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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纳爵之盾发表了刘平的《超越东西方：天主教建筑艺术本地化之路（下）》，这篇文章可能是“福音中国化、本地化”的官样文章然后照搬到纳爵之盾，充斥着大字报的气味。 大字报体是中国天主教享受的特殊待遇，建国以后，所有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在讨论天主教史时，一定要先上纲上线把近现代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定义成宗教侵略、文化侵略，然后将史实生搬硬套、上纲上线为这个结论“佐证”，但其中并没有逻辑性可言，看着就很荒唐。 八十年代之后，很多以前被批判的人和事务纷纷中性化，比如胡适、比如曾国藩、比如蒋先生，但对天主教的这种成见阴魂不散，以致感染了新纳爵之盾。 闲话少絮，我们看看这篇帖子。本文要阐释一件事：就是同样是巴黎外方传教会（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以下简称MEP）传教区域，西南的云、贵、川有很多中式的教堂，而在东北的沈阳教区、吉林教区却都是西式建筑，这是为什么尼？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可是作者上来先把MEP批判一通，这种批判是极为荒腔走板的。我举几个例子： 1、刘：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中，完全站在了耶稣会士的对立面。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主旨是直接传教，创办学校和诊所为辅助手段，科学文化事业被置于次要地位，并且放弃了耶稣会以中国宫廷和大都市为阵地的传教策略，而是注重偏僻农村，在那些穷乡僻壤地区活动…… 由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反对耶稣会的“中国文化适应”策略，在传教中抵制中国礼仪，特别是在后期借助并依靠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来为其传教行为保驾护航，从而激起了许多乡民和清朝官吏的不满。…… 纵观整部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巴黎外方传教会是造成教案最多的一个修会。 修：这里的大前提刘平没说，那就是百年禁教之后耶稣会在中国也没了根据地，当然和他们在欧洲的总会也被解散了有关。耶稣会在北京、直隶的传教区域被缱使会继承，缱使会最后只剩下崇礼县西湾子一块根据地了。所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康、雍、乾这种比较自负的皇帝在位，你再怎么适应他的文化（实际上是华夏文明），在他眼里不过“西洋小人”尔！ 当西洋传教士在庙堂之上待不下去的时候，只能去江湖之远。为何在云、贵、川、渝、鄂西这些山区发展呢？一则此地山高林密，便于藏匿；二则民风淳朴，更容易接受信仰；三则相对于北方地区，这些地方离印度支那和澳门更近，便于补给和逃跑。 我再强调一遍，巴黎外方传教会不是“修会”，这是从法国各教区抽来的“志愿者”组成的传教组织，相当于中国的“支教队”，在“解放前”她在中国的传教区域最大，大十七个教区。历史最长，从1653年到1951年达300年之久。所以如果MEP在中国的教案最多，也是由于她传教时间长、区域大而形成的一个数学概率问题，而非她和中国人民过不去形成的。 2、刘：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在华活动，严重背离了由入华耶稣会士所确立的“中国文化适应”策略，不尊重中国的民族传统，藐视儒家文化的礼仪风俗，并企图将天主教的教规和礼仪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因而引起了与中国乡民、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冲突，因此也使他们自己始终笼罩在教案的阴影中。 修：四卷本“清末教案”中，最起码我没发现因为礼仪、文化问题引起的教案，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 3、刘：法国利用所谓的“保教权”完全切断了教廷与中国的联系，使得教廷的权威在中国无法实现，国人自然无法了解真正的基督信仰究竟是什么。 修：这是Protestantism惯用的手法。诚然，每个国家的传教士都有本国文化的印记，比如19世纪来东北的法国传教士特别敬礼露德圣母、耶稣圣心。而20世纪来抚顺的美国传教士又特别敬礼圣巴的利爵，因为他们大都是爱尔兰人后裔。但这都是细枝末节的差距，大的方向天主教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理教义都是由圣座厘定。 4、刘：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 修：教会的教育和慈善事业还真不是为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形成的，这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不发达的年代，教会的一个重要职能，也是重要的传教手段。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就有“餧者来而飰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的字句，可见教会福利事业古而有之。 这篇那文章中，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话非常多。我就不一一列举，最后说一下我沈阳、吉林两教区为什么用欧式建筑建大教堂的问题。这个我没做细致的研究，也是凭直觉写出来的，一己之言、仅供商榷。 我们东北人的祖先大都是清嘉庆以后闯关东来的，都是在关里走投无路的盲流，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文盲也差不多。这就造成了东北人在建筑、饮食、家具上等文化上非常“原生态”。 大家不妨看一下以东北农村为背景的《乡村爱情》，这里面的象牙山村从21世纪初到现在换了两版建筑，但新版的房舍只是面积大了些（不会太大，因为涉及冬季采暖的成本，所以象牙山村没有楼房），外墙由水刷石换成瓷砖，窗户由木质窗框换成了塑钢窗而已。即便是四大天王的谢广坤、刘能、王老七、赵四的府邸也绝无雕梁画栋、勾心斗角、五脊六兽各种造型，让能工巧匠谢广坤和他大孙子砌墙，也就是不倒而已。 十九世纪更惨，比如我们的教友村名齐家窝铺、苏家窝铺，就是这个地方最早逃荒而来的是姓齐的，用树枝、秸秆搭成一个窝铺，然后形成了村落。小八家子就是八户窝棚、马架子。让这里的教友自己建大教堂，他只能建大窝铺、大草房，绝无可能建出拙政园、豫园的样式。 不光是大教堂，清末民初的沈阳、吉林、长春的达官贵人的公馆甚至府衙也大都是欧式建筑，比如赵尔巽的公馆、张作霖的帅府、长春道台衙门……这和江浙一带完全不同。 而传教士中有现成的懂建筑的人，比如梁亨利神父，建教堂就必然按照梁神父在欧洲所学的样式来进行。而且在19世纪末欧洲建筑已经完全碾压中国建筑。沈阳太清宫的大殿和沈阳南堂比较，无论在高度、跨度、面积、采光、保温（尽管南堂冬天也很冷）、隔声、抗震等各方面指标都无法同日而语。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北人民并无高超的传统建筑的工艺水平，缺乏文化自信，当传教士拿来欧式建筑的图纸时，必然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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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1 09: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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