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反教谣言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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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作者简介】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晚清70年教案频发，许多重大教案几乎都因谣言而起。上海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传闻于市井的谣言很多，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了洋教及传教士，不过上海却没有因为此种谣言而发生教案，其中缘由众多，最重要的莫过于上海对于谣言的消解能力。
【摘 要 题】社会·经济
【关 键 词】上海/谣言/教案/消解
【正 文】
    谣言古今中外兼有，可以说它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现实生活中谣言无处不在。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注：《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41页。）。也就是说谣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别有用心之人凭空捏造而成。如果谣言针对个人则是诽谤，谣言有对当事人造成精神或者物质损害的情况发生，则当事人有权提出法律诉讼，如果法官判定诉讼成立，那么造谣者必须担负法律责任；如果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则需要担负更重的法律责任（注：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必备法条第二章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另，侮辱罪、诽谤罪（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是指：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针对个人的谣言无非是伤害了少数人而已，如果是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谣言，尤其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谣言，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以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震荡。晚清因谣言而起的一系列教案便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荡。
    自从清道光22年基督教获驰禁以来，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其利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权利在中国征用土地建立教堂，他们在中国所获取的行动自由非未获驰禁前其先辈所能比，此种情况之下因行为嚣张而引发教、民之间的摩擦势不可免，整个晚清70年教案频仍始肇于此。近代上海发生的青浦教案、徐家汇教案就是因西方传教士漠视当地法令及人权和财产权而引发的。不过晚清所发生的教案却多因谣言而起。本文暂以中华书局版《清末教案》以及《教务档》、《清季教案史料》、《教案史料编目》中的量化数字为参考。苏萍所著《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以结案为准认定清末重要教案有344起（注：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这些教案中有202起和谣言有关，占总案数的58.7％，谣言内容分为12类。下面转引两个表格：
    表1　反教谣言内容分类


内容                        案数     比例
采生折割                    48       23.76%
诱奸妇女                    20       9.90%
诬教民为匪                  16       7.92%
迷药                        14       6.93%
投毒                        12       5.94%
冒充官员名义发布反教檄文    7        3.47%
剪辫                        6        2.97%
诬教堂藏军火                5        2.48%
教堂大门紧闭起疑            4        1.98%
诬传教士刨挖坟茔            2        0.99%
冒充西方使节发布反教檄文    2        0.99%
内容不明                    66       32.67%
合计                        202

    资料来源：《清末教案》、《教务档》、《教案史料编目》，转引自《谣言与近代教案》，第32页。
    表2　反教谣言地区与时间分布表

内容           地名                                                 年份
采生折割       福建 江苏 安徽 湖南 四川 天津 蒙古 广东 江西 湖北    1862 1870 1875 1884 1891 1895 1902
诱奸妇女       山东 福建 江西 四川 河南 直隶 河北                   1868 1870 1875 1878 1884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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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教民为匪     湖南 安徽 江西 四川 贵州 浙江 福建 江苏              1862 1864 1869 1874 1885
迷药           云南 广东 四川 安徽 江西 福建 湖南                   1862 1868 1870 1872 1878 1884 1895
投毒           湖南 福建 台湾 广东 湖北                             1868 1870 1871 1878 1888 1895 1902
冒充官员造谣   四川 山东 江西 广东 湖南                             1876 1884 1898 1902
剪辫           湖南 江苏 安徽 浙江 北京 直隶 山东                   1878 1888
诬教堂藏军火   长春 云南 广东 贵州 四川 江西                        1884 1898 1899 1901
大门紧闭起疑   热河 江西 天津 湖北 浙江                             1862 1865 1870 1884
冒充西方使节   福建 江西                                            1873 1874
诬传教士挖坟   台湾                                                 1868

    资料来源：《清末教案》、《教务档》、《教案史料编目》，转引自《谣言与近代教案》，第32页。
    从表1可以看出反教谣言五花八门，而且有些传谣骇人听闻。例如采生折割，如1887年山东兖州士民揭贴“洋教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以为配药点引之用。同治庚午年间，天津百姓共杀法国领事一案，即此事也”（注：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58、145页。）。又如1894年彰德府内黄县告白云：外国洋人雇觅讨饭等穷人，诓拐中国小孩，得一个额外赏银数两。拐去小孩将心挖去，不知作何使用，害死小孩无知多数。再例如诱奸妇女，则更是子虚乌有，荒唐至极（注：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58、145页。）。就连一些朝廷的高级官员也认为洋教淫秽不堪，湖南巡抚陈宝箴竟认为布道就是“每令妇女诵经侍坐密室”（注：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陈宝箴上沈中丞书》，光绪十四年戌子仲夏图书集成局印。）。
    从表2可以看出因谣言而起的教案涉及范围很广， 多数省份都有类似的教案发生，江苏境内因谣言而起的教案有三种：采生折割、诬教民为匪和剪辫。那么这些教案有没有严重地大面积波及到上海呢？下面列举两个案例。
    　　　　1876年的剪辫恐慌
    1876年6月以来，沿及扬州、镇江、常州等城镇乃至苏州，谣言四起，剪辫不已，城乡彻夜不眠，鸣锣示警，巡查设岗，民心不稳日重，官府妄捕无辜、贼人乘机打家劫舍、谋财害命的现象屡有发生，一时间社会严重动荡。各地官府屡有拿获所谓剪辫匪犯，经过盘问有供认所谓得生人之辫，分插木头之上，练以符咒，可化为兵等。沈葆桢推论“其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与天主教并无干涉，惟该匪到案必供出自教堂”（注：《沈文肃公政书》，卷6，第67页。）。匪犯的诬告导致一位中国神父和八名教民被杀，长江中下游地区镇江、无锡、苏州乃至上海同时发生了攻击天主教及其机构的骚乱事件。
    　　1891年的长江教案
    1891年3月底4月初哥老会突然向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天主教堂发起了攻击。从3月底扬州闹事开始，整个4月安徽芜湖，江苏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湖北武穴等城市教堂都遭到了攻击（注：《益闻录》，第1074号，1891年。）。而这些攻击教堂的案发原因皆是谣言所致。如4月25的丹阳闹事，有人见教堂墙上挂一只蜜蜂箱，造谣说里面有人心人眼，然后煽动众人纵火烧堂。
    之后，8月25日又有宜昌教案发生。 至于案发原因按照时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的奏报来说，“此案朱金发因游姓失孩寻觅，误信乱传，怀疑逞愤，不服弹压，同众打闹圣公会圣母堂，以致人多相挤，翻倒洋油引燃起火，并打闹天主堂以致灶内起火，延烧圣母、天主各堂，事明并无预谋图财情事，亦非挟仇有心放火”（注：《张之洞全集》卷31，奏议31，第825页。）。这样在张的眼中，教案发生原因无非是有人因为丢失孩童，然后听信谣言，引祸教堂而已。不过在洋人看来，此案绝对是预谋而成。案发当时，有传教士Cockburn正在岸边船上，他就发现整个放火过程既迅速又准确，每个人的任务似乎事先已经安排妥当，就等有人下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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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刊登了一篇目击者亲历的文章曰：修女抚摸幼孩，并未施药，二孩即奔至家中。修女未在意，继续行走。讵行未远，而多人拥至，谓：汝等女拐，以迷药迷孩，逼修女去孩家，及至，见二孩鼻孔耳中有药料。初五、初六两日，亦匪徒焚堂时，两名外国人自趸船拥望远镜观看，见有人身穿绸衣，手执红旗在场指挥。
    长江教案的发生，大多因为谣言而起，而谣言内容无非是教堂迷拐幼童、偷心挖眼之类。而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哥老会故意制造和散布的谣言而已，预谋教案的目的就是劫取财物。以上两则教案是晚清时期发生在长江沿岸的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案发原因皆是谣言。教案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几乎长江沿岸的各大城市都有波及。这些教案一般自西向东扩散，直至常州、无锡和苏州，然而影响力到达苏州之后却很少会波及上海，即使波及了上海，规模和影响也很小。按理说，同属长江流域，上海与沿岸其他城市如苏州、常州、镇江等城市交通、消息也颇为方便，这些教案既然能大规模波及常州、苏州等城市，那么上海断没有不受大影响的可能，可是为何事实却并非如此呢？
    1873年6月15日（阴历）的《申报》上有这样一则《墙上冒血》的新闻：
    老北门内侯家浜地方有一老虎灶，设浴盆数处以供澡洗。昨有二人入浴室者，方在解衣就浴忽见墙上冒出红水，飞溅遍身，其赤如血。正惊异间，而连接之墙亦均冒血点，满地沾濡几成血池，行人闻言环视，实系墙上冒出无疑，浴室议将此墙拆毁以觇其异。乃砖石卸出，仅有灰泥，毫无血污形迹，众皆骇怪莫解。其主何吉凶历观史册所载，有天雨血之变，有地涌血之变，今墙根冒血是亦地中涌血之类也。若云主何吉凶请俟精于占验者。
    紧接着第二天《申报》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论谣传墙上冒血惩办事》的文章：
    昨日报中所载墙上冒血一事今已得其详细，故复述以见传闻之未可尽信也。前十三日傍晚，北门内侯家浜有溧水人开设老虎灶之茶馆已有多年，兹因天势另设汤盆以为客人洗浴之所。有客正在洗浴，忽大声曰浴池砖墙出血甚多。而由浴处跑出吃茶诸人，群相惊骇，前往观看传及街邻，愈聚愈多，登时将砖墙拆毁，毫无踪迹，店主阻拦大被欧辱，并老虎灶头亦被打毁。远近相传，老少皆至，嘈杂不堪。店主无知如何。叶邑尊以乡愚无知，若遵例照办未免法重情轻，仅将首倡讹言之人枷号示众，并将行凶打伤店主之人一责七百板，一责六百板，其余释放回家。……吾因之有感矣，若使道光末年粤西疆臣以及州县各官能如叶公之用心，如叶公之勤敏，当洪秀全算命卜卦谣言惑众之日而有？司官即能访捕不过费十数差役之力便可拿获。及至金田起事之后，所聚仅数百人，而疆臣若能飞章入告，亦不过调集千兵即可扑灭，乃有司偷安于前不能及？……粤西之事可不深以为戒哉？况上海为西方杂处之区，各国聚焦之地，岂可令妖言惑众之徒稍行得志？若非办理迅速严行禁止无论，效尤者必至纷纭，即传之他处亦属不成事体。……如叶公之迅速惩办，使他人不敢效尤，不但保全今日造谣之性命，而且保全异日造谣之身家者多矣。吾更有望于叶公者曷不将律例所载妖言惑众罪名榜示通衢，使无知好异之人见而知警，不至又有继起于后者，未必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之一道也，未知有识者以为然否？
篇文章说的是某浴室墙上冒血的事情，据推测认为属于地中冒血现象。文章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叙述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
而第二天的文章就截然不同了，文章题为《论谣传墙上冒血惩办事》，不但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和结果，而且就墙上冒血的谣言进行了一番议论。作者先是描述了墙上冒血事情发生的由来和经过，然后点出知县大人叶邑尊前往勘查发现事属谣言，并且叙述了知县大人如何惩办造谣生事的人。紧接着作者开始假设：“云若叶邑尊者可谓念切民瘼、随处留心、办事勤敏者，矣使当传闻之时以为此小事耳，何必关心？一存此念必不速行查勘，谣言四起各处流传尚不知添砌几多，言语骇人听闻。”作者如此假设，有两层意思：一是谣言无小事，二是如果以为谣言事小，听任谣言发展，则会酿成巨祸。作者点出了本文的重点，“况上海为西方杂处之区，各国聚焦之地，岂可令妖言惑众之徒稍行得志？若非办理迅速严行禁止无论，效尤者必至纷纭，即传之他处亦属不成事体。又况人心好异，平正之事视为故常，怪诞之事喜为新奇，行者谓可仿照而行，传者不妨妆点而传，即令不至酿成巨祸，而杀身之罪在所不免。”最后作者指出了制止谣言、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律例所载妖言惑众罪名榜示通衢，使无知好异之人见而知警，不至又有继起于后者，未必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之一道也”。
在作者看来，上海的地位尤为重要和特殊。上海是四方杂处之区，有众多洋人居住，各国的机构、教堂遍布，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国际纷争，引祸国家。这样重要而且敏感的城市，怎么能让谣言惑众之徒稍行得志呢？
作者的态度大概也是清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态度。鸦片战争以来每有国际纷争，无论理在哪方吃亏的总是中国政府和百姓，注意一下晚清发生的一系列教案，无论是否因为谣言而起，最后吃亏赔款的全是清政府，如上海的青浦教案，天津教案等。克制或者“羁縻”是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不过此种“羁縻”的政策在各地执行的力度有所不同，这和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地方官员的观念不无关系。
以上关于“墙上冒血”传言的新闻其实直接反映了近代上海谣言得以消解的全部过程。先是有谣言出现引起人们注意，出现街头议论纷纭或者流传的对象，然后上海的报业，尤其《申报》等影响力大的报纸会客观地刊登此类谣言得以发生的来龙去脉，紧接着报纸会跟踪刊登事关此谣言的评论文章以及有官府参与而判定的结果。由于谣言的客观流传的事实得以充分公布，自然会引发人们自身的判别；继而发生的评论则会给人以启示，引导人们的判别和对谣言真实性的揣测；最后有官府参与而判定的权威结果，则会促成全社会范围内否定谣言的真实性，从而达到了对谣言的消解。
上海拥有中国最大的租界，这个城市的最大特点便是华洋杂处，洋人充斥。上海不但是当时中国最发达和开放的城市，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西方的生活方式、先进的城市管理制度、先进的技术都得以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城市展现。西风东来，电灯、电话、电车、火车、汽车、煤气灯、自来火等新式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具几乎都首先出现在上海，经过几十年的中西交冲，上海人逐渐适应和接受了西方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并且逐渐开始追逐西方文化。比如赛马，自从英国人将赛马带入上海，上海人便逐渐积极参与其中。西方宗教的进入，上海人并没有像一些内地省份那样排斥。
1842年基督教驰禁之后，天主教在上海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晚清时期，许多天主教修会（包括女修会）和外方传教会都向上海派遣传教士，并在上海建立了各自的传教机构，上海已不仅仅是江南传教区的中心，而且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中心。此外基督教在晚清时期的发展同样也非常迅速，它们在上海除了建立教堂、发展教民，而且还兴办教会学校和医疗机构。总之，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上海发展颇为成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教民，其影响日增，人们对其了解也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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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事业的过程中，难免会和当地人发生摩擦，例如青浦教案和徐家汇教案。不过总的来说，晚清70年上海除了这两次严重的教案之外并没有其他重大教案的记录可查。而上述两个教案都是发生在驰禁初期，当时由于传教刚获驰禁，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传教活动还没有走上正轨，其或不尽了解当地民情和法令，或利用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与当地人发生摩擦也在所不免。不过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事业的展开，以及其将传教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传教方式，他们与当地百姓的摩擦日益减少。
上海始终没有因为谣言而引发重大的教案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上海没有因为谣言而引发教案的土壤；另一方面，就分析判别谣言的真实性、杜绝引发国际争端的指导思想来说，上海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已经或多或少地达到了共识。比如说当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进行的反洋教等排外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却非常平静；当1900年北京向八国宣战，义和团、清军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厮杀之时，东南各督抚却在上海密谋违抗圣令并与洋人“东南互保”。其实“东南互保”之所以形成，与当时的东南各督抚比较了解西方情势、比较清楚中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客观差异有非常大的关系。半个多世纪的中西交冲使得身处与西方接触的最前线的上海的地方官以及当地士绅认识到，只有尽力避免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上海才能够生存在平和的环境下。上海地方政府以及士绅处理洋务的指导思想也影响了上海人，这是勿庸置疑的。1873年2月13日《申报》刊登了名为《偷挖儿睛》的文章：
昨有苏信，悉于二月初八日酉刻大石鼓巷中有李姓一小户夫妻母嫂家共四人，李在街有小本营生出而未返，妻于去冬生子甫及四个半月，时正乳后熟睡怀中，其妻因欲小遗，遂将此儿眠在筐篮用帕兜盖，暂进内室。所居本临街市一进两间，入内时大门固未闭也。讵意遗毕，出观儿已血流满恰又无哭声，点灯照看系小儿两眼之珠已被人用刀挖去矣。警叫居邻聚观者路塞，大都错愕不知所由，至是儿之死活信中虽未叙明大约凶多吉少矣！因念此等事前年曾有见闻，不图今又肆毒，特列报中，冀阅者广为传劝，俾各处临街小儿为父母者从此加慎，切勿将儿独眠外室致落匪人之手也。
《申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描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告诫居民注意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偷儿挖眼这类事情在民间多有认为是洋教所为的传言，尤其是湖北、安徽、四川等身份，晚清的一些重大教案很多与此类讹传有关。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在当时洋教传教四方的背景下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端。《申报》刊登了此类文章之后，民间应该有所揣测，假如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则很可能引发教案。果真如此，不经任何调查而刊登此类文章的《申报》则难逃其咎。也许是为了避免引祸上身，也许是为了平息民间的揣测，也许刊登此类文章与上海当地政府尽力避免中外冲突的政略相抵触等原因，《申报》在3月13日又刊登了名为《辨偷挖儿睛非指西人事》：
本馆二月十三日报内有偷挖儿睛一事，系苏州友人所述。本馆据其所言登诸报内者也，今阅香港西字日报已将此事译成西文并疑前报中有隐言西人之意。本馆不胜诧异，查前年天津之事系由匪人造作谣言并至几酿大祸迨！官宪查明始知均属谣传，毫无实据等情在案，众始释然此在知西人者，固早知其属子虚不待，官宪之解释而已明矣。近苏州此事强夺胜其民情，土俗未尝不准于理，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岂肯行此挖睛惨酷之举乎？吾恐何其愚且笨之甚耶？西人素称通达事理岂有为此迷人惑人之事哉？至于行教一层，自我华人观之固以为不然而自彼而观其存心亦未尝不善，且深望习其教者之信心奉行以同归于善也，固不惮距数万里之遥而远来中土，其志亦良苦矣！从前天津人不至彼教之居心，而据以无凭无据之事大被谣言所惑，寔所不解也。至华人向习圣贤之教，即释道二教流传中国已数千年，有识者犹以为非，则其不满天主教亦情理所当然也。然其教亦未尝无彼之是处，望阅者毋以此等事疑之，并望西人毋自疑问耳！
文章首先表明了报馆的态度，说报馆只是根据友人所述刊登，对于有人怀疑报纸隐言此事为西人所为非常惊诧，也就是澄清报馆并没有暗指西人。然后例举了天津之事，文章说天津之事系由匪人谣传，且差点酿成大祸，最后官府查明真相确实与西人无关，并且指出这种偷挖眼睛的事情应该没有人会做，也就是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误传。然后文章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洋教远道而来宣扬教义用心良苦，而且洋人传教并非怀有不轨的目的，这种情况下有人毫无事实根据便诬陷洋教，报馆也非常不解。最后文章又说民间对天主教不满也是可以理解之事，但是洋教教义也有值得借鉴的方面，特意提醒读报之人不要怀疑这种事情是洋人所为，也希望西人不要见怪。
分析下来，此篇文章可谓用心良苦，既要澄清立场，又要指出有人妄加猜测实属正常，还要提请华人与西人客观看待此事。《申报》刊登的这两篇文章至少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
（1）偷挖儿眼之类的谣言确有流传。晚清时期的教案很多因谣言而发是事实，每每引发教案的总是那些所谓采生折割、拐卖妇女等谣言，上海人多复杂有此类谣言流传实属正常。
（2）有人排斥洋教，对洋教妄加猜测也属正常。中国信奉释道二教数千年，有识者犹以为非，那么有人不满洋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3）洋教教义并非无可取之处。洋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本身志气可嘉，并且自彼而观其存心亦未尝不善。
（4）有些谣言经过官府调查，确实为子虚乌有。
（5）劝告华人不要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怀疑谣传之事是西人所为， 同时也希望西人能够理解华人的疑惑。
报馆的这种态度其实和上海当地政府的态度完全契合，上海当地政府确实在尽可能地避免因谣言而导致教案的情况发生，官府对于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的人惩治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前文墙上冒血之事对肇事者予以惩罚一样。由此可以归纳出近代上海谣言的基本消解过程：谣言的制造或者传播（有本埠也有外埠谣言）——信息公布（如报纸刊登等方式）——积极讨论（如报纸或者其他信息媒介的评论）——最后定性（如：官府惩治造谣传谣者，或者出自官方的权威判定）——谣言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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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事业的过程中，难免会和当地人发生摩擦，例如青浦教案和徐家汇教案。不过总的来说，晚清70年上海除了这两次严重的教案之外并没有其他重大教案的记录可查。而上述两个教案都是发生在驰禁初期，当时由于传教刚获驰禁，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传教活动还没有走上正轨，其或不尽了解当地民情和法令，或利用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与当地人发生摩擦也在所不免。不过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传教事业的展开，以及其将传教与本土化相结合的传教方式，他们与当地百姓的摩擦日益减少。  
上海始终没有因为谣言而引发重大的教案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上海没有因为谣言而引发教案的土壤；另一方面，就分析判别谣言的真实性、杜绝引发国际争端的指导思想来说，上海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已经或多或少地达到了共识。比如说当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进行的反洋教等排外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海却非常平静；当1900年北京向八国宣战，义和团、清军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厮杀之时，东南各督抚却在上海密谋违抗圣令并与洋人“东南互保”。其实“东南互保”之所以形成，与当时的东南各督抚比较了解西方情势、比较清楚中西方之间存在的巨大客观差异有非常大的关系。半个多世纪的中西交冲使得身处与西方接触的最前线的上海的地方官以及当地士绅认识到，只有尽力避免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上海才能够生存在平和的环境下。上海地方政府以及士绅处理洋务的指导思想也影响了上海人，这是勿庸置疑的。1873年2月13日《申报》刊登了名为《偷挖儿睛》的文章：  
昨有苏信，悉于二月初八日酉刻大石鼓巷中有李姓一小户夫妻母嫂家共四人，李在街有小本营生出而未返，妻于去冬生子甫及四个半月，时正乳后熟睡怀中，其妻因欲小遗，遂将此儿眠在筐篮用帕兜盖，暂进内室。所居本临街市一进两间，入内时大门固未闭也。讵意遗毕，出观儿已血流满恰又无哭声，点灯照看系小儿两眼之珠已被人用刀挖去矣。警叫居邻聚观者路塞，大都错愕不知所由，至是儿之死活信中虽未叙明大约凶多吉少矣！因念此等事前年曾有见闻，不图今又肆毒，特列报中，冀阅者广为传劝，俾各处临街小儿为父母者从此加慎，切勿将儿独眠外室致落匪人之手也。  
《申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描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且告诫居民注意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偷儿挖眼这类事情在民间多有认为是洋教所为的传言，尤其是湖北、安徽、四川等身份，晚清的一些重大教案很多与此类讹传有关。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在当时洋教传教四方的背景下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端。《申报》刊登了此类文章之后，民间应该有所揣测，假如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则很可能引发教案。果真如此，不经任何调查而刊登此类文章的《申报》则难逃其咎。也许是为了避免引祸上身，也许是为了平息民间的揣测，也许刊登此类文章与上海当地政府尽力避免中外冲突的政略相抵触等原因，《申报》在3月13日又刊登了名为《辨偷挖儿睛非指西人事》：  
本馆二月十三日报内有偷挖儿睛一事，系苏州友人所述。本馆据其所言登诸报内者也，今阅香港西字日报已将此事译成西文并疑前报中有隐言西人之意。本馆不胜诧异，查前年天津之事系由匪人造作谣言并至几酿大祸迨！官宪查明始知均属谣传，毫无实据等情在案，众始释然此在知西人者，固早知其属子虚不待，官宪之解释而已明矣。近苏州此事强夺胜其民情，土俗未尝不准于理，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岂肯行此挖睛惨酷之举乎？吾恐何其愚且笨之甚耶？西人素称通达事理岂有为此迷人惑人之事哉？至于行教一层，自我华人观之固以为不然而自彼而观其存心亦未尝不善，且深望习其教者之信心奉行以同归于善也，固不惮距数万里之遥而远来中土，其志亦良苦矣！从前天津人不至彼教之居心，而据以无凭无据之事大被谣言所惑，寔所不解也。至华人向习圣贤之教，即释道二教流传中国已数千年，有识者犹以为非，则其不满天主教亦情理所当然也。然其教亦未尝无彼之是处，望阅者毋以此等事疑之，并望西人毋自疑问耳！  
文章首先表明了报馆的态度，说报馆只是根据友人所述刊登，对于有人怀疑报纸隐言此事为西人所为非常惊诧，也就是澄清报馆并没有暗指西人。然后例举了天津之事，文章说天津之事系由匪人谣传，且差点酿成大祸，最后官府查明真相确实与西人无关，并且指出这种偷挖眼睛的事情应该没有人会做，也就是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误传。然后文章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洋教远道而来宣扬教义用心良苦，而且洋人传教并非怀有不轨的目的，这种情况下有人毫无事实根据便诬陷洋教，报馆也非常不解。最后文章又说民间对天主教不满也是可以理解之事，但是洋教教义也有值得借鉴的方面，特意提醒读报之人不要怀疑这种事情是洋人所为，也希望西人不要见怪。  
分析下来，此篇文章可谓用心良苦，既要澄清立场，又要指出有人妄加猜测实属正常，还要提请华人与西人客观看待此事。《申报》刊登的这两篇文章至少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  
（1）偷挖儿眼之类的谣言确有流传。晚清时期的教案很多因谣言而发是事实，每每引发教案的总是那些所谓采生折割、拐卖妇女等谣言，上海人多复杂有此类谣言流传实属正常。  
（2）有人排斥洋教，对洋教妄加猜测也属正常。中国信奉释道二教数千年，有识者犹以为非，那么有人不满洋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3）洋教教义并非无可取之处。洋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本身志气可嘉，并且自彼而观其存心亦未尝不善。  
（4）有些谣言经过官府调查，确实为子虚乌有。  
（5）劝告华人不要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怀疑谣传之事是西人所为， 同时也希望西人能够理解华人的疑惑。  
报馆的这种态度其实和上海当地政府的态度完全契合，上海当地政府确实在尽可能地避免因谣言而导致教案的情况发生，官府对于制造谣言和传播谣言的人惩治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前文墙上冒血之事对肇事者予以惩罚一样。由此可以归纳出近代上海谣言的基本消解过程：谣言的制造或者传播（有本埠也有外埠谣言）——信息公布（如报纸刊登等方式）——积极讨论（如报纸或者其他信息媒介的评论）——最后定性（如：官府惩治造谣传谣者，或者出自官方的权威判定）——谣言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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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到一起也是可以的，字数限制设置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