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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在宗教领域开始实行前苏联的宗教政策，由国家对宗教组织进行严格控制，目标是创造条件消灭宗教。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马列主义者认为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中苏在此问题上也有区别，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比较温和，从来没有像前苏联干的那么惨烈、那么不得人心。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驱赶了所有外国的神职人员，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对天主教实行了自选自圣主教的宗教改革。
这种状况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和梵蒂冈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让位于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与国际社会寻找和建立起了联系与共识；梵蒂冈则在梵二公会之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会革新，面向世界的天主教开始与世界展开对话，也包括了与共产主义者的交往。教宗约翰.保禄二世更是一位颇具开拓精神的宗教领袖，他对中国教会的那种无法克服的关心，致使他主动向中国政府频频伸出友谊和解之手。也是在约翰.保禄二世的主持之下，中国官方支持的爱国教会的主教，陆续获得了教廷承认的合法身份。但是中国政府更多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于是提出的和解条件，一是台湾问题，梵蒂冈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再者就是申明宗教事务属于中国主权的管辖范围。
天主教是世界性宗教，无论是从对文化、历史发挥影响的方面，还是从人员数量，教会规模方面来看，都堪称世界一流。而天主教的管理体制更是通过与教会、与教宗的共融，保证了信仰内容的一致，领导机构的统一。但是，教宗对主教的任免权作为一种横向权力，与国家对主教管理的纵向权力难免不发生冲撞。在西方国家，这个矛盾解决的比较好，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对主教的宗教属性这一块的管理权交给梵蒂冈，对主教的政治属性这一块的管理权交给国家。具体的讲，主教必须宣誓效忠于国家人民，政府如果对主教的政治忠诚不怀疑，就可以由教宗予以任用。但是在中国，宗教与意识形态连结，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政治生活中一部分。不仅天主教的主教有了部分的官员身份，就是佛教的主持方丈也有官阶在身，于是主教任命权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国家主权实施的对象。在中国宗教能否去政治化目前只是一个有待于思考的问题。
教宗约翰.保禄二世在世时，对于中国政府的政治运作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他自己是波兰人，对共产党人有一定的了解，对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天主教徒自然会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关怀。从1980年开始，在当时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授意下，梵蒂冈国务卿宣布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这便是著名的针对中国的“非法可以变合法”方针。这一方针被认为为改善中梵关系创造了前提。很多人批评约翰.保禄二世的中国政策是妥协，其实那不是妥协，而是真正的关爱，爱国教会只要愿意与教宗共融，他就不会强迫这个教会做得与西方教会一样完美。他愿意等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公开说过：“我每天早晨为中国祈祷。”他曾向香港主教陈日君表示，他很希望到中国访问。陈日君形容这位教宗希望到大陆的心情，就像小孩向母亲要东西一样嚷着：“我要去中国，我要去中国。”
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期间，中梵关系明显改善，开始经过中梵双方协商祝圣主教。可是2005年本笃16世接替约翰·保罗二世出任教宗之后，中梵关系开始紧张。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向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出牧函，一方面赞扬了中国的地下教会，另一方面又呼吁他们要与官方教会和解。在此牧函中梵蒂冈重申由国家建立的教会机构不符合天主教教义，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可以凌驾于教廷，无权擅自任命主教。不过，梵蒂冈也相信，中梵双方在主教人选、任命、确认新主教以及教区划分等问题都可以磋商达成协议，教廷愿意与中国政府在互相尊重原则下，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
本笃十六世是神学家，经历不及前教宗丰富，看问题喜欢从教义出发，比较重视传统，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教授乔治·麦克林这样评价本笃十六世的作为：“新教宗是学者型人物，他非常有能力，具有理论观点，非常关注天主教的传统信仰。他将致力于不让天主教的传统信仰在现代社会里流失或者被淡化。”从天主教传统出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很难被理解为天主教徒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更不是一个宗教组织，由这个组织厘定天主教主教人选，就是对神权的僭越。显然，梵蒂冈改变了对中国的策略，从等待、妥协、宽容的策略，转向焦急、慌乱、威胁。从这个时候开始，中梵之间的和解过程变成了新一轮的政治博弈过程。
2006年3月，教宗本笃十六世擢升香港教区陈日君主教为枢机主教，此后媒体经常发表陈日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批评，陈日君和爱国会刘柏年之間时而发生冲突，结果中梵协商任命主教的局面终于遭到破坏。先是2006年4月30日爱国会自选自圣了马英林，5月3日自选自圣了刘新红，11月30日自选自圣了王仁雷，2010年11月21日自选自圣了郭金才，2011年6月29日自选自圣了雷世银，7月14日自选自圣了黄炳章。梵蒂冈作为反击在2011年7月4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雷世银后的第五天发出绝罚通告，又在7月16日爱国会自选自圣黄炳章后的第二天发出另一份绝罚通告。此后就是你来我往，中国方面继续自选自圣，梵蒂冈方面继续它的绝罚。
中国天主教徒方面对中梵交恶颇多议论，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爱国教会只要扛着天主教的招牌，就得服从教会的圣统制和教会的训导权。但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买这个帐，甚至利用圣经故事为自选自圣制造根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权力控制体系，政治斗争经验可以说非常丰富。如果梵蒂冈继续前教宗的路线，淡化政治问题，突出教会福传使命，协商解决主教任命需要，爱国会可以历史的产生，也可以历史的消退，用时间拓展教会传承的空间，未必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现在撕破了脸皮，你说爱国会不合法无权擅立主教，结果爱国会甩开梵蒂冈，不但要自选自圣，而且要让受绝罚的主教继续主持教会工作，那些追随梵蒂冈搞对抗的神职人员，反倒被排挤到了一边，面临丢官失业的危险。政府对于爱国会搞的自选自圣当然只能全力支持了，不可以否定这里面有部门利益作怪，支持了爱国会的主教会有好处，支持了爱国会的一些政府部门，又岂能落个两手空空呢？
中梵对立有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中国天主教内部的分裂。爱国教会接受爱国会管理，有政府支持，习惯上被称之为公开教会，另有不公开教会，反对爱国会，声称与梵蒂冈保持共融，习惯上被称之为忠贞教会。本笃十六世向中国的天主教徒发出的牧函，呼吁忠贞教会要与官方教会和解。但是他又为和解预设了一个前提：没有违背不可背弃的信仰和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就可以与其共祭。共祭意味着和解，但是最主要的是与教会共融的原则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实际运用中成为横在公开教会与忠贞教会之间的更大拦阻。目前，政府对宗教人员也实行持证上岗的管理模式，天主教的神甫、主教要领取政府有关部门办法的资格证书。这个规定表面上没有问题，虽然有一点政教不分的味道，可是在现阶段也都说得过去，神职人员资格证书，就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一样，只是从事执业活动的有效证件，是核定职业身份的有效依据罢了。但是，政府在神甫、主教资格证书上，偏偏背书了违背教会共融的原则的爱国会章程内容：“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牧灵福传事业。”这就使一些原本很想领证的神职人员疑惑，领了证就等于承认“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原则，”不再与教会、教宗共融了，可是不领证就没有职业身份的有效依据，随时都有触犯法律进入雷区的可能。对于那些忠贞教会的忠贞分子，也可以借机打击那些领了证，或者想要领证的神职人员，给他们戴上一顶“乱共祭”的帽子，号召一般信徒拒绝接受他们主持的圣礼。
梵蒂冈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从他们的信仰传统的角度来看，没有错，可是回到现实，就应该承认，中梵关系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政治博弈，用宗教的方式应该说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个人还是非常赞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世时的中国问题处理方式和原则：只要中国主教承认教皇的首席权，就可以成为合法的主教，不要牵扯爱国会一类的政治问题。只有在不牵扯爱国会一类的政治问题的条件下，中梵之间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主教任命问题。
也有天主教徒质疑本笃十六世以来梵蒂冈处理的中国问题的强硬方式说：“共融”在这里，不仅仅是“忠贞”与否的问题，也是能否战胜它的问题。如果仅仅考虑个人，那么战胜它对于蒙召的天主教徒来说，还是容易的事。但对于要为羊群负责的牧人来说，自己”得胜“而失去羊群，在主前是否还能坦然宣称已尽其责，是否还能坦然宣称坚守了基督之爱，是否还能坦然宣称自己效仿了为万民上十字架的主耶稣？我想，这些问题会困扰很多人……能否为保护自己的羊群而与魔鬼妥协？即使自己最终可能因这罪而不能永生，能否牺牲自己的永生来换取更多人得救？梵蒂冈也许还应该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它坚持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态度来解决中梵问题，结果只能是无果而归，进一步讲，中国天主教如果分裂，公开教会不是完全不可能脱离梵蒂冈，忠贞教会到了那时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块护身符。
与上述看法对应的问题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必须承认，自选自圣在原则上违背了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与规定，短期内可行，但是作为长远政策加以坚持的话，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人权问题上将会不断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只要扛着天主教的招牌，就不能不考虑天主教的信仰传统，就不能不与教会和教宗保持共融。如果一定要坚持这个自选自圣的原则，那么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脱离天主教，脱离梵蒂冈，不然爱国会就是害群之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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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7 17: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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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什么叫公教？听从主圣言，服从教会的一切安排，与普世教会共融的才是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