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岩中花树

刘幼民

作者：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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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几名大明帝国的官员看到世界地图在他们面前缓缓展开的时候，他们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帝国，并不处在世界的中央。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西洋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这幅地图，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应肇庆知府王泮的请求绘制的。光绪二年刻本的《肇庆府志》记载：“王泮，字宗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八年（1580年）知肇庆府。”（《肇庆府志》，卷一六，光绪二年刻本。）任中，主持建跃龙窦、崇禧塔、引沥水（今星湖一带）入江，后来任湖广参政，居官廉洁，焚香静坐若禅室。诗辞冲雅，书法犹丽，宗二王，善小楷，大幅草书，如龙蛇夭矫，世皆宝之，著有《山阴志》、《分省人物考》等著作。王泮为官时期，除了上述政绩外，他对历史的贡献直到几百年后才显露出来，其中，请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就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笔。但在当时，对于这幅犹如铁屋中的天窗一般的世界地图，王泮的想法非常简单，只想知道，他眼前这个洋人眼里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利玛窦是幸运的，因为他眼前这个帝国官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地图爱好者，利玛窦凭借一张地图，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位帝国官员的友谊。


　　对于利玛窦来说，中国仿佛石头，一块没有沐浴基督光辉的冥顽不化的顽石。在上帝的视野中，遥远的中国还处于没有福音的蛮荒中。这里是葡萄牙境内一个毗邻大西洋的海岬——罗卡角（Cabo da Roca），也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点、西方世界的“尽头”。这座岛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葡萄牙著名诗人贾梅士（Luis Vaz de Cam？es，c.1524—1580）的诗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原文为：Onde a terra se acaba e o mar come？a.他传说贾梅士（一译卡蒙斯）曾经到达澳门。参见洛瑞罗：《史学家之谜》。转引自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寻常人等会在这里止步；而勇敢者的旅程，则恰好从这里开始。15世纪初开始，已经相信地圆说的欧洲人不断从这里勇敢地下海，认为自己向西同样可以找到通往东方的道路。随着葡萄牙帝国的势力范围在印度、马来西亚，在亚洲各地的迅速膨胀，一代代的传教士，手捧《圣经》抵达东方，企图向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东方国度传达上帝的意志。


　　但他们的脚步在大明帝国的国门前戛然而止。这个东方帝国以石头般的坚硬对抗着岁月中的天敌。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负有宗教钦使特权的传教士沙勿略（B.Franciscus Xaverius），在靠近广东的一个小岛——上川岛上，面向着那片遥远的陆地，心有不甘地死去。死前，他绝望地向陆地的方向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第6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利玛窦则是窗户。尽管郑和船队抵达西天极地已经将近两个世纪，但随后执行的禁海政策，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几乎就是世界的全部。


　　一直到清代，还有许多帝国官员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洋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他们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禹：《世载堂杂忆》。）


　　归航的海船最先露出来的是桅杆的顶部，在船桅的启发下，西洋人逐渐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用三维的眼光看待世界，所以，他们的世界，比中国人多了一个维度。与他们相比，中国人的扁平思维，仍然像他们的宫殿建筑一样，忠实地匍匐在大地上。与此同时，哥特式教堂犹如不断升高的探针，此起彼伏地升向天空，探寻着上帝的高度，仿佛要以一个极端的立场，表达对于上帝的敬意。


　　在利玛窦展示给王泮的世界地图里，藏着他的故乡——意大利安柯那（Ancona）省的马塞拉塔（Macerata）。在这里，他开始了最初的神学修习。157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这一天，19岁的利玛窦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


　　父亲要求他的儿子继续研修法律。如果父亲实现了他的愿望，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传教士利玛窦出现在东西方历史的衔接点上。利玛窦的事业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利玛窦决定加入教会的时候，宗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83岁高龄的教皇保罗四世，已经在一声漫长的叹息中溘然离去。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空。世界正在急速变化，而利玛窦，却从欲望浮动的世俗街景中转身，走向背负恶名的修道院——那空阔、冰冷、顽固的旧日殿堂。与那些跃跃欲试的身体相比，他更热衷于沉默无语的教会和修道院，在他看来，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都是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必经之途，只有踏上这条必经之途，信仰、启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纷至沓来。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传教团，从大地终结之处出发，从海路到达印度果阿。4年后，利玛窦开始了他穿越岩石的旅程，抵达葡萄牙人已经取得居住权、处于岩石的边缘地带的小城——澳门，在那里学习汉语。他的命运会比沙勿略幸运吗？


　　对于地图另一端的景象，王泮一无所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好奇心，这样的人，在大明帝国的版图内并不多见。当时的帝国内部，延续着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的知识系统。尽管早在14世纪末，大明王朝就绘制了《大明混一图》，描述了东方人想象中的世界，10多年后，建文帝又命人绘制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并在跋中写道：“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然而，当时的中国人，目光依然内向，他们的地理知识，依然来源于1000多年前的《尚书》、《山海经》这些著作，这些古代著作对大地的描述，通过科举考试承续下来，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深信不疑。就在利玛窦向王泮第一次展示世界地图的5年后，一个未来的地理学家在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出生，他的名字叫徐霞客。他拒绝科举的诱惑，从20岁开始他的大地考察计划，纠正了《明统一志》关于西南地区水道的诸多错误，并彻底颠覆了《尚书·禹贡》中有关“岷山导江”的观念，证实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


　　这幅将中国推到世界角落里的地图，会引起中国人的敌意吗？对于中国人的敌意，利玛窦并不陌生。中国人对经验以外的世界怀有斩钉截铁的怀疑态度。关于佛郎机人的各种可怕传说在南方的海岸线上神出鬼没，他们拥有所有的恶行，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兽，专吃童男童女。在中国人的常识中，佛郎机国与狼馀鬼国对面，狼馀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佛郎机，就是葡萄牙。在中国人的描述中，葡萄牙人在吃饭时会用一口巨大的铁锅烧好开水，然后，把盛在铁笼子里的孩子放在铁锅上蒸，等到孩子浑身出汗，再用铁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这时，孩子仍然活着，在厨师的注视下艰难地喘息，厨师看火候到了，就及时剖开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内脏，将他蒸熟（“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利玛窦的传教事业，每一步都充满风险。一个小小的不慎，就可能引发中国人的愤怒，将利玛窦彻底推入死角。


　　所以，在展开地图的那一刻，利玛窦紧张地盯着王泮。王泮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他像开始时一样，被这幅地图所吸引，好像一个孩子，以好奇的目光打量世界。


　　他只要求利玛窦作一点小小的改动：把大明帝国，重新放回地图的中央。


　　金尼阁后来写道：“这位地理学家因此不得不改变他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王泮把这幅地图命名为《山海舆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王泮亲自督促刊印，“把它当作重礼，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意］利玛窦：《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利玛窦全集》，第3卷，第60页，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些“有地位的人”，包括一位名叫王应麟的镇江知府。王应麟又把这幅地图转赠给应天巡抚赵可怀，赵可怀最终把它刻在苏州的一块石碑上，同时刻上自己的序文，因他并不知道绘图者是利玛窦，故而没有刻上利玛窦的名字。如今，这幅地图没有流传下来，那块石碑也消失无踪。我们只能在光绪年刊刻的《苏州府志》上，查到相关的记载。（《苏州府志》记载：“《山海舆地图》，中丞赵宁宇刻，在姑苏驿。”同治《苏州府志》，卷141，光绪八年江苏书局刻本。）


　　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为欧洲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欧洲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正式出版。


　　为了宣传宗教，利玛窦趁机在图上的注文中，以中文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作为回报，官府给利玛窦送来一些钱物，使利玛窦得以在肇庆完成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座教堂。为了不引起佛教徒的反感，王泮建议他们用一个中国化的名字——“仙花寺”。他还送了一幅匾额，让他们挂在中堂，匾额上写：“西来净土”。


　　这座教堂没有露出哥特式建筑尖挺的外形，而是遵循了中国的建筑语法，像所有中国房子一样蹲伏在地上，质朴得近乎寒碜。尽管受到耶稣会的严厉批评，但在利玛窦看来，这是他的一个巧妙的权宜之举。


　　正是由于这一权宜之举，使那块坚硬的石头，裂开一条不易察觉的缝隙。


　　与那些漂流在小岛上、面对大明帝国的海岸线无计可施的传教士相比，利玛窦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到达肇庆，遇到了一位具有开放思维的知府，小心翼翼地建起了第一座教堂，他的传教事业，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点。他可以从这里开始，一步步地深入中国腹地，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野心，那就是：把中国皇帝，变作教会的一员。


　　然而，对于自己的真实目的，利玛窦秘而不宣。这一目标对于这个水土不服的洋人来说，无异于蚍蜉撼树。此时，利玛窦并不知道，当他向中国人艰难地宣传他的宗教的时候，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却在遥远的江南延续着它的旅程。这里是上海徐家汇。晚明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亦安葬于此，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会合处，故得名“徐家汇”。1597年曾经在乡试中高中解元的徐光启，在随后的会试中名落孙山，只好回到老家上海，一面开馆教学，一面静心读书。就在这段宁静岁月中，应天巡抚赵可怀手里的那幅《山海舆地图》，突然为徐光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徐光启意识到，在那幅地图的背后，是一个与华夏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系统。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相对，早在古希腊时期，即公元前600年至200年，古希腊人就提出世界是个球体。（［英］杰里米·哈伍德：《改变世界的100幅地图》，第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古罗马帝国的臣民、出生在上埃及的托勒密在他绘制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中，地中海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和近东的轮廓，与现在的地图几乎没有差别，只有细微的遗漏和误差，只是在当时，托勒密和所有欧洲人一样，不知道美洲的存在。当世界的形象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一步步演变到16世纪初，1507年，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在瓦尔德塞弥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所绘的那幅著名世界地图，美洲终于出现，人们头脑中的世界，终于连成了一个整体。有人猜测，利玛窦展现在肇庆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图》，正是以瓦尔德塞弥勒世界地图为蓝本。


　　张岱后来很可能就在苏州的那块石碑上看到《山海舆地图》。周旋于读书与享乐之间的张岱，对于这幅地图不屑一顾：“《山海舆地图》，荒唐之言，多不可闻。”（张岱：《石匮书》，重印本，卷320，第207页。）然而，利玛窦所描述的海外世界，却令热爱夜航船的张岱神往。“张岱对利玛窦笔下所写的欧洲很感兴趣：西方人用阳历，而非阴历。交易通货使用银币，喜爱玉和宝石的人并不多。……欧洲有机械钟，每15分钟敲小钟，整点敲大钟——利玛窦带了几座自鸣钟当贡品。……张岱记载，西人有一种横摆的琴，宽一公尺余，长近两公尺，内有70条弦，以精铁铸成，弦与琴等长，连接到处部的键盘……”（［美］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第9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与他带来的西方文明在明代士人中所引起的好奇相比，利玛窦的传教事业进展十分有限。1589年，利玛窦被新任总督刘继文驱逐出肇庆。利玛窦应该庆幸他在王泮执政期间抵达这里，如果他在一开始就与刘继文相遇，那么他将会像沙勿略一样，无法涉足这块土地。利玛窦心情黯然地移居韶州，1595年5月，又从韶州北上，向大明王朝的南方首都——南京前进。


　　在南京，利玛窦得知他在广东时的朋友徐大任已经在这里升任工部侍郎，利玛窦曾经送给他一个天球仪和一只沙漏。于是，利玛窦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换上一身士人的衣服，备好了礼物，迫不及待地求见徐大任。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


　　金尼阁写道：“利玛窦以奉承的方式回答说，他非常想看到他，为此他从兵部侍郎那里取得了旅行南京的护照，并且说他想在他的特殊保护之下在城里建立一个驻地。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听这话，吓得要命，他先倒抽一口冷气，然后大声嚷叫，告诉他的客人说，他到这城来是打错了主意。”（［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利玛窦从徐大任的表情中看到了自己的绝路，这位明哲保身的官员不仅没有给利玛窦提供丝毫的帮助，反而决定将利玛窦立刻轰出南京。利玛窦的命运，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似的转折。


　　利玛窦的地图，无法记录他旅途的艰辛。在地图上，从南昌到南京，只需移动几厘米；在现实中，进入南京这座石头城，竟比登天还难。


　　利玛窦的事业再度陷入低谷，连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中国这块坚硬的岩石，令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这个帝国，已经成为一个至为严密的体系，一块质地均匀、密度极高的岩石，拒绝任何成分的改变，一个外部的力量想要进入它的内部，成为它的一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改变它的性质。就连利玛窦的朋友李贽，也对利玛窦传播天主教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尽管明朝这位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本人也对正统的儒家学说持批评态度，但他认为天主教取代周孔之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李贽在自己的书中不客气地说：“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李贽：《续焚书》，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这个受耶稣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面对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他此时的心境会是怎样？年轻的意大利人在油灯下写信，讲述他的无奈与寂寥。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曾在修会的章程中规定，修会的上下级之间必须经常通信，以便在欧洲总会的耶稣会士们能够了解远方传教的进展以及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然而，对于这些身在异国、孤立无援的传教士来说，写信似乎更是一种内心的需要。他需要与人交谈，即使他看不见对谈者的脸，写信，就是这样一种交谈方式。尽管茫漠的海洋延缓了谈话的周期，他的话，要过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才有反馈，但对方是存在的，他不是对着一片虚空在说话，这多少令他感到踏实。他的倾谈对象，是耶稣会的教士们，一些与他同样寂寞、贫穷而坚韧的人。在他看来，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有他们，能够听懂自己的语言。


　　然而，利玛窦没有死心，他不愿意再退回到自己的原点——广东，于是退至不远处的南昌，寻求着返回南京的机会，没想到在那里，一住就是3年。那3年中，利玛窦绘制了另一幅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这幅地图无论是刻本还是绘本，现在都已失传，但有一种摹本保存在章潢的著作《图书编》中，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摹本之一。


　　章潢，利玛窦在南昌结识的新朋友，南昌人，明代理学家，名闻海内的王学大师。那一年，他已经68岁。《明史》在评价他时，说他从小到大没有讲过一句不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没有结交过一位不好的朋友，也没有读过一本不好的书。（“自少迄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目无非礼书。”《明史》，卷171。）时任庐山白鹿洞书院山长的章潢甚至安排利玛窦这位西方人登上了白鹿洞书院讲堂，宣讲西学。通过章潢，利玛窦结识了众多的民间士人，包括一大批“东林党”人。这些民间士人对利玛窦的宗教兴趣寡然，对他传播的科学的魅力，却无法抵御。这使利玛窦确定了自己利用知识来传教的策略。“他确信：在荒野中，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这一次，利玛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在这里，他又见到了时任江苏总督的赵可怀，并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在他们相处的几天中，赵可怀与利玛窦长时间地谈论数学和西方文明。为了使利玛窦有一种亲近感，赵可怀甚至将自己的房间布置成近似礼拜堂的样式，以便利玛窦居住在这里能做祈祷、读每日的祈祷书。（［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40页。）3年之后，这位视野开阔的官员，在任湖广巡抚期间，因得罪楚王朱华奎，遭楚王宗人府官员殴打致死。


　　在南京，利玛窦又完成了一幅《舆地山海全图》。这幅世界地图是他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完成的，对以往的世界地图作了修改。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就这样在利玛窦的引导下，一点点地展开。


　　吴中明刊刻的这批世界地图，有一个忠实的读者，他，就是徐光启。


　　1600年，新世纪来临的时候，39岁的徐光启由上海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途经南京时，他决定前往拜会这位让他崇敬的西洋传教士。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包罗万象，既有东西方道德伦理内容，又有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问题。我们无法判断徐光启那时受到利玛窦多大程度的影响，只能通过徐光启后来的记载，知道在他心中，利玛窦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跋二十五言》，见《徐光启集》，上册。） 。那时利玛窦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比自己年轻整整10岁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帝国的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在自己以后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一年，徐光启的科考再度以落第而告终。当他回到南京，准备再度与利玛窦见面的时候，不久前经历过一次进京失败的利玛窦，与刚从澳门来的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同行，毅然开始了第二次前往北京的行程。他们相向而行，却错身而过。相遇是一种巧合，但只要相向而行，这种巧合终会发生，只是在此之前，他们还都需要经历一些曲折，无论对于徐光启和利玛窦，还是对于中国与西方，都是如此。利玛窦希望这一次能够叩开紫禁城的大门，为这个国家的神圣君主施洗，那样，他的传教事业，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整个大明帝国，才能真正被上帝的光芒所照耀。他为中国皇帝带去了数十件贡品，其中包括一座大自鸣钟、一幅绘制精美的圣母像，一台西洋琴，而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则是一册《万国图志》。（利玛窦奏疏见黄伯禄编：《正教奉褒》，第5页，上海：上海慈母堂第3次排印，1904年。）
　利玛窦或许并不知道，在道路的尽头，帝国的金銮殿已经如废墟一般荒芜，大臣们已经找不到他们的皇帝。除了疯狂地炼丹，在后宫隐身的万历已经变成一堆行尸走肉。这个以光明命名的帝国，正向黑暗的深渊，跌落。

　　公元1601年1月25日，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历尽劫难的利玛窦终于向浩瀚的宫殿走去。那些紧扣的门，终于为利玛窦一一打开，宫殿仿佛花朵，在利玛窦的眼前一层一层地开放。在花芯的位置上，坐着孩童一样无辜的中国皇帝。利玛窦把封面烫金、装订精美的地图集《地球大观》送给万历皇帝，告诉他，从这部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他从西方来到中国途经的路径。


　　那条逶迤的路，终于伸进紫禁城的内部了，但是，到达这里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距离他的目标，更远了。中国皇帝不需要十字架，更不需要世界地图。中国皇帝只需要一个修表匠。宫殿修改了利玛窦的意义，使他的价值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偏移。


　　利玛窦被一层层的宫墙所围困，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此时，他不会想到，如同他的地图在帝国内部的旅行一样，他的那些信件，也在欧洲引起广泛的回响。随着国际邮政服务的兴起，明信片在欧洲流行起来，许多明信片上都印着中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在西方视野中，有关中国的信息逐渐凝聚成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形象、一种真切的观念力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尺度、一种视角、一个无法超越的“他者”。16、17世纪，几乎在欧洲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结集出版的耶稣会士的东方书简。中国书简已经开始以“新闻简报”的形式，在欧洲所有县团级以上的地区广为传播。人文主义者们——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些信息的声援下，完成了关于中国的科学性的总结著作。


　　法国思想家蒙田1581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本中国书；印的是奇怪的字，书页材料比我们的纸要轻得多，更透明，而且，因为纸不能经受墨汁，只有用一面印字，书页是双的，外沿边叠起，连在一起；他们认为那是用某种树皮制成的”。蒙田用一连串复杂的法语描述的，正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线装书。此后，蒙田在一篇名为《谈马车》的随笔中谈到中国时，语气中依然充满惊奇与惶惑。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英国的海盗舰队历史性地打败了由132艘巨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双方制海权此长彼消。这一年，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返回欧洲，对中国的回忆与怀念伴随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故乡的田园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时光。与此同时，隐居在法国波尔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想家蒙田，默默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随笔集》。


　　在宗教统治下禁锢已久的欧洲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国。中国，于是以一个强大的“他者”形象，令整个西方世界自惭形秽。耶稣会士们似乎没有想到，他们的“东方来信”，将他们所信奉的《圣经》置于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可回避地呈现出来：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创造了伟大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对于一向自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这一常识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作为对于这种刺激的反应，他们对教会的仇恨更加势不可挡。于是，耶稣会士制造的舆论，刚好被启蒙主义者加工成刺向教会胸膛的利刃。启蒙与理性，由此占据了西方的历史舞台，而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正是对这种理性精神的最佳注解。


　　然而，利玛窦带来的礼物，在岩石般的帝国内部产生的回响却十分有限。尽管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令他们惊奇不已，但它们并没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西方巨变的波幅，在漫长的传导中被削弱为零，中国皇帝丝毫没有与世界核准时间的意图，也不准备根据经纬线调整自己的坐标。那些纵横交织的经纬线，并没有像利玛窦期望的那样，变成使不同的大陆肌体相连的血管神经。很多年后，大清官员杨光先仍然在一篇名为《不得已》的檄文中，对曾受顺治皇帝恩宠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发出如下质问：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参见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第26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文明意味着限定性。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为不同的文明系统提供了新的检验尺度，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通过其他文化来检验自身。西方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东方文明的启迪之下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反过来，传统的强大却使中国人染上了文化自闭症，对体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而文化误读，当然是这种反应的直接症状。


　　即使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帝国，变量仍然是存在的。在成群结队的聋子中间，李贽是罕见的倾听者，他听懂了利玛窦述说的每一个字符。他早就对中国居“四海之内”世界中央的说法提出过质疑，所以，他当年从利玛窦口中第一次听说“天体若鸡子（即鸡蛋），天为青，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游居柿录》卷四第一O二条，载《珂雪斋集》。）时，大有找到了同志的感觉。1603年，这位中国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门板上，由御林军押解，悄无声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狱中从侍卫手中夺过剃刀，一把插在自己的脖子上。


　　无独有偶，就在利玛窦抵达北京这一年，一个名叫冯应京的帝国官员也被押解到京。冯应京，湖南一位廉洁的官员，在这个道德底线已经崩溃的帝国内，仍然坚守着他内心的准则，他为官清廉，铁面无私。在劣胜优汰的官场环境中，冯应京因为第一个上书弹劾湖广的收税官陈奉而身陷囹圄。然而，押解至京，却给了他与利玛窦相识的机会。当他听说利玛窦已经到达北京的消息时，立即让自己的学生前去拜访他。利玛窦立刻急匆匆地赶到冯应京的囚禁地，狭小的狱室内，他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分别时，他们已经成为莫逆。


　　利玛窦又开始专注于他的地图了。那个广阔的宏观世界，现在已经成为他内心中精妙的微观世界。利玛窦把自己绘制的《世界舆地两小图》（doi mappamondi piccolo）送给冯应京，冯应京如获至宝，这份地图后来被他刻版，广为发行。


　　1604年，那个名叫徐光启的士人仍然在科举的道路上锲而不舍，一年前，他在南京接受了传教士罗如望的洗礼，成为有举人功名的天主教徒。仿佛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终于，芝麻开门，4月13日发榜之日，徐光启从密密麻麻、共311人的进士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列第88名。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虔诚地祷告。在老师黄体仁的推荐下，徐光启进入翰林院，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604年，冯应京仍在监狱服刑。但他对“天学”的痴迷不改，认为它是“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不是虚无高蹈的假学问。在狱中，他为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作序，我们今天能够从辽宁省博物馆找到它的藏本。这幅地图为纸地版刻墨印，填着彩色，共8幅，高2米，宽4.42米，在晚明被辽宁都指挥司所有，有可能在明朝军队对后金的战斗中起到过作用，后被努尔哈赤缴获，藏于沈阳故宫。本来贴在内府翔凤阁屏风之上，1949年从屏风上揭下来，重新装裱。（王庆余：《记新发现的明末〈两仪玄览图〉》，转引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56、1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冯应京还将利玛窦在南京时所写的伦理学著作《二十五言》酌加润色并付刻。这一年的十月，万历皇帝因为对一场星变的迷信而释放囚徒，释放者中，包括冯应京。研究“天学”真相的冯应京的命运，因迷信而扭转，这仿佛是历史的玩笑。当冯应京走出牢狱时，他看见一个人，身穿官服，站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他，就是刚刚入仕的徐光启。


　　1606年秋天，徐光启对利玛窦来京以后著述甚少表达了不满，意在以基督教归化中国的利玛窦，似乎正被中国所归化。宫殿仿佛钟表，它内部的每一个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连利玛窦这样的西洋传教士也不例外。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把他们带来的所有新知识都吞噬掉了，他们的科学，最终只能作为一种技术活儿，成为钟表的润滑剂。


　　一天，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到几何学，谈至兴奋，他们立刻决定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对于一个只会背诵四书五经的传统儒生来说，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利玛窦对徐光启说，这部著作十分难译，连他自己几次努力都坚持不下来。徐光启说：“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又说，我们回避困难，困难自然发展壮大；我们迎难而上，困难就会退缩。我们一定会成功。（“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徐光启：《译〈几何原来〉引》，见《徐光启著译集》，第5册，第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此时的利玛窦，尽管备受争议，但利玛窦与徐光启还是迎来了彼此合作的黄金时期。


　　将利玛窦带来的与中国传统迥异的天文学和地理观输入坚硬的岩石，使它们像血液一样在岩石的内部流动，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业，在明朝有多大的成功率。徐光启、冯应京和利玛窦，三个人的生命从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那一天开始，西方科学如汁液般一点点在这块岩石中渗透，包括地圆说、水晶球体系的宇宙学理论、经纬度的测量方法、五大气候带的划分、以投影的方法制作地图、世界地理新知识与大量地名的汉译等等，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五大洲当时的译名——欧逻巴、利未亚、亚细亚、亚墨利加和黑瓦蜡泥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知识谱系中，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等名称，第一次为中国士人所知悉。利玛窦世界地图与今天的世界地图的重要区别，还在于他在地图上写了大量注文，介绍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世界的面目，因此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清晰起来。除佛学自魏晋时期传入以来，明清之际西方“天学”的传入，是中国的学术思想与域外学术的再一次大规模接触。


　　1607年春，徐光启将一部他认为其价无限的科学译作交付刻印，这部书，就是《几何原本》。


　　此后，二人又联合翻译了《测量法义》。一株美丽的花树，就这样把岩石当作土壤，在石缝间悄然生长。


　　就在他们准备在引介西学领域一展宏图的时候，徐光启收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他只能告别利玛窦，回到上海老家守孝3年。就在3年期满，徐光启准备回京，与利玛窦继续合作的时候，另一则噩耗不期而至——利玛窦离开了人世。


　　利玛窦的一部中文著作是《畸人十篇》。1610年，这位在《畸人十篇》中劝导中国人平和对待死亡的西方传教士，平静地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5月11日，58岁的利玛窦在重病7天之后，要求行临终涂油礼。他仿佛对自己的大限了如指掌。耶稣会在场的4位成员请他做最后父亲般的祝福，他分别单独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继续实践宗教的德行，并说，这会儿的感觉是再好不过了。他对神父们说：


　　“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


　　又嘱咐说：“要对欧洲来的神父始终关心和仁爱，不仅像你们平常的那种关心，而是要特别爱护，使他们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他们在国内时从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种安慰。”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6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慢慢闭上眼睛。夕阳的余晖涂抹在他的脸上，把他变成一幅油画，那种在宗教绘画里常见的侧光，使他瘦削的面孔轮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这幅油画里逐渐定格，定格，不再醒来。


　　16世纪和17世纪，整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处在一个共同的拐点上，拐点的出现，与利玛窦的到来密切相关。热衷于世界地图的利玛窦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只是他的地位，与他所希望的，判若云泥。


　　倘以最简短的语言总结利玛窦的一生，那就是：错位。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梦想与现实、目的与结果的错位，而恰恰是这样的错位，成就了利玛窦一生的英名。


　　利玛窦寄回欧洲的书简，旨在加强与耶稣会的联系，而这些书简所携带的大量中国信息，却为欧洲启蒙主义提供了论据，使教会的势力变成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山；而在中国，他试图借助西方科学的征服力来传播西方宗教，而大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在被他的科学打开了一扇窗的同时，却对他的宗教感到漠然——直到利玛窦去世的时候，整个大明帝国的基督教徒也只有区区几千人——不知利玛窦是否想到，有妾是晚明士大夫考虑受洗入戒的最大障碍，因为该行违反“十诫”。因此，教徒的影响远远比不过科学的信奉者，在万历朝至天启初年的进士和考官当中，已知对西学抱持友善态度者，要远超过拒斥之人，在他们当中，东林党人更占多数。（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1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遗憾的是，徐光启所开辟的科学主义传统，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革命，民间知识分子仍然身陷党争，对科学的关注却仅限于兴趣，对理性精神的启蒙却始终气若游丝，未能把中国引入工业革命的轨道。当培根在启蒙主义影响下，为17世纪以后欧洲科学思维开启了一条以实验哲学为基础的道路，培根的同时代人徐光启却在板结僵硬的帝国内部苦苦求索。如同汉代的张骞一样，徐光启也是凿空者，只有过张骞是地理上的凿空者——他打通了丝绸之路，而徐光启是科学的凿空者。他凿壁偷光，那光源，就是来自利玛窦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然而，历史的限定性毕竟是无法超越的，如陈乐民先生所说：“与培根相比，徐的心境何等的不同：一个关注明天，一个戚戚于君父天恩；一个正跨越近代，一个囿于古世。二人生当同一世纪，却有古今之别。”16、17世纪之交的西方与中国，通过利玛窦实现了信息互换，而双方的敏感性，却截然不同。“假如徐光启先生在16世纪的伦敦，也许他会成为培根；假如培根先生在16世纪的上海，他也难免成为徐光启。论才智，光启不弱于培根，只是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文明阶段完全不同。至今，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人人皆知；徐光启超前的思想和警语，即在吾国中人，又有多少人知晓呢？”（陈乐民：《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启》，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4卷第1期。）


　　利玛窦在生命最后时刻没有说完的话，是一句来自《圣经》的格言：


　　一颗种粒如果没有落在地下，就永远只是一颗；如果埋进土里，就会萌芽、生长，孕育出更多的种粒。（原话为：“直到那颗麦粒掉落在地上……”见［美］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余三乐：《徐光启与利玛窦》，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