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漩涡中的育婴堂

修公爵

这段时间教会育婴堂上黑榜的事情屡有发生，我准备做一系列关于育婴堂的视频和文字，史料都选自解放后的公开出版物，用党和人民的正规出版物对抗小粉红们的大字报。

修公爵

一、福州仁慈堂
    今天我讲的第一个育婴堂的故事是福州仁慈堂，这几年来，该育婴堂上镜率比较高，目前坊间普遍传闻是这样的：
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福州群众在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群众愤怒地称为“万童坑”，人民政府下令将那些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
从目前的公开史料上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951年因为挖出“万童坑”，饶是那样，就不应该把“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了，而是就地正法了。我们先看看官修历史的记录，《仓山区志》是这样说的：
民国17年（1928)天主教仁慈堂从福州城内澳尾巷迁到仓山泛船浦。民国37年改称为圣若瑟育幼院，收容孤儿和一些孤寡残疾者18人。院内设育婴、生活、健康、纺织、教育5个小组。学龄儿童由院方安排就学。1951年底，该院由人民政府接管。
（《福州市仓山区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P464）
我们从这寥寥几个字的史志上可以看到，福州仁慈堂在运营时期本来就没有收养多少孩童，那能出来“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
如果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徜徉，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关于福州仁慈堂的控诉，都是来自一九二七年的一场教案，而非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1951年控诉1927年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孩童，让爱国群众群情激昂；2000年以后又把这些故事情节移花接木1951年这个时间节点，小粉红们又来一轮高潮。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发表边蒙的信----《福州人民对天主教仁慈堂虐杀中国儿童的控诉—揭发二十四年前大规模虐杀中国儿童的罪行—一家三代为仁慈堂挑埋死婴》，写道：
一九二六年陈老太太（福州市民）无意中发现有一壮汉每天早上挑着一个麻袋走过他家墓地，据附近乡民说“麻袋中装着都是婴儿的尸体”。她就请一个墓工暗暗跟着这个壮汉去看个究竟，结果墓工发现麻袋中果真是婴儿的尸体。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清晨，陈老太太就请了许多人截住了这个挑孩尸的人，夺下了十一具尸体，据挑孩尸者说，他家三代一直是为外国传教士挑埋死婴的，他自己已经挑了十多年了。愤怒的福州人民拿着十一具婴尸到当时的政府去抗议，但当时的政府却不受理这件事，群众怒不可抑，就冲进了仁慈堂，又在里面找到十四具婴尸。
孩子们冷天穿的单衣服，平时吃的浆糊，当时的仁慈堂里还有几十个婴孩在严寒里还穿着单衣服，吃饭时院方煮一钵浆糊，用竹片在每个孩童嘴上抹一口。
福州人民自愿捐助款项把仁慈堂接收了，改名“福州儿童家教养院”，这个教养院由福州人民办了两年，一九二九年帝国主义传教士就唆使蒋介石反动政府接收了教养院，又把教全部产业交给帝国主义传教士。
二十四年来福州人民一直把这口气埋在心头，今天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福州人民才又揭发了帝国主义这种惨无人性的罪行。
1962年出版的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出版的《福建文史资料第一辑》林翰英、郭肇民两人关于福州仁慈堂的回忆录。
林翰英老先生在1927年陈老太太领人冲进仁慈堂的时候是閩侯地方检察厅的总务值日书記官，他在问中写到：
福州南門外斗中街有“仁慈堂”一所，系清光緒年間西班牙籍天主教神甫所創立。对外宣称仁慈，凡貧苦人民无力喂养的嬰孩或弃嬰，該堂都加以收容。堂內有教堂、修道院、乳嬰所、办事室、寝室等。一九二七年前后，常有西班牙修女（俗称师姑）三人出入其間，年皆四十上下，身穿靑色大領衣，外出时，头覆洁白紗布，直垂至腮下。“仁慈堂”内不雇教外之人，仅見几个女役从事內中勤务，都是被收容成长的女嬰充任。該堂素不与邻里接触，其与地方政府公事往来，皆托由法国領事代办。
长期以来，斗中街居民常見有人从堂内边門挑出簍担，行踪鬼祟，均疑有异，但懾于帝国主义者势力，未敢过問。一九二七年春天，正值大革命浪潮震蕩福州，群众反帝爱国热情高涨，一月十四日晨，群众又看到有人从堂內挑出簍担，待其行約数武，将近城边街口时向前阻止，揭开簍盖，发現內貯裸体女嬰尸体十二具，有的是初生数月的嬰儿，尸呈熟黄色，阴戶肛門均遣血迹，类似被炊致死，詢之挑担人，自称江依四，专任掩埋“死仔”（殤子）已十余年，皆挑往西北郊五凤乡馬鞍山上埋葬，又說，今年虎年（按一九二六年农历岁次丙寅属虎），当时为农历年底，弃女特多，死亡亦众，至于嬰儿如何死亡，尸体何故发黄，則推不知。是时路上集有三四十人之众，遂带江依四回仁慈堂欲查究竟，引起沿途群众百余人跟随到堂。該堂神父来閩已久，本会听讲福州話，但故作不懂，益加令人怀疑，一时激动公情，秩序混乱。茶亭警察分駐所急电戒严司令部和警察厅，派軍队二排和保安队一队赶到弹压，截断交通，进内不分皂白，把前列的群众抓了几个，随即押往戒严司令部，余人尽驅出，并即护送三个修女而去；挑担的江依四亦乘乱离开。
事件发生后，仁慈堂内眞象大白于社会。該堂于后面搭有一座板閣，楼低矮，屋內黑暗，所收容的嬰儿，就是臥在屋内凳子搭架的鋪板上。吃飯时，一个傻女仆用竹片往每个嬰孩的嘴上抹一些面糊，以度其命。生病更无治疗，甚至有的还沒有死，就被抛到死尸堆里去。許多孩子屁股被大小便淹得紅肿腐烂，嘴角和脸上，乾了的面疙瘩和皮肉結在一起，老鼠爬在孩子的脸上吃面糊，有的甚至連孩子的嘴和耳朶都咬掉，甚至有被老鼠咬掉中指的，惨狀实不忍諸。
事件发生后，当日下午三时，警署通知閩侯地方检察厅派員前往履勘。該厅卽派总务値日检察官郑元鼎、总务值日书記官林翰英，带同检驗員陈子波和法警一人到达仁慈堂。是时堂内沒有一人，仅医师王兆培、林鶴性几人，站在前庭談話，似系討論应如何检驗。在进行履勘时，又发現左边墙傍一堵石灰池小冷室，放些冰块，掩着孩尸二十具。有人提議，死因不明，需要解剖，但旧法检驗不胜其任，时天色将晚，卽将活着的乳婴十三个移送育嬰堂，另将年約八九岁至十零岁的女孩四十个送孤儿院收养，当場制就履勘笔录，連同孩尸三十二具带厅归案。履勘手续結束后，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金启华連夜购料瓶（卽粗制玻璃瓶），用药水把全部孩尸分装瓶中，原拟派員送往上海法医学院解剖，据該院函复，每具收費二十元，因費用无从筹划，又因医院系法国人办的，恐有偏頗，只得将尸体保存档案股，至一九四一年四月閩海初度淪陷，遂散失殆尽。
本案在当时受伪法令限制，案經軍法审理，司法机关卽不再过間，亦未至埋尸坑履勘。当場被捕之人，只知有六柱桥边理发工人一人，当肇事时肩負木椅条一张，捕后被判死刑，押赴西門圭角衕执行枪决。这人才結婚两个月，里人深为呼冤不平。其余的人，押了一段时間后才被释放。
此事发生于何应欽率国民革命軍进閩以后，在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前夕，反动軍閥官僚，辱国丧权，使堂堂中国儿女，任凭帝国主义者横加杀害，甚至杀害无辜之民以媚敌，留下滔天罪恶，故特記之。
另外一个作者郭肇民，写了一骗题为《有关“仁慈堂”案的补充》的文章，本意是为林翰英老先生的文章作补充，里面揭露了很多非常值得一读的事情：
读了林翰英老先生的《“仁慈堂”虐杀嬰儿案記实》，使我回忆起三十余年前此案发生时，我曾十分关注这事，井曾亲往“仁慈堂”察看，現就記忆所及，作三点补充。
一、一月十四日拦获和揭露江依四挑尸事，与当时社会上一妇女陈亘有关。陈亘，卽陈藕航，居住水流灣雅道巷，当时一般社会靑年称她陈二姐，当地居民称她丁大少奶。她原在私立女子法政学校肄业，在当时社会上妇女界也很活动。那年，陈亘的丈夫丁谷孙已死，埋葬在西湖邻近的山上，因而时与墓主桃桃有联系。江依四挑尸事，卽由墓丰桃桃告訴陈耳，而由陈互策动一些人拦截江依四，后又为群众扩大了的。因该事发生后，常有許多人来往于陈亘家中会商。而我当时与陈直同往雅道巷丁家祖屋，所以知道較詳。
二、“仁慈堂”案发后，将“仁慈堂”改組为“福州貧儿教养院”，有执行委員李文滨、王永楨、陈亘等人。年龄較大的女孩皆留堂教养。这些女孩因有生以来未接触外界，无知識，无文化，整天矇矇矓矓，不知有姓名，也不知有父母，更不知有国家。口里除唸天主、师姑外，一切都缺乏认識。有的被师姑名为“名乐那”，有的叫“提多米那”、“旁沙”、“古利稀”、“以米那”，甚至有“土釘”、“洗摆”等怪称号。后經教养院逐漸感化，并一一另予名字。
三、“仁慈堂”事件发生后，南街（卽今八一七北路）花巷“尚友堂”，亦曾一度被反基运动的进步靑年所搗毁。当时代行政务委員会主席方声涛害怕風潮扩大，卽于一月十八日通电漳（漳州）、碼（石碼）、泉（泉州）、安（安海）各地公安局和各县县长，略謂：“······福州南門外斗中街天主教仁慈堂，因掩埋嬰孩，发現有虐害嫌疑，彼时民众憤激，挤入該堂，致物件有失落情事，旋經派队弹压，卽复平靜······誠恐传聞失实，发生誤会，合行电达······对于轄境内外人生命財产及教会、教堂、各学校暨慈善机关，务須切实愼重保护，免生事端；如有不逞之徒，有意搗乱治安，应派队弹压解散，勿稍疏忽。······”等語。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西班牙天主教会通过反动蔣政权，令飭福建省政府将“仁慈堂”发还。原西班牙籍神甫等，仍卷土重来，在該院开設德撒医院作掩护，一直到福州解放。
从两份史料我们不难发现：
一、当时的仁慈堂婴孩死亡率确实很高，这个不容否认。根据林翰英先生的回忆，1927年1月14日当天，陈亘女士领人截获挑尸人江依四挑的婴孩尸体12具（1951年人民日报来信说11具），育婴堂内还冷藏了孩尸20具，这一天发现婴孩尸体32具。而育婴堂内活着的乳婴13人，八九岁至十多岁的孩子40人，活着的孩子是53人。生死比为32:53。
二、但数据绝没有现在粉红说的那么夸张，在1962年当事人还有的健在的情况下，从来没人提千人坑、万人坑，“万童坑”是2000年之后才有的概念。在文革之前，没人提到这件事。道理个很简单，以育婴堂的经济实力，常年抚养的孩童规模也就百八十人，几十年下来也就千八百人，说一个育婴堂内能凑够万人坑，也太抬举他们了。
三、为何有慈仁堂？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贫苦家庭生下孩子难以抚养，特别是女孩。一九二六年又赶上农历虎年，生下的女婴更是被视为不祥之物而被丢弃。如果没人收养，孩子们必死无疑。
育婴堂捡来父母丢弃的女婴抚养，用面糊喂养，而且林翰英老先生回忆育婴堂还有专职医生。但当时的经济和医学水平有限，死亡率很高。死去的孩子尸体发黄，是不是传染病？由于当时福州没有法医，也没法进行尸检。从整个福州城没有法医这件事来看，育婴堂的医疗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当代人苛责那时候的人是没有道理的。
四、“陈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郭肇民的文章说她上过洋学堂，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积极投身革命。而且郭先生说了点出了两大背景：北伐和反基运动。在大时代的风云面前，“陈老太太”领到了这场运动，但后来发展到失控，国民党反动派反过来镇压革命运动，导致一个刚结婚的理发师被反动派枪毙。
五、在这场风波后，陈老太太和其他人接手了仁慈堂，但运营两年后又交还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又还给了西班牙对多明我会，丁家少奶奶们也没继续做慈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