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渔猎耕织 于 2012-9-27 11:39 编辑
梵蒂冈应就钓鱼岛声明责日援中?
梵蒂冈应就钓鱼岛事件发表谴责日本、声援中国的和平声明?
渔猎耕织
一、中日钓鱼岛争端表面上是中日之间的地区性冲突,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含日本)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发展势头而感到了威胁恐惧后的极端变态反应,美国、俄罗斯应该是准备坐收渔人之利 二、中国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如何真正理性爱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宗教问题,不仅仅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且更加关系到天主教等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现实合法性问题,不宜等闲视之,更不宜亲外攘内 三、梵蒂冈似应就中日钓鱼岛争端事件立即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如实的仔细研究,辨明中日双方之间的责任是非,该谴责哪一方就谴责,该声援哪一方就声援,表明自己作为真正和平之君即天主耶稣基督之新妇的和平立场
在最近一段时间乃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发生的争端龌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早已经超出了东亚地区范围,而成为了整个世界各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天主教和梵蒂冈如何看待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问题,无疑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一、中日钓鱼岛争端表面上是中日之间的地区性冲突,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含日本)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发展势头而感到了威胁恐惧后的极端变态反应,美国、俄罗斯应该是准备坐收渔人之利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全世界冷战(两极对抗)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时代主题。这种国际大背景局势的变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而中国自从1956到1976年近二十年时间里,大搞大跃进、反右派斗争、阶级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能够真正地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经济建设,因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几乎崩溃的边缘,所以这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必要的、迫切的历史发展机遇。
历史恰恰选择了邓小平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政治英雄,他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其后两代中国领导人也是基本上遵循了邓公的路线,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以西方人能够将他们控制的奥运会主办权和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国资格给予或恢复给中国,这都是建基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例如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转移落后夕阳产业或技术和国际资本输出的吸纳地,等等)。同时,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一直在国际上奉行和平外交路线,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但是,中国的大发展、快发展,势必会造成国际格局或相对地位均势的改变,从而使得许多发达国家感到不快。所以,他们自从2000年前后就鼓噪“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进行妖魔化。这也是强权凯撒们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种世俗化的正常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能够爆发,还不就是因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崛起而造成了他们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大的结果。中国这些年来同样也是遭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嫉妒、红眼病的反弹攻击诋毁,所以凡是原先落后的国家在崛起后势必都会遭到原先的强势国家或潜在竞争对手的觊觎、敌视和攻击的。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一定要认清这个最基本的历史逻辑。
尽管美国在这次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表示不介入,但美国佬无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等待最为有利的时机而势必要大肆介入的,无疑是在“坐山观虎斗”,以便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这种“坐山观虎斗”、以便最后“坐收渔人之利”的最大甜头,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如今,美国政府又要搞这种聪明之举了。俄罗斯这次对日本似乎有点不买账,是出于东北亚地区均势和既得利益格局的考虑,也是出于其原先是二战战胜国、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道义考虑和警告潜在对手不要过分造次的现实考虑或心理动机。
二、中国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如何真正理性爱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宗教问题,不仅仅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且更加关系到天主教等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现实合法性问题,不宜等闲视之,更不宜亲外攘内
1、中国天主教徒反对爱国的浊浪之声为何屡屡不止——其中究竟是忠贞教友还是爱国会教友在搞鬼? 其中既有爱国会的神父和教友——他们提出“爱国先爱人”的叫喊声,但他们已经违背了自己作为爱国会成员的“爱国”底线,为天主耶稣基督做出了言行不一的恶表——他们为了证明自我忠贞而把仇视中国政府、揭露中国政府的不当做法加以相提并论,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天主耶稣基督和宗徒保禄、宗徒伯多禄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训;其中也有忠贞教友和忠贞神职——他们往往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天主教采取了独立自办、自选自圣做法而怀恨在胸,这其中还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深刻见解而反对爱国(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非常无知狭隘肤浅),他们根本就没有区分出爱国与爱政府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实际上恰恰从反面帮助了爱国会中的极端主义者。 如果梵蒂冈教廷并没有明确指令中国天主教徒发表那种反对爱国或者将非法神职揪下台的公告的话,那么中国天主教徒尤其忠贞教友就不应该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地发表反对爱国或或者将非法神职揪下台的言论,就不应该乱说一气。否则,无疑就是在中梵关系破口上撒盐,甚至就是给教宗大人帮倒忙。
2、基督徒爱国是天经地义的,天主教徒的忠贞与爱国应该是统一的 天主耶稣基督既是忠贞顺服于圣父天主圣意的最佳最高典范,也是爱国的最高最佳典范(例如:为耶路撒冷痛哭、为犹太人真正得救而殚精竭虑并矢志不移地传天国福音);宗徒伯多禄既是忠贞顺服于圣子天主耶稣基督的典范,也是爱犹太人民族的典范(他曾经说过:他宁可自己下地狱而使自己的同胞都得到救恩。尽管犹太民族是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地位,但犹太民族内心非常具有凝聚力而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或准国家,而且罗马帝国的殖民总督也是给予了犹太人以很大的民族自决权的,所以比拉多在审判定罪耶稣时迁就了犹太人宗教公会这犹太人准政府的强烈要求,而将耶稣定罪酷刑于十字架)。 中国天主教徒不应该因为中国政府当局对于天主教的某种现行政策而对其予以敌视,否则就恰恰中了魔鬼的诡计,从而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遭遇就会更加难堪,所以提请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忠贞教友一定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或抒心中块垒而做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亲痛仇快的不智之举。 天主耶稣基督以其无限洪恩大爱而征服了世界,征服了敌人。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如果不能够以自己在中国这个小世界环境中做光做盐做城的金灯台形象去爱人(其中就包括爱国),那么所谓的忠贞恐怕就是弥天大谎或自欺欺人之谈——因为忠贞的对象首要者是天主耶稣基督及其命令“爱”。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只有先付出爱(包括爱国)而真正地使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政府感动之后,才能够真正地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人民和政府那里为天主耶稣基督做出了真正的见证,也才能够真正地使得中国政府对中国天主教徒和梵蒂冈圣统制训导及其主教祝圣权给予真正的放心放行。
3、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忠贞教徒坚持爱国的原则不动摇,正好是把火放在逼迫者的头上而令其尴尬并良心发现而悔改的最好办法,这也是奉行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饶恕慈爱圣训 ——天主耶稣基督即使是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难熬时刻,仍然在为钉他的那些人向天父祈祷:“父啊,请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耶稣还极力地强调:“要饶恕人”、“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实际上应该理解为无数次)、“要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为什么那些号称基督徒甚至是忠贞的天主教神职或教友的人,对于天主耶稣基督的圣训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呢?恐怕值得反思和悔改。 所以,无论是中国天主教徒尤其是忠贞教徒还是梵蒂冈,如果总是抱持着“小肚鸡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做法,那么不仅难以真正有效地化解中国政府的敌对敌视态度和做法,而且也违背了天主的圣言圣训圣旨圣意。 更何况,即使是不信基督的世人,也是强调“冤家宜解不宜结”的,连一些世人都能够做到以德报怨,甚至以此来使仇人成为和好者的事例,难道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中的佼佼者天主教徒竟然做不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谈不上是什么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了。有个天主教徒说她就是不能认同耶稣所强调的基督徒“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我就认定说她根本不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
4、中国如果再度沦为受其他强权国家宰割的地位,那种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无论是美国佬还是俄国佬、日本佬,都不会真正地把沦为他们国家的保护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的人民,当做与其本国本民族人民来一视同仁地对待的。例如,美国黑人(其中有一些是美国本土上的土著民族原印第安人)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然是二等公民地位,在马丁·路德·金这位牧师、神学博士的领导和美国人民中正义之士的声援下,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抗议运动,才最终获得了同美国白人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
5、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那种非常看好喜欢美国或日本的做法,恐怕是非常狭隘无知的做法
这既是对于美国或日本的历史和现实的无知,也是对于上主圣言圣意的肤浅理解,其中有些人明显地是属于打着信基督的幌子而从事某种政治活动的假基督徒、假天主教徒。如果中国的天主教徒(无论是神职还是平信徒)想要尽快地化解中梵之间的僵局关系,如果想要使得罗马天主教圣统制在中国的地位好过一些的话,如果想要真正地信天主而获得灵魂得救甚至更高属灵冠冕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是如同目前这种反对爱国、敌视当局的这种言论或做法。
三、梵蒂冈似应就中日钓鱼岛争端事件立即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如实的仔细研究,辨明中日双方之间的责任是非,该谴责哪一方就谴责,该声援哪一方就声援,表明自己作为真正和平之君即天主耶稣基督之新妇的和平立场
1、日本作为二战的发起肇事国和战败国之地位,却是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和觊觎中国领土 作为二战的发起肇事国和战败国,日本这次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极力挑战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的历史惯例,公然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钓鱼岛,实在是令整个世界人民想起了其在二战时期侵略嚣张跋扈的罪恶嘴脸。 日本人为什么极其欠缺二战战败国德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忏悔意识和忏悔行动?主要就是因为三点: 一是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本源于中国儒家文化,尽管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开始大力地提倡“脱亚入欧”,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但日本人的骨子里仍然是儒家文化为主,日本仍然是属于儒教文化圈,虽然亨廷顿等人将日本文化作为文明冲突的一极来考虑。而儒家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所以儒教文化的信从者在失败后总是想着报仇,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也。所以,虽然二战之后联合国决定日本等战败国不得保留军队,但日本人的国民自卫军仍然是大肆发展。 第二点原因就是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而日本人又是非常多,有一亿多日本人占据着与中国一个黑龙江省面积差不多的领土,所以日本的人口密度是非常高的,远远高于中国的人口密度,所以不才我对于那种总是以中国人口多而为自己发展不快不到位进行辩解的做法(例如人均产值等)感到非常不屑。所以,日本人只要有财力,就势必为了争生存空间而谋求侵占其他邻国,日本在近代曾经在中国领土上与俄国上发生了日俄战争,而日本人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狗屁圣战”则是后来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就是战后日本人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为了在东亚地区挽回自己在中国本土、朝鲜等地区的失利并试图东山再起,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而在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国家寻找到了小弟弟,既打又拉,既压又助,而这些国家(包括蒋介石当年所控制的台湾地区)因为自身力量不够等原因,也甘于沦为美国人的帮凶。
2、中国原国家首脑毛泽东曾经豁免了日本二战战败赔款,但日本人却是恩将仇报 日本伙同德国、意大利所发动的二战,遭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顽强反攻,最后可耻地失败了。上主(上帝天主)也根本就是不会赞同法西斯强权头子及其“上帝死了!”的超人哲学在整个人间世界获得胜利的!当年日本国欠中国人的战争赔款数额非常巨大,足够几代日本人偿还的。但当年中国的国家领袖毛泽东却非常慷慨大方地豁免了日本人的战败赔款,从而使得日本人能够有力量有幸在战后三十年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强国,甚至一度在经济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地搞竞争。日本人在经济科技方面崛起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之后,就想要问鼎、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所以,日本人曾经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扬言:“日本就是敢说不!” 但日本政府中的右翼人士的确无耻至极,不仅不感谢中国政府豁免了日本人的巨额战败赔款(试想:如果中国政府当年不豁免日本人的战败赔款的话,那么何至于中国后来发生上千万人饿死的悲剧,或者说至少可以大大缓解饥荒和因欠苏联外债所造成的财力紧张局面,而日本人也是难以能够发展到目前在整个世界的强者地位的),而且日本人时不时地就要去靖国神社去参拜二战战争罪犯,并以日本人的狡黠精明来搪塞或找借口。 但这实际上是整个日本政府历来野心不死的回光返照或者故意纵容的必然结果。这种故意纵容或回光返照,因为有了生存空间过于狭小的借口或处境,有了美国佬的暗中支持或怂恿,而具有了某种不言而喻的合法性或嚣张气焰。实际上,如果历届日本政府官方真正地反对战争、反悔战争(如同德国政府的做法)的话,那么区区右翼分子能够兴风作浪吗?根本就不可能的!
3、中国政府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对于第三世界弱势国家给予了慷慨援助,并对整个战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政府针对西方国家所叫嚣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实际上中国人历来都是比较喜欢对外和平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朝廷帝国才会去发动侵略他国的扩张战争(例如元朝、清朝之初),而汉人所建立的历代政权都是非常和平友善地对待外国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汉人政府政权,注重的是对内统治压迫,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而中国最新政权人民共和中国同样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个历史衣钵,加上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处于落后挨打的历史地位,所以一直致力于民族独立自强而根本就没有对外问鼎的资格,即使是最近二十年中国国力大为增强之后,仍然难以、也不太可能问鼎世界霸主地位。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完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出于打压中国、拉帮结伙而制造的罪恶借口。
4、梵蒂冈是否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坚持谴责日本(准)侵略者而声援中国,关乎到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现实合法性问题,梵蒂冈似应在此方面积极作为 “教随国定”原则是自从近代西方国家宗教改革及其所引发的西方各国内部宗教战争之后所确立的西方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法则,也是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所极力辩护的原则。所以,一个世俗主权国家政府对于其国内何种宗教应该合法地存在和发展,应该说是有某种自主权的惯例的。 客观地讲,中国政府当局虽然坚持奉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治意识形态,却能够允许唯心主义有神论的宗教信仰合法地存在发展,这应该值得中国各个唯心主义有神论宗教信徒们向他们所敬拜的神明表示极大的感恩,也应该向政府的明智做法表示赞赏和感谢。 尽管目前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还存在着一定的伸缩性,或在实践还没有真正地落实到位;但既然中国国家宪法已经有了这个口头上的合法的承诺,那么中国各个唯心主义有神论宗教信徒就应该在该宪法框架内去积极争取或不断地促使其完善或落实。 所以,中国各个唯心主义有神论宗教信徒,尤其是中国天主教信徒,乃至全世界天主教的总部梵蒂冈,就应该祈祷天主等神明赐给聪明智慧,在处理与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世俗政权的关系中,既稳妥又积极地谋求自己既应然又有利于对方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因为很明显,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之发展,与中国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中国整个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谐,总体上是呈现着正相关的关系的。 但目前中国天主教信徒(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乃至梵蒂冈方面(包括香港某枢机主教)出于中国政府对于天主教众在政治上的不放心而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统战部去渗透掌控的做法(其中包括独立自办、自选自圣主教)——无疑有中国政府自己的某种不无道理但又不无欠成熟的政治动机,如果在这时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和梵蒂冈方面如果抱着并执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心理或言行之做法的话,那么就势必要使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类组织化对于天主教教会的控制做法不断地强化,甚至难免最后对于地下教会要更加不客气。 所以,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国际总部梵蒂冈,应该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有个明确的意见或声明,一方面规范中国天主教徒(含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在言论上令行禁止地统一言论行止,另一方面也借此化解中梵关系僵局,同时,这也是梵蒂冈作为普世天主教总部的正义之声之表现。
5、罗马天主教必须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问题中奉行独立和平的外交路线,敢于抨击战祸邪恶并支持和平正义,而不宜搞亲疏远近或忌惮且偏袒强权的帮凶角色或机会主义路线 罗马天主教必须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问题中奉行独立和平的外交路线,敢于抨击战祸邪恶并支持和平正义,而不宜搞亲疏远近或忌惮且偏袒强权的帮凶角色或机会主义路线。 但是,梵蒂冈在二战期间在国际关系事务方面的一些做法,可能已经违背了上主的圣言圣训圣意,其中对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给予承认的做法,尤其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快不解,我不知道这项政策是否是因为当年日本与意大利是站在同一战线上、而梵蒂冈是处于意大利包围中并得到了意大利政府许多支持的现实地理环境和现实利益考虑所做出的无奈之举,还是有意有利的积极主动做法。 梵蒂冈对于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可能并没有给予很大很到位的帮助支持,而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于被希特勒强权所迫害的犹太人却是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大力帮助和有力保护(无论是对于定居上海的犹太人还是定居于哈尔滨的犹太人都是如此)。 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准基督形象政策做法(中国国际上一直是爱好和平、维护和平、帮助贫弱国家,甚至豁免一些国家所欠债务负担),但却没有能够得到梵蒂冈的积极赞赏。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准基督形象,与梵蒂冈在普世的基督形象,双方应该能够寻求寻找到战略上的合作点或战略利益上的交集的。 日本极力觊觎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一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确凿的侵略行径和霸权主义的强盗行径。早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就已经表示过对于钓鱼岛可以搞共同开发的政策,邓小平也提出过这一思想,并且此后中国政府与日本在该岛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日本人目前却是仰美国人鼻息,充当了美国人的马前卒和搅×棍,来试探中国人的和平忍耐底线,公然挑战国际法惯例,破坏东亚地区和平秩序和整个世界的和平局面,实在是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也大大悖逆了上主(上帝天主)作为真正和平君王的圣训圣意圣旨。 所以,梵蒂冈似乎有责任、有义务伸张正义之声,谴责日本人的做法,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主权,敦促东亚和平,这不仅仅是为了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更具有现实合法性的考虑,而且更是彰显天主教会作为天主耶稣基督新妇的正义之声所应然之举。同时,也是梵蒂冈在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人民面前见证自己究竟是爱好和平的和平维护者、爱的使者,还是相反的角色或者故意装聋作哑得过且过的凡庸形象,乃至究竟是否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最佳时刻。同时,假如梵蒂冈如此声明之后,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也不会对于其本国天主教给予打压的,因为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既然已经给予了其本国天主教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那么也是不会断然取缔该权利的。但梵蒂冈如此声明,确实是能够赢得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赞赏、认同乃至逐步接受为好朋友的。
【本文为作者化解中梵关系僵局的良苦用心之作。拒绝那些不学无术、对圣经和天主圣训没有多少深刻见识领受的教友随意拍砖,当然非常希望那些有见识、真正有基督信仰的肢体们参与讨论和批评指正。】
写于2012-9-27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