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神父”梁亨利

修公爵

沈阳南关天主教堂已经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很多播主在介绍教堂历史的时候，会提到这座大堂是梁亨利神父设计建造的。今年在网上又发现了一张沈阳南堂的老照片，是刚建成后唱经楼的图片，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赫然矗立。这架管风琴是梁亨利神父家族捐献给沈阳南堂的。说到这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梁神父的两个特点：有才、有钱，这在巴黎外放传教会南、北满传教区的教士中并不多见，当然老神父更有德、有爱，我不妨称之为“四有”神父。

梁亨利（Paul， Xavier， Henri LAMASSE，1869年4月25日—1952年7月19日）神父，一八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法国下莱茵省斯特拉斯堡教区若翰保弟斯大堂区，有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一八九０年三十一岁那年弃俗修道，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晋铎，同年八月十五日启程来华，加入满洲代牧区。

在其他堂区学习三年语言后，1897年梁神父被任命为铁岭安心台堂区主任司铎。十九世纪末安心台是辽北最重要的堂区，沈阳南关天主教堂曾一度是它的传教公所。梁神父来的时候堂区有散布在65个村庄的2100名慕道者，神父来到后在懿路镇里建了教堂和要理学房。后来梁神父为了传教方便，想在铁岭县城建新的堂区，但当时刚打完甲午战争，1895年年辽南又遭受大的水灾，奉天全境饿殍遍野，教会全力以赴救济灾民，根本没钱建设新的教堂。这时候，梁神父的母亲拿出相当于十万元现大洋的钱，为教会在铁岭小桥子买了地，建了大堂，也就是今天铁岭天主堂。

1899年梁神父请法国普照会的修女来帮忙，在铁岭建了小学校和育婴堂。后来普照会修女一直在铁岭服务，于是铁岭堂区在解放前始终有育婴堂、施医院这样的“高配置”。

1900年庚子拳乱，梁神父沉着应对，7月7日他和抚顺逃难来的吴洛莫神父带领普照会的修女Gerardine和Marie以及150位教友，乘坐新修建中长铁路跑到哈尔滨，躲过一劫。后来他将这段经历，整理成了回忆录《从铁岭到海参崴（DE TIE-LING A KHABAROWSKA）》。

同年 11 月 15 日，梁神父和吴神父回到被毁的沈阳南堂，在残垣断壁中找到艾莫绥神父临终前埋的罐子，里面有教会珍贵档案、珍贵物品。

回到铁岭后，梁神父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尽管日、俄两大强盗集团在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但在1902 年，他还是重建了自己的住所，并在鲍家岗子新建了一座教堂，在懿路购置一套房产，将其改建为圣堂、小学校、要理学房，还积极帮助神学院的袁神父（Perreau）培养修生。1905年，铁岭天主堂复建，这座大堂一直保留到120年后的今天。也就是在这一年，梁神父担任南满宗座代牧苏斐理（Marie FelixChoulet）主教的主教代表，一直到1915年。

1907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梁神父将铁岭本堂让给沙神父（Saffroy），他则专心投身于教会建设，先后主持设计建造了本教区的沈阳南关天主教堂、辽阳天主堂、黑山天主堂，还帮助北满教区建了吉林天主堂，帮助大名教区建了宠爱之母天主堂。

沈阳南关天主教堂建成后，梁神父的家族捐献了一架昂贵的管风琴。遗憾的是，这无价之宝在文革中被拆下，有的说去了废品收购站，有的说去了沈阳音乐学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梁神父的另一个天赋---音乐。梁神父的音乐造诣非常高，以至于一九二四年，朝鲜汉城宗座代牧区闵德孝(Gustave-Charles-Marie Mutel，MEP，1854-1933)主教都邀请他，为首尔主教坐堂的管风琴调律定音。当时在奉天传教的法国神父、修士有时会开个音乐会，每到这个时候，梁神父就用钢琴为他们弹奏奏鸣曲和华尔兹。

梁神父最有学术成果的还是语在言学方面，他会说汉语、日语、俄语、德语、英语，在音韵学方面的著作颇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还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拼音化运动”，民国元老吴稚晖、中共元老瞿秋白都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梁神父也积极从事这种给汉字注音的活动，他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就发明了用罗马字母为汉语标音的方式。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书面语言新手册》以及《新国文》，在他的著作中，他用法语拼音和罗马拼音为当时的七种主要中国方言注音，包括官话、华西官话、北京话、直隶话、满洲方言、粤语和沪语。因此成为斯坦尼斯拉斯文学院的会员。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梁神父和加拿大甘贝克（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的会士纪国华神父（Ernest Jasmin）发表了一些列关于“方言拼音化”的论文。并在纳匝勒书局出版了“Manuelpour I’Etude et I’Enseignement de la R.I.”，也就是《新国文》的译文。2017年我曾经在香港纳匝肋书局（抑或伯大尼疗养院）原址的地下展厅看到梁神父的语言学著作，可惜那一次香港之行的大部分照片丢失。

除了汉学，梁神父在神哲学领域也很有造诣，是南满教区三任主教（纪隆、苏斐里斯、卫忠藩）的神哲学顾问。并在香港纳匝肋书局出版了《托马斯的三棱镜（“Vitraille Thomiste”）》，因为那时候没有神学大全中译本，他把圣托玛纳斯阿奎纳所讲述的三位一体奥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出来。梁神父还是一个优秀的退省神师，他知道如何给予听众丰厚的灵性食粮。1923，他回法国带避静，受到高度赞扬，特别是在Nancy教区。1926年为吉林教区带避静；1930年为奉天教区带避静；1931年为高丽汉城教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带避静。大家一致评价他；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超群。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梁神父待人和善，生性诙谐，始终像孩童般的正直天真，常年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走到哪里都高朋满座，青年人特别爱戴他。

梁神父还是满洲地区制作电影的第一人，但目前我还没看到他遗留下的胶片。

作为一个农学家，梁神父第一个将欧洲的酿酒葡萄引进寒冷的奉天，他写了论文，刊登在1914年《北京公教月刊》上，后来奉天教区联合四平教区、抚顺教区开办葡萄酒厂，满足教会的需求。梁神父还从瑞士引进奶羊，加工奶酪，为来自欧洲的铎兄铎弟补充营养，他还养过蜜蜂。

对于我而言，梁神父留下的《满洲帝国天主教年鉴》和《满洲公教月刊》是研究教会史的箱底资料。

1935年，梁神父开始担任奉天公教印书馆馆长，因为伪满成立后，东北天主教与关内的教会失去了共融，但教会仍需要出版年鉴、杂志、祈祷手册等出版物，这幅重担就落在梁神父身上。该馆有铅字印刷机两台，裁纸刀一台，铅字数架。从保存至今的《满洲帝国天主教年鉴》来看，当时的印刷质量已非常精美，封皮有隆骨，里面的图片分辨率很高。我从2008年开始研究教会史，当时除了《满洲帝国天主教年鉴》，一片纸的遗存也没有，我就是从年鉴开始，后来吴小新博士主持重印了《满洲公教月刊》，资料逐渐多了起来。

梁神父在满洲生活五十余年，本应在这里颐养天年并安葬于斯，但1948年10月28日沈阳解放，教区署理费声远神父考虑到老神父年事已高，恐有不测，让他去坐飞机来开沈阳去上海待命， 1949年1月又退到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香港伯达尼疗养院修养。1949 年沈阳总主教区一分为二，梁神父成为新营口教区的一员，但新中国已经不需要他这位老人回来了。在等待中的1952年他终于病倒了， 1952 年7 月 19 日下午 5 点 30 分在伯达尼疗养院安息主怀，享年83岁。

     有意思的是，我在2021年春节期间曾经在香港跑马地坟场找了一下午，试图找到梁神父的墓地而未果。“东北老乡”中我只找到了吉林教区惠化民主教的墓。直到这次整理资料才在法语文献中发现梁神父的遗体被埋在伯达尼疗养院，而我在17年跟庞乐培神父、李纪教授去伯达尼的时候，在户外，除了介绍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在这发现了新的生物物种----紫荆花外，好像没人说过这里有坟地。该疗养院也卖给了成龙演艺学院，我下次去再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