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前后的哈尔滨天主教会

修公爵

（一）瘟疫夺走三位神父

一九一〇年，哈尔滨的中国人聚居区傅家甸爆发鼠疫，使得这个人口2.4万的市镇有6000人死于非命。

傅家甸，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曾经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泽地，当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哈市开埠时，中国劳工与民众大量涌进哈尔滨来，傅家甸附近地区就扩展起来，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在此开店设坊，于是这里就逐步形成市场与镇埠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平民聚居区。天主教北满代牧区在这里建了一座天主堂，从老照片来看，当时的教堂一片低矮的平房中显得鹤立鸡群。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九日，哈尔滨地区突发鼠疫，灾祸首发于傅家甸。这场瘟疫由沙俄西伯利亚传入满洲里，很快延及哈尔滨，危及东北全境，疫情严重，蔓延迅速，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在这场瘟疫中，天主教北满代牧区的三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以及几百位教友不幸罹难。

第一个被夺去生命的当然是傅家甸的本堂司铎江神父（BOURLÈS, Jean-François-Louis-Marie），江神父1873年10月30日生于法国菲尼斯泰尔省（Finistère）的朗波吉米利奥（Guimiliau），1899年6月25日晋铎，次年义和团运动前来到中国。随即在呼兰接替在庚子拳乱中被杀害的东神父（RégisSouvignet）的职务，在呼兰传教期间，成果斐然。1908年江神父被派往宁古塔（宁安），两年后的1910年5月，傅家甸本堂孟神父（MONNIER, Jean-Christophe）突然去世，江神父回来接任。

十月，瘟疫爆发，江神父宣布：只要信仰虔诚，无需惧怕瘟疫。这也成了史学家们评价其“愚昧”的话柄，因为疫情期间傅家甸天主堂有上百人死亡。实际上在伍连德医生来指挥抗疫之前，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如何抗疫的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全凭着一腔热诚，我们不应对有历史局限性的人物过分苛责。

面对疫情，江神父首先在堂里设了一个小诊所，无论教友还是外教人都一视同仁地照顾。疫情期间有二百多人在临终前从江神父手中领取了入门圣事。神父还要不停地给病人傅油，举行感恩圣祭，体力严重透支。此时他完全将个人的安危抛诸脑后，渐渐积劳成疾。

1911年1月初，高德惠神父（后来升任吉林教区主教、圣座驻伪满洲国临时代表）来看望他。高神父看到江神父虽然很疲劳，但是谈吐风趣、面色愉悦，也就没多想，抓紧时间去看望在呼兰的戴神父。1月10日高神父返回傅家甸，这天是星期二，午夜时分有个患者需要去给送终傅。高神父想去，江神父说： “我体格比你好，你好好休息，明天晚上再有终傅你再去” 。神父回来后，久久不能入睡。星期三早上，他一改早起的习惯，已经卧床不起了。他对高神父说：“这次我身体真不行了，请给我听忏悔” 。这也是江神父第一次不能举行弥撒圣祭。他感到浑身发冷，并伴有轻微头痛，已经开始有了鼠疫症状。随后便开始咳血。他说：“时候到了，再过两天，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交代完后事，1月12日，星期四，在领受完临终大赦和傅油后，在早上9点半，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这片黑土地。江神父死后，他的遗骸和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籍医学家梅斯尼博士一同安葬在哈尔滨的公墓中。

呼兰的戴神父（Elie-Jean-FrançoisDelpal，1872-1911）是在1908年江神父离开后接替他的位置。鼠疫爆发后，也是因为缺乏科学防疫措施，愈发积极地给教友们举行感恩祭和送终傅，不幸染病。1月25日，戴神父突感身体不适，便知道去日无多，好在身边有中国籍的张神父给他做了临终圣事。戴神父安排完后事，将自己的物品分给了为他服务的人，随时等待灵魂被接走。这期间在巴彦苏苏西集厂备修院的穆神父过来送他最后一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月27日凌晨4点半，戴神父安息主怀。

然而穆神父的这次到访，不幸地也染上了瘟疫。穆神父（MUTILLOD, Jules-Louis,1876-1911）是巴彦县西集厂备修院的老师。北满代牧区的小修院设在吉林小八家子，但是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从黑龙江去小八家子太远，于是蓝禄业主教令穆神父在西集厂办备修院。1月26日，当他听到戴神父感染鼠疫，就到呼兰去送铎兄最后一程。30日返回巴彦的时候，穆神父还能做弥撒，但随后就病倒了。2月1日上午11点45分，在领受完临终圣事后，安息主怀。

哈尔滨肆虐的鼠疫，震惊了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清廷破天荒地启用年仅33岁的马来亚华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伍连德博士担任总医官，到哈尔滨抗击鼠疫。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差事，整个伍连德团队在抗鼠疫过程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染病去世。伍连德医生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概念、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预防传染病，最后遏制住了疫情。具体抗疫过程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赘述。

（二）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创办善牧医院

当鼠疫消息传遍全世界，人们纷纷外逃之际，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本阿尼拉（Agneece）修女于1914年8月23日来到哈尔滨，在傅家甸（道外区南六道街99号）天主教地段，创办一个诊疗所（施医院），经费由该会和海外教友捐助。阿尼拉为首任院长，直到1926年。

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是“慈悲玛利亚”修女在印度创办的一个国际性修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是真福苦难玛利亚修女（Mother Mary of the Passion，1839–1904）在英属印度的乌塔卡蒙德（Ootacamund）创办的一个国际性修会组织。1877年1月6日得蒙教宗比约九世批准成立，并在1886年加入方济大家庭，自此称为“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该会通常在方济各会的传教区服务，比如中国的山东济南、山西太原、陕西周志、凤翔等地。

1900年7月9日，有七位玛利亚方济各修会的修女在山西太原被杀害，成为致命圣人。继七位致命修女之后，在山西洞儿沟竟又产生了一位精修圣者——真福亚颂大修女，是一位年青、没有读过很多书，只在会院内从事家务，不为人注意的小修女。

北满代牧区并不是方济各玛利亚会的传教区，但是该会修女为了抗击鼠疫来到哈尔滨，开始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合作，最开始是办施医院。1926年加拿大籍修女白爱德任院长时，修建一座二层楼房，建成“善牧医院”，并于1944年在南六道街沿路一带，建成一批小砖房，作为养病房。1947年10月26日白爱德院长病故后，由德籍修女普林慈继任院长。

普林慈1911年生于德国，1937年法兰克福医科大学毕业，193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加入方济格修女会，1936年来到中国，1942年起任善牧医院院长，直到1953年移居澳大利亚。

普林慈任院长期间，该院已较完善，设有诊断室、手术室、化验室、药房和病房。分内科、外科、妇人科、小儿科、眼科、耳鼻科和皮肤花柳科等。聘请各科专（兼）职医护和社会义工，开展诊疗活动。哈尔滨医疗卫生先驱者张柏岩、贾连元、石增荣、付世英等都先后在此出诊服务。

该院是以慈善为目的，全部免费治疗，后期因经费不足，为维持医院运营，有能力支付者，收部分费用。贫苦市民、残、老、孤儿等，均在本院免费诊疗，中国患者居多，以道外地区为主。此外，该院还附设工厂一处，生产教会活动用品，以女工为主，共十数人。

直到1953年11月，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依法接收善牧医院，改名为哈尔滨市妇幼保健院，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家妇幼保健专科医院。

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女会在东北地区的另一番事业是开办长春仁慈堂。仁慈堂是天主教在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慈善事业种类最多的综合性社会服务机构，包括育婴堂、养老院、女子学校、施医院、外语专科学校等。由于与本文主旨无关，也不展开叙述了。

（后续）文革间被批斗的一位修女和哈尔滨的关系

不少人一定会见过这样一幅照片：几位身着会衣的外国修女被压低头颅，后面一群男女红卫兵高喊口号，批斗她们。在这一刻，救世主与伟大领袖，基督信仰与毛泽东思想，外国修女和红卫兵时空错乱般的定格在一个画面上，令人惊叹不已。

这几位修女也属于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按理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和修女都得离开中国，但这个修会在北京经营着国际学校，为外国使馆官员的子女提供教育。你总不能让外国孩子从小接受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教育吧！所以她们一直坚持到文革爆发才被驱逐出境。

在批斗的修女中，有一位俄罗斯裔的岳厄尔.伊肋内.扎罗蒂亚多（Sister JoelIrene Zarotiadou，1926-2016）修女，岳厄尔修女本来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东正教的家庭，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希腊人，在她三岁的时候，举家搬迁到哈尔滨。极富艺术细胞的岳厄尔，是俄罗斯著名画家洛巴诺夫的女弟子。

那为什么她后来改宗天主教并成为修女了呢？因为她在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开办的学校读书，耳闻目染天主圣教的信仰，在十四岁的时候改宗天主教。是什么吸引这位俄罗斯东正教的小姑娘呢？是方济各玛利亚传教修会勇于牺牲、富于进取的精神吸引着她，使她做出成为这个修会修女的决定。哈尔滨“解放”后，岳厄尔修女一直没走，她央求公安部门能允许她留在中国，1949年她被批准去北京耶稣圣心国际学校，这也是外国修会在红色中国的最后一个根据地，岳厄尔修女留在这教授音乐和美术。1966年文革爆发后，岳厄尔修女的中国梦彻底破灭，她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直到2016年以90岁的高龄去世。

哈尔滨鼠疫中，因果循环的余音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