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在教廷也有「好心做壞事」的人。他們以為自己比教宗更有智慧。他們竟敢在推介教宗的信時,發表和教宗很不相同的意見(教宗原諒那些在極大壓力下被非法祝聖的主教,他們卻表揚那些主教,說他們關心教友的益處,他們有遠見!?)。他們在翻譯教宗的信時「做了手腳」(教宗說:「當地下主教、神父要求政府承認他們身份時,政府幾乎時時提出一些信徒的良心不能接受的條件」,那「幾乎時時」不見了,可能被「遺漏」了嗎?)教宗鼓勵地上、地下兩個團體要「修和」,他們卻強調要馬上「合併」,且說誰也沒有理由再留在地下了。或許他們以為教宗被誤導了,教宗所指的路行不通。
教宗設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關心中國大陸教會。但委員會祇能說話,沒有權力左右行動。絕大多數成員認為應該停止和劉柏年合作,但有行動權的「官員」還是支持那對教會弊多於利的合作。
政府要教會慶祝首次非法祝聖主教的五十週年。有些主教問權威人士能否參加。答覆是「盡量」不要參加!?
中國教會委員會的公佈說不可參加八大。權威人士對某些主教說:「如果你們被逼參加,我們可以「諒解」!?
在承德非法祝聖主教後教廷發出聲明,說「那是違反教會合一的行動,使教宗傷心。並提示聖教法典有自科「絕罰」的措施。」但有人說那些參與祝聖禮的是「勝利者」?!竟有類似的言論發表在傳信部網站上,說我們該「感謝」那些主教!?(之前也有人稱那些主教是今日的「利瑪竇」!)
我在此絕不是作出倫理判斷,我論事不論人,他們肯定以為自己做的是為了教會的益處,或許也有人以為獨立自辦教會在中國是唯一可行的路。
有人以為那時Casalori樞機對東歐共產國家所採取的妥協政策很了不起,做了奇蹟。其實這是他們天真的幻想。若望保祿二世絕不以為然。教宗本篤十六世也絕不欣賞那政策。
George Weigel寫了若望保祿二世的傳記“Witness to Hope” 後又寫了“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這本新書的前部份證明絕不是Casalori的妥協(他的部門滿是由波蘭、蘇聯、東德派來的間諜,有姓有名的蒙席、神父),而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堅持」救了波蘭及東歐的教會。
這幾年對中國的妥協政策成功了嗎?二零一零年幾乎祝聖了十位「雙批」的主教,有人興高采烈說這是「雙贏」。我卻認為在這「拔河」的遊戲中教廷輸了不少。
諸多遷就得到了的是什麼?承德、樂山、汕頭是痛苦的,鐵一般的事實。我們震驚。教宗也擔心「投機份子」滲入了教會的領導層,妥協的政策顯然失敗了,教宗要我們回到清晰的立場。北京政府當然不高興,但我們沒有選擇,否則忠信的教友已認不出我們的教會了。