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李怡楷夫妇：一对教友的坚忍

修公爵

    一、教宗公开接见

1986年，巫宁坤、李怡楷夫妇有幸到梵蒂冈谒见教宗，这也是目前修师傅知道的大陆地区最早见到教宗的平信徒。巫教授在《一次终生难忘的觐见- --忆若望保禄二世》中记录到，他在1986年的时候在应邀前往剑桥大学访问一年，妻子李怡楷随同出访。巫教授写到：

“到了剑桥，离住处不远就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天主堂，那她就更如鱼得水了，我也随喜。在望弥撒的教友中，只有她一个黄面孔，引人注目，不久本堂父Philpot蒙席就和我们熟识了。蒙席待人十分热诚，有一天，听我们说打算回国途中去梵蒂冈朝圣，他马上就说可以帮忙安排让我们去觐见教宗。”

由于当时有机会从大陆出去的教友是“稀缺人物”，所以很快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接到了梵蒂冈驻英大使馆转来的宗座宫总管（prefect) 的来信，邀请他俩在九月十七日参加教宗每星期三的“公开接见 ”（general audience) ,  并安排在会场的最前排就座。巫教授回忆道：

“十七日上午，伯多禄广场人山人海，我俩从一个为持有最前排入场券的朝圣者专用的入口处进入，在最前排（prima file)   找到了指定的座位，我的是21号，怡楷的是22号。……

十时整，教宗驾临祭台(表述可能不确切)，“公接见”正式开始。教宗用好几种语言主持仪式，祝福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几千人聚集的广场，庄严肃穆，整整一小时只听到教宗洪亮的声音。我们虽坐在最前排，离祭台还是有一段距离，遥望他穿着雪白的祭衣（表述不确）的伟岸身影还不免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仪式结束前，教宗走下祭台，来到广场中间，逐一接见几十名在最前排就座的朝圣者。这时广场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向教宗挥手欢呼。教宗来到我面前时，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慢慢伸出手去，他立即用双手热烈地握着我的手，满面春风，慈祥的目光紧盯着我。
        “宗座，您好？”我怯生生地用英文致意。
        “很好，谢谢。你是从中国来的？”   他也用英文回答，语气是那么亲切友好。我听说“最前排”朝圣者的名单事先已由工作人员呈递上去，但没料到教宗日理万机竟然会记得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的来历。我感到很自在了。
       “是啊，我们俩不远万里从中国来拜见宗座。宗座什么时  候去中国呢？”我笑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宗座无所不知，”我有点开玩笑地说。“可宗座到底什么时候去中国呢？”
     这时候，怡楷轻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突然明白，我一兴奋，那张没遮拦的大嘴巴又放肆了。
        “我知道，我知道，”教宗却又笑着说了一遍，突然间我仿佛领会了他的言外之意。
        教宗放松了双手，随即又双手去握住怡楷的手。她兴奋而恭恭敬敬地说：“请宗座为中国大陆的千千万万教友祈祷！”
        “我每天都为他们祈祷。放心吧，不要害怕！”他一面说一面吻了怡楷的额头，为她祝福。怡楷把那串念珠递过去，请教宗祝圣……

“不要怕”是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口头语，基督在世的代表始终这样鼓励人们。

实际上巫宁坤教授在1983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梵蒂冈之行，当时刚刚“解放”的巫教授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国际大学英语教授学会”，随后有机会在9月15日游览了梵蒂冈，并在16日早晨给妻子和孩子发了一张明信片，告诉这一消息。

顺便说句题外话，1993年已经旅居美国的巫宁坤因为出版的回忆录得罪了某些领导，他的退休金被停发，住房被“收回“，并且再次遭到”抄家“，各种信件流落民间，成了孔夫子旧书网的卖品，但也成了研究巫教授家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二、李怡楷老师

李广平先生在《巫宁坤--沧海一滴泪》写道：

巫宁坤先生的太太李怡楷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哪怕就是在最艰难困厄的时期，她也对信仰坚定不移;在《一滴泪》里面我们读到过这位伟大的女性的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果没有夫人李怡楷女士的数次临危不惧坚韧顽强，也绝对不会有巫宁坤先生能够扛得下来的如山苦难。相对而言，我后来对一村兄说，正是因为有了您母亲伟大的信仰和爱情，您父亲才会有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念，才会有《一滴泪》这本堪称伟大的作品啊。也许，他自己对天主教的信仰是被夫人影响的，但也是潜移默化的。

李怡楷出生在天津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是家中的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由母亲李王慈荫拉扯大，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友。李怡楷在15岁领洗奉教，然后一直坚持进堂，哪怕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受影响。

李怡楷在南开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跟两名男生到留美归来的洋教授巫宁坤的宿舍。比他长11岁巫教授看上了这位朴实的姑娘，星期六晚上就按照她给的地址去她家找她，李家也很中意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扬州人。

李怡楷甫一毕业的1954年7月8日，就和巫老师结婚了。由于当时男方没有领洗奉教，所以先去得了主教的宽免（当时天津教区主教牧权受阻，此时应该是赵振亚神父署理）。

巫教授回忆道：“八日一早我俩骑车先去她喜爱的一座小教堂，怡楷跪着祈祷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一个座位上。然后去天津西开大教堂;请本堂刘神甫主持宗教仪式，随后在一个家庭食堂与我母亲和新岳母一起吃午饭，就算我俩的婚宴。”

新婚燕尔的李怡楷做梦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二十几年炼狱般的生活。

三、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以下是戴煌在《炎黄春秋》杂志中记述巫宁坤先生的简历：

“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闭着眼睛也能想出来巫教授后来的遭遇。首先是燕京大学解散，他被调整到南开大学，期间与李怡楷相识并结婚。上文我们说道，由于李怡楷解放后还坚持进堂等原因，南开大学以分配工作期间出去度婚假为借口没有分配工作，结果就一直赋闲在家，这样就更勤上教堂。

1956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巫宁坤和李怡楷都被安排去工作，是资料室的管理员。但1957年反右却没逃脱过去，在次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并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边劳动教养。临行前舍不得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李怡楷对他说：

你不用为我为我们操心，我那天就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天主保佑!

巫宁坤成了右派以后，学校动员李怡楷与巫宁坤划清界限，李怡楷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党的政策是治病救人。巫宁坤有病，党正在挽救他。我有什么权利抛弃病人，再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们教会不允许离婚。”

李怡楷还把巫宁坤比作耶稣，说他本来没有罪，是你们非要治他的罪。你说，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又是天主教徒，又是右派的老婆，人家还能待见她吗？于是学校表态不离婚、就离职。没想到的是李怡楷真的选择离职。

好在天主护佑，当时刚刚成立安徽大学，需要教职员工，而首都北京又需要把这类人清理出去，就这样李怡楷去了安徽。由于身份特殊，教师和资料员是干不成了，只给安排了打字员。就这样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生做了初中毕业就能做的工作，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孩子。

由于离中苏边境太近，巫宁坤后来被转到了唐山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但是适逢大饥荒，农场外的人被饿死几千万，何况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劳教人员。

根据新规定，当局准许家属和亲戚送来食品，劳改犯也可以写信要求家人送来食品。也就是说，情况已恶化到连吃最差劲食物的劳改犯都养不起。巫宁坤虽然靠着李怡楷母亲和兄弟的不断接济，但浮肿仍继续恶化。很多没人接济的劳改犯饿死了。

有一天，巫宁坤被叫去挖坑，原来是要埋葬一个难友。此人大学时代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连他也摔手而去，巫宁坤能幸免吗？不见妻子和儿子已有三年，女儿更是未见过面，他不想这样离开人世。再三考虑，他决定写信向妻子发出“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李怡楷从安徽到天津母亲家，再到农场来见到巫宁坤，根本就认不出他。眼看着他已在死亡边缘，她奋不顾身，施展一个救夫计划。她搭车去北京，找巫宁坤原单位的校长。校长当然是尽量推搪，但她顽固地陈述､求情，终于使校长的硬心肠回软，答应处理此事。她回天津后，又带着儿子去探巫宁坤。探视室的人认出她，说她两天前刚探过，不准再探。她又是陈述､求情，终于又打动对方，准允探监。第二天，她又带女儿来探监，再次陈述､求情，探视室的人又被打动，但要她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来。　　

巫宁坤终于获保外就医，来到李怡楷所在的安徽大学。不久政策放宽，他得以在安徽大学当临时工，时间是一九六一年至六六年，但这只是“暂回人间”而已。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又成为“专政对象”，蹲“牛棚”去了。李怡楷和孩子们被流放到农村，受尽一个共产党村长五花八门的敲诈。不用说，村民也同样受欺侮。两年后，巫宁坤终于可以迁到李怡楷的村子，一家团聚，全家人靠李怡楷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年复一年的流放，等于是无期徒刑。

一九七三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上日程，可巫宁坤连身份证明也没有，无法申诉。一份份寄往安徽大学､省政府､中央的申诉书，全如石沉大海。李怡楷“再入虎穴”，到安徽大学，再到北京巫宁坤原单位，再折返安徽省政府，各处奔波。可是难关重重，在得到几位高级官员帮助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上级批示，下级层层顶着不办理。　　

最后，巫宁坤一家被安排到芜湖的安徽师大。虽然孩子们很快又要下乡“插队”，但巫宁坤的受难总算到了尾声。一九七九年，巫宁坤调回北京的原单位，此时已改名国际关系学院。

巫宁坤教授的这段经历，用英语写成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他模仿凯撒的语气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四、回家

8月10日，巫宁坤教友安息主怀。据作家徐强说：巫先生退休之后去了美国，我采访他的时候，他90多岁了，在弗吉尼亚居所的社区做义工，是极为不简单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徒，跟他的夫人一起做义工。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前后，用skype跟他交流了很多。

这一次，他回到了天父家乡，慈悲的父会擦拭掉他的一滴泪。

愿天主永受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