前被踢出的人这天回来。这个群陆续地由堂区教友交流群变成“普世群”，澳洲、美帝、法国、台湾等地的神长、教友陆续加入。我爸爸信教前最大的顾虑是死了没有“殂豆千秋”的纪念方式，但是有了微信群，却实现了多个国家的神长给做追思弥撒的另一种纪念模式。

2018年9月22日，当我在去上海的高铁上阅读完中梵临时协议签署的消息后，发现自己的微信也被永久封禁了，第一次被封真有点手足无措。

更令人恼火的是方济各沙勿略群成了无主之地。我以前曾经“任命”沙雷为“辅理群主”，“推选”苹果大姐为群“爱国会主席”，但我并没有把他们设为管理员，导致我这个“正权群主”受阻后，群成了无主之地。中国特色誓反教的各路喷子闻风而动，云集于此，胡亚舟、冬云、章峯、欧阳恩惠等纷纷前来踢馆。天主教的一些伪忠贞、伪传统如基督之光（河间范氏）和粤省汕尾人David（现在微信名“我系最穷得得逼”）也来捣乱。我当时称之为“戊戌群难”。

终于到了主历2018年11月25日晚17时许，修师傅运营五年之久的“方济各沙勿略群”被封。群友们分析被封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1、两个安息日会的人宣扬各种阴谋论：世界在“巴比伦大淫妇”的裹挟下，美帝、大红龙等纷纷走上邪途……

2、天主教的败类“基督之光”对圣座与赵国签订的临时协议破口大骂，并要“攮死”圣座新承认的七位非法主教。

（三）无法恢复的“方济各沙勿略群”

   

“戊戌群难”后，群友们几次重新恢复该群，但后来被封的越来越频。我的个人微信号也先后被封了四个。

我本打算今年在我奉教20周年、方济各沙勿略成建群10周年、“戊戌群难”5周年之际建一个怀旧版的群。大家可以不讨论时政、信仰，只是叙旧。怎奈我的“第五世”微信.时政信仰号前几天被封。我也不想再申请专门用于聊天的微信了，群建了也没意义了。

我把这一切都当成天主的恩宠，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天主在试炼我们。

愿天主永受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